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岛上

包利民

    父亲那时每喝完酒，都会感叹着说：“在哈尔滨，最好的地方就是太阳岛了，全国都出名啊！”

    那年我八岁，父亲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工程队干活，走过很多地方。当时正流行郑绪岚演唱的《太阳岛上》，歌中唱道：“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带着垂钓的渔竿/带着露营的篷帐/我们来到了/我们来到了/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不知勾起了多少人的向往之心。

    于是在一次父亲酒后，我问他：“你去过太阳岛吗？你咋知道那是哈尔滨最好的地方？”父亲便略低下头说：“没去过，不过肯定是能去的！”那年父亲所在的工程队要去哈尔滨修江桥，他兴奋得无以复加，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这回你爹可真要去太阳岛喽！”

    夏天的时候父亲写信回来，说过几天他们要放两天假，正好可以去太阳岛瞅瞅，还说远远地看那里，全是绿色，里边肯定要比歌中唱得还好。于是那以后我日日盼着父亲的信，想听他讲讲太阳岛上的事。可是竟是一直没有信来，也不知他去太阳岛没有。

    秋天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和姐姐就都问：“你去太阳岛了吗？那上面好吗？”父亲就说：“当然去了，嘿，真是太好了！”我们就不依不饶地问：“那到底好在哪儿呢？”父亲也说不清楚，问他上面可有歌中说的弹琴的小伙子和穿泳装的姑娘，他说：“反正人挺多，干啥的都有！”我们就说：“你是不是没去啊，回来骗我们！”父亲急了，说：“咋没去？那门票要五块钱一张呢！”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在我们眼前晃了晃：“这就是门票！”我们看了一眼，上面果然写着“5元”的字样，还有一个红红的印章，没等细看，他就收回去了，说：“别让你们弄坏了，这可要留做纪念呢！”

    自那以后，父亲每次喝酒之后，更是慨叹太阳岛的美，说得我们心中痒痒的，暗暗决定以后一定要亲自去看看。父亲也是常说：“等有机会我还要再去看看，这次要看得仔细些！”可是父亲最终没有再等到机会，工程队那几年转而向大小兴安岭施工，再也不去省城了。后来父亲的一条腿被砸伤，不能再出去干活了，而我们的小村子离哈尔滨又极远，他再去太阳岛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后来，我去哈尔滨上学，到了那儿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一趟太阳岛。也许是期望过高，并没有想象中的美丽迷人，心中便有了失望。可是在给父亲的信中，我还是把太阳岛的风景描绘得天花乱坠。姐姐来省城看我，我们又去了一次太阳岛，并照了许多相片，姐姐说：“回去我一定给爸好好讲讲，他现在喝完酒还总念叨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忘！”我们相视一笑，心中却涌起一种异样的情绪。

    那年暑假，我回到家，父亲一见我就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子，爸没骗你吧？那太阳岛是不是很好？”我使劲儿点头。那天我陪父亲喝酒，话题总是不离太阳岛。父亲喝醉了，躺在炕上口中还不住地说着：“太阳岛，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和姐姐默默地看着酣睡的父亲，眼睛都有些发湿。当年我们就曾偷偷地翻出父亲那张太阳岛的门票，其实那是一张随地吐痰的罚款单收据，父亲从没有去过太阳岛。

（《中外读点》2009年第1期）

乞丐与小女孩

吴志彬

    他是一个年轻的乞丐，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邋遢的外表无法掩饰他健壮的身体，裸露的双肩在阳光下散发着古铜色的光泽。加之他对生活失去信心，凡事以死相搏，难免令其他乞丐胆寒，况且就凭这健硕的体魄，他也能有自己的地盘。没有一个乞丐敢在这条街上乞讨。

    天上的白云单调地一片片飘着，无精打采地，也真怪，今年阴冷的天气真多，好不容易有了晴天，太阳却不愿出来露脸。

    每天，在两家商店结合部的一个角落里，年轻的乞丐懒散地坐靠在墙角，不远处是他唯一的家当：一个半新不旧的小铁瓷盆。不时有硬币落盆，发出悦耳的金属撞击声。但他似乎并不关心那只盆与里面的硬币，蒙眬的目光穿过那条并不宽敞的街道，落在对面的花店门前。花店里有一个梳马尾辫的小女孩，四五岁的样子，每天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在门前飞来飞去。每当这时，年轻的乞丐眼中便会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终于有一天．小女孩也发现了他。她问妈妈：“他是谁？”“是乞丐。”妈妈说。“什么是乞丐？”小女孩又问。年轻美丽的妈妈摸着她的头，想了想回答：“乞丐就是肚子很饿，但没有钱吃饭，很可怜的人。”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乞丐的生活没有未来，只是在毫无意义的重复中等待日出日落。但这一天对年轻乞丐来说却不同寻常，因为那只美丽的蝴蝶突然飞到了他的面前。

    乞丐坐直了身子。小女孩站在他的铁瓷盆前，伸出一只胖乎乎的小手，一枚硬币清脆地落入盆中。小女孩有些羞涩地对他一笑，转身要走。

    “等等。”他叫住了她。他蹲在她面前，有种想抱抱她的冲动，但他知道不能。他从盆中轻轻拿起一枚硬币，放在小女孩的手心。“叔叔不能要你的钱。”“为什么？”“因为你太小，大人不能要小孩子的钱。”小女孩紧握那枚硬币，紧蹙着双眉，十分难过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柳月。”他想起了家乡河边的柳和池塘里的月。“真好听。”“那你叫什么？”小女孩反问。“我？我叫石头。”

    女孩咯咯地笑着：“骗人，石头不是人名。”他也笑了：“可叔叔真的就叫石头。”

    “那好吧，石头叔叔，你不要我的钱．那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小女孩变戏法似的伸出另一只手，手里是一朵鲜红的玫瑰。

    年轻的乞丐有些不知所措：“像叔叔这样的人不配拥有这么美丽的东西，再说我要它也没什么用呀。”他想把它还给小女孩……

    “你可以送给你最喜爱的女人啊，妈妈说每天来买花的男人都是送给他们最喜欢的女人的。”小女孩很认真地说，闪动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乞丐立刻想起了自己女儿那双灵闪闪的眼睛。

    他收下了那朵玫瑰，从怀中掏出一个贴身的小布包来，打开来里面是一块穿着红线的翠绿玉佩。他把玉佩放在小女孩的手里，说：“这是一块漂亮的石头，叔叔就用它交换你的花，好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上飘荡着几片白色的云彩。

    柳月！柳月！女孩的妈妈如箭般冲过马路，一把抱起了她：“你这不听话的孩子，谁让你来的，要是碰到坏人怎么办？”女人厌恶地看了一眼乞丐，抱着孩子离去。

    年轻的乞丐又回到冰冷的墙角，痛苦地闭上双眼。如果不是因为嗜赌如命，自己就不会输掉了一切，翠花也不会带着几个月的妞妞离他而去。妞妞如今也该有4岁了吧，像柳月一样，那样清纯，那样美丽。两行清澈的眼泪流过肮脏的脸。

    第二天一早，花店老板娘拿着那块玉佩来到墙角，东看看，西望望，找了好一会儿，还等了很长时间，脸上现出十分焦急的神态。年轻的乞丐已不知去向，只有地上那只铁瓷盆，里面是一枝鲜红的玫瑰。

    说来也巧，那天是个大晴天，阳光灿烂，蓝天上白云飘飘，那白云朵朵相连，缓缓地在天空移动。

    从此，再也没人见过那个年轻的乞丐。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5年第3期，有删改）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硬币。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待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讯，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是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的家当典当得干干净净，只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疾。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可是她老了，病了。她所有的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不得不由家人为她擦洗身体。每当这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和坚守，噼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晚。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颗颗地嗑着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瓤。只有早晨这会儿，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地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思维与智慧》）

火车上的女郎

（印度）拉斯金·邦德

    火车开动后，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直到罗哈站才上来一个女郎。前来送行的那对夫妇大概是她的双亲，他们好像对姑娘的这次旅行很不放心。那位太太耐心地告诉女郎该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不可把头探出窗外，如何避免与陌生人交谈等等。

    我是个盲人，所以无法形容出那女郎的容貌，但从她脚后跟发出的“啪哒啪哒”的声响，我知道她穿的是拖鞋。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

    火车驶出站台后，我问她：“您是到德赫拉顿去吗？”

    可能因为我在一个幽暗的角落里，所以我的说话声吓了她一跳。她不禁惊叫一声说：“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起初我也没有看见您，”我说，“不过我听见您进来了。”我想，只要我坐在原处不动，她就不一定发现我是一个瞎子。

    “我到沙哈兰坡下车，”女郎说，“我的姑妈到车站接我。您到哪儿去？”

    “我到德赫拉顿，然后去木苏里。”我答道。

    “啊，你真运气！我也去木苏里。我喜欢那里的山峦，尤其是在十月份。”

    “是啊，那是黄金季节。”说着，我的脑海浮现出我眼睛没有失明时所见到的景象：漫山遍野的太阳花，在明媚的阳光下竞相开放。到了夜晚，坐在篝火旁，喝上一点白兰地，大多数游客都已离去，万籁俱寂，仿佛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

    她默默不语，是不是我的话打动了她？ 还是她把我看成了一个多情善感的白痴？随后我错问了一句话：“外面天气怎么样？”

    她对我的问话似乎不以为意，难道她已发觉我是个瞎子了？ 不过，她的一句话立刻解除了我的疑虑。“您自己往外看看不就知道了嘛。”语气十分自然。

    我沿着铺位轻轻地挪到车窗边。我在想象中能看到电线杆飞快地从眼前掠过。“你注意到没有，”我试探着说，“树好像是在动，而我们好像是静止的。”

    “总是这样。”她说。

    我朝她转过脸去，有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您有一张挺有趣的脸。”我变得越发大胆了，我知道她是不会生气的，因为女孩子很少有不喜欢奉承的。

    她愉快地笑了，笑声像银铃般清脆。“您这样说，我倒挺高兴。”她说，“人们一张嘴就说我长得漂亮，我都听腻了。”这么说，她一定长得很漂亮了。于是我大声地说：“是啊，有趣的脸同样可以是漂亮的呀！”

    “你真会说话。”她说。

    “你马上就要到站了。”我唐突地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谢天谢地，路途还不算远，要是在火车上坐二三个小时，可真叫人难熬。”

    然而，只要能听见她说话，我坐多久都没关系。她说话的声音，有如高山流水，清脆动听，我想只要一下火车，她就会忘记这次短暂的邂逅。然而对我来说，我会一直想到下车，甚至是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女郎起身开始收拾东西。我不知道她是挽着发髻，还是梳着披肩发？也许剪着短发。

    列车缓缓驶进站台，车外，脚夫的吆喝声，小贩的叫卖声响成一片。这时，门口传来一位女人的尖脆的说话声，我想一定是她姑妈来接她了。

    “再见！”女郎说。

    车门口一阵骚乱，一个男人结结巴巴地道着歉走进车厢，接着门“砰”地一声被关上，把我和外间世界又隔开了。

    列车徐徐开动了。

    “对不起，我可不像刚才下车的那位那样有魅力。”男人搭讪着说。

    “那位姑娘很有意思。”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留的是长发还是短发？”

    “这我倒没有注意，”他好像有点迷惑不解地说，“不过她的眼睛我倒留意了，那双眼睛长得很美，但对她却毫无用处了——她是个瞎子，你没注意吗？”

（有删节）

与风有关

刘云芳

    ①我所居住的小区是个风阵。常常，南窗下绿化带的树木静止不动，像舒缓的乐曲正在抚摸它们的树干、叶脉和年轮。北窗外小区里那些柿子树、柳树却摇晃得厉害，树骨头里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我们倾听不到的摇滚。有时候，我会看看不远处的钢厂烟囱，厂房的结构被一座小山隐去，只留下烟囱高耸着，将这喷云吐雾的行为嫁祸给那座山。天气晴好时，白色的烟雾笔直笔直的，没有一丝犹豫。风大的时候，烟雾先是低沉，到了远处，又忽然高升，像一条被按住脑袋的白蛇又猛得抬起头来。我总是想象着烟雾弯曲时大风的嘶吼。

    ②小区里，几位刚收拾完花草的中年妇女在背风的地方吃饭，有人躺在一块破布上休息。她们围着红的蓝的头巾。风掀开其中的一角，让她们露出眉眼来。忽然，一块红头巾从谁的头顶掉下来，被风吹起，一直向前翻滚。几个人站起，从不同方向包抄，像在围追一只兔子。一场与风有关的恶作剧在上演。女人们奔跑着，用手拦，用脚挡。最终在河边，一棵矮树苗拦住了头巾。那女人在风里抖落红头巾上的土和碎树叶，其他的女人忽然笑得前仰后合。每天，隔着玻璃窗，看一群女人与风相处的细节，像是在看一部哑剧。那些彩色的头巾在风里翻飞的样子，让我想起蝴蝶，也想起我那些在异地打工的女性长辈。

    ③那年十一岁，我要到山那边的村子里上学。那时学校没有宿舍，冬天又格外冷，下学之后，我们裹着身子往各自寄居的地方奔跑，在风阵里努力挤出一条路。有段时间，我寄居在一对老人家里。他们住在两孔土窑洞里。窗口很小，窗户用白纸糊了，只在低处镶了一块方玻璃。他们家有一扇会说话的门，我每晚归来，伸手一推，它便吱呀呀一阵叫，告诉主人，有人进来。温暖的气息忽然撞在脸上，两张慈祥的脸迎接着我。窑洞里总有烤红薯、烤馒头片这样的小食物从他们手里递过来。我睡在最左边，像一只蜷着身子的小猫。狂风来袭的深夜，我能听到窗外树枝被吹断的声音。风在撕裂，在安静的冬夜里不知道疯狂地撕碎了什么。而我总在那个温暖的居所里胡思乱想，酝酿着各种莫名其炒的少年心事。我那时大约知道，未来会走得越来越远，许多美好只能在记忆里回放，却难以回头。

    ④后来的许多年，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要在规定好的日子归乡或者远行。我逐渐变成了一个对风不那么在意的人。父母总是从千里之外的故乡打来电话，说，他们遇到一场罕见的大风，这时，便向我发起追问:你那里有没有刮起大风？好像他们让风捎了什么东西来。我会伸长脖子，向窗外看看，这也像一个收信人的样子。

    ⑤我不太能通过风的声音辨别出什么，这完全不像我的二舅。二舅在失明之后，耳朵便开始长出透明的触角，哪怕再微小的声音也能吸引他的注意。他常年放牧一小群羊。几只白羊和几只黑羊，散落在小山坡上，像一局未下完的围棋。二舅远比羊更安静。他微微抬起下巴，嘴唇微张，他品饮风的味道，从那里边咀嚼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近处的风是那般安静，远处的山风却把松涛搅动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很快，整个山谷都安静起来。烈日灼灼，我“咔哧”咬下一口苹果。二舅却说了一声，“嘘！”我不知道他在辨别、迎接怎样一个声音，只好去远处独自采摘花朵。

    ⑥那天，我刚采好一大束花，便看到采买苹果的男人跟姥爷道别。他刚要坐上那辆驴车，就听见二舅喊，别走！那人以为二舅是在挽留他。对着姥爷笑了一下，便去拿鞭子。这时，却听到二舅又喊，等等，先别走。他便没再动。那是什么声音？在烈日之下，山谷里忽然涌来了一股凉气。接着，我们听到巨大的咆哮声。姥爷急匆匆跑到高处，站在二舅身后。我们看到一股高大的山洪从上游汹涌而来，它们冲撞着崖壁，携带着上游人们忘了或者没来得及收拾好的农具、蔬果和一些生活用品。那声音被河谷放大了，听起来让人恐怖。采买苹果的人没见过这阵势，早已经吓得两腿发软。

    ⑦有时风把河流的湿气吹到山上，吹到我们脸上，吹到羊毛里。二舅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指甲帮我把花径上扎人的部分刮得圆润，又将它们编成花环，默默戴在我的头顶。

    ⑧相对于二舅听风的习惯，大舅更喜欢倾听人的声音。他常年穿梭于林间，去四面八方的村庄里跟人喝酒、聊天、交朋友，是条豪爽的汉子。后来他中风了，从此，一有人来，他就会哭上一场。他看见大山会哭，看见苹果树开花会哭，看见苹果树结果也会哭……如果说二舅是听风者，那大舅就像是造雨者——泪水凝成的雨把他的命运全部淋湿了。我的两个舅舅早早就去世了。姥爷表面上镇定自若，时常看着自己那两只粗糙的大手发呆。但“儿子”两个字却成为灌进他骨头里的长风，一旦提起，便让他瑟瑟发抖。

    ⑨许多年后，我回到那座山上，一口唯一的井干枯了，像一只流干泪水的眼睛，里边所有东西都被风干，而当年的往事，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一阵阵风般从我心上掠过，站在那里，我变成一个储藏风的罐子。

    ⑩而现在，我天天看风向，看风级，不过是想为幼小的孩子挑选一个最佳的出行时间。等着天气和暖，无风的时候，我们就能一起站在阳光之下，让暖风给我们雕刻一个温柔的样子。那时，我母亲也会打来电话吧，她一定会问，你那里的天气好不好啊，风大不大。就像那些好天气都是她那里的大风吹过来的一样。

选自《散文百家》2019年第三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