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一下，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①“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后来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理论上“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作品的主旨，从而经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而现实生活中，“知音”往往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②“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基本内涵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丝”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被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往往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

    ③在文本辨识力方面，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学作品，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伪存真，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力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学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④在参与方式上，粉丝欣赏文学作品，要求突破“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对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⑤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录、翻唱和MTV翻拍等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的释放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文学批评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

（选自《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有删节）

遗失的寒冷

张亚凌

    三十年前，站在宿舍门口，看着萌发出新芽儿的柳枝映在斑斑驳驳的土墙上的影子，我一边感慨着“春天总算来了”，一边告诉自己：在以后所有的冬天，你再也不会有寒冷的感觉了。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今天的我才尝试着触摸那段遗失寒冷的岁月。

    那一年，我升入初中，必须在学校住宿。褥子被子一捆，和一大布袋子红薯、糜面馍馍、玉米糕绑在一起，母亲帮我拎起来搭在肩上。背上是褥子被子，胸前是一个大布袋子，后面重前面轻，我都有些把持不住自己的身子。母亲只是交代了句“不要贪吃好的，一顿蒸上两个红薯一个糜面馍或玉米糕就行了”。

    走一走歇一歇，到了学校。宿舍是一面窄窄的空荡荡的窑洞，我们直接在地上铺铺盖。

    别人都是先在地上铺一个厚厚的草垫子，上面再铺个毡子毯子什么的，接下来才铺上褥子，褥子上面还有个布单子，怕将褥子弄脏了。我呢，只带了褥子和被子，压根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铺在地上。于是我就满学校找来了一些废纸片，铺在地上，才开始铺褥子。结果是：我的床铺比两边同学的低下来一截，她们都觉得我不应该夹在中间。于是，我就自觉地挪到了最边上——门口的墙下。

    我的褥子几乎是直接挨着地面的，很潮湿。只要有一丁点太阳的影子，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将褥子抱出去晾晒。我现在特别喜欢冬天的太阳，甚至会深情地看上半天，恐怕就源于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对太阳的感激吧？那时在别人眼里，我或许是个很可笑的女孩，跑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等太阳出来晒褥子。

    冬天天冷，夜又长，起夜的学生就多。门一拉一合，冷风就直吹过来。抗击了半天寒冷好不容易才入睡的我，常常又被寒风刺醒。为了应对寒冷跟风的袭击，我睡觉不再脱衣服且蒙住了头。

    我从没有向母亲提及此事，母亲看到我在家里睡觉的样子便有些想不通，曾给父亲说：“这娃书念的，成呆子了——炕中间烧得热乎乎的，她咋老蒙着头靠墙根睡？”

    是那夜夜寒风吹走了我的寒冷？

    记忆里，那年的冬天，下雪的日子经常有。我也清楚地记得当语文老师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吟诵“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时，我的泪水悄然滑落。

    在我，下雪天是最最难熬的日子，包括雪后的一段时间。不仅仅是褥子会一直潮湿下去，更重要的是，我只有脚上一双布鞋，不像别的孩子，还有一双可以换着穿的鞋子或是能踩雨雪的黄胶鞋。教室、饭堂、厕所，跑上几趟，布鞋的鞋底就湿了，半天下来，就湿透了。我就满教室找别人扔的纸片，厚厚地铺在鞋里。一两节课下来，又湿透了。取出来扔掉，再找纸片，再铺进去，再应付一阵，如此反反复复。纸片也不是那么好找的，那时一个本子一毛钱，都是很节省地用。

    雪后若有太阳，在别人吃饭时，我就留在教室里。因为饿是可以忍受的，入骨的冰凉却是难以抵御的。等到教室里没人了，我就将凳子搬到外面，将鞋子脱下来，底朝上晒晒。我则盘腿坐在凳子上，搓揉着冰凉如石块的脚，让它暖和些。

    后来，我有些开窍了：找到塑料袋，撕开，铺在鞋底，再铺上纸，就好多了，也不用不停地换纸。有一句话我信，那就是“许多智慧来自人们对贫穷的应对”。

    更多的时候，是等着鞋子自己慢慢变干。我甚至一度固执地认为，是我自己的身体暖和了脚，脚再暖和着鞋子，直至吸干鞋里里外外所有的“水分”，鞋底才会变干。

    还是连续的雪天冻掉了我的寒冷？

    每个周三下午有一个半钟头的活动时间，我常常趁机跑回八里外的家里取下半周吃的东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下着大雪。

    雪大风猛，我是抄小路往家里赶的。有的地方雪没过了我的膝盖，很熟悉的小路也因大雪的覆盖变得陌生，以致我一脚踏下去摔进了雪里面——我把沟边当成了小路。从雪里爬出来，继续往回赶。我一推开房门，母亲愣住了，一个劲儿地说：“照一下镜子，看你成了啥样了，看你成了啥样了……”

    父亲赶忙倒了一碗热水让我暖和暖和。我伸手去接，明明接住了，碗却摔在了地上——我的手指冻僵了！我走到镜子跟前，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被雪弄湿了的头发，在风的猛刮下，直直地向上竖着！

    母亲拿着梳子赶过来给我收拾头发，才惊叫道“你的头发都结了冰”。我只说，赶紧给我装吃的，我不想迟到。背起装满干粮的布袋子，我又赶往学校。

    风还是那么猛，雪更大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从独自对抗过那场大雪后，她似乎再也没有畏惧过寒冷！接下来的两个冬天，似乎都一样，冬天再也没有变出什么新花样来折磨这个小姑娘。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至今想起那个下午，都会泪流不止，包括此刻。是那场大雪不客气地冻掉我那脆弱的寒冷？我只知道：在三十年前，我，遗失了我的寒冷。

(选自《读者》，有删改)

    文化中介组织作为文化市场体系的重要主体，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当前，应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开拓文化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畅通文化要素流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文化中介组织是指从事文化的策划、居间、代理、咨询、出租等活动，在市场中为供需双方提供交换信息、促成交易等服务的文化市场经营主体。在文化市场中，文化企业不必也不可能承担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等全部环节的活动，而是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各类文化咨询服务机构提供选题、策划、组织、联络等各种中介服务。要实现文化创作与文化产品生产的有效沟通和对接，也需要专业化水平较高的中介组织及经纪人、代理人提供设计、包装、推广等服务。

    文化中介组织有助于提升文化市场效率。合理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文化中介组织的经营与服务为文化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例如，一些文化中介组织在文化产品的交换活动中，通过经纪人的创造性智力劳动与服务，为文化交易双方提供沟通、合作、成交的机会，拓宽文化信息传播渠道，大大降低了文化市场交易成本。

    在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为文化中介组织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中介组织既要承接政府转出的一些文化服务职能，又要适应文化企业和文化市场的需要来提供相应服务，正在成为政府、文化企事业单位、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各种类型的文化中介组织不但从事文化产品经纪活动，而且开始致力于开辟新的文化市场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中介组织发展水平是衡量文化市场繁荣程度和文化产业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尺。当前，培育和发展文化中介组织，需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创造公平竞争的文化市场环境。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使文化中介组织成为独立的市场活动主体和联结文化创作、生产、流通、消费的纽带，在公平竞争中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文化产业和市场繁荣。二是转变发展观念。文化中介组织发育不足，既有体制政策的因素，也有思想观念的因素。应加强对文化中介组织地位、功能和特点的研究与宣传，充分发挥其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节选自刘金祥《着力培育文化中介组织》）

捡来的家

侯发山

    老高并不老，只有三十出头，他不修边幅，冷不丁一看，像是四五十岁的人，因此人们都叫他老高。老高是从农村来的。他是个孤儿，三十多才娶了带着一个十岁的女儿的媳妇。老高老实，除了种庄稼，不会挣钱，家中生活拮据，结婚不到两年，老婆就带上女儿远走高飞了。老高一气之下来到城里，在郊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背起蛇皮袋，捡起了破烂。后来有了积蓄，便鸟枪换炮，弄了辆人力车收购废品。

    老高实在，不会缺斤少两，价格也公平，这样一来，特别是那些老头老太太，都会把家里的破烂留给老高。有了固定的客户，老高每年也能赚个三两万。

    这样捣鼓了几年，老高在郊区买了一套二手房，顶层，老房子，屋里有现成的家具，他简单打扫一下就住了进去。

    有一天，老高捡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弃婴，男孩 。当时围观了不少人，议论纷纷的。老高从人们的言谈中得知，这个婴儿是兔唇。亲生父母都不要，谁还要？听着婴儿嘶哑的哭声，老高二话没说，就把这个婴儿抱走了。

    这下子，够老高忙活了，一会儿给儿子换尿片，一会儿给儿子喂奶粉……过了半个月吧，老高就在人力车上用旧棉被弄了个窝，藏上儿子，挨街穿巷地收购废品。

    张大嫂是和平小区的保洁工，丈夫出车祸走了，儿子在外上学，现在也是孤身一人。也许是同病相怜，她关心老高多一些，说是关心，无非是把丈夫之前的衣服送给了老高，有时拉呱几句闲话而已。就这样，老高已经感激不尽了。她问老高，说你不知道这孩子有缺陷？老高说，好歹是一条命啊。张大嫂叹口气，说你这是图啥哩？老高吭哧半天，才蹦出一句，说，家里边有了哭闹声，有了屎尿味，才像个家的样子。

    和平小区门口有个垃圾箱，老高赶到的时候，总能在垃圾箱外边捡到一些小孩子衣服、玩具，还有学步车。刚开始，老高以为是小区的居民丢弃的。时间长了，老高才明白是张大嫂故意给他的，有的衣服还没拆封，新崭崭的，看样子是张大嫂买的。老高要给钱，张大嫂不要，说这是破烂，又不是我的东西，你给啥子钱？老高想不起反驳的话，只是嘿嘿呵呵地傻笑。看到老高这个样子，张大嫂转过身，抿着嘴乐了。

    别看老高没文化，却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很有文化的名字——高兴。

    高兴两三岁时，老高就把他丢在家里，让他自己玩去。高兴知道爸爸是个捡破烂的，家里的好多东西是爸爸捡来的，电视机，冰箱，玩具手枪，身上穿的衣服，好多啦。有一次，儿子问老高：“爸爸，垃圾箱里什么东西都有啊？”老高点了点头：“可不是哩，你也是我从垃圾堆里捡来的。”

    这天傍晚，天气阴阴的，往日的星星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老高打开屋门，不像往常那样，儿子一边叫着一边扑到自己身上，他挨个屋子看了看，才发现儿子没在家。

    被人绑架的可能性不大，肯定是儿子自己跑出去了。往常，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儿子都是在楼门口玩耍，不会走远的。

    老高急冲冲跑到楼下，在门口转了几个来回，没有见到儿子。一时间，老高急出了满头的汗。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了张大嫂的电话，说高兴在她那儿。

    老高松了口气。随后，他破天荒打的赶到了和平小区。

    张大嫂说，她准备下班时，在垃圾箱那儿见到了高兴。

    老高气呼呼地瞪着儿子，你来这里干啥？

    高兴看着爸爸的样子，咧了一下嘴，哭出声来。

    你看你！张大嫂不满地翻了老高一眼，然后给高兴擦拭眼泪：“孩子，别哭，别哭。”

    高兴忍住哭声，但嘴还是一撇一撇的，挺委屈的样子。

    张大嫂揽过高兴，别过脸：“你知道吗，高兴他、他想捡个妈妈。”

    老高一下子愣住了，心里满满的，眼里差点落下泪来：“真是个傻孩子。”

    高兴说：“爸，姨姨说，只要您愿意，她就到咱家来。”

    老高心里通通直跳，有点不知所措了。他偷偷看了一眼张大嫂，忽然间发现，路灯下，张大嫂的脸蛋是那样的红润，那样的美丽。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