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美学是由三家组成的，即“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儒家美学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道家美学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禅宗美学是以六祖慧能为代表。

    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占正统地位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儒家突出一个“仁”字。“仁者爱人”，其实就是讲和谐，儒家尤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的思想是“入世”，道家的思想是“出世”，禅宗的思想是“遁世”。我们可以各列举一位唐代的诗人来说明。儒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杜甫，杜甫被称为“诗圣”，因为他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道家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李白，李白被称为“诗仙”，因为他是典型的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禅宗的唐代诗坛代表人物是大诗人王维，王维被称为“诗佛”，因为他是典型的禅宗思想的代表人物。

    三种美学，在一代文人身上不是截然分开的。虽然杜甫是以儒家为主，李白是以道家为主，王维是以禅宗为主，但并不是说他们身上就没有别的思想。杜甫身上也有道家的东西，李白身上也有儒家的东西，王维身上也有儒家甚至道家的东西。比如，王维进朝做官肯定要按儒家的方式行事，上朝是儒家，退朝是禅宗。所以说，他们每个人身上三种美学都有，只不过是每个人更侧重哪一种。另外，一直讲“儒道互补，庄禅相通”，这八个字概括了三种美学、三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特点。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如果大家去过青岛崂山，就能发现山上佛教的庙宇和道教的道观和平相处，互不侵犯。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宗教能占统治地位，但是什么教派都能留下来。世界上的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分支，但是谁也不占统治地位。

    再一个是艺术作为精神的家园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精神的空间，尤其是道家和禅宗。刚才讲了儒家是“入世”，但是在历代知识分子失意的时候，道家和禅宗往往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比如说中国画家中著名的“元代四大家”、“明代四大家”、清代“扬州八怪”全都是寄情于书画，在道家和禅宗里面尽情地遐想。而西方就不一样了，西方很多知识分子功成名就以后都自杀了，包括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等。如德国哲学家尼采，他是19世纪德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名著《悲剧的诞生》中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色地演这幕悲剧。”但是，十分可惜的是尼采自己就没有做完这场梦和演完这幕剧，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反而自杀了，因为他钻研越深入，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茨威格就是在拿了文学大奖以后和他的妻子双双服毒自尽的，既不是经济原因也不是生病导致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越写下去越找不到精神的家园。而中国的文人可以在艺术里面找到精神的家园，失意后往往到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的精神家园中寻找寄托。

发现引力波：整个宇宙都在颤动

    2016年2月11日，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主管大卫。莱兹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发现了引力波，这或许标志着物理学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从2015年9月起，在物理学界有一个一个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或否认的传言。据说经过了几年升级改建的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advancedLIGO）在重新开始工作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就探测到了引力波的信号。如今，传言终于得到了证实。升级之后，aLIGO的两个探测器探测到了距离地球13亿光年之外的两个黑洞在合并过程中放射出的引力波，这是在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一百年之后，人类第一次发现引力波存在的直接证据，这个发现将以一系列论文的形式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PRL）杂志和《天文期刊》杂志上。

    几千年来，人类观察宇宙的方式大多都只是仰望星空，直到几百年前人们才能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影像固然更加清晰，但所看到的仍然只限于可见光的频率范围之内。直到二十世纪，人类理解了电磁学，才能从红外线到伽玛射线，在更广阔的频率范围内观测宇宙。想要看清宇宙的面貌，仅仅通过电磁波还远远不够，中微子天文台为宇宙科学家打开了又一扇门，但是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仍然非常明显。引力是自然界中最为微弱的相互作用，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正是引力作用。根据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当质量进行加速运动时，会对于时空产生干扰，进而使时空产生出以光速行进的引力波，因为引力作用太过微弱，想要探测到这种时空的褶皱，就需要格外敏感的实验装置。

    隶属于美国国家自然基金的华盛顿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建造的两个相似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有两个长达4公里的相互垂直的长臂，激光在真空的管道中沿着两条长臂来回反射，并且发生干涉。科学家们的目标就是通过激光的干涉现象寻找引力波。根据理论预测，一旦有引力波经过，将会使空间发生拉伸和压缩，两个长臂中的激光的干涉现象就将发生变化。但是从2002年至2010年九年的时间里，这两个高精度引力波探测器没有任何收获。这些年的一无所获与周围环境对仪器的干扰有关，因为仪器的过分敏感，华盛顿州的探测器经常会受到大风的干扰，而路易斯安那州的探测器则经常会受到经过的火车和周围倒下的树木所产生的震动带来的干扰。

    经过了5年时间，花费了2亿英镑之后，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完成了升级。在2015年9月18日重新开始工作的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比之前的精度可以高出三倍，激光器的功率提高了十倍，抗干扰的能力也大幅增强，无论是树木，火车，还是地震波都无法影响到仪器的探测。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之后，先进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灵敏度会随着调试逐渐上升，将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达到顶峰，也就是说探测到引力波的可能性会逐渐增加。

    2015年9月14日早上，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们就发现了在aLIGO两个探测器上几乎同时探测到了一个类似于鸟鸣的频率逐渐升高的信号，信号从35赫兹的频率迅速升高到250赫兹，然后变得混乱，整个过程持续了四分之一秒的时间，两个探测器的探测时间相差7微秒。这个信号因为太过清晰，以至于首先发现它的科学家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真正的探测信号，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人为的用于测验仪器的信号。而另外两个位于意大利和德国的引力波探测器在当时并没有运行，所以无法对这个信号进行确认。最终通过计算证实这个信号来自于两个以光速的一半的速度环绕运行的黑洞合并过程中发射出的引力波。aLIGO所探测到的引力波，经过了13亿年之后终于传播到地球。这个直接观测证据是对于广义相对论的最终证实（虽然实际上广义相对论的作者爱因斯坦并不相信黑洞的存在），这也是科学家们第一次真正观测到黑洞的合并过程。

    虽然人类之前就从一个旋转周期逐渐缩小的脉冲双星系统发现了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那个双星系统的行为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完全一致，因此，人类将会有一个更为灵敏的宇宙学探测手段，天文学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分支﹣﹣引力波天文学。在理论上，通过引力波进行天文学探测，人类将可以了解一系列天体的移动和改变过程都会通过引力波传播的地球。物理学家们想象着在未来每年都可以探测到十次左右的中子星碰撞。

    对于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明已经为两位物理学家赢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而这次对于引力波的直接观测，是否会赢得一个新的诺贝尔物理奖，这也让我们充满期待。对于引力波的直接观测必将开启宇宙学研究的新局面﹣﹣人类将理解在我们的周围环绕着多少黑洞和中子星，更详细了解超新星的爆发过程。因为引力波具有纵波属性、穿透性很强，比同频光子穿透性要强得多，其通讯传输功能或许远远超越电磁波，地球对引力波来说几乎是透明的。宇宙诞生之初产生的“暴涨”引力波被称为原初引力波，它忠实记录了“暴涨”时期的物理过程，并一直存在于宇宙空间内。尽管大多数宇宙学家们已经接受了宇宙“暴涨”的假说，但人们仍然需要找到原初引力波存在的切实证据，完成宇宙创生故事的最后一环。

（选自2016年2月12日《三联生活周刊》，作者苗千，内容有删减）

    说话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天说话，不见得就会说话；许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所谓“辩士的舌锋”“三寸不烂之舌”等赞词，正是物以稀为贵的证据；文人们讲究“吐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并不想做辩士、说客、文人；但人生不外言动，除了动就只有言，所谓人情世故，一半儿是在说话里。一句话的影响，有时是你料不到的，历史和小说上有的是例子。

    说话即使不比作文难，也决不比作文容易。有些人会说话不会作文，但也有些人会作文不会说话。说话不是作文，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因而不免有疏漏散漫的地方，不如作文的谨严。但那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却决非一般文章所及，是怎样一个不易达到的境界!我们的文章哲学里虽有“用笔如舌”这样一个标准，可是古今有几个人真能“用笔如舌”呢?

    我国人很早就讲究说话。《左传》《国策》《世说新语》是我们的三部说话的经典。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一是清谈。你看他们的话多么婉转如意，句句字字打进人心坎里；还有一部《红楼梦》，里面的对话也极轻松、漂亮；此外汉代贾君房号为“语妙天下”，可惜留给我们的只有这一句赞词；明代柳敬亭的说书极有大名，可惜我们也无从领略；近年来的新文学，将白话文欧化，从外国文学中借用了许多活泼的、精细的表现，同时暗示我们将旧来有些表现重新咬嚼一番。这却给我们的语言一种新风味、新力量。这时期说话的艺术确有了相当的进步。论说话艺术的文字，从前著名的似乎只有韩非的《说难》，那是一篇剖析入微的文字。现在我们能够随口举出的例子就有俞平伯君的三篇《文训》和鲁迅君的《立论》，这些都是精警之作。

    我国人对于说话的态度，最高的是忘言，但也还免不了说话。其次是慎言，寡言，讷于言。这三样又有分别：慎言是小心说话，小心说话自然就少说话，少说话少出错儿；寡言是说话少，是一种深沉或贞静的性格或品德；讷于言是说不出话，是一种浑厚诚实的性格或品德。这两种多半是生成的。第三是修辞或辞令。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的阴暗；他用不着多说话，说话也无须修饰。只知讲究修饰，嘴边天花乱坠，腹中矛戟森然，那是所谓小人；他太会修饰了，倒教人不信了。他的戏法总有让人揭穿的一日。我们是介在两者之间的平凡的人，没有那伟大的魄力，可也不至于忘掉了自己。只是不能无视世故人情，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人，在礼貌与趣味两个条件之下，修饰我们的说话。这儿没有力，只有机智；真正的力不是修饰可得的。我们所能希望的只是：说得少，说得好。

(选自朱自清《说话》，有删改)

美丽的坏蛋更坏蛋

    美丽的坏蛋比丑陋的坏蛋更坏蛋，这在人类和动物中都有生动而可怕的故事。北方的海尽管没有南方热带海洋的五彩斑斓，然而在清冷而清澈的海底却撒满了五颜六色的海星，你可能不会想到，这些海星却是用心险恶的家伙，号称美丽的杀手。

    海星全身布满了“现代化武器”，在显微镜下，你才能看到它身体表面簇拥着成千上万的聚光性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四面八方的环境可以同时“视察和掌控”。另外，海星还有成千上万条比牙签还细的管状腿，具有强力的吸附功能，在海星大脑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这成千上万条腿有节奏地迈动，可以爬过所有的坎坷，即使在光滑直立的礁石壁上，也照样稳步前行。更可怕的是海星能分泌高能量的消化酶，不亚于人类化工厂生产出来的硝酸，坚硬的贝壳在这种高能量的消化酶作用下，很快就被腐蚀溶解。正因为有这些“现代化的化学武器”，海星稳打稳扎，所向无敌。在波涛轰鸣的大海下面，它们成群结队地排列，悄无声息地匍匐，全然一支偷袭的军团，有目标有计划地向牡蛎、蛤蜊及所有贝类的藏身处前进和包抄，然后来个密集型进攻。

    海洋中现存的海星大约近两千种，我们中国已知的就有一百多种，从海边浅水区的潮间带直到水深6000米的地方均匀分布。看到这么美丽的东西竟是残酷的杀手，人们用渔刀渔叉奋力地砍杀，将海星碎块抛进大海里。可是，人们没有想到，海星还具有一种更特殊的能力，每一个碎片都可以再生一个海星。世界上竟会有越消灭越兴旺的动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海星只有在卵化状态，会被一些鱼类捕食，可一旦长成海星，几乎就没有天敌。

    海星给人类造成了可怕的灾难。近些年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海域，因海星灾害导致鲍鱼、扇贝和蛤蜊的养殖损失达数万亿元；山东胶州湾一家养殖公司16万亩滩涂的蛤蜊，遭到海星的大举进攻，百分之八十的蛤蜊被吞噬；辽宁庄河市黄海沿岸成千上万吨的鲍鱼、海参、蛤蜊被海星吃掉。据调查，一个海星一天能吃掉十几只扇贝，食量惊人，再加上养殖的贝类无法自由逃走，所以沿海的一些养殖区里的贝类全部被海星吃光，几乎是养殖业的灭顶之灾。

    可恨的是海星这个贪婪的肉食动物却光吃不长肉，也就是说对人类几乎没有食用价值。那么造物主为什么要造出海星这么个物种呢？其实大自然有着严格而奇妙的秩序，海星是海洋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的捕食起着保持海洋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倘若人类真能彻底消灭海星，那么会有更可怕的灾难出现。没有海星的“调解”作用，海洋里的贝类会长得铺天盖地，我们将看到一个被贝类排泄物污染得更加污浊不堪的海洋。

（2011年11月《广州日报》，有删改）

    素食在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墨子》记载：“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清人孙诒让注：“素食，谓食草木”。素食又称“蔬食”，《礼记》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东汉郑玄注：“草木之实为蔬食”。素食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饮食传统，中国以及整个东亚，饮食皆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与西方以肉为主的饮食习惯是不同的。舌尖之上是对美的品味，舌尖之下是文化精神的倾向。中国古代素食传统有着深厚的国学蕴涵，饱含着动物关怀精神，包括爱惜、同情和敬畏。其中敬畏之心，是相对于现代动物伦理所独有的精神特质。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动物视为生活资源，心怀爱惜之情，并有节制地取用，是古代中国关怀动物的主流思想。熟知的典故，如成汤“网开一面，德至禽兽”、子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主张有节制地捕猎动物。

    从人类认识的进程来看，在认识到万物与我是有区别的截然两物之后，再认识到万物与我的本原一体，是更深刻的认识。古代中国早有“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的哲学命题。深切地从动物生命身上直接体认这种思想，以恻隐之心同情动物，《孟子》最初表达了这种思想：“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宋儒程颐否定了动物天生作为食物的观点：“一说天生禽兽，本为人食，此说不是。岂有人有蚁虱而生耶？”（《河南程氏外书》卷八）晚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鸟兽与人同本而至亲，“知识灵明，其去人盖不远矣，其知痛苦亦甚矣”，主张戒食动物，并预言未来世界一定是素食的社会。

    对动物的恻隐之心，是在思维深处对“浑然与物同体”的默会体认。只有默会了鸟兽的疼痛恐惧与我的疼痛恐惧是同一个疼痛恐惧，鸟兽的生命与我的生命是同一个生命，“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方才会有发自情感深处的呼应。在此意义上，同情是一种超越语言的直接认知，这在中国哲学中称为“良知”，即一种不假思索的善意。

    早期中国对动物的道德化，不唯赋予各种动物以特定德性，亦将动物纳入一个道德谱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宇宙图景的精神化。《大戴礼记》中有一个本体意味的万物谱系：一般动物（毛羽介鳞）和人同处于自然世界，麟凤龟龙等祥瑞动物（简称四灵）与圣人处于更高的神圣世界；平行的双层世界又有垂直的投射关系，四灵是动物之精，圣人是人之精。在哲学意义上，四灵象征从一般动物抽象出的超越的德性实体，圣人表示从人抽象出的超越的完善人格。《春秋繁露》还记叙了四灵出没的条件：为政者若爱惜、恩惠动物时，四灵便作为令人崇敬的祥瑞象征而出现；若残酷对待动物时，四灵便会隐退，并出现令人畏惧的自然灾难。在此意义上，敬畏四灵和爱惜动物不是对两种对象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内外贯通的关怀：对动物的爱惜，就是对四灵的敬畏；怀敬畏之心去施行爱惜，以爱惜之举来表达敬畏。

    当代学者乔清举创见性地将祥瑞动物列入动物生态伦理的范畴，以四灵为例指出了“动物作为自然的神性标志的生态意义”。对中国思想有深切领悟的法国先贤史怀泽，曾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不过，“敬畏生命”落实到动物后是同情，与古代中国对祥瑞动物的敬畏之心是有区别的。换言之，在史怀泽的思想中，动物并不具有神性。这不难理解，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只有上帝才具有唯一的神性位格。而在古代中国，至上神“帝”早在周代既已取消，祥瑞动物作为“帝使”是德性的神圣象征。在此意义上，敬畏的真正对象不是四灵，而是为四灵所代表、为自然生命所承载的德性本身。

（选自王汐朋《中国素食传统的国学蕴涵》，有删节）

    一切爱的形式都以博爱为基础。我指的博爱就是对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责任感，关心、尊重和了解他人，也就是愿意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情趣。这也是《圣经》里提到的一种爱的方式：爱他人应如爱己。博爱是对所有人的爱，其特点是这种爱没有独占性。如果我具有爱的能力，我就会去爱我周围的人。在博爱中凝聚着同所有人的结合，人的团结和统一。博爱的基础是认识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同人共有的核心相比，人与人之间在才能、智力和知识上的差别微不足道。要了解这种人共有的核心，必须要深入了解人，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如果我只看到一个人的表面，那我看到的主要是使我和他分开的差别。如果我了解到他的本质，我就会看到我们的共性，我们是兄弟这一事实。这样的一种核心对核心的关系——用来取代表面对表面的关系——是一种“中心关系”。西莫尔·魏尔曾经很优美地表达过这种关系：“同样的话可以是很一般的，也可以非同一般，这要按说这些话的方式而定。说话的方式则取决于这些话发自内心的深度，而不取决于个人意志。在双方息息相通的情况下，这些话会触动对方相等的内心深度。所以一个有能力区别的人就会听得出来这些话的分量究竟有多大！”

    博爱是同等人之间的爱。但虽然我们是同等的，事实上也往往不完全“同等”，因为我们是人，所以需要帮助。今天是我需要帮助，明天也许是你。有这种要求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弱小，另一个人强大。弱小是一种暂时状态，而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的能力是普遍的持续状态。对需要帮助的人，对穷人和陌生人的爱是博爱的基础。爱自己的骨肉不足为奇。每个动物都爱自己的后代并照料他们。软弱的人爱自己的主子，因为他靠主子为生；孩子爱自己的父母，因为他需要他们。只有当我爱那些与我个人利益无关的人时，我的爱情才开始发展。在《旧约》中，穷人是人爱的中心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不仅是穷人，还有陌生人、寡妇、孤儿、民族的敌人、埃及人和伊多姆人。在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产生同情的过程中，人开始发展他的博爱。在爱自己的同时，他也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爱那些虚弱和惶恐不安的生命。同情包含着了解和认识的因素。在《旧约》里这么写道：“因为你们了解异乡人的心，因为你们也曾在埃及当过异乡人……所以你们也应该热爱异乡人！”

（摘编自弗罗姆《爱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