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眼泪换一滴水

（法）雨果①

    与本文有关的情节：克洛德副主教垂涎吉普赛姑娘爱斯梅拉达的美色，唆使养子伽西莫多拦路劫持爱斯梅拉达，伽西莫多被官兵抓住，判鞭刑。

群众有等候观赏公开行刑的习惯，他们用观看邢台来消磨时间。

当伽西莫多给拖到刑台顶上的时候，当人们能够从各方面看见他被人用绳子和皮条绑在刑台的轮盘上的时候，场内爆发了一阵笑声和喊声，人们认出他就是伽西莫多。

    人家叫他跪在那块圆形底座上，他照着做了。人家脱掉了他的上衣和衬衣，直到露出胸膛，他也听之任之。群众看见了伽西莫多赤裸的驼背，突起的胸脯，长着许多硬皮和汗毛的肩膀，便爆发出一阵哄笑。正当大家笑闹的时候，施笞刑的大头目比埃拉爬上了平台，到了犯人身边。

随着轮盘的转动，比埃拉抬起胳膊，皮鞭挥起，发出水蛇般的嘶嘶声，一鞭又一鞭疯狂地落到那可怜人的肩膀上。人们看见成千条血水在那驼子的黝黑的肩膀上流淌，皮鞭在空中挥动时把一些血珠也溅到了观众的身上。伽西莫多脸上的呆笨表情变成了痛苦和懊丧，他闭上独眼，把头垂到胸前，仿佛死去了似的。

    轮盘停止了转动，施刑人停止了鞭打，笞刑算是执行完了。可是对于伽西莫多，这还未完事，他还要在刑台上示众一个钟头。当“公诉”执行完毕，就轮到千万种私人的报复了。

    “邪教的怪物！”一个说。

    “骑扫帚把的家伙！”另一个嚷道。

    “做个凄惨的怪笑吧。”第三个说。

    成千种侮辱性的语句像雨点般落在他身上，场上处处都有人诅咒他，嘲笑他，向他叫骂，向他投石子。伽西莫多虽然耳聋，但他看得很清楚，群众的狂怒表现在脸上的并不比表现在话语里的少，向他投来的石子也能说明群众是在哄笑。他愤怒、憎恨、失望，脸上布满了厚厚的阴云。

    这时，他远远望见一个神甫骑着骡子经过，这可怜人的脸色就温和起来，一直控制着他的那种愤怒变成了奇特的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甜蜜宽厚而温和的微笑。那神甫愈走近他，⑴他的笑容就愈加明显，愈加清晰，愈加光辉灿烂，简直像是不幸的人所崇敬的救主降临了似的。可是当那头骡子靠近了刑台，使骑在它背上的神甫看清了犯人是谁的时候，那神甫却低下眼睛，用两只踢马刺踢着骡子急忙转身走开了，好像在逃避一声耻辱的呼唤似的，他很不愿意在    那种场合被一个不幸的人认出来并且向他致敬呢。

    那个神甫正是副主教克洛德。⑵伽西莫多的脸色黯淡起来了。微笑还在一片阴云间停留了一会，但那是痛苦的、无力的、带着深深悲哀的微笑。

时间一点点过去，他在那儿至少待了一个半钟头，被人不停地折磨，虐待，嘲笑，投石子。突然，伽西莫多带着加倍的失望在锁链里挣扎，他打破缄默，用嘶哑愤怒的如动物般的声音吼叫：“给水喝！”这声悲惨的呼唤，并没有引起同情，反而使刑台四周的市民笑得更加厉害。

几分钟后，伽西莫多用失望的眼睛扫视了人们一遍，又用更加令人心碎的声音喊道：“给水喝！”仍然只引起一阵哄笑。

    “给水喝！”伽西莫多喘息着喊了第三遍。

    这时他看见人群里闪开一条路，走出了一位装束奇特的姑娘，身边带着一只金色犄角的雪白的小山羊，手里拿着一面小鼓。

伽西莫多的独眼闪了一下，原来就是他昨晚曾经想抢走的那个波希米亚姑娘呀。他模糊地意识到正是因为那件事他此刻才在这里受惩罚的呢。他十分相信她也是来向他报复的，也是像别人一样来打他的。看见她真的迅速走上了石级，愤怒和轻视使他透不过气。

只见爱斯梅拉达一言不发地走近那犯人，从胸前取出一只葫芦，温柔地举到那可怜人干裂的嘴边。这时，人们看见他那一直干燥如焚的独眼里，滚出了一大颗眼泪，沿着那长时间被失望弄皱了的难看的脸颊慢慢流下来。这也许是那不幸的人生平第一次流出的眼泪。

那漂亮、鲜艳、纯洁、迷人而又那么娇弱的姑娘，竟会那样好心肠地跑去救助一个如此可怜丑恶的家伙，那情景无论如何是很动人的，而这件事又发生在一个刑台上，那就更为动人了。

    ​观众也都被感动了，大家拍着手喊道：“好极了，好极了！”

                                      （节选《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有删改）

【注】①雨果（1802－1885），法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①一声深沉的、骄傲的嗥叫,从一个山崖回响到另一个山崖,荡漾在山谷中,渐渐地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这是一种不驯服的、对抗性的悲哀,和对世界上一切苦难的蔑视情感的迸发。

    ②每一种活着的东西(大概还有很多死了的东西),都会留意这声呼唤。对鹿来说,它是死亡的警告;对松林来说,它是半夜里在雪地上混战和流血的预言;对郊狼来说,是就要来临的拾遗的允诺;对牧牛人来说,是银行里赤字的坏兆头;对猎人来说,是狼牙抵制弹丸的挑战。然而,在这些明显的、直接的希望和恐惧之后,还隐藏着更加深刻的含义,这个含义只有这座山自己才知道。只有这座山长久地存在着,从而能够客观地去听取一只狼的嗥叫。

    ③不过,那些不能辨别其隐藏的含义的人也都知道这声呼唤的存在,因为在所有有狼的地区都能感到它,而且,正是它把有狼的地方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的。它使那些在夜里听到狼叫,白天去察看狼的足迹的人毛骨悚然。即使看不到狼的踪迹,也听不到它的声音,它也是暗含在许多小小的事件中的:深夜里一匹驮马的嘶鸣,滚动的岩石的嘎啦声,逃跑的鹿的砰砰声,道路上云杉的阴影。只有不堪教育的初学者才感觉不到狼是否存在,和认识不到山对狼有一种秘密的看法这一事实。

秋道太太

林文月

    ①认识秋道太太是在我抵达京都的第一天。记得那是一个枫叶初转红的星期日中午，热心的平冈武夫先生把居所尚无着落的我带到“十二段家”——左京区名料理店之一。我在京都的第一顿饭便是在秋道太太的店里吃的。

    ②“十二段家”是一家颇具古典风格的日本餐馆，而它的女主人秋道太太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典型的京都女性。她是一位五十开外的妇人，一身素雅的和服。从平冈先生那儿获悉我是别夫离子、只身来异乡游学的中国人后，她先是惊讶，继而则对我表示感佩与同情。

    ③“十二段家”距离人文科学研究所和我的住处步行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生平第一次独处异乡，图书馆闭门后的时间对我来说漫长而寂寞，而秋道太太在店里的客人散去后又常有闲暇，于是我们经常相约畅叙。多次的长谈，加深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我喜欢她爽朗坚强而又多愁善感的个性，她则被我对京都的倾心与学习京都腔的热诚所感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我们已成莫逆之交。

    ④秋道太太自幼生活在园区，那儿是保留京都古典气氛最浓厚的区域，所以她的思想和言行也最能代表京都女性的特色。她上过女子专科学校，酷爱古典文学，却因为家庭的关系，不得不继承餐馆的事业。为哺育三个孩子，她更是心力交瘁。

    ⑤四年前，他们向银行贷款，修筑了北白川的这家分店。如今，两家餐馆一天比一天昌盛。她骄傲地伸出一双指节粗壮的手给我看，那双手绝称不上美，但它们不仅可以做种种粗活儿，也可以做细致的缝纫和刺绣。她还精于茶道，并写得一手端庄的毛笔字。

    ⑥在日本的女性当中，我很少看到像秋道太太这样不断力求上进的例子。她能阅读艰涩的古典文学作品，也能朗诵 《万叶集》和《古今集》中的许多美丽诗篇。她一直用古文写日记和信札。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的春秋二季学术演讲是对外公开的，秋道太太便是极少数的所外必到听众之一。这种专题演讲相当冷僻，听众并不十分踊跃。据说曾一度考虑过中止，但在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位学者竟以这个演讲能吸引料理店的老板娘前来听为理由，使演讲得以持续下去。

    ⑦一个初夏的清晨，我听见楼外有人哼着熟悉的歌。打开窗子朝下望，是秋道太太倚在石桥畔。她穿着一袭淡色的夏装，笑着向我招手，并示意我下楼。就这样，我被她拖去参观圆山公园的牵牛花晨展。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怪她扰人清梦，她却说：“牵牛花是见不得阳光的，看完花展，你可以再回去从容睡觉呀！”

    ⑧如今想起来，假如不是秋道太太好奇，我恐怕将永远不会晓得牵牛花竟有那么多种类。京都是一年四季被各种大小节日行事占满的都城，自从认识了秋道太太，我不再有空闲独处小楼，咀嚼异乡的寂寞了。

    ⑨离开京都的前几夜，秋道太太约我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去“十二段家”找她。那时候客人已散，工人在收拾完店面之后也陆续离去了。我们在“紫之间”吃着新上市的毛豆，喝着她特意为我保存下来的乳白色浊酒。那一晚，我们都充满了离愁别绪，她告诉我许多个人的秘密。她奇怪为什么自己会对一个认识不及一年的外国人吐露心事，难道人与人之间真有不可思议的所谓“缘分”吗？

    ⑩离开京都已经有四个多月了，秋道太太给我的书信也已超过十封，而每回展读她那清秀的毛笔字迹的信，我又如同看到了那一张辛劳的、却又兴致勃勃的脸。有些女人是超越年龄和容貌，另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的。认识秋道太太之后，我可以肯定这句话了。

（摘编自《视野》2018年第4期，有删改）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

信  任

王奎山

    玉生是腊月二十八到家里的。

    玉生是个新兵，入伍才一个多月。

    入伍才一个多月的新兵怎么就能探亲呢？

    玉生不是请了探亲假回来探亲的，他是从部队偷偷跑回来的。

    新兵连的班长在训练的时候见玉生的动作不规范，就批评了他。玉生不服气，和班长顶了嘴，那班长见玉生嘴硬，就踹了他一脚。玉生觉得窝囊，就偷跑回来了。

    玉生的父亲见儿子从部队偷跑回来了，自然非常生气。父亲骂他是“逃兵”。父亲骂玉生不争气的同时，也踹了玉生一脚。然后，父亲严令玉生马上赶回部队。连母亲也批评他，连妹妹也批评他。

    这下子玉生才知道自己错了。

    玉生知道自己错了以后，就立即往火车站跑。在路过邮局的时候，玉生决定先给部队发个加急电报，免得首长和战友们着急。

    玉生要了张电报纸，刚刚写下“北京”两个字，旁边就有人问他：

    “同志，你是在北京当兵？”

    玉生点点头。抬头一看，是个工人模样的老师傅。

    老师傅又问：“你这是……”

    玉生只好如实回答道：”我这正要回部队去，先给部队发个电报。”

    师傅说：”什么时候走？”

    玉生说：“马上就走，十一点的车。”然后，玉生就埋头填写电报，然后又到柜台上交款，办手续。

    等玉生忙完这一切，正要往外走的时候，老师傅又凑过来了，还一脸的笑。

    玉生知道老师傅肯定有事，就问：“大伯，有什么事么？”

    老师傅就忙给玉生掏烟。

    玉生连连摆手说不会，老师傅这才把一个邮包拿到玉生面前说：“我小儿子在北京上大学，前些时打信来说不回来过年了。我那小儿子有气管炎，一到天冷就犯。老伴打听了一个单方，给他配了几服药，还给他织了一件毛衣，刚才邮局的同志说，这瓶瓶罐罐的不保险，不让寄。你看……”

    玉生听到这里，已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就说：“大伯，您要是信得过我，这药和毛衣就交给我好了，我保证给送到。”

    老师傅感动地说：“信得过信得过。啥人信不过还信不过解放军？”说着，就把包裹递到了玉生的手里，“地址，姓名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玉生说：“放心吧大伯，最迟正月初五以前，保证送到您儿子手里。”

    老师傅呵呵地笑了：“那中，比走邮局还快呢！”

    玉生在邮局门口和老师傅分了手，一直往火车站走去。路上，玉生的胸脯挺得高高的，一条胳膊也甩得有模有样的。玉生心想，好歹，咱也是个军人呢！

（选自《王奎山小小说》）

伤逝

 ——涓生的手记

鲁迅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会馆里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我爱子君，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已经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深夜中独自躺在床上，过去一年中的时光全被消灭，全未有过，我并没有曾经从这破屋子搬出，在吉兆胡同创立了满怀希望的小小的家庭。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这是我们交往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

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看了二十多处，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是吉兆胡同一所小屋里的两间南屋；主人是一个小官，自住着正屋和厢房。他只有夫人和一个不到周岁的女孩子，只要孩子不啼哭，是极其安闲幽静的。我们的家具很简单，但已经用去了我筹来的款子的大半；子君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我拦阻她，还是定要卖，我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我知道不给她加入一点股份去，她是住不舒服的。

和她的叔叔，她早已闹开，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然而这倒很清静。

我的路铸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抄，抄，抄些公文和信件；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

我所预期的打击果然到来。双十节的前一晚，我呆坐着，她在洗碗。听到打门声，我去开门时，是局里的信差，交给我一张油印的纸条。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灯下去一看，果然，印着的就是：奉局长谕史涓生母庸到局办事秘书处十月九号启。

我很踌蹰，不知道怎样措辞好，当停笔凝思的时候，转眼去一瞥她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又很见得凄然。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她近来实在变得很怯弱了，但也并不是今夜才开始的。

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涉及外国的文人及作品，如《娜拉》《海的女人》等。称赞娜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

“是的。”她沉默了一会，说，“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不一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

我觉得这似乎给了我当头一击，但也立即定了神，说出我的意见和主张来：“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吧：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

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醒，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

然而觉得要来的事，却终于来到了。

这是冬春之交的事，风已没有这么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经昏黑。

我照常没精打采地回来，一看见寓所的门，也照常更加丧气，使脚步放得更缓。

但终于走进自己的屋子里了，没有灯火；摸火柴点起来时，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

正在错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来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亲来到这里，将她接回去了。”她很简单地说。

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脑后受了一击，无言地站着。

我的心觉得沉重。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要这样急急地告诉她真话的呢？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我要离开吉兆胡同，不得已去拜访一个久不问候的世交。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大概因为衣服的破旧吧，一登门便很遭门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见，也还相识，但是很冷落。我们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

“自然，你也不能在这里了，”他听了我托他在别处觅事之后，冷冷地说，“但那里去呢？很难。——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吧，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惊得没有话。

“真的？”

“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我知道他是不说谎话的；子君总不会再来的了，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

初春的夜，还是那么长。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礼，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的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洁的事。

然而子君的葬礼却又在我的眼前，是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了。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