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杨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摘编自凤凰网）

材料一：2014年在人们逐渐习惯了用手机叫车的时候，移动支付也悄然走入大众视野——用手机结算车费比现金方便许多。而从用户体验角度来看，我国移动支付软件的优势远不止“便捷”这一点。社交性强是许多人对我国移动支付软件的直观感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程文杰感慨于微信红包的“贴心”。微信支付将技术和传统习俗结合起来，让用户在和钱打交道时，不忘人情温暖。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国学生李在城最欣赏移动支付的安全性。“信用卡在你手里，也存在被盗刷的风险；相比而言，只要管住手机，移动支付就比较安全。”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离不开中国自主研发技术的保驾护航。在智能实时风控系统的保护下，目前支付宝的交易资损率为百万分之一，远低于国际领先支付机构万分之十七的风险水平。

（摘编自刘少华、顾桥孜《移动支付是信息时代中国的“弯道超车”》）

材料二：

注：2017年第2季度，在余额宝交易规模继续高速增长的带动下，支付宝金融类业务交易规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受益于对线下扫码业务的持续投入，支付宝消费类业务和个人转账类业务的交易规模均呈现爆发式增长。加之阿里自有电商业务移动端业务做出的规模贡献，支付宝电商类业务交易规模也保持平稳增幅。最终，支付宝以53.70%仍然占据头名位置。

（摘编自易观《2017年第2季度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交易规模23万亿》）

材料三：混血版的支付宝钱包、微信钱包正在竞速。2016年10月，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与蚂蚁金服宣布共同运营电子钱包“支付宝HK”。几乎是同时，腾讯公司旗下“微信支付HK”团队也在港宣布推出了3项升级支付功能，让消费者可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完成线上线下、不同消费场景的支付，从而给市民生活带来便利。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支付机构提前几个月，就联合支付宝升级自己的在线支付网络。2016年11月，蚂蚁金服与泰国支付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蚂蚁的普惠金融模式复制到泰国。2017年10月，蚂蚁金服投资的韩国移动支付公司Kakao Pay用户数突破2000万，72%的韩国就业人口在用。在芬兰，支付宝与当地最大的电子钱包ePassi开展合作。ePassi服务本地个人用户约70万，占该国总人口的近14%。

（摘编自陈莹莹《移动支付出海：混血版钱包成抢滩先锋》）

材料四：目前，支付宝已遍布海外，北上芬兰，南下澳大利亚，通过技术出海的方式，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打通本地移动支付市场。来自中国的移动支付技术，带给海外的不只是支付方式的改变，更是对当地社会方方面面的深远影响。印度维杰创立Paytm的初衷，是想让每个打工者有个可以安放自己财产的账户，并随时安全地转给家人。而中国突飞猛进的移动支付技术，正帮助他实现初衷。如今Paytm的用户数超过两亿人。据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资深总监介绍，许多发展中国家出于反腐、反洗钱的需要，都希望减少现金流动，让更多的钱进入可被追踪的电子支付体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传统金融机构往往并不发达的国家，希望直接进入移动支付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为此，很多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得益于近7亿的手机民。中国跃升为国际领先的移动金融大国，中国样板正在被复制、推广。

（摘编自王萌《中国移动支付盛行海外：外国人说要向中国同行学习》）

材料一：

    近来有网络媒体称，“中微半导体自主研制的5纳米等离子体刻蚀机，性能优良，将用于全球首条5纳米芯片制程生产线”，并评论说“中国芯片生产技术终于突破欧美封锁，第一次占领世界制高点”等。

    中微公司的刻蚀机的确水平一流，但夸大阐述其战略意义，则被相关专家反对。刻蚀只是芯片制造多个环节之一。刻蚀机也不是对华禁售的设备，在这个意义上不算“卡脖子”。

    光刻机是芯片制造中用到的最金贵的机器，要达到5纳米曝光精度难比登天，ASML公司一家通吃高端光刻机；而刻蚀机没那么难，中微的竞争对手还有应用材料、泛林、东京电子等，国外巨头体量优势明显。

    在IC业界工作多年的电子工程师张光华告诉《科技目报》记者：“硅片从设计到制造到封测，流程复杂。刻蚀是制造环节的工序之一，还有造晶棒、切割晶圆、涂膜、光刻、掺杂、测试等，都需要复杂的技术。中国在大部分工序上落后。”

    《科技日报》记者发现，2017年开始网络上经常热炒“5纳米刻蚀机”，而中微公司一再抗议媒体给他们“戴高帽”。

（摘编自高博《专家：国产刻蚀机很棒，但造芯片只是“配角”》）

材料二：

核心芯片国产占有率（单位：%）

（摘引自《前经济学人APP》）

材料三：

就已经发布的产品来看，华为的手机芯片麒麟980比苹果更强——苹果的芯片没有基带，所以说华为手机芯片达到世界第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华为手机芯片的突破不意味着中国芯片业摆脱“卡脖子”窘境。事实上，2018年进口的芯片全额为20584.1亿人民币，高于石油进口总金额15881.7亿人民币。

    芯片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大领域。如英特尔、三星，既设计也制造；联发科和威盛，则只设计，不制造；台积电只替别人代工生产。近几年中国重视IC设计，此类公司已有1400家，别的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多，但水平不能说最高。另外，造芯片就好比装修房子，除了好的设计图，还得有高水平的施工队。“施工”是中国芯片业的弱项。中国最好的芯片制造企业，成熟工艺是28纳米，跟台积电的7纳米差了三代；在封装（激光切割晶圆、引脚等工序）市场，做得最好的企业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这意味着如果我们面临禁运，台积电这样的企业不再加工我们的芯片，即使华为能设计出最好的芯片，也造不出来。

（摘编自刘艳等《华为AI芯片很强，但外行请别瞎吹》）

材料四：

    近期，国内不少互联网及通信行业巨头纷纷追捧人工智能芯片。虽然很多厂商的人工智能芯片还处于PPT状态，或者只是堆在仓库里积灰尘，但这并不妨碍资本对这些企业的青睐。在一轮又一轮资本助推下，一些噱头很大，但规模化应用范例寥寥无几的厂商估值不断被推高。然而，这种现象对于中国解决当下“缺芯少魂”的局面于事无补。

    我们现在最缺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每年进口的超2000亿美元芯片当中，人工智能芯片的占比非常低。关键的是，由于布局较早，中科院计算机所等一些单位已经在人工智能芯片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技术成果，已有成熟的商业货架产品和应用。

    在人工智能芯片这个概念“火”了之后，一些媒体预测：人工智能芯片将对半导体产业造成颠覆性变革。但实际上，人工智能芯片更像一款解决特定问题的加速器，并不能取代CPU，GPU等类型的芯片。简而言之，人工智能芯片只是饭后甜点，而不是信息产业的主粮。

    对于人工智能芯片，应当辩证地看：一方面看到这类芯片潜在的市场前景和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以及被过分炒作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在追赶的车道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赶，而不是投机取巧。

（摘编自铁流《谨防人工智能芯片成炒作噱头》）

材料一：

    原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近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在他看来，打好蓝天保卫战，能源革命是关键。刘燕华分析，我国要全面实施散煤综合治理；抓紧解决机制和技术问题，优先保障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有效缓解弃水、弃风、弃光状况。另外，生态补偿机制、资源环境预警等具体措施也将逐步推进。

    蓝天保卫战，核心是能源问题。刘燕华认为，中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能源来源以煤为主，所以从宏观看，我们必须重视清洁能源，着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其次是要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第三是加快能源结构转型。

（摘编自《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蓝天保卫战”，应该怎么打？》）

材料二：

    铁路运输是耗煤大户，要极大降低铁路单位运用的能耗，铁路运输的组织创新和技术攻关不可少。铁路部门运用先进科技手段和测量设备，对重点区域、关键节点的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对影响和制约铁路运输降低能耗的诸多环节逐一排查。除此以外，铁路运输需要为社会提供差异化产品服务。唯有如此，才能区别对待，不无谓增加能耗。为此，铁路运营部门要认真硏究铁路货物运输的性质和特点，科学调整运输布局、路网分布。与此同时，要注重区域分工、企业协作，加强铁路与公路、航空等不同企业的合作，做到不同运输方式的合理配置，以最大限度实现降低能耗、合理利用资源的目标。铁路部门还需要不断加强对运输列车进行维修保养和技术升级。随着运营里程的増加，运输货物的增多，各种动力技术支持的更新换代，铁路运输需要也可以通过各项维修保养提升各项技术参数，这样不仅可以延长列车使用寿命，更有助于使降低能耗持久平衡发展。

（摘编自《铁路运输企业要在打蠃“蓝天保卫战”中勇于承担责任》）

材料三：

央视网消息：今天下午，十九大新闻中心邀请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杰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全党全国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绿色消费、共享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关心环境、参与环保的行动更加自觉。发布实施了三个“十条”，也就是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坚决向污染宣战。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大力推进环保民生工程，环保重点工程建设，不断提升环保设施运行效益。我国已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40多项生态文明和生态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一批具有标志性、支柱性的改革举措陆续推出，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税法、核安全法等法律完成制定和修订，土壤污染防治法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议程。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在打击环境违法行为方面力度空前。2016年，三大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细颗粒物，也就是PM2.5平均浓度与大气十条制定出台的2013年相比都下降了30%以上。全国酸雨区面积占国土面积比例由历史高点的30%左右下降到了去年的7.2%等。

（摘编自《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算“打赢蓝天保卫战”？》）

    材料一：

    当前，在新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之下，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成为改革的热点和受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生涯规划教育要求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地规划。生涯规划教育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的变化而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生涯规划教育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实行新高考以后，学生学会选择是其在高中阶段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最基本的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二：

    高中阶段的学生要对自己的潜能和职业有个大致了解，但还要意识到想从事的职业未必是能从事的职业。学生在设计职业发展时，不应该只是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还要考虑自己是否有适合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未来是多变的，能够适应这个变化很重要。这一方面需要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教师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倾向，树立适合自己的职业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专业的性格、兴趣、能力等职业生涯规划测试，参照老师、家长和朋友对学生的评价，帮助学生更全面的认识自我，找到想从事的职业和能从事的职业两者的最佳结合点。

    以往，高中生在进行学科选择和填报志愿时往往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实用主义影响，关注最多的不是未来的发展，而是薪酬、升职等利益问题，最终选择一些热门专业。但这些热门专业未必是热门职业，而且等学生毕业的时候，这些专业是否依然热门都是未知数。因此，要帮助学生建立自己和职业生涯的联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意义感，避免学生因盲从利益趋向而做出的并不明智的专业选择。

    据调查和统计，在影响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的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年级、学校性质、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职业生涯规划发展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发展水平越高。

    （节选自搜狐网《新高考背景下的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材料三：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统计图

    [注]每种情况三条柱形图依次为个性、兴趣、能力。

    高中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注]以上数据均为百分比。

    （摘编自《重庆市某重点中学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四：

    “一到每年的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变成了热线，其中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高考考试生报志愿时会感到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 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 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如是说。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