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第12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上，全球化智库（CCG）发布了《2017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国外获得最高学位的主修科目中，商科以47.3%居首位，占比近半数，应用科学居第二位（16.2%），自然科学占比最低，为7.4%。

对于这一数据，CCG秘书长苗绿博士表示：“其实出国学习自然科学的人数很多，我相信这些年归国人数也有所增长。随着‘千人计划’等各种国家政策的实施，对尖端科学的扶持力度都在增长，这也是未来吸引人才的重要方向。从个人经验来说，我希望更多的海归在国外有工作经历再回来，这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更有帮助。”

    调查显示，近半数海归有明确的职业规划，但多数海归对国内就业形势和政策尚缺乏了解，就业信息咨询、海归政策解读、职业规划、就业推荐是海归人员在回国之前最渴望获得的四项服务。

（摘自科学网8月14日报道）

材料二：

捧着红彤彤的国家科学技术奖证书，任晓兵欣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2009年，作为第二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任晓兵毅然决定从日本回国，参与创建了西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带领一批青年科研人员矢志创新，在2017年1月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任晓兵荣获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有更大的舞台，能提供更多的机遇和上升空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大施拳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任晓兵说。

统计显示，自2008年国家“千人计划”实施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引才项目累计引进高层次人才超过4万名，引进教授层次人才数量是1978年至2008年引进总量的20余倍，带动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首次超过出国留学人员，高出1.7个百分点。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振聋发聩。在这样的感召下，大量学有所成的留学人才回国报效祖国。

（摘自新华社2月22日报道）

材料三：

材料四：

    从2007年到2017年这10年间，出国留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即申请到国外名校读本科、硕士、博士；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在一些局部，确实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2007年以后的出国留学数据和结构，就不难解释为何会有“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也提高了回国留学比例。

    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

（摘自参考消息网10月28日报道）

材料一

圆梦正当时，中国梦激荡最大“海归潮”

    优惠的政府政策、全球最活跃的经济、快速发展的高新产业、持续投入的科教事业、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场、资本、场地、服务”全面对 接的平台，正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学子归国追梦。国外媒体评价，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这样大规模、这样专业化地吸引人才回国。

     “现在，海归回国主要是被‘吸’回来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说，随着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 有条件、更有能力吸引全球人才。

    詹天佑、茅以升、钱学森、邓稼先……纵观历史，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赴外求学、归 国兴邦。

    今天，除了拥有前辈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吸引大量海归人才归来的，还包括自我价值与个人梦想的实现。

    然而，在全球竞争中发展成一个人才大国、人才强国，仍需下更大决心、更大力气。一份面向全国 200 多所高校的问卷调查显示，“编制过死、编制偏紧”是人才管理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人才发展上看，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还存在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布局不优、效率不高等困境，破解这些“瓶颈”，唯有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附图：

材料二

    新东方海威时代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2016 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显示，六成企业在招聘时更倾向于使用海归人才，82.5%的单位均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归员工采取了倾斜性待遇（如更核心岗位、较高起薪等）。

    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是，身处海外的留学生在回归本土职场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些许不利因素。《报告》结果显示，多数企业的招聘岗位数量，招聘时间，招聘渠道对海归求职较为不利。同时，海归人才在求职过程中也暴露出对国内就业形势不了解，错过企业招聘季以及缺乏明确职业规划等问题。超过50%的海归认为不了解国内就业形势和企业需求是回国就业的第一不利因素，同时47.3%和32.4%的受访人员认为回国时间错过校招季以及岗 位海投效率低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海归回国就业难度增大。

（摘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材料三

    日前，杨振宁、姚期智两位老科学家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一事，引发热烈关注。

    在舆论场上，以耄耋之龄回归故土的杨振宁更是备受关注。已近百岁之龄的杨振宁，估计已不会如年轻时那般埋头扎根于科研一线，或许正如他本人所述，“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是文化的归属感让他对故土恋恋不舍。亦或是科学上的引路精神让他回来发挥“余热”，为后来者指引前路，如他自己在诗中所说：“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

    杨振宁选择入籍，是他对晚年道路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国家的道路选择是交叉的。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创造的开放环境，对世界潮流的融入，杨振宁的归来方才有了现实的可能；而杨振宁等一批海外科学家的归来，又会给中国科研带来从项目到建制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对于中国来说，迎来杨振宁桑榆晚年的同时，也不可否认，错过了杨振宁最辉煌的科研生涯。由此，未来的方向也当因之厘清：让更多科学家们愿意留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最精尖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因为中华文化的血液，更因为是先进的设备、优厚的条件、社会的理智与尊重、环境的平和与包容。

留住千年芳华

    莫高窟也称“千佛洞”，始建于公元366年，集建筑、彩塑、壁画于一体，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上世纪50年代起，国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用于莫高窟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里，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借助科技手段，让莫高窟减少病害，延年益寿。

    窟内的彩塑和壁画采用泥土、木材、麦草等脆弱的材料制成，时间一长，容易产生多种病害，并缓慢老化。整个莫高窟有400多个窟保存有壁画，如今面向公众开放的仅有70来个，由于很多洞窟病害程度严重，或许永远不可能跟游客见面。未与游客见面的85窟几乎集中了敦煌壁画的所有病害，其中最重的是会造成壁画整体脱落的空鼓病害。

    1997年，“重病缠身”的85窟被敦煌研究院列为重点“拯救对象”，由于当时保护、管理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保护手段落后，敦煌研究院选择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联合攻关。为找到修补材料，专家花了整整4年，试验了80多种材料，发明一种“灌浆”技术，将泥浆注射到空鼓的壁画中，这种液体会充满空隙和裂隙，变硬后固定壁画。

    但问题接踵而来，含有水分的泥浆将壁画中的盐分带至表面，影响了壁画价值，同时诱发壁画盐害——又称壁画“癌症”，要进行较好的修复，难度较大。2006年，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课题负责人陈港泉与团队提出采用新型材料结合脱盐技术去除和降低文物材质盐分的新途径。经过3年的反复试验和研究，基本解决了我国古代壁画盐害治理难题。研究人员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深度，研究壁画病害诱发原因和微观破坏机理，深入开展保护技术集成和装备研发，形成了壁画保护修复方法体系。

    另外，狂风卷起的扬沙浮尘、降雨带来的湿度升高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和旅游开放给莫高窟文物带来一定程度侵扰。

    为保障洞窟壁画和彩塑保存环境稳定，敦煌研究院采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构建了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制定了洞窟开放管理制度。自2002年起，敦煌研究院开展了以“莫高窟游客承载量”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预防性保护研究，确定了洞窟内相对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不能超过1500ppm的洞窟微环境监测预警指标。一旦洞窟环境超过预警指标，系统可自动向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发布预警提示。洞窟管理部门和接待部门根据情况启动应急预案并及时调整游客参观路线，启用调节洞窟，及时对预警的洞窟进行通风和除湿，使温湿度和二氧化碳指标回落至安全范围内。遇到强降雨、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情况时，莫高窟采取停止开放的管理措施，并向社会及时发布洞窟暂停开放通知。

    为了解决洞窟空间极其有限，洞窟采光不好，游客可能看不太清楚文物细节的问题，敦煌研究院经过近30年的探索实践，完成了敦煌石窟206个洞窟的数据采集和10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140个洞窟的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先后面向全球上线，实现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游客们在前往洞窟之前，可以在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观赏高清数字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在3D虚拟环境中观赏敦煌壁画和彩塑，了解莫高窟自然、历史、文化背景和数字化洞窟景观。显然，大屏幕上高分辨率图像的效果好于观看洞窟本身。

    材料一

    “流寓”一词最早的文本记载大概是《后汉书·廉范传》：“范父丧遭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归乡里。”在这一语境中，“流寓”可解释为流离寓居。《辞源》将“流寓”解释为“寄居他乡”。《汉语大辞典》则解释为：“‘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

    “流寓”一词释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流”字。如果理解为“流动”，那么这个概念的范围就非常宽泛，所有的迁徙流动到异乡都可视为“流寓”。如果理解为“流落”、“流放”的话，“流寓”一词的含义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流落”一词有“漂泊外地，穷困失意”含义，“流放”则是古代的一种刑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流寓”是指“不得已”离开本土客居他乡。比如进京考取进士，一举得中在京城或其他地方为官，这就不属于“流寓”；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为官，如苏轼到海南上任就叫“流寓”。

    古人为何要流寓他乡？综合起来看，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社会原因，二是个体原因。其中社会原因又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等多个方面。从流寓文人的角度看，大多数文人因政治斗争遭排挤打击，流落他乡，如唐顺宗年间因“二王八司马事件”，两大文豪刘禹锡与柳宗元分别被贬到郎州、永州，而苏轼更是因为政治上的打击，一路从江南贬到海南岛。古今中外，为改变命运、博取功名，负书担橐，远离家乡外出游学、游宦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其流寓主要为个体原因。

    此外，不同时代、不同原因的流寓者之流寓地是不同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文明程度的发展，决定了流寓地的不同。因战乱灾荒而发生的流寓，流寓者往往迁徙到较为安宁、富庶的地方，如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因犯罪而被流放和被统治者贬谪，其流寓地往往是远离京城与繁华的僻远荒凉地方，如先秦巴蜀，汉唐湖广，宋明清之岭南、东北和西北等。

    （取材于李永杰《“流寓”概念探源》）

    材料二

    作为荒服之地的岭南地区，其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人闻之畏惧的“瘴气”和湿热多雨的气候，一直为中原地区民众所鄙弃。但是，终究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使许多文士不得已寓居岭南。

    古代流寓文士的生存状态极为艰难，诸如流寓之路艰辛无比、语言文化多有隔绝、物质生活极为匮乏、气候环境极为不适等。然而，即便是在如此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多数岭南流寓文士并没有长时间地消极度日。迥异的自然环境和民俗风情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同时，也拓宽了他们的文学创作视野。他们借吟诗作文排遣胸中抑郁之情，顺带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

    韩愈贬谪连州阳山令时，在诗文中呈现的连州是一个远极遐荒之穷地，交通极为不便，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险恶，这是连州给作者的最初印象。同为寓居连州，然而在刘禹锡的眼中，连州却是“荒服之善部，炎裔之凉墟也”。他在《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中写道：“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刘禹锡不仅对连州秀丽的山水极为推崇，而且深入民间了解连州的民俗风情、少数民族生活。在谪居连州的岁月里，他以平和的心态、从容的诗笔，还原了岭南的青山秀水，描绘了民情民俗画卷，并讴歌了少数民族的勤劳勇敢。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一贬再贬至“荒服”的极致——海南岛，这在宋代是仅次于杀头的重罪。初到海南的苏轼也曾悲观地说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与王敏仲书》）然而，天性乐观旷达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于流寓之苦，而是用自己的诗文去描绘海南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纵情于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写下了很多优美的“和陶诗”。诗文不仅明显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更体现了他虽身处天涯海角，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境界。

    流寓生活往往充满着艰辛，但是达观的处世精神总是让诗人于艰险中发现天地之美，描述天地之美，即便是“九死一生”的蛮荒岭南，他们依然“诗意地栖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三

    流寓文士来到岭南之后，一方面用诗文排遣心中之情，另一方面则深入民间为民谋利，在蛮荒岭南积极实践自己未尽的政治抱负，给岭南大地带来深远的影响。

    明代弘治年间连州知州曹镐撰《旧志序》，认为连州风气之变，“乃自韩昌黎、刘梦得两公始”。刘禹锡在连州至少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编医书，惠及百姓。刘禹锡对医学颇有研究，他结合自己40多年积累的验方，编成了《传信方》医书，让连州人受益。二是重教兴学。在刘禹锡的带动下，连州文风迭起，吸引了荆楚吴越的儒生纷纷来连州求学。在唐代，广东共有48名进士，连州就有12名；到了北宋时期，广东共有进士127名，连州就有43名，时称“连州科第甲通省”。三是关心少数民族。刘禹锡在连州期间写下了《莫徭歌》《蛮子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三首诗，对徭族人的外貌服饰和狩猎活动以及他们的勤劳神勇大加称赞。

    柳宗元流寓柳州可谓他本人之不幸，但又是柳州人民之大幸。唐元和十年，柳宗元第三次被贬到柳州为刺史，其内心非常痛苦，但他依然积极为政，兴办儒学，推行教化，开挖水井，养民安民；反对横征暴敛，力主轻徭薄赋，对柳州地区的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来，柳州人以修建柳侯祠的方式来表达对柳宗元的纪念。至今，文慧桥、文慧路等路桥名称依然体现着人们对他的缅怀。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以八月之治而令江山易其姓，韩愈在潮州人心目中不仅是文化先驱，更成为神明一般的存在。到潮州后，韩愈驱除鳄鱼，奖劝农桑，兴办教育，大修水利，延选人才，传播中原先进文化，从而使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面对边远落后的蛮荒之地，来自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流寓文士们自觉承担起传播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方式的责任，他们不愧为岭南大地的文化拓荒者。

（取材于王广禄《唐宋流寓文士的岭南文化拓荒》）

    材料一：

    大数据技术是21世纪最具时代标志的技术之ー。国务院发布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提出“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简单的说，大数据就是将海量碎片化的信息数据能够及时地进行筛选、分析，并最终归纳、整理出我们需要的资讯。

    大数据对各行各业都有着重要影响，教育也不例外。互联网时代，没有大数据分析，教育就是在玩概念。在人类社会的动态博弈中，教育的需求是长期的、动态的。将大数据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能够让我们在教育或者被教育的过程中，更清晰更准确更迅速，甚至能提前“预知”成功。

    基于大数据的精确学情诊断、个性化学习分析和智能决策支持，大大提升了教育品质，也帮助了老师及时掌握学生的真实信息，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大数据的到来，学生在一个课堂中的需求与态度，经由大数据的处理变得可视，这也为教研活动提供了更鲜活的素材。

    大数据的渗入真正实现了个性化教育和个性化学习。基于大数据，可以精细刻画学生特点、洞察学生学习需求、引导学生学习过程、诊断学生学习结果。通过对学习者学习背景和过程相关的各种数据测量、收集和分析，从海量学生相关的数据中归纳分析各自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行为，进而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此外，大数据可以在保障教育规模的情况下实现差异化，一方面可以因材施教，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另一方面可以达成更大的教育规模。比如MOOC平台突破了传统教育中实体教室的限制，课程受众面极广，能同时满足数十万学习者学习需求。由此可见，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深远重大。

    大数据与教育相结合是大势所趋。

（摘编自《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2019-03-20搜狐新闻）

    材料二

材料三：

大数据主要在四个方面对教育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

    （一）对数据价值的认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最核心的区别体现在信息采集的方式以及对数据的应用上。传统数据的采集方式相对来说只能够彰显出学生的群体水平，而非个人在同学科课堂上“开小差”的次数分别为多少，他在一道题上逗留了多久，等等。

（二）方便教师更全面了解每一个学生。大数据让教师能够更方便获得每一个学生在学校中的真实信息，例如：在不同考试中的错误对比分析情况，有利于开展个性化教育。另外，也能够帮助教师根据学生整体学习情况选择最合理、最能让全体学生接受的教学模式，从而提高教师的工作效率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帮助学生进行个性化高效学习。学生借助“大数据”，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针对性开展自主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教育领域的大数据与当下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在线教育密不可分，当前的教育模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老师讲、学生听、期中期末考试评分等等。大数据帮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判断事物的可行性和利弊性，详尽地展现了在传统教学方式下无法察觉到的深层学习状态，进而有条件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服务。

（四）增强教师责任心和强化师德建设。因为在大数据平台下，教师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和强化，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教育素养来应对这种竞争。例如：在大数据面前，教师教书授业的好坏，对他个人影响甚微；不认真备课、授课的老师，事业将会停滞不前。

（摘编自百度文库《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

材料四：

新型冠状病毒成了2020年飞出来的一只黑天鹅!那么，这只黑天鹅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还是以非典做一个对比，2003年的非典，中国GDP水平12万亿人民币，但是17年后的今天，中国GDP总量水平已经100万亿，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已经是当年的近10倍!

    但是，不可否认，这只“黑天鹅”在很多方面“促进”了我们生活的变化。

    比如“线上购物”对“线下购物”的加速替代。尽管大家早就形成了线上购物的习惯，但是经历这次疫情之后，这个习惯还会被深度发掘，比如买菜，之前我们还是习惯去莱场，但是现在，很多人习惯于在网上买菜了。如果仅从购物方面来讲，未来的购物一定绝大部分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即便是线下场景产生的交易，也会在线上进行，就好比你去商超买东西，手机当场就可以下单，然后很快送到你家里。

    再如“线上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加速代替。经历这次疫情，很多人习惯了在家里学习，传统的学习/培训机构必须加速转型。就像互联网改变了产品的流通路径一样，互联网同样也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路径，以前知识传播只有在教室才能发生，每个老师只能面对几十个最多上百个人授课。而现在一个老师可以在线上跟上万人乃至几十万人授课，而且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落后山区（只要有网络）。这就是线上教育的核心优势，它使优势的教育资源平民化，而这一点恰恰是解决我国教育问题的核心。

材料一：

沙尘暴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一直存在。只是进入到人类历史时期“人类世”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沙尘暴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认为这是一种突发性的气象灾害和生态灾难。

千百万年来沙尘的持续堆积，孕育了我国的黄土高原，这里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地方。

在黄土高原，地下厚达数百米的黄土、红土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何时而来？

我国黄土和第四纪研究的先驱、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刘东生院士将黄土定义为“风力搬运、未经次生扰动的粉砂质土状堆积物”。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的郭正堂院士更是形象地将沙尘暴的源区——荒漠比作黄土的“母亲”、强劲的风力比作黄土的“父亲”。关于沙尘暴的前世，第四纪科学家们在黄土高原上的黄土——红土地层中，找到了至少2200万年以来风成“沙尘”连续不断堆积的证据，尽管在260万年前，黄土高原似乎更应该被称为“红土高原”（如今看到的彼时形成的红土地层要比黄土地层更加“发红”）。

更奇妙的是，在冰期（寒冷时期）和间冰期（温暖时期）交替出现的第四纪（260万年前至今），黄土高原在冰期时发育黄土层，在间冰期发育古土壤层。前者的粉尘堆积较厚，后者的粉尘堆积较薄。这似乎指示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粉尘输送的多寡，即沙尘暴发生的多少。丁仲礼院士更是在不同地点的黄土地层中发现自西北向东南粉尘颗粒由粗变细等自然韵律，从而指示了古代沙尘的来源方向及其风力情况。可以说，黄土高原见证了沙尘暴的前世今生。

与此同时，那些古老的地质历史时期的沙尘暴，除了飘落在陆地上的粉尘，更有甚者可以漂洋过海，堆积在北太平洋的海底、甚至到北美大陆。科学家们通过对深海沉积物和北美黄土的追根溯源，业已证实这些粉尘部分来自于亚洲内陆。通过类似的研究，地质学家和古气候学家重建了千百万年以来全球的气候变化特征……

网络上曾有一种声音：“三北”防护林为何挡不住沙尘暴？

实际上，”三北”防护林不应该为沙尘暴频发“背锅”：其一，在我国，相对于沙尘暴广阔的源区，“三北”防护林的植被面积较小，在春季这段时间阻挡沙尘暴的作用就有限。其二，冷空气和大风影响范围垂直方向主要是在千米以上高空，20～30米高的防护林可阻挡住部分地表的较粗的颗粒物，但远不能挡住被大风带上高空的较细的颗粒物。“三北”防护林作为一项综合性重大生态工程，以及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草原沙化防治和退牧还草工程等，对改善“三北”地区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间接也改善了下垫面的自然条件，但“三北”防护林并不是“治疗”沙尘暴的“专用药”和“特效药”。我国的防护林建设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春季沙尘暴天气也无法避免，如果没有防护林呢？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沙尘暴无国界，境外沙尘暴灾害随时有可能进入我国，周边国家（中亚一路、蒙古一路）沙尘暴的威胁始终存在，荒漠化防治需要全球治理。天然沙漠、沙化和荒漠化土地提供了丰富的沙源，既然人类不可能消灭沙漠，也就无法消灭沙尘暴。沙尘暴不能消灭，但土地沙化可防可治，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荒漠化防治是减少沙尘暴频率和危害的有效手段。

（摘编自卢琦、崔桂鹏《飞沙里入大海前世今生问何方》）

材料二：

强风是沙尘暴形成的基本动力条件，只有在强风作用下，沙尘才能实现远距离传输。每年秋冬季节，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由于海陆热力性质差异，亚欧大陆降温速度要远超海洋，这使得亚洲内陆的高纬度地区（蒙古国以及北地区）上空会形成一个影响数千千米，顺时针旋转高压气旋，也即蒙古——西伯利亚冷高压。高压气旋形成后会向南方暖低压地区移动，冷暖气团交汇，大气环流开始变得不稳定，易于引发我国北方秋季的沙尘天气。进入冬季后，冷气团完全控制我国北方，南方距离沙源较远，因此我国冬季虽然有强烈、寒冷的北风，但却几乎不会出现沙尘天气。进入春季后，我国南方地区先于北方升温，北上的暖气团与南下的冷气团再次相遇，我国北方上空大气环流又进入了与秋季类似的不稳定状态，为春季沙尘天气创造了风力条件。

沙粒尘土是沙尘暴形成的物质条件。亚洲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降水稀少，植被稀疏，分布着大片戈壁、沙漠。它们为我国北方沙尘暴的发生提供了“沙源”基础。再配合来自北方的强冷空气，我国沙尘天气的雏形就逐步形成了。我国沙尘暴主要有境内和境外两个沙源，境内沙源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以及靠近中蒙边境的荒漠、戈壁和沙漠。境外沙源主要是蒙古国东南部戈壁荒漠区和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荒漠区。目前蒙古国72％的国土面积都已经荒漠化，在其南部有超过40万平方千米荒漠戈壁，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在其14个州中有7个州的荒漠化面积超5000平方千米，其东南部的东哈萨克斯坦州、阿拉木图州、江布尔州也是我国沙尘天气的重要境外沙源地。

除沙源、风力等形成条件外，人为因素是沙尘暴形成过程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人类的过度放牧、滥砍滥伐以及不合理的工矿交通建设等行为，会破坏地表植被，加剧土地荒漠化，为沙尘暴的形成和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沙源条件。

（摘编自安磊《沙尘暴的危害和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