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甲午战后至民国时期，新设的近代企业逐渐向内地以至东北、西南、西北等地伸展，移向和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区，但这并不能改变近代工业偏重于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商埠的总体格局。同时，国民政府批准设置的市也以沿海省份占较大比重。另外，国民大革命以广州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北伐胜利进军使革命势力迅速发展至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中部。这种南北方革命发展不平衡局面在此后一定时期仍将延续。

——摘编自戴安钢《发展与落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至19世纪50年代末，北方集中了全美绝大多数工厂和国家工业投资总额，特别是东湘地区占据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大型发达城市基本聚集于此。城市—工业心脏地带开始在此形成并日趋牢固，确立了其经济领军地位，提供了最具吸引力的发展机遇，引导国家适应技术革新。相反，南方种植园主对工业的投资微乎其微，却为增强在参议院中的势力要求在新州扩展奴隶制，造成了南方工业极端落后。南北双方矛质不断升级，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

——摘编自隋笑宇《美国内战前东北部城市化高速发展原因分析》等

材料   一战结束后，国内反战情绪蔓延，为了避免重蹈世界大战的覆辙，美国出台了一系列包括中立条款的法案。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国内经济危机和动荡国际局势的双重压力下，身为国际主义者的总统罗斯福推出著名的新政。新政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由于传统的孤立主义势力仍不可小觑，涉及对国际事务的态度问题，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系列中立法案，这些法案可以说是政治妥协的产物。直至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这些法案才被正式废除。法案对国际事务奉行不干涉原则，在中立法案的出台和不断修改的过程之中，总统罗斯福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罗斯福通过援引中立法案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基于此，二战伊始美国采取了不插手的态度，让北美大陆远离战争的同时，也赢得了大力发展国家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机遇。

——据尚锴《美国中立法案研究》

材料一   美国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为了支持代价高吊的战争，提高了关税税率。1862年和1864年，国会先后两次提高关税税卑，彻底扭转了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关税税率下降趋势。1861年时美国的关税免除条目上列有182种商品，到1862年下降到99种，而到战争结束时，除了国内制造业所必需的原材料之外，几乎所有商品都被征收关税。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关税税率被升至平均47%，海关收入则从1861年的3960万英元上升至1864年的1.023亿美元。这两次关税税率上调虽然很大程度上源于战争的资金需要，但在恢复和平后，保护和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的意识形态开始在政府内外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各种临时性的国内税收被迅速取消，但关税税率不仅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反而继续攀高，保护主义政策逐渐被制度化。

——摘编自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材料二   如表为1870—1897年美国进口商品平均关税税率统计表。

——贾根良《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