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不仅是江南山水之美的发现者，而且是江南山水之美的培育者，或者说，江南山水能够在六朝时成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审美形象，道教在其中发挥的塑造与培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六朝时佛、道勃兴，道教在他们审定的那些洞天福地旁边修建了具有较高美学品质和神圣气质的道观，在这些道观的衬托下，朴野的江南山水开始弥漫出强烈的人文气息，获得了高贵、卓越和更加完善的形貌特征。如元嘉末陆修静在庐山构筑精庐，居处修道，号太虚观。由于陆修静崇高的威望，太虚观的建设受到了当时达官贵人和皇家的大力支持，以至于到了北宋时，太虚观仍然是南方道教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宫观。太虚观屋宇宏丽，倚崖濒泉，观后有苍翠古樟和陆修静手植的古松，这些都为提升庐山的审美品质、丰富其审美意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庐山如此，整个江南山水都因六朝时为它布上的浓郁的道教色彩而让人们产生更多美的想象和回味。

    六朝时期，道教领袖们将觉醒的自我意识、道家的自由精神与正在崛起的山水审美相结合，通过吟诗作赋、弹琴绘画，将自己对生活、对自然，以及对人与山水环境关系的思考与体悟生动地表达出来。道教在对江南山水的审美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独创性的作品不断地融入人们的审美意识，进一步使江南山水超越了自然的局限性而含蕴了丰富的人类自由精神。如郭璞的“游仙诗”就颇具道家特色。这些游仙诗往往着力于描绘类似于“青溪千余仞”“绿萝结高林”的江南山水美景和“静啸抚清弦”“仰思举云翼”的逍遥的神秘道士，它们共同组成的和谐意境既是道教的理想生活，也是供世人把玩江南山水精神意味的动人乐章。

    六朝开放的社会心态促进了儒道释三家的融合，使得众多儒士深入江南山水之中，与佛僧、道士们论道谈仙，并在此过程中创作了大量吟咏赞美江南山水的优秀艺术作品，从而为江南山水成为六朝社会审美生活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是藉山水以体道，如孙绰《游天台山赋》中的“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有的俨然把道家所构建的虚灵世界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现实。如对司马氏政权不满而又感到世事不可为的阮籍在其创作的多首《咏怀诗》中都表达了不屑于世俗欢乐，而愿到江南山水中追随神仙、获得永恒慰藉的愿望。可以看出，道教将道和仙置入江南山水中，构成了六朝文人吟咏江南山水进行文艺创作的十分重要的诱因。

    总之，作为一种重自然、重养生的本土宗教，道教在六朝时期成为推动对江南山水进行审美，确立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重要力量，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道教的根底在江南山水，以此来审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许多中国美学中的玄奥、精妙命题便都可以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计算机自动化

    一百年前，英国数学家、哲学家怀海特写道：“文明的发展就是加大不用想便能完成的事情的数量。”如今，计算机可以被编程执行非常复杂的工作，许多软件程序还负责脑力工作，比如观察检测、分析判断，甚至作出决定等等直到最近都还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职能。怀海特的话里隐含着一种这样的信念——人类活动是从上到下有等级区分的：每当我们把一件任务或一种工具交给机器去负责，就把自己解放出来去追求等级更高的、需要更多灵活性、更多智能或更开阔视野的任务。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谬见——自动化学者称之为“替代神话”。节省劳力的设备不只替代了工作或其他活动中的一些彼此孤立的组成部分，它还可能改变了整个任务，包括参与者的态度、技能和角色。

    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用电脑工作时，经常会陷入自满和偏见——两种会削弱我们表现和引发错误的认知缺陷当中。当一台计算机诱使我们进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当中，自动化自满就出现了。相信计算机会准确无误地完成工作并且处理任何出现的问题，我们任注意力四散开去。我们与手头的工作脱离开来，对周围事情的注意力也在淡去。自动化偏见则是指我们过于相信显示器上面的信息的准确性。我们对软件的信任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忽略或无视其他的信源，包括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当一台计算机提供了不正确或不完备的数据，我们会视而不见。

    计算机自动化将我们从执行者转变为观察员。我们放下了操纵杆，转而观看屏摹。这种转变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但同时也可能抑制专业技能的发展。在许多企业中，管理者和其他专家都依赖决策支持系统来分析信息和提出行动方案，但一些迹象表明，软件越是能干，会计师就越是不行。最近由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决策支持系统对三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其中两家会计师事务所采用非常先进的软件，由计算机评估相关业务风险。第三家公司使用简单的软件，需要会计师来评估一系列可能的风险。研究人员对每家公司的会计师的专业知识做了测试，第三家公司的会计师明显比其他两家的强，对不同形式的风险都显示出了更强的理解能力。

    许多计算机系统设计者都假设，人类操作员是“不可靠，低效的”，至少和计算机相比是如此。于是，设计师便尽量让人承担尽可能小的责任。最终，人变成了监控者，而这样一份工作是我们人类——出了名的爱走神的物种——特别不适合的工作。而且，由于一个人的能力“不用就会变差”，哪怕是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如果一味盯着屏幕，最终也将和初出茅庐的新手没什么两样。难以集中注意力和缺乏对原理的认知这两点加起来，增大了操作员遇到事故时无力应对的可能。于是乎，人类成为了系统中最薄弱的环节。

（摘编自尼古拉斯•卡尔《电脑一歇菜，人能挺住吗？》）

    毫无疑问，《西游记》是佛教文本。其本事为唐代高僧玄奘大师西天取法的历史事件，并以佛教“原罪——消业——解脱”的教义体系为基本情节模式，宗教倾向上虽然佛道并举，但“重佛轻道”更为明显，因而在书写风格上清淡脱俗，字里行间洋溢佛光禅意。但是，令我们深感诧异的是:《西游记》在后来的演化中逐渐脱离了佛教轨道，最终被道教徒攘夺。

    众所周知，《西游记》中“圣僧出世”的故事，有“亵渎圣僧”之嫌，久为佛家诟病，直接导致佛教徒主动疏远、拒绝，放弃《西游记》这块本属佛教的阵地。而且，“圣僧出世”的故事，对佛教徒打击最大，但却完全符合道教的教义，成为《西游记》道教化的重要一环。

    因为《西游记》采用神魔小说的载体形式，唐僧形象被矮化和丑化。在神魔精魅世界中，唐僧作为凡人最为愚昧、软弱，与孙悟空“上天入地、莫能禁止”的无量神通相比，作为师父的唐僧黯然失色，从形象到性格几乎乏善可陈。对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文化伟人做如此颠覆性的“异化”，引起佛教徒的强烈反感。这与史书记载和历代各种“西游”故事完全不一样，“神魔”这一载体形式对于“唐僧取经”定型、传播的是非功过，值得研究。

    相对于佛教徒的主动退让，道教徒却对《西游记》充满热情，他们从一些故事情节和文字中看到了客观存在的道教内容，于是大肆阐发，甚至不惜恶意增删、篡改，做道教化“误读”，最终将《西游记》拉入道教的彀中。

    《西游记》的道教化“误读”始于清初康熙年间。时有“奉道弟子”汪澹漪，倾尽全力，将《西游记》评点、篡改为《西游证道书》。为了实现《西游记》道教化目的，汪澹漪不择手段。除了在文本中充塞大量道教内容之外，还将《西游记》作者定为宋元之交全真教道祖邱处机；又附录一篇《长春真君传》，歌颂邱处机历时四载远赴雪山劝化成吉思汗的“一言止杀”的仁德功业，并以此暗喻唐玄奘大师西行壮举；再编撰一篇《玄奘大师行状》，揭示《西游记》之原型。应该承认，汪澹漪不愧为一个高明的图书包装策划师，从此，《西游证道书》大行其道，成为首屈一指的道教典籍。后来流行的《西游记》文本，如《西游真诠》《西游原旨》《西游正旨》都是脱胎自《西游证道书》的道教评本。

    道教徒怎么会如此看重和觊觎一部佛家稗说呢? 考察佛道两教发展实际，结合《西游记》的相关描写，可以看出道教徒攘夺《西游记》并非偶然。在中国宗教史上，佛道两教多有缠夹，其关系可概括为共存、互渗、竞赛和论争。道教教义芜杂，修炼方法繁杂不得要领，成仙无可证实，尤其“老子化胡”一说荒诞不经，不能使人信服，所以历史上佛道论衡的总体趋势是佛胜道负。清代，随着外来宗教和民间宗教的崛起，道教日显衰落，失去主导地位。再者，明清之际，实学昌盛，西风东渐。在这一社会文化大背景下，道教徒感受到自身危机，急于将自家思想回归正统，以及对其内部各种旁门邪说进行清理、批判。

    凡此可见，从汪澹漪开始，道教徒一直坚持对《西游记》做道教化“误读”,直至它花落道家。

（选自竺洪波 《<西游记>为何被清代道教徒攘夺》，有删改）

    “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为什么今天还要研究优秀传统文化？因为许多思想是古今一脉的。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民本思想，比如“怀天心”、“抱天心”、“顺天心”、“承天心”、“度天心”等。什么是“天心”？天心就是民心，天之所想所欲即民之所想所欲。“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郭店楚简·缁衣》引子思的话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形象地阐述了君民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引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中国古代对官吏的重要要求包括“廉洁正直”，相关记载在出土文献中比比皆是。《睡虎地秦简·语书》记载，“良吏”的表现是“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慤而好佐上”；“恶吏”的表现则是“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无以佐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写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认为吏有“五善”、“五失”，“五善”之二为“清廉毋谤”，“五失”之三为“居官善取”。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中国古代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可以看出，古今社会对官吏在清廉方面的要求具有一贯性和延续性，古代的优秀传统和合理规范可以为今天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照。

    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很多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理念。在古代，山林水泽皆有专人管理，采获捕捞也要求有节制。《荀子·王制》中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再进一步看，古人认为天地为大宇宙，人体为小宇宙，小宇宙的运行要与大宇宙的运行相合，否则就会“悖乱”，此即“天人合一”。出土文献中也有很多古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资料，如《睡虎地秦简·田律》律文中有“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月，毋敢爇草为灰……”这正可与《荀子》的记载相印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思想上的古今一脉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这也对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比如，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既要做好扎实的文本复原、字词考释、义理推阐等工作，又要与现实联系起来，提炼其当代价值。

（选自刘钊《从古今一脉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成——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 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一种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哥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 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那《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光明日报》2018年1月17日）

    香港，因其在亚洲的区位优势、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等便利条件，以及广泛的藏家群体，成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前沿阵地。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典亚艺博等艺博会，作为汇集全球艺术品的重要平台，不仅对香港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带动能力，其新的发展模式对内地的艺博会也产生着影响。

    当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审美水平的提升，大众对艺术品的欣赏和消费，正在从盲目型转向知识型。相应地，艺博会在战略上，不再仅仅是汇聚艺术品的展出方．而是希望与公众形成互动——加大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以提升大众的鉴赏品位，既服务于社会，也培养了艺术爱好者和未来的藏家群体。正是基于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迫切需求，几年前，香港的艺博会，开始尝试借鉴博物馆在社会公共教育方面的做法，以更严谨、更科学的艺术品管理、研究、展示设计和艺术教育模式，搭建起一个新的全天候与全球性艺术品展示平台：一方面服务于世界各地的观众，另一方面成为东西方艺术沟通的桥梁。

    事实上，与拍卖会相比，艺博会更能反映基础市场的成熟度、健康度和活跃度。而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实现了艺术家、策展人、画廊、观众、收藏家、艺术代理人之间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良性交流与互动。一是吸引成熟的艺术收藏机构不断加盟。例如，一些具有百年收藏历史的欧洲画廊，携带珍品参与展览，毕沙罗、莫奈、罗丹、毕加索等艺术大师的作品，成为展会上的“常客”。它们与古董文物，共同提升了艺博会展品的级别，也为大众呈现了更加丰富的艺术空间。二是策展人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推高了艺博会的学术标准。如今的艺博会，在展示艺术品的同时，常设有一系列学术性的研讨和讲座活动，特别是国外著名艺术博物馆馆长、专家、艺术家、策展人等权威人士主讲的讲座及研讨会，让普通民众得以近距离了解国际艺事。这正是艺博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与此同时，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还体现为学术标准的确立。对画廊的入展资格，香港的艺博会实行了严格审查。香港的艺博会，正努力通过这些高规格、高品质的展事活动，成为亚洲最具权威性的艺术平台。香港有的艺博会还与香港的各大博物馆、大学等专业机构保持着紧密联系，甚至艺博会的部分收益，也会拨捐给大学的艺术系，以支持本地学生参与海外艺术博物馆及艺术机构组织的培训和实习活动，从而培育香港新时代的艺术家、学者、博物馆和艺术管理专才，以推动本地博物馆事业和艺博会等艺术展事的多样性建设。

    与博物馆机构本质上的不同，当下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更多是形式上的转变与提升，但作为国际艺术交流平台，其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艺博会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发展，为艺术的普及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作为艺术品一级市场的风向标，艺博会不单单是一个商业平台，更有义务构建健康的艺术市场环境。对于当下艺博会的健康发展，香港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不失为一个路径选择。

                      （摘编自顾跃《艺博会的“博物馆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