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年年初，重庆沙坪坝的罗先生接触到一个叫“早起挑战团”的微信公众号，“挑战”的规则是：每个加入者至少投入10元作为保证金，每天早上在指定的时间内用手机打卡签到，没有签到的人会被扣掉保证金，分给坚持早起签到的人。

    从春天到夏天，陆续有用户发现受骗，报警求助。有受害者将这款应用的界面截图上传到网络投诉平台，可以看到用户投入的保证金实时总额最高超过400万元。嫌疑人告诉警方，这个数字是真实产生，而每天没有按时签到需要被扣罚的保证金额度，在后台有一真一假两个数字，客户端的界面上只能看到修改过的数字。例如6月2日实际扣掉了31600元，但只公布和发放5600多元，其余的近26000元，都成为嫌疑人的收入。

    沙坪坝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二大队队长杨兵介绍说：“嫌疑人普遍学历都比较高，而且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都咨询了律师的。律师给他们的建议是不要去修改这个数据，就不违法。但是所有人都去修改了数据，因为通过修改数据赚这个钱实在是太容易了，几个月时间，几百万元就到手了。”

    （摘编自2018-12-17中国之声 央广记者：白杰戈）

    材料二

    （图表数据来自猎网平台）

    材料三

    电信网络诈骗是近些年兴起的一种新型诈骗手段，犯罪分子大多依托在境外的服务器和交易平台，利用购买来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诈骗。大部分人一开始会对陌生电话或者微信消息保持警惕，但是当对方轻易说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住址，甚至股票账户等具体信息时，骗局就可能由此展开。

    浙江金华婺城公安分局民警周平锋介绍：“一线冒充被害人当地的公安机关，声称接到上海公安局的协查指令，说被害人在上海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涉及贪污洗钱案件，而且这个账户上有非法的资金进入，需要被害人配合，不洗脱嫌疑的话被害人就也是嫌疑人。”

    “二线是冒充上海市公安局某某分局某个专案组的民警，以调查案件给被害人洗脱嫌疑为名，套取被害人家庭情况、职业信息，最关键的是套取银行账户情况和余额。

    “倘若二线诈骗人员没能让受害人完全信服，这时冒充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的三线话务员就会登场，“检查官”会让被害人登陆一个网址，显示的是仿冒程度较高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然后让被害人在里面看到有自己的通缉令，有账户冻结的手续，让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进而让被害人配合操作，把网银盾插到电脑上输入账号、密码等，最终被操纵。”

    （摘编自社会万象央广网2018-12-08）

    材料四

    2017年施行的民法总则明确，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为公民信息安全增添一重要法律保障。同一年，工信部发布加强实名认证、加强钓鱼网站和恶意程序整治等9项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措施；最高法、最高检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一个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的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犯罪工作格局正在逐步完善。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公安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但电信网络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电信网络诈骗作案手法和形式不断更新变化，互联网刷单类诈骗、网购退款诈骗、冒充熟人类诈骗等新骗局表现突出。公安机关将不断开拓境外战场，坚持重点类案集中攻坚，持续推动重点地区打击整治，联动相关部门提高打击治理工作水平，坚决维护公民信息和财产安全。

（摘编自2018-08-05北京日报 新华社记者：白阳）

材料一：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信息传播形式和接受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短视频，这个甚至在5年前还有些小众的信息传播形态，如今已经成为一种网络传播主流。“短视频”之所以被如此命名，主要是因为此类视频的时长较短，一般是介于15秒到5分钟，这中间有15秒、30秒、1分钟、3分钟、5分钟等几个经典的时长，这几个时长也常常是各大短视频平台对用户所上传视频的时长限制。短视频的传播渠道，主要有通过短视频类、社交类、媒体类APP客户端观看，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分享和微信公众号发布观看，通过微博发布观看等。

    不得不说，相对于长视频的影视作品，这种轻型体量的本身，就彰显了短视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易于传播、适于传播的目标，最大可能的使受众在碎片化时间里看完视频内容。同时，如抖音短视频APP，会通过大数据算法，实现用户观看的“千人千面”，也即根据每一位用户的观看喜好，为他们精准推送个性化内容。这更增强了用户的短视频观看黏度，提升了短视频传播效果，使我们观看短视频产生较强依赖。

摘编自刘俊《“新媒体化生存”的需求》，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走势预测

2016-2020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走势预测

（资料来源于《2019年中国短视频市场规模、用户规模及呈现三大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材料三：

    当前，短视频消费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以互动、竖屏、10-30秒长度为特征的小视频发展势头猛烈，算法和社交关系在短视频分发中占据重要地位。可见，短视频正以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受众年轻化、平台社交化为特点进行着高效传播。瞬间窥探他人生活、短时获得突发爆点，让众多短视频平台成为吸睛高手，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神器。然而，若无创新和内涵续航，这一切终将成为空中楼阁。

    不久前，短视频作品《啥是佩奇》突然刷屏，引起了众多分发和关注，短片由一段“寻找佩奇”的故事引发了关于亲情与陪伴的全民思考。优质短视频作品的出现让所有以流量为上的内容集体“翻车”，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瞬时快感终究不敌有内涵有深度的艺术欣赏。《啥是佩奇》用优质内容戳中了人们内心的软肋，它的成功充分证明了在这个浅表性阅读的时代，具有艺术美感、内容穿透力和人文内涵的走心作品是多少受众发自心底的呼唤。

    以短见长、以小博大是短视频可以期许的未来，然而流量不是恒久的能量，让短视频以一公分的宽度挖掘一公里的深度，除了赋于艺术魅力、人文内涵之外，还要激发短视频作品释放出更强大的社会价值。在流量竞争中短视频内容生产已悄然从头部向多元化延伸，新闻类、探索综艺类及剧情类都找到了各自的切入角度。在选题和内容创新上隐藏着短视频从浅表到深度的发展机会。传统短视频更多是浅表性阅读，带来的问题是看过之后缺乏思考，却可以将很复杂的内容浅显化表达出来，省时高效地传递给观众。

（摘编自《如何从最大变量成长为最大增量》，2019年3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一：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改革后，学生在校成绩以及综合素质将成为重要的录取依据和参考。根据河南省高考方案，高考招生录取基于“两依据、一参考”。“两依据”是指统一高考和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一参考”就是指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参考条件。

    以河南为例，有专家指出，河南版的《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在评价内容上，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大方面与教育部保持高度一致。但也有其特色，例如在思想品德方面，增加了违规违纪和有无违法情况的评价内容，便于学校管理与记录。

    不只河南，全国多省份都明确将综合素质纳入到学生录取的重要参考因素。专家认为，综合素质评价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培养个性特长、扭转“唯分数论”的重要举措。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刊文《27省份高考改革方案出炉综合素质成录取重要参考》）

材料二：

    2018年，全国一多半的省份将从秋季入学的高一年级开始，实行新的学业水平考试和高考制度。所有省级行政区域均突破文理界限，由学生跨文理选科，均设置“3+3”的考试科目。前一个“3”为必考科目，为统一高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除个别省级行政区域仍执行教育部委托的分省命题任务外，绝大部分省级行政区域均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后一个“3”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学考”）选考科目，由各省级行政区域自主命题。

    浙江省外语科目和3门选考科目均一年两考，每个学生最多有两次机会；其他省目前对外语科目提供两次机会，很多省份均表示要创造条件增加提供两次机会的科目。

    学考的具体安排和作用方面，浙江省实行高中学考与高考科目在同一次考试中相结合的办法。同一科目命制两种试卷，一种为“必考题”（满分70分），作为单纯的“高中学考”；一种为“必考题+加试题”（满分100分），“一考两用”。其中“必考题”的成绩作为“高中学考”成绩使用；“必考题+加试题”作为“高考选考”成绩使用。两种试卷同时在不同试场开考，后一种试卷多半小时的考试时间，其中必考题试题相同。两种试卷的考试均允许学生跨年级参加，每位考生最多有两次考试机会。

    其他地区把高中学考区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分开组织考试。合格性考试分散在高中三年安排，等级性考试一般安排在高三年级，仅限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参加，其中上海市对地理和生物两科分别在高二（下）和高三（下）提供两次机会，每位考生只能参加一次考试。合格性考试是高中学生毕业和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主要依据，等级性考试用于统一高考招生。

（摘编自边新灿等《中国考试：全国30个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比较》）

材料三：

    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均明确要逐步减少、合并乃至取消录取批次。浙江从新高考首届学生毕业的2017年起，除特殊类型（自主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定向招生等）提前录取外，统一高考招生取消所有录取学校批次，纳入统一高考招生的本科院校和专科（高职）院校同时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按专业（类）还是按院校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志愿设置成为关注焦点。各省级行政区域，基本上都明确高校按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基本上确定了“1门对应即可”的机制。但具体是按院校还是按专业投档，只有少数省份已经在改革方案中提及。浙江在2014年即明确“考生志愿由‘专业+学校’组成”，实行基于专业的志愿运行模式，录取时直接投档到专业录取，充分尊重学生既要选学校又要选专业的选择权。

（摘编自“南昌教育信息网”刊文《解读全国各省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

材料四：

    2017年高考中，计划在浙江招生的近1400所高校里，有500多所高校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各高校所有专业（类）中，54%不限选考科目，46%设限选考科目，其中设限范围为3门的占33%，2门的占8%，1门的占5%。选择物理、化学、生物组合的考生，可选考95%的专业；选择政治、历史、地理组合的考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科生，可选考66%的专业，比现行高考34%的选择面，高出近一倍。

（摘编自“浙江省教育考试网”刊文《2017年浙江省高考选科组合报考统计》）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陷，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 、人工神经网络（ANN） 等仿生大招， 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材料一：

新时代应当能够产生伟大诗人及其伟大诗篇，这是新时代向诗人们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急切地向新时代中国诗人发出郑重的吁请：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诗歌的崇高美，是多样化的。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既有呐喊型的崇高，如郭沫若狂飙突进的诗歌； 又有国家情怀和人类意识的勇于担当型的崇高，如王久辛的抗日长诗《狂雪》等。这种多姿多彩的崇高“传统”，在新时代应该得到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在已有的丰厚的新诗崇高传统面前，如何继续奋斗、创造出属于新时代新诗的崇高精神来?

要有始终心系人民的激越真情。以论崇高闻名于世的朗吉弩斯说：  “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那样能够导致崇高。”他强调了“真”及其“流露得当”对于崇高产生的必要性。但并不是所有强烈而激动的情感都能产生崇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越情感方能产生崇高的情感?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感、幸福感、境界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是治愈新时代诗歌缺钙的灵丹妙药。许多诗歌故意淡忘人民，更不会去“哀民生之多艰”，反而两耳不闻“人民事”、一心只写“自我诗”。这种把“个人写作”和“宏大写作”二元对立起来的观点和现象比较普遍，仿佛崇高性的“宏大写作”是非诗的，而唯有欲望性的“个人写作”才是诗的。殊不知，  “个人写作”与“宏大写作”是可以互为借鉴的，从前者出发，可以抵达后者。

要有庄严伟大的崇高思想。崇高是“伟大的心灵的回声”。这就要求诗人努力克服自我、战胜自我，同时要与自然和传统“竞赛”，而不是臣服于自我和大自然，并对自我和大自然的细枝末节进行乐此不疲的摹写：也不能对古今中外传统“无主脑”地模仿，而是在不断学习的基础上，要与之对话，乃至对抗，进而超越它们，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诗艺。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曾经激励过多少爱国民众投身于中华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 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曾经鼓舞过多少男女老幼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伟大的诗人必须大公无私、心怀远大志向，必须统揽全局，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国家、社会和历史进步，同时具备广博学识和良好学养，才能写出“第一等真诗”。

概言之，新时代的诗歌写作，既要力避“假小空”的真平庸，也要警惕“假大空”的伪崇高。真正具有活力、热力和魅力的崇高是不容躲避的，也不许玷污，更严禁消解。毕竟具有崇高美的诗歌不是说服，而是给人以狂喜、惊叹和激奋，并使人的思想得以净化和升华。也只有具备如此崇高美的诗歌，才有普遍性和永久性。

(《新时代诗歌呼唤崇高美》)

材料二：

诗歌创作既要表现诗人独有的情怀，也要走出个体的狭小世界，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诗人应当有社会良知，有一颗对故乡、祖国、人民的炽热的爱心，保持对时代、社会、人类的关注。当然，我们不能只注意社会生活化的表象，我们要多注意社会精神与民众道德，避免诗歌写作的社会性被庸俗化、浅显化。

每一个诗人都应该不断探索怎样才能写好诗，让诗歌成为照亮社会、照亮人们心灵的明灯。在创作中，要把“写什么”和“怎么写”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当前的一些诗歌，强调个人的体验，忽视社会大生活。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杜甫、白居易等古代诗人和艾青、穆旦等现代诗人的诗歌实践中，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诗人们既要在个性化的语言和个性化的体验上下功夫，更要努力使自己的诗歌写作保持介入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使之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

诗歌写作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个性强调的是独有的个性体验，共性强调的是诗歌的社会性、人民性。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能够用个性化的体验和语言，去表现具有社会性的对象与内涵。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应时刻保持自省，在自己的矢志追求中不断改正自己的不足。当前的一些诗人要么缺钙，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轻飘飘的，远离生活的本质：要么玩“捉迷藏”，把神圣的诗歌艺术当作玩弄语言文字的游戏，故意让人读不懂，孤芳自赏。这样的诗人缺乏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在一种自己酿造的怪圈里玩弄所谓的诗歌艺术，诗人们照亮的只是自己，其结果是人们把他们遗忘。

回顾新诗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优秀的诗歌作品总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近40年来，不少诗人还坚持着对现实生活的抒写和反映，体现了很好的责任感。他们的作品对时代进行了深刻的记录，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心灵信史。但我们也要看到，一些诗歌作品虽然反映了现实，但只是表现了生活的表象，是简单的事项罗列，还上升不到诗歌的层面。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关注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人民性，与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是合二为一的事情，不能顾此失彼。

(《新诗写作要体现时代性和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