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世界是由纯粹的自然事实和事件所构成，在人的因素介入之前由盲目的自然力量所支配。在人的因素介入之后，自然世界事实上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在自然界中可以随处发现人类价值实践的痕迹。但是，人类主体性实践在这里所能达到的程度和范围同样受着自然规律的制约。社会世界是在自然世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是由各种各样的事实、事件和价值所构成的，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躯体、语言、规范、组织、机构、活动等。在这些要=素中，是社会价值规范而不是那些社会事实和事件构成了社会世界的核心。区别各种不同类型社会事实和事件的标准不是外在可观察特征，而是贯穿于其中的活动主体的价值要求。价值要素是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分水岭。人文世界是在社会世界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或者说是在社会世界之中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一系列对社会价值规范及其实践的总体性反思活动及其产品、组织、制度、符号等所构成。简而言之，是由社会“价值”以及对这种价值进行总体反思和体验而形成的“意义”所构成。但是，在人文世界里，意义取代价值成为核心要素。价值及价值实践在人文世界里只不过是主体用来进行总体反思和体验的材料。人文世界究其根源而言是一个人“意义”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人的“价值世界”或人的“自然世界”，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个体性和主观性。“人的问题”不能笼统的说成是人文世界的问题，因为“人的问题”既可能是一个有关人的事实性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有关人的价值性问题，而真正与人文世界相关的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性问题。

（选自石中英著《只是转型与教育改革》，有删改）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本文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醉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在汉字产生之前，人们只能通过一些出土的文物了解中国文化。但我们如果要真正详尽地去了解中国古代的文化，还是只能依靠文字。汉字作为中国文化历史传承的载体，跟其他文明的语言文字载体具有质的差异。

    世界上的文字到目前为止可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汉字这种文字被描述为构意文字，因为它的形体是按照它所表达的意义来构造的，汉字的形体跟汉字的意义密切相关，而拼音文字只是用不同符号去对应不同音节。

    汉字是承载中国文化最具象也最细节化的单元，与别国的文字对比，会发现汉字具有非常独特的一面。它既有跟西方其他古老文字相通的一面，也有独特的一面。古埃及文字同样属于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中的“水”字描写的是埃及人所生活的那个地域的一条大河——尼罗河。但是，尼罗河和黄河相比落差其实非常大，中国人看到的水有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所以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中国文字中的水是截然不同的形式与方向，中国的水字不会出现古埃及的写法，古埃及也不会出现中国水字的构造。再以“男”字为例，中国自古是一个农耕社会，从有文字开始，男性是耕地的农夫，所以中国是田力为男；而古埃及的男人都是猎户，所以他们的“男”字又是另一种构造的表达。可见不同民族的文字往往带有自己独特的一面。不同文化对相似的概念会有其个体化的表达方式。

    再来看“门可罗雀”的“罗”字。在古代汉字中，“罗”表示捕捉，而捕捉不同猎物时的写法是不一样的，捕大象、捕野猪……捕什么猎物都要写成对应的形式。但是现代汉字就不能如此复杂，每一种捕获物都有对应的汉字，所以就要从中选择一个代表，最终因为鸟类是最常见的，所以汉字中的“罗”选择了追鸟的构造。比如“尽”的概念，在古汉字中是下面一个器皿，上面一只手，表示一个人在洗锅，而这个动作意味着饭吃完了。古人就是通过如此具象化的场景表述了这样一个抽象的含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先人在造字时付出的努力和令人惊叹的智慧。

    除了社会生活的概念，自然生活的概念也在汉字中有场景化的表达。比如代表早上的“朝”字，由一堆草和太阳、月亮来构造。太阳在东边的草丛里，月亮在西边的草丛里面，这是只有早上才会出现的特定场景，所以这就是“朝”字。这些东西都充分体现了汉字的人文性。

    汉字除了人文性，还具有充分的艺术性。在中国古代，把“上善若水”“龙飞凤舞”等汉字概念形态融入艺术器皿设计当中。如此，只有把古汉字的元素融到我们现代的建筑、用具等设计当中，去挖掘古汉字的文化艺术特质，才会使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汉字文化的气息，让我们的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格调，也更美好。

（摘编自王立军《汉字载体的人文特质》）

    “结构语言学”或称“结构主义语言学”，最早指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语言学理论，但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即美国结构语言学理论）。索绪尔的代表作是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其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把“说话”分成“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speech）”；提出“语言是个符号系统”，语言符号具有“线性”和“任意性”，具有“能指”和“所指”两面；认为语言要素具有“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区分语言“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区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等。

    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有布龙菲尔德、哈里斯和霍凯特等。该理论从一开始就更注重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口语研究，更重视对语料的穷尽分析，这就与欧洲传统语言学注重书面语研究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历时研究的做法形成了明显对立。这一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以及提出“直接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分布分析”和“变换分析”等重要的语言结构分析方法。结构语言学理论，特别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汉语研究产生了重大而长期的影响，至今仍然是汉语研究特别是语法研究的主流理论。

    虽然自198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至20世纪40年代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的著作，在做句子分析时也有结构和层次的意识，不过真正采用层次分析等方法分析汉语结构，则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最早运用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描写汉语语法结构的是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代表著作是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教程》。这本小册子原是为外国人学汉语写的，但经翻译介绍到中国后，立刻在语法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它也成了汉语结构语法学的奠基石。

1952年《中国语文》连载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语法讲话》，后经修改于1961年由商务印书馆更名《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出版，该书明确说明是运用了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后来著名汉语语言学家朱德熙又于1982年出版了他六十年代在北京大学的讲稿《语法讲义》，该书把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全面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各个层面，不但讨论了句法结构的层次分析，而且用“分布”理论划分汉语词类，用“向心结构、离心结构”理论建立词组的类型，用“自由、黏着”理论建立语素的类型等，更是把汉语的结构语法研究推向高峰。此后在中国还围绕层次分析开展了“汉语句子分析问题大讨论”，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影响，结构理论甚至还成为中国中学语法教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摘编自陆俭明、沈阳《关于汉语和汉语研究》）

    ①我国花卉栽培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花卉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被不断注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不断融进文化与生活的内容，逐渐形成了极具东方神韵的花文化。

    ②中国人赏花讲究人花交感、心物相通，把花视为人的精神品格的化身。自古就有屈原滋兰九畹，陶渊明采菊东篱，李白醉卧花丛，陆游以梅言志，林逋以梅为妻，苏东坡“唯恐夜深花睡去”等佳话，有一种“为爱名花抵死狂”的味道。画家们画花，也不是简单的再现，他们追求的是情注丹青。他们的“画意”是由自然形态引发的一种艺术感受，是一种美的升华。欣赏他们的作品，能让人产生许多美妙的【A】遐想（联想），沉醉在浓郁芳馨的情韵之中。

    ③以梅花为例，苏东坡有诗云：“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开天下春。”崔道融也有诗云：“数萼初含雪，孤标画自难。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由于梅花能在春寒料峭时独放，夏秋时又【甲】果实累累，人们便以其高雅、刚毅、圣洁的“梅格”来比德、畅神，视梅花为“国魂”。由于人们爱梅花，梅文化也逐渐形成了。由最初的植梅、食梅、用梅，演变成艺梅、器梅、颂梅：由梅林、梅景而触发爱梅、赏梅，变成“梅痴”，进而把“梅品’’等同为“人品”。于是，梅花成了坚贞不屈的象征。历代梅文、梅诗、梅画等【B】层出不穷（络绎不绝）。文人墨客喜欢以梅为友，将梅列为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之首、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

    ④本来花中“君子”只有梅、兰、竹、菊，但周敦颐的一篇《爱莲说》，为莲花争得了第五个君子的席位。周敦颐写道：“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于是，莲花成了圣洁的象征。周敦颐被尊为莲花的守护神。

    ⑤其实，花文化并不全是由文人墨客们“创意”出来的。在民间，花文化也很流行，并融入传统的习俗中。

    ⑥比如石榴，因其多籽，送给新婚男女，可祝愿多子多孙。又因其花红似火，可寓意生活红红火火、事业兴旺发达。中国民间传统习俗中，在为人祝福、祝寿时常以牡丹、松柏、石榴寓“多福、多寿、多子”。

    ⑦芒种祭花神，在民间也一直流行。芒种为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它提醒农民加紧田间耕作，否则将影响一年的收成。中国民间非常重视芒种祭祀花神。在这一天，人们一定要把各种花树用红带子系上以祭祀花神，【乙】(qí)   福迎祥。

    ⑧中国人对花的颜色也很【C】讲究（考究）。同样一种花，因颜色不同所表达的花意也不同。色彩艳丽的花卉大多用于喜庆场合，而白色的或全黄色的花卉适用于悲伤悼念的场合。

    ⑨红色的山茶花则是胜利之花，在胜利者凯旋之时向英雄献上一束火红的山茶花以表示祝贺。山茶花也是爱情花，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小伙子向姑娘求爱要送上一束红色的山茶花，若遭到拒绝还可以送上一束白茶花以示发问：“你为什么不爱我？”

    ⑩可以说，人们的日常生活与花文化密不可分。花卉参与中国民间风俗的形成，极大地开拓和扩展了民俗的内容和范围，给人带来了很多精神的愉悦和心理的满足。

（取材于青萍《花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