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贵和”思想的显著体现是“大团圆”的结构模式。这自然与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相契合。戏曲“始悲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的结局遵循着古人对于“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的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生命感悟，也同样体现着“悲者必终于欢，离者必结之以合”的“天圆地方”的审美轨迹。

    剧作家对于“大团圆”结局的追求是由作家自身地位低下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在我国古代，戏曲一直受到统治者的排斥，受到“正统文学”的排斥。元代时，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限制汉人参加科举考试，大量的文人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仕途的唯一道路，因此只能流落于坊间妓馆，以写词曲为生。《元史·刑法志》记载：“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以至明清律法仍有这样的条例。在这样的境遇下，剧作家则选择用笔来抒发自己的苦闷，消解现实的残酷，因此在戏曲中往往以“大团圆”的形式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表现对因果轮回的期盼。

    “大团圆”模式适应观众的审美期待，体现着老百姓对于美好世界的憧憬和想象。只有充满喜庆气氛的“大团圆”结局才能淡化悲剧的悲哀感和压抑感，把观众带入冲淡、平和的心理状态。李泽厚对这种“中和为关"的审美观念这样论述：“它们作为矛盾结构，强调的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是一种中和艺术。

    中国戏曲始终与儒家的伦理道德教化紧密联系。在戏曲中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道德必然是戏曲的旨归。这一诉求直接外显为戏曲的大团圆结局。中国人的特点是爱憎分明，戏曲中也往往体现的是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等对立面的斗争。观众不仅要求欣赏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剧作家对事件的评价。因此安排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往往意在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明有王法，暗有鬼神”，告诫人们时时刻刻要做一个好人。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刺激了通俗文学的繁荣。中国戏曲的显著特点就是其强烈的民间性，因此，剧作家的写作意图必然要从观众的欣赏意图出发，反映观众的审美趣味。演员表演惟妙惟肖，唱腔优美，故事吸引人，这都是观众需要的，而给戏曲中的人物安排一个合理的结局，更是观众所关心的。从我国戏曲的审关心理来看，观众看戏的主要目的是消遣娱乐，希望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通过戏曲来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和解脱，而不像西方戏剧那样进行沉重的道德说教和宣讲。

网络暴力

    网络暴力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直接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的新型的暴力行为。就形态而言，它多局限于舆论范围，主要以言语攻击、形象恶搞、隐私披露等形式呈现，并具有以下特征：①主体的不确定性。基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网络空间往往聚集着非组织化、陌生化的群体，因此，在多主体参与的网络暴力事件中，一般很难确定具体行为主体。②过程的易操作性。随着“复制”、“粘贴”等网络信息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任何掌握网络技术的行为主体都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数字化形式实施网络暴力。③后果的实在性和难控性。网络暴力以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为行为客体，其后果都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并往往导致非虚拟性的后果。同时，由于网络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等特点，网络信息传播极具流动性、扩散性，其影响范围一般难以被人们所掌控。

    网络暴力的产生，根源于多种风险的交叠和共振。一方面，在互联网上，既有基于职业、籍贯等联系纽带而形成的地缘、业缘群体，更有基于生活娱乐、资源共享等个体偏好而形成的趣缘群体。他们借助网络交互空间（QQ、Blog等），可以随性发出自己的声音，犹如置身于一个个众声喧嚣的“网络广场”。同时，互联网本身繁杂难辨的海量信息强化了网络受众的风险感知度，加之信息内容的易编辑性以及信息散播的可操控性，网络信息质量往往参差不齐、真伪难辨。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网络暴力的频发，其背后大都潜藏着“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经济社会“重效率而轻公平”的脱序式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社会认同的分化。致使社会情绪不断郁积并涌向网络空间。再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普遍嵌入，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网络推手”，他们以广告收入为经济来源，以“点击为王”作营销规则，通过制造噱头、吸引眼球、积聚声势等进行舆论操控。对他们而言，“网络暴力”往往就是“网络暴利”。

    另外，网民群体突出表现出年轻化的特点。青少年由于心理品性尚未成熟，社会辨认和自我控制能力较低，而且，传统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往往占据社会舆论的制高点；而在青年网民身上，则体现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侠义情结，他们以“道德审判”为武器，以伸张正义为目标，渴望获得充满认同的“网络回音”，又常常游走在暴力与正义之间。一旦嫉妒、怨恨与公愤等在网络上无序宣泄，网络空间就处于“多数人的暴政”之下。

    应对网络暴力，釜底抽薪之策便是通过减少风险交叠频率，以散化风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技术创新规避网络技术风险仍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社会转型风险是网络暴力产生的现实根源，我们应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网民自主参与的多元化治理结构加以应对。

材料一：

“每到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成了热线，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与转专业相对的是高考生报志愿时的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新高考背景下，中学生需要尽早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主动了解社会，积极探索自我，找到合适的目标，明确前行的方向。”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介绍。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  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二：

浙江省高中学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摘编自《浙江省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在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学校性质、是不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未达到显著作用；年级、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有显著作用，并且年级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成绩越好，生涯发展水平越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

（摘编自卢淑芳《高中生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研究》）

材料四：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不断调整并继续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规划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新高考改革下，学生学会选择是其高中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基本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一：

6月25日2时9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

    截至目前，北斗三号已成功发射21颗卫星，包括18颗M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因小巧灵活加之英文简称谐音而被网友称为“萌星”，1颗GEO卫星，这一轨道的卫星被北斗人称为“吉星”以及两颗IGSO卫星，被北斗人称为“爱星”。

    “萌星”是全球组网的主力，不辞辛劳地绕着地球满场跑，以求覆盖到全球更广阔的区域；“吉星”则始终随着地球自转而动，以便时刻聚焦祖国；“爱星”则像辛勤的蜜蜂一样，让自己的星下点轨迹始终聚焦亚太地区跳8字舞。此次发射的第46颗北斗导航卫星，是北斗三号系统的第二颗“爱星”。

（摘编自2019年6月27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网站）

材料二：

    第十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最新成果得到全方位展示。据了解，我国今年还将发射6至8颗北斗三号卫星，继续加快全球组网步伐。

    20余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实现“三步走”。去年，北斗三号卫星更是以一年19星的佳绩在太空中刷新了“中国速度”。在北斗背后，是一支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为主的研发团队，他们秉持“北斗精神”为国家托举国之重器。

    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本尧回忆，国产化从北斗一号的太阳帆板做起，“当时很多卫星都不敢上，北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硬着头皮上。”之后的国产化攻关更为艰苦，凭借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以总指挥李祖洪、总设计师范本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北斗人逐一攻克，于2003年建成了北斗一号系统，使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北斗二号研制在国产化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为实现快速形成区域导航服务能力的国家战略，以谢军、杨慧等为代表的北斗人设计了国际上首个以GEO/IGSO卫星为主、有源与无源导航多功能服务相融合的卫星方案，攻克了以导航卫星总体技术、高精度星载原子钟等为代表的多项关键技术，建成了国际上首个混合星座区域卫星导航系统。

北斗三号更是一马当先，开始了从并跑到领跑的征程。五院卫星团队在谢军、迟军、王平、陈忠贵等的带领下，率先提出国际上首个高中轨道星间链路混合型新体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自主定轨、时间同步等系统方案，填补了国内空白。

（摘编自2019年5月27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

作为一个重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北斗直接牵引带动着数百家单位、上万名研制人员。北斗三号工程副总设计师谢军告诉记者，这些人在过去20多年的研制过程中共同锻造了主动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这是一项团队工程，没有个人英雄，航天事业的成功是一个团队的成功。”

谢军说，即便是团队中的泰斗和“明星”人物，也不“藏着掖着”。他们相信“教会徒弟才能解放师傅，一代更比一代强”，从而醉心于推进知识转移和人才培养。

（摘编自《中国北斗的自主创新之路——将“命脉”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

材料四：    北斗系统被称为“太空丝绸之路”。英国皇家联合军种防务与安全研究所的亚历山德拉・斯蒂金斯表示：“这期间肯定有涉及扩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更多则是关于经济安全的。他认为，能够与全球定位系统（GPS）匹敌的全球导航系统，是中国成为太空领域全球领导者雄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2018年9月25日网易科技报道《BBC：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走向全球》）

材料一：

有文化历史学者说：“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在指导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民法典在价值理念、一般条款、具体制度、倡导性规定等方面，均体现了对中华法系“有典有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当代立法者深入挖掘中华法系的价值内涵，在民法典中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法系“善”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民法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载体。民法典第1条规定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部法典的价值统领。民法典第6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第7条规定的诚信原则，第8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民法典设定的诸多有关“善意”的规定，都是以传统法中“善”的价值理念来填充现代的一般“善意”条款（包括善意相对人、善意第三人、善意受让人、善意取得、善意占有等）。民法典第10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将习惯作为法律的辅助性渊源，可以把符合善良风俗的习惯纳入民法体系之中。民法典物权编专设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了与土地所有权并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可以在中国传统法的“一田二主”“业主与典权并立”中找到依据和制度原型，超越了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法通常采用的德国物权法理论。民法典第五编以“婚姻家庭”命名，重视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第1043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这原自中国传统法以“户婚”为枢纽的制度理念，有别于大陆法系民法只规定婚姻、亲子关系、监护权。“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虽然是提倡性规定，但超越了个人主义民法而体现了传统法精神，把个人、家庭、社会连接为一体。

我国民法典有1260个条文，与2281条的法国民法典、2385条的德国民法典相比，是一部精简的民法典，体现了中华法系“有典有则”的结构设计。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主要规定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不追求为所有民事法律行为提供具体规则。民法典是民事法律体系的核心，在其基本原则、体系框架的统摄之下，还会有民事特别法、民事司法解释、民事指导性案例等，提供具体的民事法律规则。“典”与“则”共构形成一个既具有统一性、稳定性，又具有灵活性、适应性的民法体系，诠释了法典和谐、良善的秩序理想。

（摘编自张生《民法典：传统“典则”理念与体系的传承发展》）

材料二：

民法典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1年4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相关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完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立法任务，经过5年多的努力，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民法典颁布实施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适应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走深走实的客观需要，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是新时代厉行法治的权威宣言。民法典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妥善处理民法典个性与共性、继承与创新、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之间的关系，加强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为适应民事立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民法典在编纂时保持一定前瞻性和开放性。比如，为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基本原则；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对知识产权作出概括性规定，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作出可依照其他立法进行保护的援引性规定；增加“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人格权单独成编；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等。这些制度创新无疑将进一步增强我国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

民法典对公权力行使进行了更加严密的规范。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时，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这些规范对促进公权力依法履行职能、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民法典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保护法，必将更好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

（摘编自冯军《民法典为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

从梦想出发

铁凝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叫《哦，香雪》的短篇小说，香雪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生活在中国北方深山里的女孩子。当我荣幸地接到这次大会的邀请时，当我得知会议的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的文明与暴力”时，不知为什么我首先想到了香雪这个渐渐远离我们的少女。那么，就让我从她开始，进行我们的讨论。

那时我是一家文学杂志的小说编辑，工作之余我在小说《哦，香雪》那样的一个叫苟各庄的山区农村有过短暂的生活。这苟各庄的生活无疑是拮据寒酸的，滞重封闭的，而求变的热望似乎不在年老的一代身上，而是在那些女孩子的眼神里，行动上。

我在一个晚上发现房东的女儿伙同着几个女伴梳洗打扮、更换衣裳。我以为她们是去看电影，问过之后才知道她们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现在她们是去看火车，她们是去看每晚七点钟在村口停留一分钟的一列火车。这一分钟就是香雪们一天里最宝贵的文化生活了。火车带来了外边的一切新奇，对少女来说，它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那是山外和山里空气的对流，经济的活泛，物资的流通，时装的变迁……都因这火车的停留而变成可以触摸的具体。火车上的人们永远注意不到这些女孩子那刻意的打扮，那洗净的脚和新换的鞋，可她们对火车仍然一往情深。于是就有了女主角香雪用一篮子鸡蛋换来火车上乘客的一只铅笔盒的“惊险”。为了这件带有磁铁开关的、样式新颖的、被香雪艳羡不已的文具，她冒险跳上火车去做交易，交易成功，火车也开动了，从未出过家门的香雪被载到下一站。香雪从火车上下来，怀抱铅笔盒，在黑夜的山风里独自沿着铁轨，勇敢地行走三十里回到她的村子。

以香雪的眼光，火车和铅笔盒就是文明和文化的象征，当火车冲进深山的同时也冲进了香雪的心，不由分说地打破了她那小小的透明的心境。而她那怀抱铅笔盒的三十里的夜路便也可以看作是初次向着外界文明进军的行动了。这样的解释虽说浅陋，到底也还是不错的。但作为写作者的我，总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火车不由分说地带来了洋溢着工业文明气味的物质信息，还带来了什么呢？

二十年之后，苟各庄已是河北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区野三坡的一部分了。而从前的香雪们也早就不像等待情人一样地等待火车，她们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务员、导游，有的则成为家庭旅馆的女店主。她们的眼光从容自信，她们的衣着干净时新，她们懂得了价值。在这些富裕起来的村庄里，也就渐渐出现了相互比赛着快速发财的景象。毕竟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啊。但也因此就有了坑骗游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伪劣商品的事情……在这时，倘若我们跳出香雪当年仰望火车时的一片深情，我们是火车上的一名乘客或者我们就是火车，也许我们会发现火车它其实也是一种暴力。

什么是暴力？把它限制在我这篇发言里，相对于我前边描述过的农耕文明景象，暴力就是一种强制的不由分说的力量。雄壮的火车面对封闭的山谷，是有着产生暴力的资格的，它与生俱来的一种不由分说的力量。虽然它的暴力意味是间接的，不像它所携带的文明那么确凿和体面。并且它带给我们的积极的惊异永远大于其后产生的消极效果。

火车在进化着乡村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扮演了暴力的角色。没有这些机械文明的入侵，贫苦的香雪们将永远是清纯透顶的可爱。可我想说，这种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实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种与已无关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贫穷和闭塞的生活里可能诞生纯净的善意，可是贫穷和闭塞并不是文明的代名词。谁有权力不让香雪们走出大山富裕起来呢？而当初她们跳上火车，正体现了她们那压抑不住的活力。对新生活的希望就埋藏在这样的也许是可笑的活力里。

在今天，面对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不断加深，我们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地扩大，写作者原本无话可说。我愿意拥抱高科技带给人类所有的进步和幸福，哪怕它天生有一种不由分说的“暴力”色彩。

但我还是要说，巨大的物质力量最终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它从来都该是巨大精神力量的预示和陪衬。而这两种力量会长久地纠缠在一起，互相依存难解难分，交替作战滚动向前。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更愿意关注火车以后的乃至磁悬浮列车以后的人类的精神动向，怎样阻挡人在物质引诱下发生的暴力——比方富裕起来的香雪的有些同乡坑骗游客之行为即是一种新的暴力。怎样捕捉人类精神上那最高层次的梦想：唤醒这梦想或者表达这梦想，并且不回避我们诸多的焦灼与困惑。

为什么许多读者会心疼和怀念香雪那样的连什么叫受骗都不知道的少女？我不认为这仅仅是怀旧，我想说，当我们渴望精神发展的速度和心灵成长的速度能够跟上科学发明的速度，有时候我们必须有放慢脚步回望从前的勇气，有屏住呼吸回望心灵的能力。

有位我尊敬的老作家说过：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我想，即使有一天磁悬浮列车也已变为我们生活中的背影，香雪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人间温暖和积极的美德，依然会是我们的梦。我们梦想着在物欲横流的生存背景下用文学微弱的能力捍卫人类精神的健康和心灵的高贵。这梦想路途的长远和艰难也就是文学得以存在的意义。同时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梦想使我们不断出发，而路上的欢乐一定比到达目的地之后的满足更加结实。

（有删改）

【注】本文为铁凝于2002年7月在加拿大华裔作协主办的第六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