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小学生“是否在培训班学习过”调查情况

家长对孩子参加课外辅导支出意愿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

材料二：

    今年“两会”，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问题成为一个热点。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显示了政府对这一问题的重視和解决问题的决心。

    据3月10日《吉林日报》报道，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代表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应该发挥补充学校教育、丰富教育类型、促进个性成长的功能，成为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笔，以解决教育发展中不充分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监督”。

    日前，某机构负责人称，要将内容研发作为重中之重，以“能力”“素养”为目标，坚决避免超纲和超前，并表示，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精准辅导，通过科技和互联网降低学生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成本，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减少家长的经济负担。“科技减负”的愿景虽然很动听，但是，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也需要继续观察。

（摘自2018年3月10日《新京报》）

材料三：

    学生减负问题今年“两会”期间成为一个热词。“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负担’。”陈宝生说，为学生“减负”要从学校、校外培训机构、考试评价方式、老师教学、家长和社会多方面进行。

    他指出，要加强学校科学管理，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改变、完善考试评价方式和学业考试办法，不以分数高低对学生排名，不炒作高考状元；老师要按照大纲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引导学生参加培训班班；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这些年各种校外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带来的结果就是家长的口袋空了，学生的负担重了，学校的教学秩序乱了。”陈宝生说，“有一些不符合教育规律、不符合孩子健康成长需求的理念到处流传，给家长制造焦虑，给孩子制造负担，这种现象绝不允许”。

（摘自2018年3月17日《新京报》）

材料四：

    在“校内减负”初见成效的当下，校外培训机构却裹挟家长和孩子一路狂奔，成了“校外增负”的主力军。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对此进行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行动是全面治理的开端，下一步将进一步斩断校外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招生的联系，研究制订促进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有序发展的意见，缓解广大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的依賴。

（摘自2018年3月22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从筹备、建设到通车，历时15年，是中国第一例集桥、双人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经过伶仃洋海域中最繁忙的主航道，该航道目前达到10万吨级通航等级，远期30万吨油轮可以通行。如果在此建造桥梁，必然是跨径很大、净空很高、桥塔耸立的悬索桥梁。但同时该处临近香港国际机场，对航空领域的建筑物高度有着严格的限定。所以，隧道成为唯一可行的方案。为了实现桥梁与隧道之间的转换，故在隧道两端修建人工岛。于是，形成了港珠澳大桥的桥岛隧相结合的建设方式。

    “超级工程”背后有“超级创新”。港珠澳大桥建设难度极大，铺设了世界上最难、最长、最深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层出不穷，仅专利就达400项之多，填补了多个领域的空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二：

    日本《每日新闻》23日评论称，港珠澳大桥开通是大湾区发展的里程碑式事件，大湾区经济圈将超过纽约经济圈和东京经济圈，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的报道提到，大湾区进一步整合面临诸多复杂情况，例如相异的法律和税收制度，中国内地的资本账户仍相对封闭，而香港和澳门是自由港，各自拥有自己的货币且没有资本管控。报道还特意关注一个问题：在香港和澳门，机动车都靠左行驶，而在中国内地则是靠右通行，如何解决?

    英国广播公司23日载文道，中国开通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但需要吗？此前，他们更是在网站刊长文列出一大串港珠澳大桥在香港的“争议”——逾千亿港元的拨款、实质效益疑问、工伤事故、建筑质量、环保等。

    美国彭博新闻社网站23日报道，又一个将香港拉入中国内地怀抱的项目完成，该项目将曾作为欧洲前哨的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联结起来。这个项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它将粤港澳大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可与美国硅谷抗衡的高科技中心。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

    港珠澳大桥建设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桥通车后，将大大缩短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时空距离，从香港到珠海、澳门驱车仅需30分钟的车程。通车前，如果陆路往来三地，只能绕道东莞虎门大桥，车程在3小时左右，水路乘高速客轮也要1个小时。

    从社会经济发展层面而言，大桥的通车将提升珠海等三地人员和生产资料的流动效率，加深香港与珠江西岸的联系，为香港与珠江西岸城市群的产业合作提供交通便利。为港澳经济发展提供更便利的腹地空间，并由此促进港珠澳产业的互动交流和升级。也就是说，港珠澳大桥对于港珠澳大湾区、泛珠三角区域乃至“一带一路”的建设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前夕，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接受香港媒体专访时表示，港珠澳大桥对大湾区经济增长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会为区内产生几十万亿经济效益，经济价值远超大桥本身1000多亿元港币的投资，因此他对大桥收回成本很有信心。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

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文学中的妙用

李雪

    ①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今天，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就离不开民族文化所激发的强大精神力量。

    ②中华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在新时期的文化建设中，不少当代文学作家就妙用了中华传统文化元素，创作了优秀的文学作品。

    ③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人道德修养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但自五四运动之后，我国文学发展受外来影响日益加重，接受外来文化思想，弱化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导致文化一度出现“无根”状态。当代作家借鉴传统文化中的元素，增强了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当代文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是当代文学的一条主脉。陈忠实《白鹿原》中用核心意象“白鹿”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范小青的创作涉及了佛教主题，说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张炜的《你在高原》饱含着对以农业文明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钟情。

    ④同时，当代文学作品也十分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元素的合理运用。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笛声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王安忆《小鲍庄》中唱古的调调以及叶梅小说《花树花树》中的哭嫁歌等，营造了别具一格的审美意境。传统音乐元素以其极富象征性的背景赋予了中国当代小说或是阔大幽远、或是精致圆融的境界。中国诗歌和绘画美学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胜境，因此，一些小说家在构筑意境时，以情景交融、神与物游的虚实相间笔法创造美感境界，在浓重的诗情画意中给读者以丰赡的生活实感和生活情趣。

    ⑤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的古玩、弈棋、戏曲、书法乃至武术等的灵韵在当代小说中也得到有效秉承。比如阿城的《棋王》，就借棋写出了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精髓。有的作品还涉及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中医元素等，呈现出一幅较全面的传统文化图景。当然，传统文化元素在当代小说的应用，不是对传统文化元素简单的移植，而是提炼其精髓再巧妙地融入到作品中，使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小说完美结合。

    ⑥令人称赞的是，哪怕是号称自由生长的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也比比皆是，如影响较大、反响不错的《琅琊榜》《风起陇西》等，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为对古典诗词进行合理化用，使小说语言带上了古典美学的气质，原本显得轻浅的网络文学也就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古韵。

    ⑦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深刻全面理解中国文化传统，敏锐把握人民大众的审美趋势，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指导下，自觉化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和理想，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去创作属于这个时代又有鲜明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当代作家艺术家责无旁贷。

(有删改)

    文化认同是指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在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是对人的精神存在作出的价值肯定，它主要通过民族本身的特性、习俗以及生活方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流传至今，融合了人们的各种认同，从而阻止了不同的认同之间可能发生的文化冲突。跨文化交际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的成败取决于诸多因素，加深对不同文化语言习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微观文化知识的了解，才能有效顺利地实现跨文化交际。

    民族优越感是影响跨文化交际双方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标榜自己的价值，所有的民族都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主观盲目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信仰都是正确的，并觉得自己民族的一切都优于其他民族客观存在。民族优越主义者固守自身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此，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如果交际一方有意忽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与习俗，那么双方的交际沟通就会出现障碍。

    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是影响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主要思维定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有一个一切社会都承认的、绝对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以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评价别的民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的固定思维模式和种族偏见容易对其他文化产生否定反应。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首先要承认和接纳人类的多样性，给予不同民族、种族和文化群体平等的地位，倡导文化平等、宽容与尊重，彻底去除民族差异和种族偏见。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不同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个人价值因素。价值观是文化中最基本的部分。由于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文化思想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思想意识中，其社会关系更强调人性化和共存化的相互帮助与协调关系，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潜能、个人目标和个人利益等显然不同。但交际行为与其他社会行为都是本民族价值观的反映，因此不同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际中必然会产生文化冲突，从而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不仅是生活习俗和语言行为的差异，也包括个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场合中，宜遵循文化交际原则，努力寻求一种符合各自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跨文化交际路径。

    加强教育在文化认同中的培养和引导作用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选择、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提高社会交际的水平是实现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中西方社交礼仪既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差异。交际双方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了解对方的民族特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等相关知识，并以客观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生活与语言习惯，求同存异，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同时，还应特别关注平等与等级观念、时间概念、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等，以获得对方的满意和认可。

(选自《文化认同与跨文化交际》，有删节)

材料一：

在鲁迅小说中，看客群体始终是以模糊不清的群体方式存在的，他们更多的是无名无姓，无思想无意识的一群麻木不仁的人，甚至有时候他们仅仅只作为小说的背景或者人物生存的环境而存在，但却能够使人感到强烈的压迫，压抑，甚至“吃掉”“狂人”。这样的力量群体更多的是一个个象征性的符号，是一张张大同小异的面孔。鲁迅在描写他们时往往以他们身上的某种特征来作为他们的称谓，例如“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等等。外在形象的模糊的原因更多的是他们内心的空洞苍白，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没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浑浑噩噩的生活使他们既可怜又可悲。而鲁迅小说中的看客描写，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外貌特征的勾勒描绘上，而是更注重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来挖掘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内在灵魂的深处是愚昧无知，是精神极度空虚，是思想自私自利，不思进取。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几乎都是无知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无知，所以他们的生活才会是百无聊赖，对周围事物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都有着狂热的态度，对低级趣味有着浓厚的兴趣甚至痴迷其中。因为无知，所以对别人的痛苦冷眼旁观，没有自己的思想判断，愚昧地实施着冷漠的语言和行动暴力。在鲁迅的作品《呐喊》中，围观的人虽然拥有着健壮的体格，但是他们却都是病态的，麻木的神情，无知的精神，把自己的同胞被杀头当作盛宴来欣赏。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鲁迅认为只从身体上拯救国民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更多的是需要精神上的教育和拯救。

精神世界的空虚造就了他们的无情和冷眼旁观。在他们的眼里，现实生活就是由一出出戏构成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对于他们来说都算是“好戏”。他们碌碌无为，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和向往，总是以别人的痛苦来当作自己的快乐。在生活中把别人的悲剧当作茶余饭后谈笑的内容，不停的嘲讽和讥笑别人使他们感到无比的快乐。在每一次的围观中，他们都是快乐的，因为他们只需要看就行了，用不着参与，用不着付出，甚至还可以在高兴之余戏谑一下被围观的人，没有丝毫的人情味。《孔乙己》中的掌柜和民众完美地诠释了这些，他们在酒馆期待着嘲讽孔乙己，使一次次陷入困境的孔乙己也不能得到嘴上的饶恕。在平庸枯燥的生活当中，对他人生活中痛苦的窥探成为他们寻求消遣的方式，这种消遣又恰巧的建立在别人的悲伤和不适中。

在鲁迅的小说中，看客自私自利，不思进取，是一群浑浑噩噩度日的可悲小人。他们中无论是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下层民众都认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利益更加重要，哪怕是别人的生命。看客自私的同时是他们的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在他们的眼里，只要能够有口饭吃，不会在街头冻死饿死就十分满足。看客们的生存环境即便不尽如意，但是他们从未想过改变，他们日复一日的沉溺于此，安于现状，在这种不思进取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在面对复杂的人情世态时，看客们只是活着，快乐和痛苦在他们的心中留不下任何的烙印，转眼间都被自己所遗忘。

（摘编自《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材料二：

从客观角度分析，“看客”旁观的行为有其历史渊源，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愚、规民行、限民言，早已经麻痹了群众，迫使百姓收起了对他人的爱与对社会的责任，不敢有这样高尚的权利，只能接受管理这一单一的义务。他们用无情冷漠的表情来掩盖自己的内心的恐惧与无助，生怕一个出格就要被抓去杀头。然而围观行为是不犯法的，甚至这是百姓们接触外界的少有的渠道之一，也就成为民众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了。

孔乙己、祥林嫂默然死去；狂人大喊“救救孩子”；阿Q盲目地要闹革命……这其中有多少“看客”明里暗里地推波助澜？他们也是千千万万的庸众之一，而直到今日，现实中仍然有他们的翻版，见人跳楼，观看者还鼓掌大叫“往下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行为态度在社会上屡见不鲜，足见人情冷漠。这是在侵蚀着原本美好的社会道德、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信任，助长着不正风气的滋生蔓延！

怎么挽救这样一个病态的群体？鲁迅早年想通过学医济世救民，后来恍然发现医学只能救治人的肉体而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要改变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根本是要改变国民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主制度的确立，平等思想的传播，使人们渐渐改变了思想，打开了心扉，使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重新焕发出生机。雷锋精神、志愿服务、爱心捐款等社会互援形式越来越受到推崇，“幼有所育，教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不再遥不可及，社会环境是合众人之力营造出来的，只有每个人的道德都提升上来，以众人之高尚的人格成就高尚的国格，整个国家社会才会更加美好和谐。中国已经打破了那个没有窗户的铁的黑屋子的困境！

（摘编自谢彤《以史为鉴，以人为镜——浅析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

材料一：

饭圈，粉丝圈子的简称。“粉丝”一词的英文单词为“fans”，其中的fan音译为“饭”，粉丝群体组成的圈子就叫“饭圈”。

“饭圈”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粉丝之间的情感团结环节。情感团结指的是具有相似品味偏好的行动者基于情感而彼此连接在一起的状态。其中的参与者将由此体验到积极的情感能量、集体性的身份认同、联系个人与集体的符号以及维护集体符号的道德正义感等。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更多的信息供给，也重塑了人们彼此交换信息、产生互动的方式。在数字平台中，人们往往倾向于接纳与自身观念更为相近的信息或与自身品味相似的成员；部分智能算法也倾向于为用户推荐同质化的信息资源，从而加剧了其互动连接过程的选择性。由于数字技术在传播过程中的这种选择性，粉丝彼此之间的情感距离同样前所未有地缩短了，更具选择性的粉丝聚集效应也因此产生。钟爱相同偶像的粉丝们不仅可以线下相会，也可以在线上时刻联络，完成共同的任务，并分享共同的快乐。这样的连接过程既使得其中的个体找到了心灵归属，也为共同体的组建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在粉丝聚集并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其共同体还将探索出各种规范性策略，包括特定的身份标签与组织结构等，以实现共同认可的追星目标。同样地，由于数字技术的选择性，特定的策略一旦为粉丝情感所接纳，就能得到精准的传播，从而加强粉丝彼此之间的情感团结。

具体而言，在身份标签方面，粉丝群体所建构的标签主要用于自我呈现、分享信息和组织行动。例如，不同偶像的粉丝有着各自专属的身份名称，如易烊千玺的粉丝自称“千纸鹤”、迪丽热巴的粉丝自称“爱丽丝”等。另外，不同的追星行动也可能被赋予只有圈内人才能理解的名称，如给自己的偶像手绘图画被称作“绘饭”，为自己的偶像设立集资数额叫“插旗”，而达到了特定的目标金额则叫“拔旗”等。不难发现，粉丝们通过在数字平台中传播这些具有加密属性的标签，既实现了对潜在圈内伙伴的精准识别，又增加了其共同体的独特性与凝聚力。

而在组织结构方面，粉丝们还能够借助“理性化”的层级组织来协调集体性的追星实践。一旦认定了对某位偶像予以支持的情感目标，如何更有效地聚集资源则成为一个技术问题。“饭圈”的事实表明，虽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粉丝群体有能力利用数字技术以建立目标明确、分工清晰的严密集体组织。如已有研究发现，“饭圈”存在着同心圆式的权力结构：位于中心位置的“大粉”掌握着更多话语权力和资源动员能力，次核心位置集聚着各种功能性粉丝，而普通粉丝只能处于“饭圈”的边缘性位置。也有部分研究进一步探讨了“饭圈”中的制度性分工，发现其中的“后援会”组织可以根据现实需要而灵活细分成美工组、文案组、数据组、财务组等。

——摘编自许弘智、靳天宇《数字时代的情感共同体：“粉丝”是如何集结成为“饭圈”？》

材料二：

饭圈文化中的情感是偶像产业和媒介技术以及饭圈组织合力下催生的新情感类型，具有很强的工具属性。粉丝对偶像的喜爱不乏个人的情感需要和自我投射，但是这种情感更多地是被产业环境尤其是资本唤起、组织和生产出来的，在个体和资本的结构性关系中，粉丝无疑是相对弱势的。美国学者梅斯特罗维奇提出了“后情感社会”理论，他打破了情感和理智的二元对立，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情感成为一种被理性设计的类情感，一种背离了人类本真性、具有虚假性和被操控性的情感替代品，情感成为了一种新的权力和作用形式。可以说，在偶像产业中，情感不可避免地成为被资本理性操控、包装和算计的虚假情感和增值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人类真实情感的异化。同时，饭圈场域内形成的这种新型情感也难免会作为一种惯习迁移到其他领域，形成饭圈思维和行为的泛化。

美国媒介学者霍顿和沃尔在研究电视观众时提出“准社会关系”一词，他们发现，观众对其喜爱的媒介人物产生了情感依赖，进而形成类似现实中朋友或恋人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是单向的建立在想象基础上的，所以称之为准社会关系。与电视上的媒介人物不同，数字时代的偶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互联网比电视在关系建立上更具有优势，因此粉丝对偶像的情感依赖往往也更为强烈，关系也更为稳定持久。一方面粉丝通过互联网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偶像，可以近距离、随时随地欣赏偶像，无疑这种私人性、高频率、近距离的媒介使用行为有利于增进其对偶像的情感。另一方面，粉丝支持偶像的高卷入度的持续参与性行为也更容易培养情感粘性和强度。但是，粉丝对偶像的情感本身又是单向、虚拟和想象性的，双方缺乏现实生活中真实情感所需要的交流互动和回报。因此，粉丝对偶像的情感依赖和投入越大，就越容易要求回报和付诸现实，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感异化和行为失范。

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感对个体和社会的深刻作用被日益重视。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在其《情感社会学》中所言，“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人际交往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情感具有疏导个人情绪、凝聚集体力量和营造社会和谐的正向功能，因此我们对饭圈文化的情感不能一味否定。但是如前所述，粉丝的情感实践较为复杂，在资本、媒介技术以及粉丝组织的裹挟下，情感泛滥、越界和商品化等异化现象也难以避免。粉丝情感是伴随偶像产业出现而野蛮生长的新情感，需要经过一个逐渐规范化、制度化的情感治理过程，使其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

——摘编自刘胜枝《饭圈文化中失范行为的表征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