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别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知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是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摘编自《中国文化概论》）

    海绵城市是一种形象的表述，是指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建设海绵城市是党中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李俊奇认为，我们的城市应该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

    海绵城市建设的主要措施是对路面进行透水铺装，和建造下沉式绿地、绿色屋顶、蓄水池等设施。其直接目的固然在于收集利用雨水、减少洪涝灾害，但从城市建设理念来讲，这其实是对城市公共设施、生态系统的改造和升级，是着眼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规划布局。

    海绵城市理念主要包括一个核心指导思想，三大建设途径，三大雨水系统和四大关键目标。

    一个核心指导思想指低影响开发理念。三大建设途径指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低影响开发。针对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进行最大限度的保护，维持自然的水文特征。针对已经遭受传统城市建设模式破坏的生态系统，采用生态手段进行修复。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应积极采用低影响开发理念，减少硬化面积，提高城市滞蓄、渗透、净化雨水能力。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实施海绵城市建设呢？海绵城市建设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不可能一蹴而就。

    海绵城市建设遵循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道法自然”，建设自然、生态、绿色的基础设施。这些年我们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太过于强调灰色基础设施建设，相应地淡化了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灰色基础设施过分注重人工化的工程。而绿色生态的基础设施，就是用生态自然的，或者模仿自然的生态措施实施。

    海绵城市建设还应因城、因地而异，不能简单地套用或复制某一固定模式。应该尊重科学，不能过分地夸大或贬低绿色雨水基础设施的作用。注重利用适宜当地的生态化设施，如植草沟、雨水花园、雨水塘、多功能调蓄水体等，这些设施还可以充分利用雨水资源，缓解城市径流污染和内涝风险，降低水环境污染巨额治理费用，减少城市内涝造成的巨额损失。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须得到全社会的支持，鼓励社会资本的参与。通过宣传与交流，让老百姓明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可建立关于雨水排放的奖励和补贴机制等。北京就曾经对开发商提出了，如果建立雨水利用设施，就会减免防洪费。

    海绵城市的建设，必然会拉动经济增长，从本行业的规划、施工、软件模型开发，到带动其附属产业的产品制造等，能够促进多产业共同发展。在雨水系统改造的同时，可以结合道路铺装改造、绿化景观提升等项目来共同完成。国家的投资，加上地方上的配套资金和社会资本的参与，甚至有人预计未来海绵城市的建设规模可达万亿。

    海绵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连片效应，不然，就很难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若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小区、每一条道路，都按照低影响开发理念来规划和实施，就会积少成多，效果会更好。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以水定城”的战略，这对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推动海绵城市的建设会大有裨益。

（选自半月谈网《海绵城市建设是百年大计》，有删改）

怀念陆蠡

    陆蠡因为留下了《海星》《竹刀》《囚绿记》三本散文集，翻译了不少外国书籍，而被誉为“绝代散文家”。他更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主义者。1938年，芦沟桥事变第二年，陆蠡来到已沦为“孤岛”的上海，主持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他坚持斗争，出版了大量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的抗日书籍，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1942年4月13日，上海中央巡捕房和法租界巡捕房联合派人到出版社，拿着陆蠡的照片，指名要抓人。这时陆蠡恰好外出，巡捕们便入内翻箱倒柜大搜查，最后带走了两个人和部分书籍。陆蠡回来后，为了营救被抓走的两位同事，找巡捕房交涉，当即被拘捕，不久转到日本宪兵队。在日本人面前，陆蠡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据说，有一次日本人提审陆蠡：“你爱不爱国？”陆蠡坦然回答：“爱国。”又问：“你赞不赞成南京政府(指汪精卫伪政府)？”他毅然回答：“不赞成!”再问：“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把中国征服？”他断然答道：“绝对不能征服!”一字一句，气壮山河。

    后来，陆蠡没有了音讯。他的亲友四处寻找，多方营救，终属徒然，他就这样在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位杰出的天台人。但陆蠡在文学史上留下的业绩，不会因时间而消逝。我们应该重新认识陆蠡，重新认识他那带着浓郁乡土味的优美散文和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

    据说，陆蠡从小便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聪慧，有神童之称。7岁时，县知事到学堂视察，命陆蠡作文，他面无难色，略作思索，便提笔成文。知事阅后，大为赞赏，当即掏出随身携带的所有银元，奖励陆蠡，一时传为佳话。后来知事升至台州府任职，便向陆蠡父亲提出带陆蠡到台州府读书。陆蠡12岁时，又由耶稣堂一位姓邵的先生带到杭州教会学堂惠兰中学补习英语。第二年，跨越初中，直接考入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从此，陆蠡从平桥小镇走向外面的世界。以后，陆蠡相继进入杭州之江大学、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读书，完成学业后先后在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上海南翔立迭学园、临海回浦中学任教，后来再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

    在走南闯北的二十多年里，陆蠡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散文，这些散文表达了他向往光明、追求快乐的美好理想。在三十年代的散文家中，陆蠡的散文最是奇丽明朗，清新可诵。他的散文有许多写到故乡的山水，是天台山的神秀山水给了他聪慧和灵气。故乡的山水、重年的回忆，一直是他创作的源泉。写到故乡，陆蠡的笔端总是满蘸着深情。

    陆蠡是一个地道的天台山人，他的血脉中涌动着天台山人特有的激情，这不仅体现在他的散文中，更体现在他的为人品格上。忠诚善良，讲义气，富有正义感，不趋时媚俗，有一副热心肠，为朋友可以赴汤蹈火。天台人所应有的优点，在陆蠡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时，陆蠡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只知默默耕耘。但在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即使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面前。诗人柯灵说：“他不趋时，不阿俗，切切实实，闭门劳作，殷勤地献与世人。他是淳朴的，一个地道的山乡人。这点淳朴使他在品格上显得高，见得厚，也正是他能默默地为祖国献出生命的根基。”在他失踪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许多熟悉或者不熟悉他的人，一直不停地写纪念文章，最为敬仰、最为赞道的是他的崇高心灵和无私品格。巴金先生在怀念他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认识不少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然而像他这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可以当之无愧。”这样的评价，可能在巴金先生的一生中再也没有献给过第二个人了。

    陆蠡虽然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伟人，但他是一个真正有骨气的天台人，他以自己34岁的生命在天地间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我们的时代需要陆蠡的精神，需要陆蠡那样的硬气和实干，需要那种知难而上、百折不挠的信念。陆蠡的精神和他留下的绝妙文章，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与陆蠡的成就和历史地位相比，我们对他了解得太少，宣传得太少，研究得太少。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应该由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文章有删改）

    江南文化的特性是在与北方文化以及与荆楚文化等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主要体现在人的饱满的感性审美，与放达沉稳的现实诉求以及与清丽秀美的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江南文化在与主流的北方伦理文化相抗衡中，以柔克刚，“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自晋室南渡以来逐渐占据了中国文化的制高点。

    江南文化给予历代文人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陈望衡在《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中认为，“江南概念主要是审美的。江南文化从主调来看，是一种审美文化”。这真正抓住了江南文化的审美和诗性本色。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原体制文化的大传统和东南沿海地区相对自由的小传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张力，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互补中的发展。而江南文化就处于费正清所说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核心地带。

    这种相对自由的文化小传统自宋代以来一直处在引领中国教育、文化和经济的地位，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如有清一代，全国共产生（文）状元115名，江南文化圈所属三省（苏、浙、皖）的状元数为78名，占全国的67.83％。这些数据说明，到清代时，江南在文化教育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地方。这些状元以及出身此地的进士大多进入中国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们在经济领域亦叱咤风云。

    这种重学崇文的传统影响所及，到晚清和民国，苏浙两省的现代文学家可谓灿若群星。如鲁迅、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徐志摩等，均是一流的文学家。江南文化自古迄今所形成的底蕴和特色，也深刻地渗透进了当代中国先锋文学家，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的骨髓当中。

    首先，江南文化培育出了中国独特的文学信仰维度。这种信仰渗透进先锋文学家的血液中便引发了当代先锋文学的持续发展和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在全国有遍地开花之势，各地不少作家都进行过先锋实验性写作，但时至今日大多已偃旗息鼓。而成长于江南文化圈的先锋作家如苏童、格非、叶兆言、余华、王安忆等，创作势头仍然不减，且先锋性显明。

    这是一种基于对文学的信仰所带来的执着，这种信仰来源于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深切记忆和感恩情怀。江南迷离的山水和氤氩的烟树，温和的气候与鱼米之多，构成了这种准宗教氛围的外在地理和风物条件。在对文学的追求中，自古以来的江南文化漫透着不同于北方的洒脱和空灵，那些生息于此的当代先锋文学家们同样承继了这样一份精神遗产。

    其次，先锋文学在实验冲动过后仍然富有活力地涌现出众多优秀作家和作品，这得力于江南文化在当代的精神积淀。这种积淀体现在构思、语言、意象、叙事等诸多方面，这些都折射出了江南文化的影子，都带有鲜明的江南风物特点。然而，这种风物是以与传统审美意象相反的反讽方式体现出来的。

    先锋文学的中坚力量正是那些至今坚持先锋写作的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大多栖居在江南的城市里面，以最新潮的姿态和话语方式传达出江南传统文化最深沉的品格。如此看来，中国先锋文学应拥有更加夺目的未来。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声音不殊文体何立

——关于当下的小说语言

    不管把小说的起源追溯得多么辽远，我们都无法否认小说最主要的根系牢牢地扎在说书人的书台。就算小说生产与消费的现场早已从书台移至书斋，写小说和读小说的人都应该仔细聆听小说文体根基处隐隐传来的书场中那个“疑雨疑云颇多关节，绘声绘影巧合连环”的顿挫之声。理解了小说的写与读原来脱胎自勾栏瓦舍的说和听，懂得了小说穷世界之广大、极人心之精微的雄心、野心，说到底却可能只是一片不得不悦普罗大众观听之耳目的苦心，就能领悟作家王安忆一个近乎武断的判断：“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

    小说既是建基于现世的淤泥，小说家的前身既是书台上纵横捭阖的说书人，这些先天印记就一定会给小说语言带来如下特征。首先，小说语言来路庞杂、真真假假、荤腥不忌。其次，叙述语言绝对地优位于人物语言，所谓的“小说风格”很多时候就是叙述语言的风格，这是因为小说的推进无非就是叙述人之叙述的铺陈，而人物的说也是被叙述人的叙述所叙述出来的。正是由于认识到叙述语言的优位性，苏童的大多数小说索性去掉人物语言的双引号，让它们成为间接引语，一种被叙述语言改造和统摄的人物语言。

    从以上体悟出发，我认为当下小说的语言相应地存在两点问题。第一，小说语言强作典雅，好像用典雅的语言写出来的小说就一定是高级的小说似的，殊不知雅也许只是孱弱、干枯和隔靴搔痒，俗有时候反而是泼辣的，一鞭子就是一道血痕。可以举一组经典作家的比喻略作对比：同样是形容一张抹过官粉的丑脸、黑脸或是老脸，老舍说虎妞的脸仿佛“黑枯了的树叶上挂着层霜”，赵树理说三仙姑的脸就像是“驴粪蛋上下了霜”。可惜的是，驴粪蛋一类的词汇入不了很多小说家的法眼，他们恨不得找出所有带“玉”字偏旁或是其他其来有自、一打眼就极高贵、雅训的词汇来砌成自己的小说。比如，葛亮的《北鸢》说姐姐昭德虽是病容，仍是“刚毅朗净”的样子。“刚毅朗净”一词美则美矣，跟样子却不太搭。

    第二，小说家们只是一味诚恳、卖力地叙述，就像不太高明的歌者只会用自己的真嗓子嘶吼，他们还不懂得运用“假声”“花腔”，不明白在自己和演唱之间应该隔着一个由自己发出却又不是他自己的腔调——这里的腔调，对于小说写作而言，就是一种绝不能等同于小说家自身原本的叙述声音的合适的叙述声音。忽视对叙述声音的寻找和淬炼，起码给当下小说写作带来如下后果。首先，当下某些小说家都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识去“吊”出属于自己的嗓子，他们的写作当然就是面目雷同的，哪有辨识度可言，他们要想出彩的话，就只能乞灵于说的内容，说直白一些，就是借题材的光——底层写作、民族秘史，不一而足。其次，真嗓子的音域是狭窄的，只能在有限的音区内徘徊，同理，不为每一篇小说打造一个合适的叙述声音，而是统统由小说家本人赤膊上阵，他就只能在一个固定的音域内发声，他所有的创作好像是孪生的，写一篇与写一百篇没有本质的区别，哪像一看“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就知道是《狂人日记》，再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就知道是《故乡》——我想，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文体家”，大概就是因为他有能力为每一篇小说确立一个独特的叙述声音。声音既殊，文体必异。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10日）

    ①“心”，包括志、意、情等在内，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含义，但基本上一个意思，是中国传统哲学、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无论书法、音乐、绘画还是诗歌，中国艺术基本都是从“心”字出发。由此，这些艺术形式虽然不能相互替代，却可以在更高、更深的层次上沟通。

    ②西汉文学家扬雄在《扬子法言》中提出“书，心画也”。他当初所说的“书”，原本指书籍。但后人以书法解释“心画”，已被普遍认可，可表达为人的“心灵活动的轨迹”。那么，书法心灵活动的轨迹是什么?是点画，是线条，是笔法。侧、勒、努、趯、策、掠、啄、磔，无论哪一笔都是从最基本的点开始，正所谓“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一点一画。都包含创作者的心灵活动，成为规范化后的“心”的一种美化。

    ③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是中国人的人文心胸，主要用来表达情感。有些诗虽格律正确，却缺少真情实感；有些诗看似华丽规整，却是套用前人陈词，或是胡乱堆砌词语，令人读之无味。反之，有些诗虽不工整，但自有情怀真意，令人回味无穷。据传宋代诗人潘大临一日见窗外雨打秋林，风涛阵阵，遂诗兴大发，写下“满城风雨近重阳”。这句诗刚落笔，突然被收租人打断兴味，无以为继。所以只要不做作，抒真情，明其志，即便没有名篇传世，也不失为一名合格的诗人。

    ④中国画讲求形神兼备，早期重形。如《尔雅》所云：“画，形也。”战国韩非子的画鬼魅易犬马难，重形似；到南齐谢赫将“气韵生动”列为“六法”之首。宋代文人介入绘画者多。我以为，从文人画开始，更讲“心”，“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与心合，是之谓印”。也就是说，作画最重要的是形与心要相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曾说，“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但用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可见，中外艺术传统虽有差别，但亦有共通之处。即以“有意味的形式”来说，形是直觉可视的，但必须有意味。有意味就要联系到心灵活动、心灵感受。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形式不就单纯成为视觉活动了吗?所以从“意味”这一角度来做研究，与我们所说的“心”虽不尽相同，但还是有相通的。

    ⑤情，乐本情性。古人曾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也就是说“声”要加以规范化和美化才算“音”，由此才能形成“乐”。就艺术的纯粹性来说，一般认为书法与音乐最为相近。有一天，我吃早饭时，看到报纸上有句话，“嗓门大的人不见得会唱歌”。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有的人嗓门很大，唱歌却跑调，徒有“声”而没有“乐”。或说那“声”本来就缺少美的素质。从声到音再到乐的过程，需要无数次的规范化和美化，最终抒发情性才足以动人。

    ⑥“写心”是中华民族悠久的艺术传统。书法与其他艺术都讲求写心，都讲求志、意、情的表达。书法最强调“心”的重要性，所以中国其他艺术都可以从书法的美学原则中寻根，从而得到启发。当下我们要“写心”，就要发挥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心”应该是天赋、精力和体验的积累，只有不断学习、行动、体会，才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人格力量和独立个性，最终才能达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

 （节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