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A）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B）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宇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C）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地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D）

    材料一：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等，首次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个专项附加扣除。此次个税制度改革走出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换的关键一步，有助于解决分类征税方式下不同所得项目之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将大幅降低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现从普惠制改革到定点减负的转变，财政部部长刘昆说，个税起征标准综合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了一定的前瞻性。

    同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是在广泛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和充分凝聚各方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公开征求意见到《办法》公布后各方面的反映看，社会各界对《办法》的评价是积极的、正面的，普遍认为专项附加扣除力度之大，超出预期，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减负政策。”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说，财政部将会同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要做好信息系统优化和数据共享工作，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交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使纳税人能够充分、便捷地享受到扣除政策。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经济日报》）

    材料二：

    表一：个税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后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情况（单位：元）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表二：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扣除情况测算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注]扣除款：指按照《办法》规定从享有该专项扣除政策的纳税人的应税收入中减除的款项。如王某扣除五险一金每月实发工资8000元，减除5000元免税额，其应税收入为3000元，现在其享有子女教育专项扣除每月再扣除2000元，那么这2000元即扣除款。

    材料三：

    目前一个典型的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每年大约是3万元，考虑到边际成本递减，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大概为5万元。如果夫妻两人年总收入为25万元，按目前的抵扣方案，养育两孩每年抵扣额为2.4万元，在20%的税率下，这意味着家庭一年只能节省4800元，与年均5万元的养育成本相比微不足道。

    （摘自梁建章《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小孩人头抵税》）

    材料四：

    依据《办法》，夫妻双方只能在负责自己的父母养老时获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若夫妻双方仅有一方具有工作收入，实际上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共同的养老，但法律却只允许其在缴纳个税时抵扣自己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不允许抵扣对方父母的养老费用支出，这不仅不合理，而且可能引发家庭内部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摘自田志伟、田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可能的减税成效及完善方向》）

    材料一：

    2019年1月24日，华为北京研究所，全球首款5G基站核心芯片——华为天罡正式发布。

    秉承“把复杂留给自己，把简单留给客户”的理念，华为在5G领域积极投入、持续创新。华为可提供涵盖终端、网络、数据中心的端到端5G自研芯片，支持“全制式、全频谱”网络，并将最好的5G无线技术和微波技术带给客户。

    华为天罡在集成度、算力、频谱带宽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极高集成，首次在极低的天面尺寸规格下，支持大规模集成有源功放和无源阵子；极强算力，实现2.5倍运算能力的提升，搭载最新的算法及波束赋形，单芯片可控制高达业界最高64路通道；极宽频谱，支持200M运营商频谱带宽，一步到位满足未来网络的部署需求。同时，该芯片为AAU带来了革命性的提升，实现基站尺寸缩小超50%，重量减轻23%，功耗节省达21%，安装时间比标准的4G基站，节省一半时间，有效解决站点获取难、成本高等问题。

    2018年，华为奏响5G规模部署的序章，率先发布全系列商用产品、率先全球规模外场验证，率先开始全球规模商用。截至2018年底，华为已完成中国全部预商用测试验证，推动了5G进入规模商用快车道。目前，华为已经获得30个5G商用合同，25000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

    2019年1月9日，华为“5G刀片式基站”凭借创新性采用统一模块化设计等技术突破，获得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基站实现所有单元刀片化、不同模块间任意拼装，使5G基站的安装像拼装积木一样简单便捷。华为5G产品线总裁杨超斌表示：“华为全系列全场景极简5G解决方案，在兑现5G极致性能和体验的同时，能够大幅提升部署和运维效率，使5G部署比4G更简单。”

    此外，华为常务董事、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还发布了全球最快5G多模终端芯片——Balong5000（巴龙5000）。这颗全新的5G芯片，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这是先进技术和设计的体现，用户也不担心网络问题，它能够在单芯片内实现2G、3G、4G和5G多种网络制式，可以有效降低多模间数据交换产生的时延和功耗，显著提升5G商用初期的用户体验，在5G领域无疑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成功。

    （摘自《华为天罡奠基极简5G》）

    材料二：

    美国彭博新闻社2019年1月24日发布题为“美国恐惧华为的另一个原因：物美价廉”的报道：在美国俄勒冈州东部的偏远地区，华为远非美国官员口中的来自中国的“大坏狼”，而是通往21世纪的生命线。

    东俄勒冈电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约瑟夫·弗兰内尔说，这家中国最大的技术公司生产高质量网络设备，卖给农村电信运营商的价格比其竞争对手少20%到30%。华为的设备还帮助二十多家美国电信公司向许多最贫困、最偏远的地区提供座机、移动服务和高速数据。事实上，包括弗兰内尔的公司在内的一些电信企业并没有联邦政府补贴，它们在向偏远贫困地区提供服务时成本较高。但华为能让奇迹发生。华为在网络设备制造方面已成为世界领先者，它正在努力主导被称为“下一代无线技术”的5G。

    “他们（华为）的设备非常非常好，”同时担任俄勒冈州议会宽带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弗兰内尔说，“我们还没有在市场上找到类似的设备。”正是因为物美价廉，并且其领先的技术和优惠的价格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替代，华为令美国政府担忧起来，并试图破坏这个“奇迹”。

    （摘自《美媒：美国害怕华为的另一个原因》）

    材料三：

    互联网数据中心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全世界的智能手机排名前五的出货量（以百万为单位）、市场占有率和年增长数据。

什么是龙，确乎是一个谜。龙像马，所以马往往被呼为龙。《月令》“驾苍龙”，《周礼·庾人》“马八尺以上为龙”，皆其例。龙有时又像狗。《后汉书·孔僖传》“画龙不成反类狗”，所以狗也被呼为龙。此外还有一种有鳞的龙像鱼，一种有翼的又像鸟，一种有角的又像鹿。至于与龙最容易相混的各种爬虫类的生物，更不必列举了。

然则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的答案是：它是一种图腾（Totem），并且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古埃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在我们历史上，五方兽中的北方玄武本是龟蛇二兽，也是一个好例。不同的是，这些是几个图腾单位并存着，各单位的个别形态依然未变，而龙则是许多单位经过融化作用，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单位，其各小单位已经是不复个别的存在罢了。前者可称为混合式的图腾，后者则为化合式的图腾。部落既总是强的兼并弱的，大的兼并小的，所以在混合式的图腾中总有一种主要的生物或无生物，作为它的基本的中心单位，同样的在化合式的图腾中，也必然是以一种生物或无生物的形态为其主干，而以其他若干生物或无生物的形态为附加部分。

龙图腾，不拘它局部的像马也好，像狗也好，或像鱼，像鸟，像鹿都好，它的主干部分和基本形态却是蛇。这表明在当初那众图腾单位林立的时代，内中以蛇图腾为最强大，众图腾的合并与融化，便是这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金文龙字的偏旁皆从已，而已即蛇，可见龙的基调还是蛇。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Klan）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龙了。这样看来，龙与蛇实在可分而又不可分。所以我们在引用古书中关于龙蛇的传说时，就无法也不必将它们分清。甚至正因其分不清，这问题对于我们，才特别有意义。不错，惟其龙蛇分不清，我们才更能确定龙是古代图腾社会的遗迹，因为我们知道，图腾的合并，是图腾式的社会发展必循的途径。

图腾有动物，有植物，也有无生物，但最习见的还是动物。同一图腾的分子都自认为这图腾的子孙。如果图腾是一种动物，他们就认定那动物为他们的祖先，于是他们自己全团族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都是那种动物了。曾奉狗为图腾的瑶族，如今还很鲜明的保存着这种意识。陆次云《峒溪纤志》说他们“岁首祭盘瓠，揉鱼肉于木槽，扣槽群号以为礼”。这种风俗与现代世界各处的图腾团族举行舞会，装扮并摹仿其图腾的特性与动作，是同样性质的。我国古代所谓“禹步”的一种独脚跳舞，本是仿效蛇跳，也属于这类。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确有其绝对的实际作用。

凡图腾都是那一图腾团族的老祖宗，也是他们的监护神和防卫者，它给他们供给食物，驱除灾祸，给他们降示预言以指导他们趋吉避凶。如果它是一种毒虫或猛兽，那更好，因为那样它更能为儿孙们尽防卫之责。每个老祖宗当然知道谁是它的儿孙，认识他们的相貌和声音。但儿孙太多时，老祖宗一时疏忽，认错了人，那是谁也不能担保的。所以为保证老祖宗的注意，儿孙们最好是不时在老祖宗面前演习他们本图腾的特殊姿态、动作与声调，以便提醒老祖宗的记忆。这便是前面所讲的瑶族祭狗王时“扣槽群号”而食和“禹步”的目的。另一种保证老祖宗注意的方法，是经常的在装饰上表现着本图腾的特殊形相，以便老祖宗随时随地见面就认识。代表这一种手段的实例，便是龙图腾的“断发文身”的风俗。

为什么装扮得像龙，就不为蛟龙所害呢？龙之不加害于越人，恐怕不是受了越人化装的蒙蔽，而是它甘心情愿如此。越人之化装，也不是存心欺骗，而是一种虔诚心情的表现。换言之，“断发文身”是一种图腾主义的原始宗教行为。断发文身的目的，固然是避免祖宗本人误加伤害，同时恐怕也是给祖宗便于保护，以免被旁人伤害。以上解释，可称为“避害说”。

至于许慎所谓“刺皮为龙文，所以为尊荣之也”，可称为“尊荣说”。这一说似乎与图腾无关，其实不然。就现代人观点看来，人决不以像爬虫为尊荣。这完全是图腾主义的心理。图腾既是祖宗，又是神，人哪有比像祖宗，像神更值得骄傲的事呢！龙之所以有资格被奉为图腾，当然有个先决条件。定是假定了龙有一种广大无边的超自然的法力，然后才肯奉它为图腾；崇拜它，信任它，皈依它，把整个身体和心灵都交付给它。如果有方法使自己也变得和它一样，那岂不更妙？在这里，巫术——模拟巫术便是野蛮人的如意算盘。

（节选自闻一多《伏羲考》）

材料一：

沉郁，指深沉蕴藉、凝重悲抑的艺术风格。它既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深刻、透辟的思致，也指创作过程中的深思熟虑。内向、深沉的个性气质易出沉郁之作，广博的学识能成沉郁之作，穷困波折的人生经历易生沉郁的情怀，发为沉郁的文字。

“沉郁”见于文学理论著作，始于钟嵘的《诗品·序》。他赞誉倡导诗歌的梁武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钟嵘倡导内容充实、富于深意的诗作，在品读具体作品时，诗意系于现实风云的深沉凝重是钟嵘的重要尺度。在汉末文人五言诗中，深沉悲切的思想情绪就已成为创作的重要依据。在建安诗中，这种思想情绪成为主要内容，并注入慷慨之气，艺术上也更为成熟。可以说，“汉魏风骨”的时代是“沉郁”成为一种重要诗歌风格的时代。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这种“沉郁”——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重情思在诗中的含蓄表露，成为中国文人诗的一个显要特点和传统，也成为诗歌评估的一个标准。

“沉郁”作为杜甫创作风格的突出特征，体现在以沉着蕴藉的艺术手法表达博大深厚的内心情志。杜诗“转益多师”，富于变化，但“沉郁”始终是主导风格。《杜诗镜铨》（卷三）指出杜诗的“沉郁顿挫”与充满时代、生命之慨的“汉魏风骨”有精神上的联系，又有艺术上的超越。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始标“沉郁”为杜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摘自王南《“沉郁顿挫”论》）

材料二：

对于“沉郁”的内涵所指，人们一般认为是杜诗的思想感情之深沉郁结，这种理解不无道理。杜甫是先秦儒学的虔诚信奉者，他在诗中所执着表现的先秦儒家的思想精神，诸如忧患精神、人本精神、乐道精神、笃行精神等等，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深厚沉雄的性质；加上身经战乱，残破的山河、凋敝的民生与大唐盛世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诗人又拒绝认可这种现实，坚信盛世的复兴，于是，爱国主义、民族意识以及民胞物与的伟大情怀，又构成了战乱诗篇的主旋律，这些，也必定会使他的诗歌具有忧郁郁勃的特征；同时，由杜甫家世的血族悲剧以及幼年丧母的不幸经历、青年时期的坎坷仕途等投在心灵上的阴影而形成的持重忧郁的性格，又不能不使他的诗歌具有沉着郁结的作风。

然而，从艺术形式的层面考察，我们看到，杜甫在描写壮大的景物和感叹个人身世时喜欢采用“时空并取”的手法，即在一个联语（一个押韵单元的两句诗）中，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下笔，使诗境具有超常的广度、厚度与深度，这也是形成“沉都”风格的因素。譬如《上兜率寺》中的“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一联，前句以“巴蜀”写寺的周围江山之壮美，是从空间角度下笔；后句以“齐梁”写寺庙中栋宇之悠久，则是从时间角度下笔。杜诗的雄厚之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时空并取”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现状和悠久历史。所以，这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有雄伟的身姿，又有丰厚的阅历。它们的身上既缠绕着天地的烟云，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它们从远古走来，气势磅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足以让人们肃然起敬。

不仅如此，杜甫还常用“时空并驭”的手法表达漂泊岁月中的时局感受或身世感受，每每在一个联语中，兼出时、空两种意念。他经常使用“百年”“万里”“日月”“乾坤”等词汇，极力扩展时空的程度，造成悲壮深沉的诗境，塑造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例如，“天下干戈满，江边岁月长”（《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前句以“干戈满”写战火遍地的现实，是从空间角度写战乱的广延；后句以“岁月长”写客居日久，是从时间角度写战乱的持久：两句塑造出诗人关注天下烽烟、叹息漂泊于事无补的形象。

杜甫善于在一个联语中，把自身形象放在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之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精确地概括自己终生漂泊的生涯以及对国家时局的感受。这使得他的诗作既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维，既具有现实的高度，又具有历史的厚度，因而蕴涵着深沉的宇宙意识。他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虽然也含有对个体生命自怜自惜的因素，但是由于他关注的是国家的危亡、普天之下民生的苦难，就大大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而具有了“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的忧国忧民的高层涵义。比较羊祜、王義之、李白等人的叹息，这显然是一种悲壮的浩叹。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看，这样的“时空并驭”出色地塑造出诗人的目接乾坤、心怅百年的巨大形象，这个抒情形象强烈地感动着炎黄子孙的心灵。

（摘自韩成武《新论“沉郁顿挫”的内涵》）

材料一：

中国传统色彩文化源远流长，从原始时期的彩陶、岩画到五行五色学，再到晋唐时期的青绿山水，体现了古代先贤对色彩观念、色彩规律和色彩语言的不断探索，形成了丰富的视觉文化资源，蕴含着深厚的中华民族哲学意识和文化精神。

《周礼·考工记》中有云：“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中国传统色彩观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五色观。中国传统的“五色观”，结合“阴阳五行说”，从自然中生发。同时，“五色观”并非独立静观的存在，而是一个全息式的整体思维系统，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不同的色彩，对于国人而言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例如，胭脂、月白、石青、黛色、松花黄五种中国传统颜色的名称诠释了独属于中华文化的浪漫：月白借月亮之色，月之光似白似蓝；石青似黑非黑，似青非青，一个“石”字将颜色具象化；“黛”为女子画眉的矿物，后将黛色用来形容颜色；松花黄出自松树春天的花骨朵。

研究表明，我国历朝历代的色彩名称约有400个，可谓十分丰富，例如仅是绿色就有松花碧、葱根绿、碧绿、明绿、石绿、纱绿、鸭头绿等。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色彩的命名往往与具体的物体有关。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宋建明把色名归为三个方面：意象的色名，如天地之色，天玄地黄；颜色的色名，如颜色的材料、工艺等；物象色名，如人体、肤色等。他力求找出色名与当时的“物／物色”的对应，通过文献、物证等恢复传统色彩的样貌。

汕头大学陈彦青认为，中国传统色彩美学有属于中国文化特有的色彩性格，与西方色彩有着较大的区别。重新找到属于中国传统色彩的性格与特点十分必要。“《二十四诗品》各品描述，既有与色彩视觉直接关联、以感官体验为主的‘纤秾’‘绮丽’之类，也有如‘雄浑’‘冲淡’‘高古’这种在含蓄层面进行意象转换、感知的审美格调。具体如与诗意品格‘雄浑’相类的颜色有墨、绀等，具有‘冲淡’品格的颜色有松阴色、天缥、鹭白等。以《二十四诗品》作为中国色彩感知类化的基础，进行中国色彩二十四品调感知上的美学归类，是合理也是有效的。”陈彦青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庆富表示，传统色彩研究不仅体现着对古代历史中色彩的观照，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不仅对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美术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还对今天的艺术创作和设计具有深刻的影响；不仅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体现出了中国品格、中国精神、中国气质、中国魅力。

（摘编自李百灵《传统色彩中的东方智慧》）

材料二：

在信息科技极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有效发掘传统色彩文化资源，成为当代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回溯历史与立足当下，是中国传统色彩研究重要的两个面向。

回溯历史，厘清中国传统色彩的发展源流，深入挖掘传统色彩的视觉文化资源。中国传统色彩自原始社会始，就被广泛应用于彩陶、岩画和壁画之中，形成了宝贵的视觉资源。《周礼》有载：“画馈之事，杂五色。”中国传统色彩承载着历代画家、学者和手工艺人的审美观念，涉及各个历史时期和艺术种类。例如唐代青绿山水对青石和青绿的运用，体现了早期画家对色彩配置的初步认识；宋代民间艺术剪纸和年画，以浓丽赋色体现出百姓“丰年人乐业”的生活理想；清代陶瓷艺术中的郎窑，以其纯净、高亮的“牛血红”彰显了宫廷艺术家匠心独具的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色彩凝聚了民间艺术、宫廷艺术和文人艺术的审美观念，体现了古圣先贤的智慧与创造。回溯历史，一方面，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中国传统色彩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通过研究传统色彩的形式样态和呈现方式，艺术工作者可以将其与当下的艺术创作相结合，让中国传统色彩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立足当下，把握中国传统色彩的当代价值，充分实现传统色彩的社会生活应用。中国传统色彩研究，不仅有“历史”和“研究”，还应有“当下”和“应用”。传统艺术应用于现代建筑，以中国传统色彩为媒介，将其融入城市建筑、公共雕塑等领域，将古典艺术的审美性与当代艺术的现代性相融合，以中国传统色彩促进城市发展。当下，如何让中国传统色彩研究赋能当代城市建设，以中国传统色彩激活当代艺术的创造力，从而实现中国传统色彩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学界十分重视的话题。

可以说，当代视域下对中国传统色彩的探索维度是更加多元的，研究范畴涉及服饰色彩、戏曲色彩、绘画色彩、建筑色彩等。当代学者对中国传统色彩的载体、现象和观念等进行了广泛而富有实效的研讨，为中国传统色彩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念与新的途径。面对多维的研究视野，当下的中国传统色彩研究应该在把握历史的基础上，将古代的色彩经验与智慧应用于当代的艺术实践之中，以此活化中国传统色彩的内在意蕴，使其与当代社会生活和群众审美需要相结合。

（摘编自郑少奇《中国传统色彩研究的价值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