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大剧院举行。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2011年，共有五位作家获得了这一殊荣，他们分别是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和刘震云。

    记者：在你最初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得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刘震云：当时我在菜市场买菜，然后出版人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评出来了，有你，然后我就买西红柿、鸡蛋，回家中午吃的是鸡蛋西红柿面，当时新浪的主持人还问我，是不是这面吃的跟别的不一样，我说挺一样的，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

    记者：但心情不一样。

    刘震云：没有大喜。如果是惊喜的话，那就证明《一句顶一万句》写得不够好。

    记者：你很自信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吗？

    刘震云：那倒没有，那也很可能它评不上，我只是觉得它评不上的话，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看法，我跟它相处那么长时间，我肯定知道它是好的。你比如讲《-句顶一万句》，没评土茅盾文学奖，它会减色很多吗？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出延津记”讲的是杨百顺从故乡“出走”的过程，下部“回延津记”讲的是牛爱国从异地“还乡”的过程。通过“出走”与“还乡”，《一句顶一万句》展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的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但这部作品的名字却引发了人们的好奇。

    记者：为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呢？

    刘震云：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一句顶一万句”这个说法不是从我开始的，2000多年前有人说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早晨我得到一句有见识的话，我晚上死都可以，孔子这个话是很讲究的，他不说朝闻道朝死可矣，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明明白白活一天，这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一天顶一万天。其实《一句顶一万句》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

    记者：会是什么？

    刘震云：《一天顶一万天》。

    记者：我不知道对您而言现在是否是你文学作品上的一个巅峰？

    刘震云：不是吧，我觉得我的写作刚刚开始。为什么说刚刚开始呢？是由写作者变成倾听者的刚刚的开始。

    从写作者到倾听者，是刘震云在创作《一句顶一万句》时的最大感悟。作为一个倾听者，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将每一个人物的话都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另一部与说话有关的作品《手机》，《手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因为职业的关系，严守一每天都要说很多的话，但在这部书的封底，却写着这样一行字：“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

    记者：似乎说话的这个关键词还是在您的作品中延续？

    刘震云：当然，我觉得，说话是重要，说什么样的话，谁在说话，是作者在说话，还是书里的人物突然自己想说话，而这个话别人没说过。我觉得这个是靠作家的想象力抵达不了的，而是人物自己。我觉得，他突然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情绪和心灵的出口，所以当严守一的奶奶去世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他应该怎么表述呢？严守一像他6、7岁一样，拿着一个手电，一个人又到村口的同样的土岗上往天上写了一个字，奶，想你。我突然觉着的话，往天上写字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地想跟严守一坐在一起聊天。可能他在说，我在倾听，够了。当你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你的写作也变得无比的自由，接着就有了《一句顶一万句》。

    记者：但很多人也会说，这些书中的人物也是你作家创造出来的。

    刘震云：你是创造出来了这么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创造是怎来的，过去的话，可能是刘震云让谁来的，现在的话是你们两个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了。我曾经说过一个去我们河南汴梁的理论，我也出发了，我出发的同时，可能书里的人物也早就出发了，然后在一个黄河边上，大柳树下，我们遇到了，我说你去哪，去汴梁，你呢，也去汴梁，抽起烟来，特别对劲，说咱俩一块走吧。

    记者：只是个同路者。

    刘震云：是个同路者，是你的朋友。这样的写作状态是不是更水乳交融一些，情感上，当然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解放。

    记者：哪方面的解放？

    刘震云：倾听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记者：我现在就很解放，很自由。

    刘震云：好的主持人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而不是最好的提问者。

（摘编自《面对面·刘震云文学之路》，有删改）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莩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圆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圏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图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遗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回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

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以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苏轼文艺中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反映。

    苏轼认为诗画要传神，而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背叛炊烟

胡宗波

“背叛”炊烟，需要勇气。

生活在鄂西南山区的人，似乎从出生之日起，就已被命运圈养在了重重大山怀抱里，整日里要和炊烟相依为命。

或许是命运的驯化，温顺的山区人顾家，更恋家。每天，村人执拗地在炊烟上挂满家的味道，倔强地把炊烟定格成为家的方向。一天天，一年年，炊烟被雕琢成了人们心灵的归宿，剪不断，理还乱。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炊烟划出的半径。

靠山吃山，靠山烧山，这是人类生存的不二法则。

人们要想烧熟一日三餐，烧旺日子，离不开添柴加火。为了孵化出炊烟，在每家每户的日常规划中，砍柴可不是小事。人们清楚，谁懈怠了砍柴，谁就是和日子过不去，必将遭到肚子的报复。我一直认为，我是炊烟喂养大的。少时的我，对炊烟的惦念近乎痴迷。甚至刚吃了饭，就挂念起了炊烟，盼它早点站在屋檐上，手搭凉棚，呼唤我的乳名。

在我眼里，炊烟就是宣布吃饭的口令。

在那个饥肠辘辘的年代，对于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食物散发出的诱惑，无疑令我无法抗拒。至于下顿将着落在哪儿，我大抵是不会去理会的。我心里只有炊烟。发展到了最后，就算全村的炊烟同时升起，哪一道炊烟是自家的，我能一眼分辨出。

那时，炊烟不仅滋润了我的肠胃，也滋润了我的梦。

可我从来不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相反，我回报给炊烟的，大多是怨，是恨：恨它营养不够丰富，恨它花样太过单一，更恨它有时还填不饱我肚子。

与我对炊烟的矛盾态度相比，父母从来怀着一颗虔诚之心。他们能看懂炊烟的表情，也能读懂炊烟的语言。炊烟生病了，父母精心呵护着，助它早日康复；炊烟失落了，父母安慰开导着，帮它尽快振作。炊烟有灵性。虔诚的心，换来了炊烟的信任。它配合着父母，苦苦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子。

然而，在父母虔诚的背后，其实也蜷缩着一颗不安分守己的心。父母领着我在日子里摸爬滚打的同时，矢志不渝送我去读书。他们已领教了日子的苦。他们不想将这种苦留成“财产”，等我去继承。为了孩子长远计，父母替我谋划着对炊烟的“背叛”。

⑬背叛，是需要勇气的；勇气，则需要成本。为了抵抗不断膨胀的生活，搀扶起勇气，父母几乎把腰弯得和大地平行，瞪大疲惫的眼睛，在日子里翻拣着能对抗生活的元素。其间，父母还要顶住村人随手扔来的冷嘲热讽。那大都是些认为读书没用的村人。他们将自己的讽刺和挖苦当“礼物”，总是不失时机地免费赠送。

父母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向导。站在父母的“背叛”上，我把父母的期望打包，系在肩膀上，在“背叛”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若干年后，我彻底“背叛”了炊烟，走出了乡村。

在异乡，任我踮脚眺望，却看不到一丝炊烟。内心的空虚惆怅如同滚着的雪球。

⑰在炊烟的浸泡里长大的人，炊烟就是他的根。一个人，一生里烙印着三条根，那是从国别、地域、家庭三者文化差异中沉淀出来的。“背叛”了炊烟，就斩断了地域和家庭这两条根，我这一生，注定将处于失根后的无根状态。这时，在记忆里存活的新鲜炊烟，仿佛一封封家书，用眼眸盖上思念的邮戳，不时呼唤着我回去。

每一年，我都会回故乡，只为亲手摸摸升腾的炊烟。摸着它，我才能暂时找回丢失已久的乡音，才能短暂回收久违了的内心踏实。，

这些年，每次回去，家乡都有变化。村人的生活水平真正像是芝麻开花。在欣慰的同时，我却觉得与故乡又生疏隔膜了几分。现代化的炊具，不断打压着炊烟氤氲的范围。我希冀的炊烟，越发地单薄瘦削。

尽管，那些还对炊烟心怀感恩的人，就像我父母，还忍受着烟熏火燎，顽强地坚守着，但他们培育的那点炊烟，不过蚍蜉撼树。

我知道，终有一天，故乡会被膀阔腰圆趾高气扬的现代化日子改写。

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炊烟。

我更知道，一缕缕炊烟，终会在我记忆的窖藏中酝酿成一种乡愁，继而在我的记忆里，站成一道道风景，更站成一位位亲人。

背叛，总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了炊烟，也就失去了故乡，再也没有远道而来的消息，能把一种叫幸福的感觉催生。

失去了炊烟，我们注定还有别的希望。

《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24版）

材料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人。。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圈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的结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这和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似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瓷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 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热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摘编自费孝通《多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提炼出的一个理想型概念，是为了回答“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后乡土中国”是基于乡土中国理论和中国乡村转型与发展经验而提炼的一个理想型概念，并不是说乡土的完全终结，而是指乡土性特征部分维续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结构所发生的特型。

有学者用“新乡土中国”来描绘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形态，我用“后”字，主要是因为“新乡土中国”并没有对费孝通“乡土中国”理论加以发展，尤其是把乡土本色与新乡土相提并论，存在着逻辑悖论，将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经验概括为“新”的，难免有价值倾向和政治性意义。

“后乡土中国”是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关系的存在和维续，使得乡村社会保留着部分“乡性”村证，而没有彻底转型为城镇化的社会。不流动的乡土演变为大流动的村庄。在城镇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多村社会结构正在分化，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角度看，多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如今的乡村为越来越多的公共力量和公共活动提供了空间，乡村已不只是村民自己活动的空间，“后乡土中国”是乡土中国变迁和转型后的一种状态，两者处于历史发展的因果链上，而不是彼此对立的两个社会类型。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

材料三：

“悉的社会”是对乡村社会的地方性与整体性结构特征的一种概括，而非指微观的、个别的人际关系或社会网络状况。经历经济转型、社会与文化变迁之后，乡村社会中诸多微观结构与行动都可能已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其中就包括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的变化。然而，村落共同体的地方性以及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依然留存。

在村落共同体中，村民之间的关系是熟悉的。熟悉的关系并非指具体的两个个体间的交往情况和熟知程度，而是指村落社会关系是相互熟知的。熟悉的社会是一种信息非常对称的社会，也是一种信息透明的社会。信息对称指的是自我与他人是知根知底的、相互能达成默契的。不论两个村民个体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交往和互动，也不论一个人对其他个体具体情况的熟知程度如何，人们都能达到相互熟知或知根知底，因为村落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信息透明的社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里，个人及其社会关系的信息其实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们的行动信息也容易被村里人知晓，并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努力就能达到。

熟悉关系仍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一种特质，因为这是与城市社会关系有着本质区别的。尽管在城镇化扩张和乡村劳动力流动的冲击下，乡村社会熟悉关系也处于变迁之中，但在村落生活共同体依然存续的情况下，基于地缘和血缘而形成的熟悉社会关系的特征也就继续留存。

(摘编自陆益龙《后乡土中国》)

材料一：

器物在没有清洗到完全干净的情况下，贸然补配修复，会给后期修复带来很大麻烦，并且还原起来非常困难。如果断截面有油污脂类，会导致后期补配材料无法稳固地与器物胎体很好结合。粉彩大多是白底，如果器物茬口没有清洗干净，颜色与胎体颜色有差异，这种差异过大就会导致后期做基底颜色时不能有效遮盖，使衔接处出现若隐若现的乌黑线，或者墪个补配地方浑浊。

清洗器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附着物已经深深侵入胎体，需要用脱脂棉蘸取相应清洗试剂一点一点置换出来。这项工作并不难做，但是非常费时间，洗一两个月是常有的事，遇到顽固附着物有时会清洗半年甚至一年。因此，在清洗环节中一定要对效率有所克制，同时也要承担一些追求效率方面的压力。清洗粉彩常用的清洗试剂有84消毒液、洁瓷液，相互配合使用效果好很多。时间作用下，可以得到非常干净的茬口。当器物被清洗干净后，要使它充分干燥，一般是静置在自然无尘环境中12小时。

保护修复项目中常用的拼接材料是海克斯塔、艾劳达、AAA、509等。这些都是双组份胶，相对于单组份胶来讲更加稳定。如果损坏厉害，就是补配，需要填充材料，比如说瓷粉、高岭土滑石粉、玻璃微珠、二氧化硅等。填充材料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更多分析器物胎体质地，根据其颜色、密度来调配，与之接近的胎体材料。比如说补配紫砂类器物最好加一些铁红哈巴粉，其质地和颜色十分接近紫砂的颜色； 即使是景德镇窑的白胎体，也因为厚薄和质量好坏，在材料配比上有很多不同和变化。

有时候，还要将一件器物缺损处打磨平整，需要很长时间和大量技巧，通常做法是用手术刀立刀刮削，此时切忌平刀铲削，因为平刀极易发生跳刀，在补配面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刀痕。这些刀痕会在随色做完基底之后形成浅灰色的“线”，留下痕迹，后期难以消除。

动手画彩之前先要对粉彩不同颜色分析，确定绘画颜色先后顺序，避免后期因为漆料相融性特点自然混合，出现颜料分层不清、浑浊的问题。曾有人尝试通过重量或者体积来混色。这种方式一般用于漆料用量较大的工作，比如说室内装修、汽车修理。先在电脑里找到颜色配方，然后按配方用量在漆料混合瓶中混合。这样混合出来的颜色大致准确，但不适合于修复调色。修复调色是一种多层次的被动调色。室内装修或汽车修理的调色是一整块颜色，是均匀的也是整体的，没有层次，色彩单一，不用过渡，不用衔接。陶瓷修复调色则不然。每一个粉彩颜色调整都要非常准确，能够和本体同类颜色自然融合，不突兀。

据说人的肉眼可以分辨出几百种颜色，陶瓷修复中集齐数百种颜色是不现实的，不论是在使用分辨，还是材料购买费用上，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最开始就坚持用三原色调色，会为后来做色打下坚实基础。通常用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就可以得到大量色彩，而且可以在这些色彩中细微调整，使它更接近于所需颜色。调色知识可以通过书本了解，但是想要掌握这些技巧只能通过大量练习和试误。比如，一件粉彩雉鸡牡丹花口盘，主色彩是蓝紫色，因为缺乏对比，就很难一下分辨出它是泛紫的蓝。这时候我们就要对它进行颜色比较。我们可以用三原色的蓝色色卡与之比对，这样就可以发现这个颜色是发紫的，紫色在三原色中是由蓝加红组成的，在蓝色中一点点加入红色，直到得到想要的紫色。再用紫色与器物上的篮紫色比对，可能会发现颜色过明亮，再往颜色里加一点黑色，逐渐接近本体颜色，直到视觉效果不突兀为止。

(有删改)

材料二：

中国人含蓄内敛，在儒家文化浸染下，形成了追求中和圆融、和谐统一的审美心理。例如，宋朝上至庙堂下至民间，这种审美特征遍布各行各业。最具代表性的，除了宫廷绘画，恐怕就是以“五大名窑”著称的宋瓷了。以最负盛名的汝窑为例，其对釉色的追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天青、粉青、天蓝，色泽均以淡雅为上，“似玉、非玉、而胜玉”，釉色质感与玉文化对比，丝毫不脱离传统审美情趣。

变化发生在元代，青花则是这种变化的源头。虽说唐代已有青花，但终未形成气势。这或者是由于制瓷工艺尚未成熟，或者是由于釉料来源尚不固定。传统文化，青色象征东方，代表木。历来对青色解释颇多，从深蓝到浅蓝，再到绿，甚至黑色。青色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更多是一种意象色彩，象征着含蓄、内敛，甚至是似有若无的某种神韵和能量。元代蒙古族是尚白尚蓝的民族，蒙古包、蒙古服饰，均能直观体现，对于青料感兴趣实属自然，不过因此就说青花兴起是由于元朝大力提倡，则稍显武断。青花，以青色为釉料，直接在素坯上绘制图案，然后挂釉烧制，形成了与白色底色对比极为强烈且极富装饰感的金新瓷器种类。这种强烈的对比，打破了中国传统审美对中和含蓄的追求。元以前，在民间或许有对丰富色彩和强烈对比图案的广泛使用，但在庙堂之上的皇家内廷，其主流审美还是以素雅、平和为主。从元朝开始，宫瓷器上的青花釉里红、明青花、成化斗彩，各种图案纹样都摆脱了商周青铜器上的厚重、汉代瓷器上的素净色彩、釉彩单一，开始争奇斗艳地在中国各个阶层，尤其在皇室活跃起来。

清朝瓷器，最具代表性的是珐琅彩。其釉料最初和铜胎画珐琅一样，全部靠进口。至雍正年间国内烧制成功，并配制出各色珐琅釉料，随后逐渐传至景德镇及广东。乾隆朝，珐琅彩又和中国传统审美相结合，出现了与粉彩极易混淆的白地珐琅彩瓷器，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审美内涵，但因其更复杂的工艺和较低的成品率，一器难求。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