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书院概说

    ①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讲，类似宫廷图书馆。唐末五代，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读书山林，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至宋初，形成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等书院。南宋时期更吸收、借鉴佛教禅林讲学的制度，使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元、明而不衰，至清末，随着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②书院一般是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的，也有家族、民间出资筹办的，多数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励和资助，或赐名、赐银，或拨田产，成为私办官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兴教的形式。

    ③大多数书院是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的。主办者或主持人以书院为基地，研究或传布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书院生徒多是慕名师来学。

    ④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讲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讨论式教学。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师来书院讲学，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如：朱熹曾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讲学方式，更进一步发展成“讲会”制度，各书院轮流主办，邀集其他书院师生共同讲论，当地官员、士绅、民众均可自由前来听讲，从而扩展为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术讲习活动，并且订立了完整的“讲会规约”。

    ⑤书院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开展祭祀活动。书院的祭祀活动与一般祭祀比较有其特殊性，祭祀主要着眼于教育功能，多数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着重祭祀本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同时祭祀对本书院创办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

    ⑥搜集、收藏图书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又为当地士民、乡绅查阅、咨询提供了方便。不少书院自行将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研究成果、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刊刻成书，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又扩大了社会影响。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著《史记》，对孔子钦慕之情切切。又似有丝丝缕缕弦外之音，好像司马氏不仅找到了精神家园，还体悟到了更高境界的史家情怀。

    然而将至圣先师名为史家，古今鲜有人为。当然，孔子称得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尽管他没做过一天的史官。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依班固言推论，《春秋》当为鲁国右史所为。而孔子年轻时做过委吏、职司吏，后任中都宰，三年骤迁大司寇摄相事，唯不见其做史官的记录。

    言史家孔子，也实不虚妄。读万卷书，孔子自不待说，孔子于周史应是详熟，行万里路孔子也是不输，少时“入太庙，每事问”，壮而适周问礼，又周游列国十四载，孔子该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周详。其外，孔子于人物也察考洞明，当是有资格论人议事了。孔子的历史观与著述态度在今看来也十分可取，对待历史所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胜过今人。此大可辅言孔子为史家了。

    但是，以《春秋》名孔子为史家似乎也有点勉强。首先，孔子著《春秋》一事实有争议。《春秋》是鲁国史书，历来被认为是鲁国史官所为；可历代史家、学者又以为是孔子所修，《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就定指孔子吗？所以，这里不足为明证。倒是孟子言之凿凿：“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算是敲定此事。孟子齐人，距孔子百多年，近圣人之居，史料当丰，传闻即真，况孟轲崇信求义，可信度应是很高。再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大抵也能杜左右之口。当然也有折中的说法。两边都讨好，各方不得罪：《春秋》原为鲁国史官所写，后经孔子修订成书。虽万分稳妥，可如此一来，孔子有假他人之功的嫌疑。

    还有一个问题，《春秋》一万六千字，在今不抵一篇硕士论文的篇幅，可却微言大义，辞微旨博，一字褒贬，影响深远。于是历代解“经”传“经”之作不乏。单说用古文写就的《春秋左氏传》，其史料补充丰赡，记事因果清明，写人性格丰满，使《春秋》史纲泱泱为一部有历史律动的不朽巨作，堪称伟大。然而左丘明因《左传》称史家，而孔子有《春秋》却不称史家，这很值得深思。

    所以，言孔子为史家实不足取。孔子只是“好古”。自称“述而不作”，只阐述前人学说而不去创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旨在缔造理想，“大同”“小康”。孔子又不只是好古，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孔子批判，毫不隐晦。虽“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以致“累累如丧家之犬”，仍卓然独立，岁寒松柏，代王立法，惩恶劝善。如此说来，称孔子为史家还真的格局太小。夫子“木铎”，不若称“春秋”孔子。

（选自郭小琲《<春秋>有大义》，有删改）

    在既有的殷商甲骨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为计量单位，目的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

    秦朝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和完备，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檀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做出了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汉代的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张掖郡居延汉简记载这样的一个户籍信息：“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内容已经相当详备。

    唐朝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就是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查看相貌。因此，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帐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破，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今天户籍中的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另外，在唐代“贱民”是没有户籍的，他们只能依附于“良民”。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因此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户数为309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则达到峰值2088万户。当然，短时间内人口不会如此膨胀，但是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户口统计更加完整（少数民族因为政府的“羁磨之策”也不断被编入户）。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区分“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

    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流动性强。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且管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籍。

    明朝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沿袭元朝做法，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

    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由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因此户籍管理相比明朝宽松。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户籍统计比以前更加科学、客观。

（摘编自曾庆江《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

    自然科学理解世界是对象化的理解，探求的是“客观性真理”，重在利用厚生；人文学科理解世界则是生命气息的互动感通，所探寻的是“启示性真理”，重在树德立人。人文学科研究一靠生活，二靠思想，三靠学问，其中关键在于是否“有我”，是否能站到精神领域最前沿，兴味充沛地回答时代之问，谈论学术发现。人文研究的治学类型大概可分三种：一是职业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

    职业的研究一般有学院学术训练背景，专业基础扎实，对于各种新潮理论熟稔于心，运用自如；其研究多是“因题为文”，如课题的设置、刊物的策划、会议的研讨、市场的约请等；其笔力多集中于某一点，发掘细密，心态上是“完成任务”。职业化有其必要，但满足于这一状态，就往往屈己从人，疲于奔命，很难施展才华；且过于单一，容易自我重复，也常使研究蜕变为一种批量制作，困于“套路”。收集、整理、甄别、归纳所有材料，借助一定理论把材料重新装置、分配、知识化，提出些观点和看法。不乏识见，却也易为成见、俗见。这类研究者不少，其中固然有“我”，只不过还未走出“小我”“私我”，难以推动学术大发展。

    事业的研究是将治学视为全身心投入的名山之业。这类学者往往数十年如一日，筚路蓝缕，心无旁骛，苦行深学，视学术为生命；既高屋建瓴，质疑问难，又一砖一石，扎实筑基；对时代精神特具感知能力，鸿篇巨制粲然可观，识见规模远高同辈，引领当代学术思想潮流。其佼佼者强强联手，在保留学术个性前提下，构建实力雄厚、结构合理的团队，秉持核心学术理念，斟酌古今，打通中西。其特出者孜孜于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学理性建构，独创一格，其事业之发达与否关乎学科发展之盛衰。

    趣味的研究则是有灵性的精神劳动，是关乎生命价值、系乎人生况味的生活方式，因而研究者能够不慕虚荣，不从流俗；豁朗深邃，不拘一格，极具创造性和生命力。此类研究不从事功上着想，价值与意义却甚为重大，因为这种自动的工作不忮不求，总是竭尽了心力，决不模糊敷衍；总是蕴藏大量尖新学术创见，这是世间顶好的妙文，可惜凤毛麟角。

    上述三种治学类型，后两种研究有“我”，有“大我”，能将阅世、说理、论学三者合而为一，卓然而为学问大家。这些学术大家既有敏锐过人之思力，又有气劲神完之文笔；他们不仅是学问家，而且是文章家。他们的学术作品往往都是美文，不单能把理说圆，还有一种“余情”贯穿其中，显得从容、澹泊、丰饶，有余味，有气象。譬如，冯友兰、任继愈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陶行知、林汉达的教育学研究，顾准、孙冶方的经济学研究……这些学术大家各自以完整的人对应完整的文化，是所谓“专家之上的文人”。

（节选自吴子林《提升人文研究境界》）

哀伤

契·诃夫

旋匠^【注】格里戈里·彼得罗夫，这个当年在加尔钦乡里无人不知的出色手艺人，同时又是最没出息的农民，此刻正赶着一辆雪橇把他生病的老伴送到地方自治局医院去。

这段路有三十来俄里，道路糟透了，连官府的邮差都很难对付，而旋匠格里戈里则又是个大懒汉。迎面刮着刺骨的寒风。空中，不管你朝哪方看，到处都是密密层层飞旋着的大雪。除了茫茫大雪，看不到田野、电线杆和树林。强劲的寒风不断袭来，弄得格里戈里都看不见眼前的车轭。那匹瘦弱的老马一步一步吃劲地拖拉着雪橇。它的全部精力全耗在从深雪里拔出腿来，并扯动着头部。

旋匠抽他的瘦马，哀伤向旋匠突然袭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弄得他现在怎么也不能清醒过来，平静下来，认真想一想。在此之前，他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就像处在醉后那种昏昏沉沉的状态，既不知道哀伤，也不知道欢乐，可是现在却突然感到心情沉重，十分痛苦。这个无忧无虑的懒汉和酒鬼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另一个人，居然忙碌起来，心事重重，急着赶路，甚至跟暴风雪对着干了。

“你呀，玛特廖娜，那个……”他小声嘟哝 ， “要是医生巴维尔·伊凡内奇问起我难道我是生性狠毒才打你的？随手就打了，没有道理。我心疼你哩。换了别人就不会这么伤心，可我现在急着送你去看病……我尽力了。瞧这风雪，好大呀！上帝啊，你发怒吧！只求你保佑我们别迷路。玛特廖娜，你怎么老不答应？我问你呢，腰还痛吗？”

他感到奇怪，老太婆脸上的雪怎么老也不化。奇怪，那张脸不知怎么显得特别瘦削，灰白里透着蜡黄，面容严厉而刻板。

旋匠放下缰绳，犹豫起来。他不敢回头看一眼老太婆：他害怕！问她什么，她不答应，同样叫人害怕。最后，为了探个明白，他没有回头，只是去摸她的手。手冰冷，拉起后像鞭子一样落下去。

“这么说她死了。麻烦事！”他自言自语。

这下旋匠哭了。他想，这世上的事变得真快！他的哀伤刚开了个头，怎么立即有了结尾。他还没来得及跟老太婆好好过日子，对她表表心意，疼爱她，怎么她已经死了。他跟她共同生活了四十年，但这四十年像在雾里一般过去了。酗酒，打架，受穷，她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而且，像故意气他似的，正当他感悟到要疼爱老太婆，离了她就没法生活，他实在对不起她的时候，老太婆却死了。

“现在不用去看病了，现在该下葬了。往回走！”

旋匠掉转马头，使劲抽他的马。道路变得越来越难走了。现在，连车轭都看不见了。雪橇有时撞到小机树上，黑糊糊的东西擦伤他的手，在眼前闪过。视野之内又变得白茫茫一片，风雪飞旋。

“再从头活一次就好了……”旋匠想道。

密密层层的大雪渐渐变得灰暗了。黄昏已经来临。

“我这是往哪儿赶呀？”旋匠突然惊醒过来，“该把她埋了，我却去医院，……像变傻了！”

旋匠又掉转雪橇，又抽起马来。老马鼓足全身的劲，喷着鼻子，开始小跑起来。旋匠接二连三地抽它的背……身后响起撞击声，他虽然没有回头，也知道那是死去的老太婆的头在撞着雪橇。天色变得越来越黑，风变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刺骨……

“再从头活一次就好了……”旋匠想道，“我要添置一套新工具，接受定货……把钱都交给老太婆……是的！”

后来他无意中把缰绳弄丢了。他寻找起来，想把缰绳捡起来，却怎么也不行。他的手活动不了了……

“算了……”他心想，“反正马认路，它会拉回家的。这会儿真想睡一觉……趁下葬以前，安魂祭以前，最好歇一歇。”

旋匠闭上眼睛，开始打盹。不久他听到马站住不走了。他睁眼一看，自己面前有一堆黑糊糊的东西，像是小木屋，又像大草垛……

他真想从雪橇上爬下来，弄清楚是这么回事，可是全身懒得宁愿冻死，也不想动弹了……于是他安静地睡着了。

他醒过来时，发现已经躺在一间四壁油漆过的大房间里。窗外射进明亮的阳光。旋匠看到床前有许多人，第一件事他就想表明自己是个稳重而懂事的人。

“请来参加老太婆的安魂祭，乡亲们！”他说，“还要告诉东家一声……”“唉，算了，算了！你躺着吧！”有人打断他。

“天哪，是巴维尔·伊凡内奇！”旋匠看到身边的医生吃惊地说，“老爷哪！恩人哪！”他想跳下床，扑通一声给医生跪下，但感到手脚都不听他的使唤。

“老爷！我的腿在哪儿？胳膊呢？”

“你跟胳膊和腿告别吧……都冻坏了！唉，唉，你哭什么呀，你已经活了一辈子，谢天谢地吧！恐怕活了六十年了吧——你也活够了！”

“伤心呀，老爷，我伤心呀！请您宽宏大量原谅我！要再活上五六年就好了……”“为什么？”

“马是借来的，得还人家……要给老太婆下葬……这世上的事怎么变得那么快！巴维尔·伊凡内奇！卡累利阿榨木烟盒还没有做得，槌球还没有做得……”

医生一挥手，从病房里走了出去。这个旋匠——算是完了。

【注】旋匠：对手工艺人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