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多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展正在各地巡展，行草隶篆、水墨油画，将这些知名艺术家的情趣和修养，从一个侧面传递给观众，确实值得一看。但是，算一算他们的岁数，你也会心存遗憾，他们大都年过花甲，乃至耄耋之年，而年轻一代寥寥无几，尤其那些当下正红的年轻表演明星们基本阙如。或许他们没有时间参加这一盛会，或许书画艺术需要岁月的积淀，可是，他们的文化情趣平时又体现在哪里呢？

    无论创作还是表演，文化情趣很关键，一代代艺术家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是许多老一代电影、音乐、戏剧名流的基本功，学贯中西更是他们知识储备的特征。去年辞世的于是之就是戏剧演出的大家，但他的散文功底、书法功力和深厚学养也是公认的，正因为这种底蕴，让于是之的表演充满魅力，有口皆碑。可以说，具备了多种文化情趣，拥有了广博的知识，不但有助于领悟把握艺术，还可以为人生带来丰富的意蕴，不至于老在那里空虚烦躁，尤其是压力和烦闷难以排解时，在文化情趣的滋润下，就有可能顺利地疏通。

    其实，当下很多明星的学历并不比老一代艺术家弱，读完大学本科的很普遍，读过研究生甚至出洋留学的也不少见，但不知为什么，一说起文化情趣，好像大多不如前辈。写字，除了经过精心设计的那个谁也认不出来的签名外，很多人只要拿起笔，往往都是蛇首豸行；绘画，大约许多人还从来没有走进过美术馆和博物馆呢；而且，更有不少唱歌的却不了解戏剧，也有身在戏剧行当的却又不懂歌剧和交响乐，还有演影视的居然不明白文学为何物。另外，将艺术仅仅当做技术的也大有人在，这样的技术只适合在公众场合炫耀，而不可能转化为修养与情趣。

    今天身在演艺界的人们，其国际交流的环境、掌握现代技术的水准、生活样式的多姿多彩，都远超过老一代人，只是他们的文化视野实际并不比前辈宽广，对人生的认知也十分狭窄，这恐怕与轻视文化情趣有直接的关系。尽管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特点，知识储备当然也不必强求一致，文化情趣或许可能各有所长，当今也有很多传递手段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涵养方式，都是为了多一点情趣、多一些润泽、多几种品鉴渠道，这些，对人生对艺术专业总会有所裨益。

    现在年轻一代，网络知识很丰富，玩游戏的水平相当高，在虚拟空间可以畅行无阻，但如果身在演艺界，现实生活的体验、多方面的文化培育，依然不可或缺。否则，戏路就会单一，演艺生命就会速朽，还有可能在不该栽倒的地方栽个大跟头。

    正当红的明星，虽说具有宽阔的商业前途，拥有大量的网络粉丝，可以占据收入排行榜的前列，然而，他们的生活却可能很无趣，闲时兴许还很无聊，底线又相当的模糊，于是，触碰底线的事情时有发生。文化情趣并不能保证人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但起码可以让生活充实，让闲暇丰富，让趣味不那么低下。

    丰富的文化情趣，对演艺界不可或缺！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节）

文体兴衰叹

    许多人会费解，为什么今天的长篇小说热度远胜于短篇？浮躁的时代不是更应该把文章写短吗，不是更符合“文化快餐”这个说辞吗？还有，为什么诗人的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整体上不及小说家？这些都值得对文学文体的流变进行思考。

    文体的流变显然是有线索可循的——思想的复杂、感情的丰富，迫使文体不断被突破。最突出的例证是中国的诗歌流变，从《诗经》的四言到汉诗五言，再到唐朝的七言为多，直至宋词的出现，文体流变表现为一个不断扩充的过程。元代戏曲、明清小说，从外部进一步证明文体的“扩容”势不可当，而与此同时，绝句、律诗则逐渐退化到“闲笔”的境地。这说明了文体的流变和人类文明发展，和人们表达感情的丰沛程度是同时进步的。

    然而，一种文体的兴衰，受文人的追捧或淡化，被读者热衷或冷落，涉及更多因素，外部环境力量甚至更直接地影响、左右、决定着这种起落。社会需求迫使文化人必须去适应、去追随，这是跟写作的功利性密切相关的，潜藏着“务实”的、“非文学”的动力，也可以说是时代风潮影响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文学火热，中短篇小说掀起热潮，很多小说家都热衷于此，那是个观念日新月异、不断突破的年代，中短篇表达思想、传递观念更迅速、更直接。长篇小说之类的“黄钟大吕”“扛鼎之作”何时能出现，成了很多文学人的担忧。时间过了不到30年，世情大变，长篇小说已经不再是需要呼吁的文体，它在各方面的待遇都远远超过了中短篇。长篇写作也已经不再是一个作家在长期的中短篇创作积淀后的尝试，而成了很多年轻作家的处女作。人们又开始担忧，最能体现作家艺术风格和特色的中短篇为什么寥落了？这显然和市场、发行量、改编机会有关。一部作品靠作者知名度销售，远不及靠题材、靠书名更能抓人眼球。市场这个冷冰冰的东西已经推动起一股热潮，裹挟着文体的兴衰。

    近日重读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找到了更为久远的证据——文体的兴衰想来是一个很不文学的问题。谈到唐代传奇小说的兴盛，鲁迅认为，这其实与那时的“社会需求”，说彻底了是与士子、文人、“知识青年”的生存需要密切相关的。唐时，举子们进京赶考，需要将自己写的诗抄成卷子，拜名人鉴定，如果能得到“文化名人”的赞赏，则“声价十倍”，及第希望大增。但开元年后，诗歌被人厌倦，是名人们也看烦了吧，诗歌不招人待见，有人就抄小说呈上，结果反而暴得名声，于是鲁迅说：“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

    今天是市场，唐时是及第，它们都关乎生存和现实前程，对个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文学的健康发展并非靠作家、评论家呼吁就能实现。

    文体流变有规律，其推手却很复杂，需要我们准确把握动力源和方向感，梳理其中的关系。然而面对许多难以左右的因素，总免不了一声叹息。但愿在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文学依然能够循着自己的方向前行。（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情绪异常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长期以来，各个领域的学者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对此现象纷纷做出各自的解释，但是始终未获解决。现在生物学家也开始涉足这个问题，并从生物学的角度加以探讨，他们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

    我们经常说人的情绪多变，其实我们往往不是自己情绪的真正主人。在人体内，存在着许多调控我们情绪的化学物质，我们的喜怒哀乐受到它们的控制。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烦，究其原因是一种叫做“梅拉多宁”的激素在作怪：如果这种激素分泌过多，会导致心情烦躁、沮丧等。更有甚者，梅拉多宁也是导致一种叫“冬季抑郁症”疾病的元凶。得这种病的人，在冬季尤其是阴霉、缺少阳光的日子里，容易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甚至做出极端行为。为什么生活中有些人那么快乐，令人羡慕？这又涉及到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多巴胺是神经元中传导神经兴奋的一种化学物质，当多巴胺传导顺畅的时候，大脑内部就会产生一系列化学变化，使我们产生快感。

    现在生物学家发现，大量的细菌寄生在我们呼吸道和消化道中，它们中的半数是中性菌，对我们既无害也无益，比如肠杆菌、酵母菌及肠球菌；约有l0％是有害菌，如葡萄球菌、幽门杆菌等；还有约30％是有益菌，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对有害菌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它们的活动严格受有益菌和中性菌的管制。

    别小看这些寄生在肠道内的小小细菌，它们对改变我们的情绪和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这些细菌影响人体的营养代谢，如果消化不良，会引起情绪异常；另一方面，假如人体的代谢紊乱，这些细菌会制造出硫化氢、氨等气体来毒害我们的神经，从而导致我们情绪异常，甚至做出极端行为。科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当给猪投喂高密度的发酵乳杆菌时，猪不仅长得快，而且争食咬斗现象明显减少。这是因为猪的肠道内有益菌受到强化之后，对猪的神经有毒害作用的气体硫化氢和氨等的生成大幅度下降，于是改善了猪的行为。

    近年，人们情绪异常和行为失控的发生频率逐年升高，从肠道内细菌的生存环境看，导致这一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农药、食品添加剂和抗生素等滥用。这些药物或化学物质进入人体会大量杀死肠道细菌，导致人代谢紊乱和消化不良，从而引发情绪异常和精神疾病。二是这几年生活水平提高后，部分人吃得太饱。由于摄入的过量高蛋白在人体内缺少有益菌或中性菌为其分解、代谢，它们会在杂菌的分解下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氨等对神经有毒害作用的物质。这些物质会破坏人体中起抑制冲动作用的五羟色胺的合成，导致人的情绪异常，产生过激行为。

    中国戏曲的声腔经历了由单曲体、联套体到板腔体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如果我们着意关注一下戏曲声腔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尽管中国戏曲的声腔体系纷繁复杂、千姿百态，但无论是古老的戏曲剧种，还是新近形成的戏曲剧种，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将独立的民歌（或曲牌）用于戏曲表演，并形成戏曲声腔以后，都经历了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联套体声腔，或由单曲体声腔发展到板腔体声腔的发展道路。这三个阶段就像是三级台阶，一步一步由低向高发展，显示出了戏曲由幼年、青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轨迹。直到现在中国戏曲还没有什么腔体超过了板腔体声腔的表现功能，因此中国戏曲最高层次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居的声腔仍然还是板腔体声腔。

    戏曲声腔的这种发展是由戏曲内在的推动力推动前进的，这一内在推动力就是戏剧性。所谓戏剧性，就是舞台人物出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或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一起的碰撞所引起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是由塑造的人物的一系列的戏剧动作组成的，它发自人物内心的意志和情感，再由内在心理动作转化为外部行为动作。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在展示矛盾冲突和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使用的动作有着不同的特点：西洋戏剧在展示内心动作时，更多地表现人物在冲突中的行动过程，在外部动作完成过程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完成情节的陈述。在理论上将此归纳为“动作是实现了的意志”，强调的是内心意志已经“实现”。而中国戏曲则更多地注目于内在意志的展示，强调外部动作的形成过程，把舞台空间腾出来展示人物灵魂深处情感的流动。在理论上直截了当地将其归纳为：“乐者，心之动也”。由此形成了我国戏曲在戏剧动作上的抒情风格。而“唱”则是展示人物心理活动最好的表现手段。既然唱腔是表现人物内在情感的最佳手段，那么戏曲的声腔就必然按照戏剧性的要求进行变化发展。

    提高戏曲声腔的戏剧性，就是要求戏曲的声腔能表现复杂多变的人物情感，而为适应这个要求，中国戏曲首先由单曲体走上了曲牌联套体声腔的道路。所谓联套体声腔，即将大量不同节奏、不同情绪色彩的曲调吸纳为声腔，以展示人物在矛盾冲突中形成的多变的心理活动。在中国戏曲初、中级阶段形成的元杂剧走的是这条道路。全盛的时期是昆曲，将曲牌联套体声腔发展到了无所不备的顶峰。

    明末清初，地方戏曲剧种蓬勃兴起。它们虽然是在大量民歌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大部分闲置不用，只将其中表现力强、旋律扩展能力大的个别曲调，通过节奏变化的方法，衍变、派生出一系列不同节奏的板式，以满足声腔的需要。皮黄戏曲、梆子腔、秦腔等剧种都属于此类声腔。这种在民歌基础上形成的板腔体声腔，使声腔的风格特色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使演员容易掌握，观众也易于记忆，因此很快就形成了广泛的观众群体，使板腔体声腔广泛流传，牢实的扎下根来。

（节选自《从特殊道路走向板腔体声腔的黄梅戏》）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不长，沿线各国对它并不一定了解，甚至还可能会产生误解、曲解。因此，当前迫切需要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健康话语，以消除对“一带一路”的各种误解、曲解。那么，什么是健康话语？

    健康的话语必须有利于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计划，而是一个开放性合作性的经济发展倡议。因此，要推进“一带一路”，必须要处理好与沿线国家的关系。中国所构建的“一带一路”话语应该是沿线各国都能接受的话语，而且不能建立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战略资源的争夺和利用之上。如果把某些国家视为“战略支点”，而“支点”就意味着是被利用的工具，利用者和被利用者显然是不平等的。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不仅会反对“一带一路”，甚至还会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的围堵。

    健康话语要有利于消除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会。“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不是中国一国的话语，应该是沿线国家共同的话语。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当考虑沿线各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沿线各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非常复杂，仅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来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国家在历史传统上的对抗和文化上的冲突。“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应建立在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多样习俗的基础上。

    健康话语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的项目合作。“一带一路”的话语不能从中国获利的角度来构建，而要从共同受益的角度来构建。不少人往往会强调中国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情况，很少甚至不会谈到沿线各国在中国的投资情况。实际上，在“一带一路”既有合作的项目中，既有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也有中国从其他国家引进的项目。尤其是在中国对外投资的项目更多的是中国的高科技项目。相反，那些低端产业的合作非常少。然而，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文章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而看到的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对一些国家的资源型产业的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世界舆论。实际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所有项目合作，秉承着共赢的原则，而不是充满了竞争性零和博弈的大棋局。

    只有健康的话语才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反之则无助于“一带一路”在实践中的落实。

（摘编自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

论《红楼梦》的性格描述

刘再复

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对照可以使彼此之间的性格“区别得更加鲜明”，相互起衬托作用。但中国戏剧中常用的“忠”与“奸”的脸谱化外部对照方式属于审美层次较低的对照方式，是单一化性格之间的外部对照。从文学历史的经验中，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认识，这就是：带有较高审美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外部对照，应当是《红楼梦》式的对照，对照的双方都应当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只有这种对照才是高级的对照方式。

那么这种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呢？这里的关键是必须从外转入内，即依赖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美丑的二重组合。这种性格的二重组合乃是人物性格丰富的内在源泉。它不仅可以使不同性格的人物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互相对映，而且是塑造人物形象获得成功的最根本的美学基础和最重要的美学方式。

同一人物性格内部的正反两极的对照和二重组合，有很多形态。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在每一种组合形态中发挥自己独特的艺术才能，赋予某种组合形态以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同样是悲剧性格因素与喜剧性格因素的二重组合，曹雪芹的王熙凤，契诃夫的小公务员，鲁迅的阿Q，就有很不相同的性格内涵和象征意蕴。典型性格内部的对照，很少只是单纯的一组对照关系，它往往形成多组对照关系，并形成性格内部的对照系统，在这个对照系统中，“杂多”的性格元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联系，这就是性格整体中的二重组合单元，这些二重组合单元，在性格内部积极运动，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形成丰富复杂的性格。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性格结构，总是以两极的对立统一为内在机制的性格网络结构。以项羽为例，他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照系统。过去有人在分析项羽时，常以“虞兮”之歌为例，说明项羽兼有风云之气和儿女之情，但这只是项羽性格整体中的一个性格组合单元，而且是性格表层的组合单元，并非项羽性格的整体结构。项羽性格整体中还有很多互相交叉的性格组合单元。钱钟书先生汇集《史记》中其他人物对项羽的评价，找出项羽多种性格元素的两极对照，他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从心学性理来看，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项羽身上的“妇人之仁”、“屠坑残灭”等性格元素，不是线性的善恶排列，而是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地形成一组一组的“相反相违”的对立统一关系，而这一组一组的性格元素又围绕项羽的性格核心不断发生交叉组合，从而形成项羽复杂而有序的性格系统。这个性格系统包括善与恶、类与丑、残暴与仁爱、阳刚与阴柔、崇高与鄙俗等多种性格的二重组合单元，而由于两极对照中又有心理中介与感情中介的联系，因而形成犁然有当的性格运动。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次要人物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例如《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具有自己复杂的性格对照系统，而次要人物晴雯、袭人等，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以袭人为例，她既恪守奴才的本分，全心全意地尽奴仆之职，但也流露出对自己“奴才命”的不满。她对主子极其温顺，似有逄迎之嫌，但她又同情刘姥姥，惜老爱贫，似无势利之心。她在奴才中表现得最为规矩、正派，时时告诫着宝玉，但正是她，第一个与宝玉“同领警幻所训之事”。她对宝玉既有“从”也有“爱”，既有奴仆对主子卑微的恭顺，也有青春少女对恋人真实的痴情。袭人性格内里包含着美丑、善恶的对照，这种对照是由很多二重组合单元互相交叉构成的，因此，袭人的性格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袭人的性格塑造与晴雯的性格塑造，都是非常成功的。她们两人形成一种性格对照，让人感到她们的性格虽然清晰，但又不是一览无余，没有人为的对照痕迹。这就因为她们自身的性格是丰富的，其内部也有对照，也有联结，也有统一，深层结构中蕴涵着许多一家独有的内容。这些内容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复杂又深邃。这样，她们的性格外部对照，由于自身性格内涵的丰富，而获得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系，尽管作家可采取多种对照手段，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物性格内部的对照和组合。

（节选自刘再复《红楼梦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