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大连光源：能给原子拍视频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联合研制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大连光源”，发出了世界上最强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单个皮秒（1皮秒等于一万亿分之一秒）激光脉冲产生140万亿个光子，这套总长100米的装置成为世界上最亮且波长完全可调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光源。

    “大连光源”由加速器、波荡器和光束线站三部分构成。先由时间宽度为几个皮秒的脉冲激光（驱动激光）在光阴极上打出一簇高密度的脉冲电子，再利用直线加速器将这个脉冲电子束加速到3亿电子伏特的能量，电子的速度与光速非常接近。另一束皮秒或者相近时间宽度的强激光（种子激光）照射在这个高能电子束上，电子束中的电子在种子激光的作用下，就会按照激光的波长在空间重新分布（调制），然后让被调制的电子束继续穿越一系列周期性变化的磁场。电子在周期性磁场中就会一边以光速向前飞行，一边左右摆动，向前辐射出光线。途中各处发射的光会叠加增强，同时电子自身辐射的光也在调制电子自己的空间分布，从而使得电子更加强烈地辐射光线，适当地选择周期性磁场的强度，就会使得种子激光中的某个谐波成分按照前述方式急剧地自激放大并达到饱和，从而输出极紫外激光。

    “‘大连光源’有最亮的‘闪光灯’，峰值功率的亮度比太阳光高100亿倍，有最快的‘快门’，出光长度能达到飞秒（1飞秒等于一千亿分之一秒）、皮秒，不但能让分子、原子‘无处遁形’，还能给它们‘拍电影’，将物理化学反应的全过程动态记录下来。”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赵振堂说明了“大连光源”的大用场。

    （选自《人民日报》）

    材料二

    自由电子激光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新一代光源，也是当今世界科技强国竞相发展的重要方向，在科学研究、先进技术、国防科技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自由电子激光的发展在前沿科学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近十年来，自由电子激光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为探索未知物质世界、发现新科学规律、实现技术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工具。

    “‘大连光源’的建成出光成为我国大科学工程的又一成功范例，也必将大大促进我国在能源、化学、物理、生物、材料、大气雾霆、光刻等多个重要领域研究水平的提升，为我国的科学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哥表示，这一光源的成功研制为我国未来发展更新一代的高重复频率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网）

    材料三

    大连光源正式开工建设以来，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基建工程以及里体光源装置的研制，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调试成功产生了世界上单脉冲最亮的极紫外激光，创造了我国同类大型科学装置建设的新记录。

    这一项目也开创了我国科学研究专家与大科学装置研制专家成功合作的先例，对于未来加快推动大科学装置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科学目标为驱动，让大连光源成为我国大科学装置研制的典范。赵振堂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早期的大科学装置，往往都是先建好装置，再去找用户，看看哪些科学家能用。“但是大连光源把这个过程反了过来，是科学家先对科研有了需求，再找到工程团队来合作。这要求我们在建装置之前就充分调研，开工之前就要掌握装置的科学目标是什么。”

    大连化物所的长处是科学研究，而上海应物所团队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积累了20年的经验，两个团队为了相同的梦想走到了长兴岛，合作顺利得出人意料。

（《中国科学报》）

材料一：

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粘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由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因子。

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法分子偷进城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消灭，同时它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全城张贴通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

接种疫苗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人为地塞几个不法分子（当然不是年轻力壮、破坏力十足的那些）进城，让警察抓住、认识、消灭它们，从而帮助我们的机体建立针对某种疾病的长期的防御力，从而实现主动免疫。

（摘编自钟柯《疫苗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病毒的》）

材料二：

减毒活疫苗是一种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它不会致病，但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去对抗下一次感染。减活疫苗不仅接近于病毒的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好，而且通常只需要单次免疫即可。不过，作为疫苗的活病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接种人便又有被感染的可能了。

为了提升疫苗的安全性，科学家又发明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需要用加热或化学方法将病毒灭活，使其不再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不再能复活。不过，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时间比减活疫苗要短得多，不仅需要进行多次免疫，而且采用甲醛或福尔马林等化学法灭活病毒时，也可能出现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通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疫苗进行强制免疫以来，世界各国已将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水痘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一些国家也利用疫苗免疫等手段根除了部分传染病。

由于疫苗有着可快速生产、工艺日臻成熟的优势，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曾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即这些疫苗杂质含量较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对免疫系统虚弱的人保护效果一般。另外，传统疫苗一般只能对付一种传染病，因此人类又相继研发了包括亚单位疫苗、重组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在内的重组疫苗。

（摘编自柯普哲《抗疫“利器”：疫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学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疫苗接种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接种服务可及的情况下拒绝或延迟接种疫苗。为使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尤其是保护无法接种疫苗的弱势群体（如过敏体质、免网疫缺陷的群体），疫苗接种率需要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疫苗接种犹豫”会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和流行，对国家免疫规划，甚至全球疾病负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疫苗接种犹豫”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信心，即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如对卫生服务体系、从事疫苗接种服务专业人员的可靠性及能力的信任。疫苗安全事件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信心。研究发现，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发生后，32.4%的家长出现“疫苗接种犹豫”。自满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对疾病的风险认知较低。如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相当一部分人在能够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拒绝接种，原因是这些人认为甲型H1N1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方便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预防接种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在某个时间、地点，以一种可负担得起、方便和舒适的方式提供服务都会影响疫苗接种决策。

（摘编自张佩雯等《疫苗犹豫现状与免疫规划中的健康教育策略》）

材料一：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经过8年持续努力，我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这个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经验做法，包括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全球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

展望未来，中国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适时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的评估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把推进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脱贫攻坚中国说：消除绝对贫困目标达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腾讯网2021年2月25日）

材料二：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脱贫攻坚改变了教育，而教育又以在脱贫攻坚之战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改变着奔腾的中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有学上”是起点公平。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的60多万人降至682人，20多万建档立卡服学学生动态清零，是“一人一策”精准关照每一个个体的突出成果。“上好学”指向教育提质。乡村教师“特岗计划”“银龄讲学计划”以及万名救师援藏援疆等一系列好政策，让一批批好校长好老师跨越山海，扎根乡村，倾情教育。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教育在脱贫攻坚路上为贫困群众文化素质、就业能力的提高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为精准扶贫贡献出无穷的教育智慧。“扶贫必扶智”“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扶知、扶智、扶志，教育脱贫攻坚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输血”重要，“造血”更重要，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志，既要送温暖又要送信心，既要扶教育之贫又要通过教育扶贫。

扶贫不再是简简单单投入资金、改造硬件、升级配套，而是从人开始，在“志”上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从内心树立起摆脱贫困的坚定信念；在“智”上帮助人们提高致富能力。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了教育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为今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给予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钟曜平《教育脱贫攻坚筑基伟大复兴》，《中国教育报》2021年2月25日）

材料三：

美国彭博通讯社报道称，过去8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投入了近1.6万亿元。在2月21日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国表示要坚持扶贫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实现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衔接。

“在过去40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世界银行中国区主管马丁·雷泽对法新社表示。

法新社称，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的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66.3%下降到2018年的0.3%。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完成了义务教育，达到了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报道称，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摘编自《外媒：中国吹响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号角》，《中国青年报》2021年2月25日）

古代诗人的生活和情感相对统一，极少出现分裂型人格和自毁型悲剧，虽然陶潜、苏轼等人也有忧患和矛盾，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是相对统一的整体。而在现代新诗史上，自杀、沉沦、精神分裂等现象却频频出现。也许我们该重新审视一下诗性阅读了。

我们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轰轰烈烈的英雄史诗时代已经落幕，一个更加日常化的“散文时代”开启。在日常生活中发掘生命的诗意和人性的丰富性，大概是现阶段诗歌最重要的意义。

诗歌是非常独特的文体，它最富有情感性、想象性、象征性。诗歌的艺术世界与我们生活的物理世界有着巨大的异质性，或者说它是一个超现实的艺术空间。因此，我们倡导最有效的阅读方式——诗性阅读。所谓“诗性阅读”，就是尊重诗歌特质的阅读，尊重诗歌的情感性、情绪性、想象性、象征性、超现实性。这些特质都具有弥散性、非直接言说性。“诗性阅读”重在体会，是读者在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忘我的浸入，是不带“思想预设”和“解释企图”的浸没。“解释”显然不是这种阅读方式的手段，更不是目的。体会往往具有瞬间性的特征，它发生在读者阅读作品的第一时间，读者暂时忘记了对历史—现实的价值提问，全身心的参与使读者的本能感受在瞬间复苏。“体会”的结果是读者接触文本时产生的“快感”。引起这些快感的，可能是诗歌意象蕴含的“思想”“本质”，也可能是意象本身的鲜明质感，还可能是语言本身的质地。

必须指出的是，诗歌的风格是丰富多样的，不同风格的作品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效应来“抚慰”心灵。面对优美的诗，我们的心情获得愉悦；面对悲伤的诗，我们的心灵经受洗涤；面对荒诞的诗，我们会在非理性的勘探中获得理性精神的韧性……这就有必要破除关于“诗意”的“唯美化”定义——“语句优美、诗情画意、意象鲜明、主题明确”，而应该专注于各种风格所营造的深邃而绵邈的艺术境界，去激活自己的生命感受。有些并没有直接呈现“思想性”的作品，依然可以唤起积极的情感体验，比如泰德·休斯的《马群》。我们不必匆忙地去寻求《马群》里“马群”象征的是什么“思想”。事实上，意象自身的意味足以令人无法忘怀。面对“马群”意象，我们犹如面对一组冷酷、犷悍的青灰色铜雕。我们在设身处地的阅读与体味中，灵魂获得一种有效击打！这是对生命力的一种有效治愈与激活。

现代汉诗的境界越来越追求更大的审美张力，越来越趋向于更多复杂性与含混性的表达。因此，我们不必刻意去提纯“诗意”，以削弱诗歌的表现力和诗思的丰富性。现在的诗歌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中，往往将“诗意”理解为“唯美”，将诗意提纯为积极情感的直接表达，而摒弃了“复杂性”。文学所表现的世界不应该只有“唯美”，越是复杂世界的表达，越是能够加深读者的认知，使其能够形成更加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广义的“诗意”是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独特而丰富的感性生命形态，而不是唯美的、抽象化的认知。它是整体性的生命观照，既呈现美好的一面，也呈现并不美好的一面。譬如，海子自杀不值得提倡，但他无论面对多么荒谬的现实，总是在自足的艺术王国里葆守着一份本真与纯粹，宁肯自毁也不愿被玷污。这种纯洁的乌托邦精神，唤起的是积极的价值观念。正如殷国明所说，对于诗人来说，“死亡不仅具有个体生命的意义，而且拥有群体生命的意义；个体生命能够从死亡中得到解脱，但是群体生命却能够从死亡中获得警示：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生命，尽量避免再次堕入深渊”。所以，我们要勇敢地面对悲剧，在悲剧中汲取精神的力量，而不是回避悲剧。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元宇宙概念的兴起，人的具身化逐渐使人的情感创造功能转移到技术媒介，从而让行动媒介理论主宰了“人”的精神活动，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后人类时代”。当前的“后人类主义”思潮对诗歌艺术的情感价值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是，情感的立场、人性的立场，才是诗歌艺术最终极的立场。尽管出版了诗集的机器人小冰和小封都声称是IQ和EQ的综合体，但是，究其实质，其创造机制都是基于数据和算法技术。算法是以一种“可计算”的信息产制模式将“数据转换成可读的故事”，是一种高智能化的文字组合游戏；而诗歌艺术的情感世界远远超越了AI算法所遵循的“可计算”逻辑及其“数据关系”。无论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如何使人具身化，人自身的主体性是无法让渡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现实生活的波澜壮阔与丰富多彩，只有经由诗人主体的情感的浸润和灵魂的重构，才能转化为优美的诗篇，触动万千读者的心灵。在高度物质化、技术化的时代，更有必要重提诗歌的人文精神和诗教价值。

（摘编自赵思运《新媒介时代的“心学”》）

材料一：

中国故事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现状的丰富性，反映的是面对整个宇宙、社会和自然的多种境遇。要想更好地沟通世界、触动他者心灵，势必要让中国故事能够多角度提出和回答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层面的问题，多层次展现中国人面向全人类的坚守与胸怀。

讲故事作为文化行为要传达价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积极的思想价值、道德力量，讲中国故事，就是沿着中国人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的鲜明传统，表达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诉求，书写中国人价值实现的积极努力，鲜明反映倡导什么、弘扬什么、坚守什么。但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不单单指向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维度，还应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活价值理念产生密切联系，注重表达那些更具普遍性、更具恒久意义的价值，并增强其说服力。正如学者刘梦溪所说，有一些价值“不仅适用于一个时期、一个朝代、一段历史，而是适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历史段落，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社会；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一些永恒的价值理念，在表述上、概念的使用上不一定相同。但是这些价值理念可以通过互相阐释，达到理解和沟通”。如果离开价值观表达上的共通性，中国故事的辐射力就不足以很好地与世界沟通。当前不少文艺作品思想内容承载量有限，价值支撑不足，缺乏对普遍人性尺度的发掘，尤其是不少以玄幻、穿越等为主题的网络文学，似乎在努力传递一些是非诉求，但缺少真正富于世界性的、恒久的价值理念，能引起共鸣或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品凤毛麟角。

问题是时代最鲜明的声音。人类都生活在不断缩减的时间阴影之下，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同样经历着生存、发展等诸多根本性问题，对宇宙、自然、人生不断提出一些根本性疑问，地球上的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他人不断较量中成长与发展，经历着同样的根本性生存发展难题，提出一些共同的根本性疑问，这是从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处自动流溢而出的，正像泉水是从泉眼里涌出来的一样。而人类共同体生活的根源，正在于自由的个体心性对身处其中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真切体验以及竭力脱困的奋斗。当代作家、艺术家必须要有面向世界的开阔胸襟，以中国故事书写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命运与挑战。作家、艺术家历来得时代风气之先，把中国故事与人类的根本性困境联系起来，以故事幻想、发问和探究，才能使中国故事的建构与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忧喜相关、休戚与共。

讲故事有一条主旨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回归人性、挖掘人性，从人性最核心最隐秘之处，探寻人类精神的奥秘。讲述获得世界认同的中国故事，就要注重基于人类人性层面来思考问题，不单要注意选取受政治、地区、人种等因素影响较小的题材，找到跨文化传播中最普遍的共性，在创作中突出“人”的价值，捕捉“人”的行为、思想、情感律动，充分体现个体的价值精神，以及充分利用细节与接受者建立关联，而且还要注重在亘古不变的人类共同情感、在探索人性深层次的优点与缺陷上下功夫，以期让中国故事共通性的最大化得以实现。比如，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风声》《解密》《暗算》等在国际上很受欢迎，就在于作家善于挖掘人性和破译人的精神世界密码。

（摘编自梁鸿鹰《讲好中国故事：当代文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材料二：

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课题。

统筹全局，创新传播理念，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顶层规划相对不足，话语体系滞后，经常被西方媒体抢先甚至牵着鼻子走，有时显得非常被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中国在世界话语体系竞争中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媒体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主动作为，积极进行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国际战略布局；加快对外传播的议题设置和规划工作，赢得广泛认同，进而占领引导舆论的制高点和“发球权”。

创新表达方式，提高业务本领，强化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既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也要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既要有道，也要有术。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练好内功，主动提升全球媒介沟通和传播能力，加强对国外不同受众习惯和特点的研究，以融通中外的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

弹好“钢琴”，积极拓展公共传播新路径。媒体外交、民间外交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发展，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已成为新的话语平台。应充分利用新兴媒体，全面、及时、权威地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应组建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传播矩阵”，弹好“钢琴”，发出中国好声音。

（摘编自郑少忠《讲好中国故事，既要“敢讲”又要“善讲”》）

材料一：

墨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孟子·滕 文公》亦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二者都高度评价了墨学的显赫地位。

先秦诸子中，各家学派对于科学技术多持排斥的态度，而墨家则不然，墨家学派重视对自 然科学的研究和对应用技术的探讨，形成了丰富的科技思想。墨家科技思想是时代的产物，社会 生产实践为墨家科技思想的沉淀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和直接的思想刺激。同时，墨家的科技思 想，与墨子及其弟子丰富的科学实践活动分不开，体现了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的有机结合。墨家 学派的创始人墨翟一身兼具经验家、技术家、工匠和科学理论家的素质和品格。他在力学、光学、数学、逻辑学等方面都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已经有意识地开展了一些科学观察和实验活动。墨子 是手工机械制造的能手，会造车，善造守城器械，熟悉生产技术工艺，有率富的科学技术知识。

墨家的科技思想主要体现在《墨经》中。《墨经》由《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组成，保存了墨家学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反映 了墨家的科技活动和实践，是研究墨家科技思想的重要依据。墨家的科技思想，以生产实践为基 础，以概念和理论分析为手段，既有浓厚的实践性、实用性，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理论性。墨家 科技思想的核心是“为天下兴利除害”，主张从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出发，研究利用自然法则。《墨经》总结了辘转、滑车、车梯等器械的工作原理，提出利用杠杆、斜面 移动重物，提高生产效率，减轻体力劳动负担。墨子说：“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 谓之拙。”墨家认为衡量手工技艺、发明创造的价值，是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即 所谓“功，利民也”(《经上》35条)。这突出地表现了墨家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

墨家的科学思想是建立在实验科学和科技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不乏 重大的科技发明，但是却缺少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和归纳的思维。墨家既能从实践 中获得丰富的科学技术资料，又能对科学技术资料进行系统理论研究，并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引入实验的环节，如光学投影和成像实验、小孔成像实验，虽然比较粗糙，但它们表明墨家已建立了初具结构的科学活动过程。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就曾说：“墨家论知识，注重经验，注 重推论。看《墨辩》中论光学和力学的诸条，可见墨家学者真能做许多实地实验。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是墨学的贡献。”

墨家的科技思想与其“巧传则求其故”的命题联系在一起，对科技知识采取一种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相似的态度。《经上》第96条说：“巧传则求其故。”巧传是世代相传的手工业 技巧，求即求取，探究。求其故，是对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询问为什么，揭示原因、 本质和规律，从而将手工业技术上升到科学理论。这句话道出了墨家建构科学、形成理论 的过程、方法和机制，说明墨家具有高度自觉的科技理论意识和科技思想。

面对变化的自然界和各种生产实践中的科学问题，墨子认为正确地描述其然，摹略万 物之然和探究其所以然是科学活动的基本目的、指向。墨家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是基于对自  然现象的反复观察而作出的客观记录。《墨经》中的每一条科学知识都有其立论依据，都用 “说在……”的形式，阐明其所以然。这种对事物所以然的追索，必然能够促进研究的深 入和科学的进步。墨家认为，人之所以能知，在于人具有认识能力，发挥这种能力，才能  获知；强调只有感官与事物接触，再加上心的活动，对事物进行分析、比较，才能得到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取材于陶贤都《先秦墨家科技思想论析》)

材料二：

墨子以桔槔机起重的力学原理，揭示了“举之则轻，废之则重”的力学规律性。

《墨子· 经下》说：“举之则轻，废(放)之则重，若石、羽，非有力也。”

当用桔槔机举起重物时，重物似乎显得很轻，犹如举起一根羽毛似的，毫不费力，而 当把重物放下时，反而显得很沉重，就像放下一块大石头一样。这并不是由于驾驭桔槔机的人的力量大，而是因为机械的作用与力学的功能。桔槔机的构造原理，是用一横杆AB系 于一立柱上端(支点为0)。墨子通过反复实验，知道以桔槔机起重之所以能省力，是因为负重(P)的 A0端(本)比作用力(F)的 B0端(标)为短。如下图所示。

《墨子· 经下》总结说：“贞(负)而不挠，说在胜。”物体负重能够不倾斜，是因 为可以胜任重量。

《墨子· 经说下》说：“衡木如(加)重焉而不挠，极胜重也。右校交绳，无加焉而 挠，极不胜重也。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 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横木增加重量能够不倾斜，是因为可以胜任重量。在横木上左右移动支点，没有加重却倾斜了，那是因为失去了重心不能胜任重量了。在横木的一边加上重量，这一边必定下垂，因 为权和称物的重量是成正比的。横木平衡，那么本方 (A0)短而标方 (BO)  长，即动力臂大于阻力臂，这时如在两边同时加上相等的重量，则标方必定下垂，因为标方得到了秤锤加重的力。

墨子关于秤杆平衡原理的认识，与阿基米德所阐述的杠杆原理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取材于杨武金《墨子的科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