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做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认真地说，并不是随便读点什么都能算是阅读的。譬如说，我不认为背功课或者读时尚杂志是阅读。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什么样的书最适合于这样的精神漫游呢？当然是经典，只要翻开它们，便会发现里面藏着一个个既独特又完整的精神世界。

——节选自周国平《经典和我们》

材料二：

2016年我国18-70周岁国民在传统纸媒和电媒上的每日人均分配时间表

2016年中美两国国民阅读调查表

——参考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三：

    一份调查报告：受访者是30位出身于工人阶层的男子，最后有15人成为大学教授，15人仍在工人阶层。在挑选这30人的时候，研究人员确认他们出身于相似的社会环境，而且家庭创伤也相似（父母酗酒、死亡、离婚等）。

    15位教授中，有12位有父母给他们读书或讲故事；15位工人中，只有4人有这种经历。

    15位教授中，有14人小时候家中有很多图书和印刷品；15位工人中，只有4人家中有书。

    15位教授中，13人的母亲与12人的父亲经常阅读书报杂志；15位工人中，只有6人的母亲与4人的父亲经常阅读。

    15位教授小时候都受到大人在阅读上的鼓励，15位工人中只有3人受到鼓励。

    其中，教授组二号受访者，他是一名社会学学者，7岁时母亲去世，被送进孤儿院，一直到17岁自立成人。他在进入孤儿院时备受煎熬，他“不知道孤儿会发生什么事”。8岁时，这位受访者在孤儿院图书馆发现了霍雷肖·阿尔杰①的系列故事书。这个发现对他影响深远，因为它突然间了解到，尽管在孤儿院，他仍然可以掌握命运，创造人生。霍雷肖·阿尔杰的书让他看到“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男孩典范”，他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

【注】①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共创作了100多部作品。他专门撰写贫困男孩发奋图强最终成功的故事，代表作《衣衫褴褛的迪克》。

——节选自吉姆·崔利斯《朗读手册》

材料四：

    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将观看电视的人大脑神经与测试仪器连在一起，得出结论：电视主要是在和我们的身体而不是心智对话。具体来说，人类的心智至少需要半秒钟才能为复杂的刺激提供适当感觉闭合，而电视拒绝给我们这半秒钟。媒体研究专家卢格曼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为，书籍是与我们左脑交流，电视使我们头脑中理智的部分休眠。因此，对于习惯电视画面的孩子来说，阅读印刷媒体是痛苦的，几乎令人无法忍受，它无法适应我们目光跳动的习惯。

——节选自许知远《电子时代的阅读》

材料一：

在线教育市场需求升温。这种升温一方面在于在线教育类产品是面向家长市场，但体验者却是孩子的这样的一种用户错位的产品，因此它需要准确切中家长的心理需求。当前，中产阶层家庭队伍逐步壮大，对子女教育投入见涨，许多家长为了避免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愿意为孩子的教育下血本。而中产阶层对于知识、阶层与未来的焦虑往往会压在下一代身上，导致在线教育市场尤其是基础教育需求也逐步庞大。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处于基础教育的人口接近1.8亿，预计到了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00亿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指出，相较于传统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在这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它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满足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学习时间碎片化的需求，提升了学习效率。在线教育还可以跨越由地域等方面因素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低了学习的门槛。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随着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之前被紧紧封锁在学校围墙之内的知识信息，正在通过在线教育的形式被广泛传播出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一对一直播、一对多直播及录播相结合等多种在线教育形式，满足了不同用户的需求，尤其是近几年盛行的在线教育直播课程，更是受到不同群体的欢迎。在线教育直播课程不再是老师们自说自话的单方面授课形式，而是有了交流、分享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学习效果。

    “同时，在线教育机构在运营过程中，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房租等成本，使得在线教育体现出价格优势。”熊丙奇认为。

——搜狐网2017年08月18日

材料二：

    近段时间，“小猿搜题”涉不雅内容，指控“作业帮”蓄意抹黑陷害，两大在线教育平台激烈开打，再次将人们的视野拉回到这个已经被业内冷落许久的行业，隐藏在其背后的乱象及问题也浮出水面。

    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程方平认为，健全行业自律不失为一剂良方。“我国可以建立一个行业内部的权威认证机构。”它们的主要责任是，对在线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果进行追踪认定，不管是颁发的相关证书，还是作出的效果评价，都是真实而有效的。“该认证机构作为第三方，与在线教育机构和学员之间都不存在利益瓜葛，作出的评判可信度较高，但若该认证机构有失公允，则要负一定责任。”程方平解释说。

    对于建立权威认证机构，姚建龙认为可以借鉴，他建议我国建立完善有序的行业规则，帮助行业内部自查自纠，提高行业积极性。储朝晖指出，建立公正客观的行业标准，就要明确奖惩规则，对有良知的在线教育机构应积极鼓励，对粗制滥造、剽窃盗版甚至冒用他人名声宣传的，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采取零容忍态度。

    “除此之外，我国在线教育的教学质量不高，也成为制约在线教育发展的因素。”储朝晖建议，应当把握“内容为王”的原则，优秀教师和优秀内容才是在线教育发展的保证，才会有市场。

    熊丙奇认为，在线教育行业知识库体系庞大，专业多且层次深，因此行业内部需要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鼓励行业协会创建一套丰富的知识库体系，丰富在线课程的种类及内容，让整个行业受益。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三：

    如果要从源头抓起，准入资质是第一道环节。程方平认为：“教育服务与其他社会服务类机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线教育机构还具有教书育人的责任，因此，教育机构不能以纯商业模式运作，工商注册管理和教育部门的双重认定方能取得办学资格，不仅不能放松，还需要严管才行。”

    姚建龙建议，有关部门可以出台在线教育培训法，在立法上明确主管部门和相关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多措并举，共同治理。完善在线教育的资质审核，规范相关手续流程，加强对在线教育机构的审查，不仅要依法依规有序发展，还应将其子公司、分公司、加盟店等纳入审查范围，争取将每一个环节落实到位。

    程方平也建议，应当在立法上明确在线教育教师的资格认证标准，从事在线教育的教师都要经过互联网和教育方面的培训，获得相关资质证书才能进行授课。

    “大力发展在线教育，不仅是社会的进步，更是时代的要求，因此立法上对此也应该加以鼓励，要制定相关的鼓励性政策。”姚建龙建议，应当将《教育法》第六十六条加以细化，增强我国的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更有利于信息化教育的发展环境，政府也应当加大对在线教育的投入，对发展优良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建设一批质量优、口碑好的在线教育品牌。

——新华网2017年08月15日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

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向世人展现了大国工匠应有的风采，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同时也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我国制造业不断寻求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之路。而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相信在未来，“工匠精神”也定将引领中国制造业走向“以质取胜”的新阵地。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同样任重道远。

    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整个中国的制造业都比较浮躁，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更是如此。”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一次去日本制笔企业参观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在一个日本制笔企业，我看到在笔头的生产线上，一个女工，大概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我一看这个本子她大半本记掉了，这样一本东西要从开始记到现在，没有五年十年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那种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的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你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太原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显然，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从制造业重塑人力基因入手。企业首先要转变生产经营理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建立起一种超越世俗商业利益的成就动机。同时，整个社会要注重人才培养，特别是技术工人的技能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

材料一：

    五年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不足1万公里，延长到2.2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60%以上，“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型，成为了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五年间，中国铁路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莫斯科至喀山高铁等多个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纵观国内，依靠高速铁路的助力，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区域间的沟通交流，让老百姓感受到了由高科技所为铁路带来的巨大成果，体验到了新时代经济动脉所焕发出的无限活力。诸如，宝兰高铁的开通运行，穿越陕西关中、甘肃天水、定西等贫困地区，结束了陇中和陇东南地区不通火车的历史，为沿线天水地区的苹果种植户带来了新的机遇。放眼世界，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深入推进，中国高铁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亚、欧、非、美等五大洲数十个国家。为世界各国踏上相互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和平共发展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蒙内铁路的通车运行，圆了肯尼亚的百年梦，更为铺起东非“铁路大动脉”构建了开端工程。

（《中国高铁：破茧成蝶撩起惊世之舞》2017年6月8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二：

    中国目前已经成功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铁集成技术、施工技术、装备制造技术和运营管理技术，具有组团出海的实力，可以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目前，中国高速列车保有量1300多列，世界最多。列车覆盖时速200公里至380公里各个速度等级，种类最全；动车组累计运营里程约16亿公里，经验最丰富。施工成本和效率方面，中国企业更具优势。据测算，国外企业修建高铁平均成本为每公里0.5亿美元以上，中国只需约一半，且中国企业的工期短，施工效率又是外国企业的一倍以上。成本低，标准却更高。安全性能上，中国标准与欧洲标准基本一致，施工标准远高于欧标。中国企业施工中用到的钢筋、水泥等材料等级和用量都偏高。中国铁路装备最大的优势，一是性价比高，二是交货能力强。性价比高，并不是“故意低价换市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对成本的控制力。中国铁路的配套产业完整，包括上下游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发达，这是一般国外厂商无法做到的。中国产品交货及时，工人劳动效率高。同样一列车，国外制造要18-22个月，我们最多12个月。

（摘编自《2016-2021年中国高铁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材料三：

    台媒称，中国高铁的名号已在世界打响，就连美国加州州长也二度赴华取经；2017年6月5日，美国加州州长布朗继2013年后，第二次搭乘中国高铁。布朗对中国高铁赞誉有加，“我是高铁的忠实爱好者，也是高铁在美国坚定的提倡者，很愿意看到加州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尽一切力量促其实现。”“我很喜欢坐火车，除了可以阅读、与人交谈，更可起身走动，而且火车速度很快，非常方便。”布朗更开玩笑表示，希望能从加州搭乘高铁到中国。

    早在2010年，当时的加州州长阿诺就曾造访杭州，期望了解高铁的服务、融资状况，以利促进加州人文、产品交流以及地区发展。

    虽然美国有高速列车“阿西乐特快”，但其最高时速仅240公里，平均时速110公里，远低于中国高铁300公里以上的时速。此外，美国铁路的准点率最高仅到75%，和中国高铁“零误差”的佳绩相比逊色许多；落后的设施、乌龟般的速度，导致多数美国人不考虑当地火车。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

材料一：

    近来有网络媒体称，“中微半导体自主研制的5纳米等离子体刻蚀机，性能优良，将用于全球首条5纳米芯片制程生产线”，并评论说“中国芯片生产技术终于突破欧美封锁，第一次占领世界制高点”等。

    中微公司的刻蚀机的确水平一流，但夸大阐述其战略意义，则被相关专家反对。刻蚀只是芯片制造多个环节之一。刻蚀机也不是对华禁售的设备，在这个意义上不算“卡脖子”。

    光刻机是芯片制造中用到的最金贵的机器，要达到5纳米曝光精度难比登天，ASML公司一家通吃高端光刻机；而刻蚀机没那么难，中微的竞争对手还有应用材料、泛林、东京电子等，国外巨头体量优势明显。

    在IC业界工作多年的电子工程师张光华告诉《科技目报》记者：“硅片从设计到制造到封测，流程复杂。刻蚀是制造环节的工序之一，还有造晶棒、切割晶圆、涂膜、光刻、掺杂、测试等，都需要复杂的技术。中国在大部分工序上落后。”

    《科技日报》记者发现，2017年开始网络上经常热炒“5纳米刻蚀机”，而中微公司一再抗议媒体给他们“戴高帽”。

（摘编自高博《专家：国产刻蚀机很棒，但造芯片只是“配角”》）

材料二：

核心芯片国产占有率（单位：%）

（摘引自《前经济学人APP》）

材料三：

就已经发布的产品来看，华为的手机芯片麒麟980比苹果更强——苹果的芯片没有基带，所以说华为手机芯片达到世界第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华为手机芯片的突破不意味着中国芯片业摆脱“卡脖子”窘境。事实上，2018年进口的芯片全额为20584.1亿人民币，高于石油进口总金额15881.7亿人民币。

    芯片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大领域。如英特尔、三星，既设计也制造；联发科和威盛，则只设计，不制造；台积电只替别人代工生产。近几年中国重视IC设计，此类公司已有1400家，别的国家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多，但水平不能说最高。另外，造芯片就好比装修房子，除了好的设计图，还得有高水平的施工队。“施工”是中国芯片业的弱项。中国最好的芯片制造企业，成熟工艺是28纳米，跟台积电的7纳米差了三代；在封装（激光切割晶圆、引脚等工序）市场，做得最好的企业在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这意味着如果我们面临禁运，台积电这样的企业不再加工我们的芯片，即使华为能设计出最好的芯片，也造不出来。

（摘编自刘艳等《华为AI芯片很强，但外行请别瞎吹》）

材料四：

    近期，国内不少互联网及通信行业巨头纷纷追捧人工智能芯片。虽然很多厂商的人工智能芯片还处于PPT状态，或者只是堆在仓库里积灰尘，但这并不妨碍资本对这些企业的青睐。在一轮又一轮资本助推下，一些噱头很大，但规模化应用范例寥寥无几的厂商估值不断被推高。然而，这种现象对于中国解决当下“缺芯少魂”的局面于事无补。

    我们现在最缺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芯片。在中国每年进口的超2000亿美元芯片当中，人工智能芯片的占比非常低。关键的是，由于布局较早，中科院计算机所等一些单位已经在人工智能芯片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技术成果，已有成熟的商业货架产品和应用。

    在人工智能芯片这个概念“火”了之后，一些媒体预测：人工智能芯片将对半导体产业造成颠覆性变革。但实际上，人工智能芯片更像一款解决特定问题的加速器，并不能取代CPU，GPU等类型的芯片。简而言之，人工智能芯片只是饭后甜点，而不是信息产业的主粮。

    对于人工智能芯片，应当辩证地看：一方面看到这类芯片潜在的市场前景和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其局限性，以及被过分炒作带来的一系列恶果。在追赶的车道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赶，而不是投机取巧。

（摘编自铁流《谨防人工智能芯片成炒作噱头》）

材料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这是继《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之后，国家指导学校体育工作的又一份重磅文件。而通过将体育纳入中高考，并逐步提高分值，以评价指挥棒倒逼学校和家长重视体育，从根本上解决体育不受重视的问题，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也就成为改革方向和重要抓手。

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和质疑：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是要破“五唯”的顽瘴痼疾。用提高分数的方式倒逼社会重视体育，会不会带来“应试体育”的新问题。如此，不仅可能违背加强体育工作的初衷，还可能刺激校外体育培训需求，进一步增加师生负担。此外，当前制约学校体育发展的体育教师缺乏和场地设施不足等问题还有待解决。截至2019年，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师缺额高达15万，这也是基层学校体育工作开展不力的原因所在。所以，体育走进中高考，相关的教育配套必须先行，要配齐配强体育教师、改善办学条件、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相关方案的制定，也必须要遵循教育规律、尊重青少年成长规律，科学设计、循序渐进。

（摘编自杨三喜《体育走进中高考教育配套要先行》）

材料二：

不少融入现代元素、民族舞蹈、地域文化的创新课间操近年来风行校园，备受青睐。学生喜欢的课间操是什么样的？学校体育工作应该如何创新开展？

光明智库在网上发起的问卷调查显示，对课间操模式进行适当改革势在必行。可以结合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将学生喜闻乐见的一些运动形式进行设计和规范，形成丰富多变的课间操模式，以一定周期持续更新。这样，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丰富运动形式，让同学们愉悦身心，达到健身目的。

在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当下，科学地组织花式课间操或更多更新颖的大课间活动尤为重要。要打破传统课间操的单一模式，建立与时代发展同步、与课堂学习关联、与学生成长相伴的全员参与的大课间模式、新颖的大课间要不违背机体运动规律；要有丰富的内容，充分考虑不同学段学生的运动兴趣，注重课堂学习内容延伸，依据学校场地器材条件，结合季节与天气情况合理把握活动内容；还要避免为创新而创新的形式化现象，华而不实的大课间并不可取。

（摘编自李晓、晋浩天等《“花式”课间操走俏给学校体育带来哪些思考》）

材料三：

在很多中国人成长过程中，体育课被语数外等主科占用称得上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除了在课程设置上没有话语权之外，“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等调侃也显示出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弱势地位。相关政策一直在出台，体育课“走过场”的现象却仍屡见不鲜，中国青少年体质状况也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滑。

让体育课强起来、让中国少年强起来，必须来一场观念的解放和变革？体育课不只是跑跑跳跳、打打闹闹，而是要掌握本领、学会项目；体育课不限于课堂上，还要有课余的“作业”和人人参与的竞赛；体育考试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几分、十几分，而是要逐步加量成为“主科”，当然，对于加强体育课考核、体育中考提分等举措，不少家长仍有顾虑：体育中考变成100分，会不会给孩子和家长“增负”？会不会扩大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家长的担忧，给学校体育评价体系的落实和细化提出了考题，学校体育要防止陷入“应试化”，避免体育课被考试牵着鼻子走，也要防止走过场，变成人人都得高分的“大锅饭”  让孩子从体育课中收获快乐，与文化课学习相互促进，才是学校体育改革的本心。

（摘编自刘晓《加强体育课旧观念要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