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从考古文物中，我们能追寻文明的“源”；在文物发掘中，我们能触摸文明的“流”。这一源一流，在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陈列中展现得生动具体。

从新石器时期“7000多岁”的陶人面像、迄今中原地区所见蟠龙形象最早标本的彩绘龙纹陶盘，到商代象牙杯、西周铜牺尊，再到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白釉黑彩龙凤纹瓷罐……从文明起源到宅兹中国，溯源历史、寻脉中华，让“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答案更加清晰。

近年来，《寻古中国》《国家宝藏》等节目热播，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深入人心。网络直播三星堆、海昏侯墓等考古发掘过程，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令人赞叹。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考古、投身考古，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文化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选自《让文物说话，丰富历史文化滋养》，《人民日报》2023年9月7日，有删改）

材料二：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祥瑞文化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支流，其历史悠久、贯穿时空，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时至今日，祥瑞文化仍影响着我们，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专家考证，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祥瑞的文字，记载在一块出土于河南殷墟名为“小臣墙刻辞”的甲骨上。这块甲骨上刻有“白麟”二字，原型应该是白化的鹿。动物中白化的个体非常罕见，所以一般被古人珍重并视为祥瑞。先秦以降，传世文献中常能看到当时的人们将“白雉”“白虎”“白象”作为祥瑞的记载。

祥瑞最初是指象征国祚兴盛、政平人和，帝王承天受命、施政有德等具有良好政治寓意的自然现象或超常现象，后来逐渐演化为帝王为了粉饰太平、美化王权的一种政治手段。在官方思想的推动下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下，民间老百姓开始接受祥瑞文化的思想。不过，不同于国家层面政治上的需求及宗教层面促进教义传播的需求，民间的祥瑞多用来寄托民众避凶趋吉、禳祸祈福的美好愿景。

（选自李想《国宝小档案——〈瑞应麒麟图〉》，有删改）

材料三：2024年是中国农历的龙年。在传统文化中，“龙”威武刚健、神通广大、变幻莫测，寄寓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太平安康的美好愿望，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也是维系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纵观世界文明，文化没有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传承的是生生不息的精神。

龙，代表的是一种创新精神。从最早创造出“龙形”的伏羲说起，他刻画符号替代结绳记事，发明网罟（音同古）用于渔猎，还创造武器“木兵干戈”等。再观各个历史时期龙的形态，从无角到有角，从无翼到有翼，从无足到有足，其本身也不断创新。创新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以旺盛的创造力推动着思想、器物、制度、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进步，对世界发展产生着深厚的影响。

龙，代表的是一种进取精神。中国龙既能腾飞在天，又能遨游于水，可谓无坚不摧、无所不能。从盘古开天、夸父追日的神话传说，到屈原“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荀子“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的志向理念，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不惧艰辛、迎难而上、奋发进取、勇于追梦的价值认同。

（选自东方晓《龙的腾飞 龙的精神》，《环球人物》2024年第1期，有删改）

材料一：

近年来，我国在5G、AI、物联网、大数据、VR等领域持续发力，促进措施接续出台，进一步丰富拓展5G应用场景。以5G为代表的各类数智应用已逐步融入各领域，智慧生活已来到我们身边。

①____

“以往，上下班高峰期，总是人多车少，公交要等很久。”福建厦门市民李红告诉记者，近期，高峰时公交车频次增多，等车时间明显缩短。

“聪明的车开上智慧的路。”据厦门鹭城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服务中心负责人董丹丹介绍，厦门公交集团联合福建移动打造5G智慧“公交大脑”，为3500多辆公交车装上“5G安全节能智慧诱导系统”，实现“5G智慧公交”规模化运营。

根据平台“流量、流时、流向”实时分析，厦门公交在上下班高峰期人流密集区域智慧投放“区间灵活公交”450余辆，改变此前固定线路、固定班次模式，实现“人多车多、人少车少”高效运营。

新技术助力，不但提高出行效率，还提升了市民乘车体验。同时，新技术也给市民生活带来了新方便。

②____

走进莫高窟第285窟1：1复制洞窟，戴上AR眼镜，以九色鹿为原型的数字导览员“敦敦”数智形象正将游客带入1400多年前的西魏时期。

古典华丽的穹顶，五彩斑斓的彩绘壁画，在5G与AR技术结合运用下，洞窟立体重现在游客眼前。在“敦敦”引领下，真实世界和数智世界相互交融，眼镜里原来静态的壁画“活”了起来。

今年1月，由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等机构联合研发的“敦煌AR智能导览”系统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敦煌艺术展中投入使用，备受游客追捧。AR眼镜结合AI引擎、图片识别、3D场景展陈与互动等技术，让游客得以360度全景式、沉浸式“走入”敦煌壁画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中。

③____

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数智技术的拓展应用，让更多人感受到跨越时空界限的全新体验，也让人感受到新兴经济的向上之势。

脚踏沙滩上柔和的细沙，侧耳倾听海浪拍打礁石。手机屏幕里，“数智人”形象置身于环境优美的鼓浪屿。

“我们搭建起一个1.88平方公里大的映射物理时空的鼓浪屿场景。”据中国移动咪咕新空总经理廖智勇介绍，厦门市联合咪咕公司，基于5G+算力网络，通过数实融合创新技术打造的元宇宙鼓浪屿已上线测试，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年轻人参与。

元宇宙鼓浪屿街道两旁各色店铺里，中国结、新式旗袍等商品格外显眼。“不少本土潮牌已入驻，中国元素融合新技术，这里成为创业试水的前沿。”廖智勇说。

④____

2022年以来，福建移动在武夷山区建设5G站点100余个，并在部分茶园建立5G智能化监测体系，通过物联网数据卡+网络专线助力茶园视频监控图像传输。

福建省瑞泉茶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逸轩表示，借助移动物联网数据采集和传输，可实时监控空气温湿度、检测土壤pH值，助力科学管理茶树生长环境，提升茶叶产量与品质，茶园管理效率提升约20%。

同时，借助5G+AR技术，福建南平推出“南平茶旅智慧地图”小程序，游人可通过AR实景了解当地茶文化。类似的新技术也在浙江农田里“大显身手”。

稻飞虱是水稻安全生产的最大生物威胁。目前，大部分病虫测报依靠人工，工作效率低。而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病虫测报站田里，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戴着AR眼镜，拿起田里粘满虫子的粘板，眼镜里的辅助AI帮技术人员逐一辨识虫子种类。

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副研究员刘淑华表示，去年，研究所联合北京蜂巢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AR+AI智能眼镜设备、AI识别模型和多终端检测预警平台。眼镜可识别稻飞虱等20多种靶标。据预估，该设备的投入使用可节省测报人力成本约50%，测报效率提高60%左右。

“5G、AI与AR等技术的结合，应用潜力巨大。”蜂巢科技CEO夏勇峰说，更多更新数智技术应用的落地，将为更多行业注入新活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智慧生活就在身边》）

材料二：

8个月欠停车费6000多元，却未收到任何提醒。近日，上海市民胡女士偶然登录“上海停车”App发现自己大额欠费后，表示“整个人都不好了”。胡女士的遭遇并非孤例，许多车主也有类似困惑和不满，质疑智慧停车系统存在问题。有记者在胡女士停车的芳芯路上做了一次实地调查，停车14秒被收费15元，也没有收到任何缴费提醒。

数字化时代，智能技术覆盖的场景越来越多，百姓生活应该越来越舒适便捷才对。然而，为智慧生活添堵的“降智”行为却屡见不鲜。就拿“扫码消费”来说，到餐厅落座后，扫码点餐成了很多人的习惯动作；车辆驶出停车场前就扫码完成缴费，给有车一族带来“无感出场”的便利……扫码成“标配”，降低了人力成本，提高了服务效率。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扫码后的强制关注、弹窗广告、操作繁琐、误导消费等问题，让扫码变成了“扫兴”，消费者备受困扰。

再比如，在网购投诉、银行办业务、机票退改签等众多消费场景中，智能客服的身影随处可见，可是，答非所问、千篇一律、循环重复等情况，想必很多人都碰到过，聊天机器人变“机气人”。有的商家为了节省成本，干脆取消了人工客服，没有取消的，转接起来也很麻烦，需要等候很长时间。而一些老年人更是不习惯线上服务，但线下服务越来越少，智能化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想起这样一则报道，有位老人冒雨去交医保，被告知不收现金，只能扫码支付，老人在柜台前手足无措的样子令人心酸。

技术手段明明已经很先进了，老百姓却依然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体验，这说明相关机构、商家的工作不到位、目的不单纯，把好事办成了坏事，既损人，又伤己。种种“降智”行为，不但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还存在被误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数字化、智能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合理有效地发挥其优势，更好地助力消费、服务民生，兼顾使用体验和服务效率，才能不断造福社会。

（摘编自赵威《谁在给智慧生活“降智”？》）

【材料一】

由央视纪录片频道出品的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自第一季播出至今，豆瓣评分高达9.5分，视频网站播放量超过5000万。《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其特色的叙事特征，让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突破了固有的受众群体，扭转了人们对以往纪录片严肃而正经的刻板印象，重新刮起了一股文化热。

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中，叙事视角的不同影响着受众的直观感受。用全知视角，叙事者是全知全能的，能够全盘掌握所有信息，甚至能了解人的内心活动，讲述故事不受限制、可信度高。它一直作为主导的叙事视角出现在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中，但与受众存在距离感，很难引起受众的共鸣。用内视角，叙事者和某个人物知道的同样多，仅说出这一人物了解的情况，让叙事者和人物保持同样的角度，观众能够轻易地进入情节，产生共鸣。

（摘自《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叙事探析》）

【材料二】

《如果国宝会说话》采用了适合网络化传播的特色语言和拟人化的手法，并以此成功吸引了年轻群体的关注。比如在《击鼓说唱陶俑》中这样说：“我是东汉时期四川盆地的说唱艺人，左手持鼓，右手握棒……我正要瞬间发力，逗翻场上所有观众……”通过这段极具感染力的介绍，受众仿佛也被带回到2000多年前，观看说唱艺人的现场演出。比如介绍鸮尊时把它比作中国版“愤怒的小鸟”；在介绍说唱俑出土后，评价“两千年断食断水，腹部的赘肉并没有半点儿松懈，哎，减肥真难啊”。无疑为纪录片增添了观赏性和趣味性。

（摘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信公众号）

【材料三】

微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采用了台网联播的方式，既可以在电视上观看，也可以在移动端（比如B站）观看，扩展了其信息传播途径以及受众范围。同时，台网联播的方式做到了优势互补，一方面，电视媒体的纪录片创作经验丰富，作品质量更高；另一方面，视频网站资金雄厚，流量、粉丝优势突出。两者结合，可促进纪录片的传播推广，实现双赢。

《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组不仅在B站等视频平台进行播放，还入驻了微博、抖音等平台，实现了多平台互动、跨平台转发，获得更多的浏览量和关注度。

电视播放，需要观众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并保持注意力，只能与一起观看的人即时交流观看心得，或者看完再与他人讨论分享。网络媒介则融合了受众的观看情景与交流情景。

在观看的共同场景下，受众可以通过弹幕看到之前受众的言论及感受，也可以与其他受众分享自己的实时观影体验，让受众沉浸在多人共同观看的热闹互动氛围之中。这种交流，既为创作者制作贴近大众的文化内容提供了依据，也使受众间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正是这些有趣的弹幕内容，激发了受众的表达欲和互动性，潜移默化地让遥远的古代文物在现代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让纪录片获得更多的关注。

（摘自《全媒体探索》）

【材料四】

（摘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信公众号）

材料一

据搜狐网7月8日消息：作为追光动画十周年的主打力作《长安三万里》在7月8日登陆影院上映，首日便累计票房破亿，成为了暑期档第一部适合全年龄段观看的电影，尤其是片中有多首唐诗名句的视觉化呈现，深受孩子们的追捧。作为一部以唐代历史为背景的电影，借助顶级动画技术展现出大唐多地盛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气象万千的盛唐风貌，诠释独属中国人的浪漫。

材料二：

电影以李白、高适、杜甫等著名诗人为主线，讲述了他们在长安这座辉煌都市中的生活、友情和创作。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观众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到唐朝的历史和文化。影片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展现了这一段历史的悲壮与荣光。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述，观众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那个时代的风华绝代。

材料三：

电影中融入了大量的唐诗元素，将诗歌与故事情节相结合，使观众在欣赏动画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诗歌的美感。这种诗意的叙事手法让影片更具艺术性和观赏性。影片中的诗歌不仅表达了人物的情感，还展现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这种诗歌与故事的完美结合，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享受到了诗歌的魅力，也加深了对故事情节的理解。

材料四：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①“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大江奔流，百鸟翔集，诗人放声吟唱，响彻云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片尾，李白历经坎坷终见曙光，观众为之感慨、为之舒怀。创作者用酣畅的视听叙事展现大唐气象，也让人们熟知的这些唐诗意境一新。

②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横空出世、被称为“国漫之光”，到《哪吒之魔童降世》创造单片超50亿元票房、1.4亿人次观影的盛况，再到《长安三万里》引发的观看热潮和持续热议……10年来，我国动画电影票房前20部作品中，9部取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些燃情的“国风动画”，以当代审美激活文化基因，用数字技术呈现瑰丽想象，探索中国风格，追求中国气派，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讲述的一个缩影。

③不只是动画，也不只是电影。近年来，我国文艺领域“国潮”涌动、“国风”劲刮。舞台上，《唐宫夜宴》《只此青绿》《五星出东方》，“国宝文物”翩然起舞；荧屏综艺上，《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斯文江南》，典籍文字气韵生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展示华夏独特时间观，“燕山雪花大如席”以浪漫想象穿越时空，徐徐打开的“中国门”迎纳四海宾朋……国风国潮牵动的，不仅是器物、人物和故事，更是审美、情感和认同；它所体现的，不仅是赓续文脉、续写辉煌的文化自觉，更是坚定的文化自信。

④5000多年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为新的文化创造提供丰沛源泉，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推动文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当前文艺创新的成功探索向我们昭示：文化自信涵养文化创造，文化创造增强文化自信。强化这个正反馈，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奔涌向前。

（《人民日报》2023年09月15日）

材料一

圆明园为康熙赐名，雍正说这一名字意旨深远，“圆”指个人修养圆满无缺，君子立身行事，遵循中庸之道，“明”指光明磊落，睿智明达。后来乾隆又赋予“圆明”二字以先忧后乐的政治寓意。

在圆明园内景观建筑的命名中，不少是执政者政治理念与理想的映射，如“正大光明”等。正大光明建筑群位于圆明园南部。正大光明一语出自理学家朱熹：“古之圣君贤相所以诚意交孚，两尽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业也。”就是说圣君贤相竭诚以待，各尽其责，才能成就光辉的盛世。国家的各种重要大典，如贺寿庆典，乡试复试等一般都在正大光明殿内进行，因此有“御园正衙”之称。除此之外，圆明园二宫门命名为出入贤良门，寓意实现盛世，就要“亲贤臣，远小人”。圆明园西北的“汇芳书院”取汇集群芳之意，这里的“芳”是指有贤德，贤才的人，标榜好贤，尊贤，希望能够得到贤才的辅佐。

孝治在封建王朝时代维护着家庭宗族的稳定。孝悌礼制思想在圆明园内景观建筑的命名中也多有体现，如“鸿慈永祜”等。鸿慈永祜是皇家祖祠，又称安佑宫，是乾隆间来奉祀康熙、雍正的地方。

修身养性是儒家对君子的基本要求，治国、平天下，首先就要修身。圆明园内景观建筑的命名，不少是儒家修身思想的反映。在众多景观建筑中，“茹古涵今”“四宜书屋”等均是读书之处。“茹古涵今”表示皇帝在此汲取古人精华，接受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四宜书屋”，乾隆解释为“春夏秋冬无不宜，所宣乐总读书时”，一年四季皆宜读书。此外，还有一些景观的题名也体现出乾隆对修身养性的追求，如“涵虚朗鉴”“澡身浴德”等。

对山水田园生活的向往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鲜明特征，在圆明园内也有不少体现，如“北远山村”“杏花春馆”等景观命名。北远山村，竹篱茅舍，巷陌交通，如同王维田园诗歌景象。杏花春馆，矮屋疏篱，环植文杏，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意境有相似之处。

圆明园建筑还体现着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含。它会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不同文化中的仙佛境界。在营建过程中，它会借鉴很多江南园林的营建手法，甚至连名称也照搬进来，典型的如“曲院风荷”，此名原为西湖胜景。

古人认为：“善园者以名，善名者以意。”这些命名，是造景者摄取万象，塑造典型，借物写心的过程；是赏景者借物抒情，精神升华，自我重塑的过程。它们是园林文化内涵的高度凝练，充分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是圆明园这一不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让圆明园成了当今的“天生网红”，衍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如“圆明园四十景”“圆明园十二生宵”等，这也是对圆明园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材料二

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的说法，出自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写给巴黎友人达索的信，他在信中说：“这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园中的建筑造型，其美无与伦比……建筑与山石、花木之间巧妙结合……景色之多不能一目看尽……一切都趣味高雅，可以长时间地游赏。”他的《中国第一园林特写》一书影响比较大，致使欧洲上层许多达官贵人对圆明园非常青睐，要求建筑师给他们设计类似圆明园的房子，模仿中国园林，所以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园林在乾隆年间开始走向世界。

当时英国皇室建筑师钱伯斯也非常推崇中国园林艺术。他在《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中说：“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又在《东方造园艺术泛论》一书中写道：“没有任何国家在园林结构的壮丽和数量曾经与中国相当。王致诚神父告诉我们圆明园有四百座楼阁，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市。”

在当时英法等欧洲国家争相仿造中国园林的过程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模仿得有点像。因为中国皇家园林里有许多农业景观，所以在凡尔赛宫里出现了小特里阿农这样的农业景观。仿造最好的还是钱伯斯在英国伦敦郊外建的邱园塔。他仿的是广州六榕寺的六榕塔，因为钱伯斯到过广州，通过六榕寺六榕塔的老照片，可以发现它和邱园塔造型非常相似。

当时欧洲贵族将丝绸之路传过去的中国瓷器或者丝绸上出现的建筑物都作为中国园林的代表，在自己园子里仿造，实际这些根据并不充分，那些图案上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圆明园。不过也有一个传教士曾经把《圆明园四十景》图带回了欧洲，他带的不是绢本画，而是木刻版。法国的勒胡士出版了《新潮园林详解》，第四卷中他以圆明园为题介绍中国园林。

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对欧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美国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说：“中国园林是欧洲浪漫主义的起源之一，它推动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向。”

圆明园还被誉为“中国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正因如此，部分人提出要在今天重建圆明园，恢复其当年的富丽与繁华。中国拥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历史文化古迹，它们既具有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但圆明园遗址则与众不同，它承载了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历史记忆，对世人具有教育和警示作用，其历史意义已远超园林作为建筑本身的艺术价值。如此一来，圆明园已无重建必要。首先，圆明园并不可能完全被复原，那些散落世界各地的珍宝还有许多不知去向；其次，就算恢复了当时的样貌，也只能称得上是仿古建筑，历史文化价值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逝去的历史是永远不可复制的。

其实，若想看到圆明园盛景有很多呈现方式。国家文物局表示，将在网络上“重建”圆明园，采用数字化等虚拟方式再现圆明园昔日盛景，并结合考古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活动，宣传、普及圆明园遗址核心价值内涵。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正确认识历史废墟的价值。

材料三：

面对当下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纪录片从不缺席。近年来，网络空间已成为新闻宣传主阵地，中国纪录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广电总局监管中心数据显示，去年仅在互联网上线的纪录片就达259部。中国纪录片迈入了高质量发展关键期。

迈入新世纪，中国纪录片更好地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与书写中华文明的职能，有温度地展示历史，有灵魂地描摹传统，有情趣地传播文化。

《圆明园》首次在纪录片中使用数字动画技术，再现昔日“万园之园”的宏美景观，颠覆了纪实美学的定义，带领观众饱览视觉奇观。《本草中国》《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录片，借助中医、茶文化等广受世界瞩目的优秀内容，成功地将其中蕴含的生活智慧、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传播到海外。

只要坚持创作精品的态度，将品质扎实的原创内容和生动活泼的表达形式进行有机结合，这样的作品就能在网络上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关注受众需求，注重创作品质，继续深耕内容高地，做有品质、有内涵、有故事的好作品，才是中国纪录片正确的打开方式。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中国纪录片进入高质量发展关键期》）

【材料一】“曾经，博物馆是有围墙的，展览以实物形式进行。”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说，“得益于先进的技术，‘云端’观展成为常态，展览借助科技走到不同城市，数字化让博物馆的边界变得模糊了，博物馆真正实现了无处不在。”

【材料二】走进改造升级后的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生动、丰富的多媒体技术更全面、更深入地表达了三星堆文化内涵。序厅里，多媒体“三星堆之眼”展现三星堆发现发掘关键节点；正厅里，L型视频墙用逼真的三维动画呈现了三星堆古城形成过程，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三五好友相聚，赏花品茗，抚琴对弈……打开湖南省博物馆网上展厅，进入《闲来弄风雅——宋朝人慢生活镜像》专题，伴着古琴乐曲，宋朝文人雅士的生活场景徐徐展开。该展览运用AR、VR、三维影像制作等技术，制作了360°全景线上虚拟展厅，全方位立体式呈现了80余件文物。

去年9月，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体验展，处处给人惊喜：拨动加入交互密码的“古琴”，一曲《广陵散》在指间流淌；和着观众的动作，一袭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衣”翩翩起舞……一名带着孩子来观展的退休教师说：“科技与文化结合使展览寓教于乐，增强了孩子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热爱。”

【材料三】近年来，许多博物馆都展开了三维数字化采集工作。数据采集过程乍看并不复杂：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高清相机等设备收集文物数据，再利用这些数据建起文物的三维模型。然而要还原文物的历史容貌，还需要高精度的数据。以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神树为例，因体型庞大，技术人员将几十块残件分段扫描再拼接，单扫描就用时一个多月，数据处理就用了半年。在虚拟复原时，高精度的数据往往能做到高度复原文物的每一块残件乃至细节，作为文物修复的重要参考。

再以湖南省博物馆的古琴“飞泉”为例，古琴的形制和漆色断纹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其修复需要最小干预和有效保护。修复师运用扫描的三维数据，对缺失部分的结构进行三维重建，然后进行虚拟修复，再修复实物，以此提高修复的精准度。

【材料四】如今，文物展品与数字技术的关系，早在考古发掘现场就已经形成了。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现代化大棚，只见围绕6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排开多个考古实验室。旁边的会议室里、占据整面墙的大屏幕实时显示考古大棚内的情况。每个发掘坑都设有24小时不间断拍摄系统，记录的数据是后期考古研究的珍贵资料。

目前正在进行的三星堆遗址发掘，无论是发掘技术还是多学科研究，都站在了世界考古的前沿。在实验室里，一件青铜器形状的白色硅胶套摆在桌上，这是为新发现的青铜尊量身定制的3D打印“防护服”。青铜尊器型大，采取传统的石膏固定提取，容易破碎。因此，先用3D扫描仪采集数据，再在3D打印出的模型上制作好硅胶保护套，给文物穿上后再提取。3D打印技术用在考古发掘上还是第一次。

此次考古还首次应用了高光谱数据采集与分析的技术，来识别文物的物质构成。对发掘坑表面进行光谱扫描，就可以预判文物的材质。比如青铜、象牙和丝织物的光谱表现就不一样，在肉眼看来只是黑色“土块”的物质，在高光谱成像仪的扫描下能一目了然。

（上述材料均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