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绝盗

冯骥才

    老城区和租界之间那块地，是天津卫最野的地界，人头极杂，邪事横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这里一处临街小屋，来了一对青年男女租房结婚。新床新柜，红壶绿盆，漂漂亮亮装满一屋。大门外两边墙垛子上还贴了一双红喜字。结婚的第二天一早，小两口就出门上班。邻居也不知他们姓甚名谁。

    事过三天，小两口出门不久，忽然打东边飞也似的来了一辆拉货的平板三轮。蹬车的是个老头子，骨瘦肉紧，皮黑牙黄，小腿肚子赛两个铁球，一望便知是个长年蹬车的车夫。车板上蹲着两个小子，全是十七八岁，手拿木棍、板斧和麻绳。这爷仨面色都凶，看似来捉冤家。

    老头子把车直蹬到那新婚小两口的门前，猛一刹车，车上两小子蹦下来，奔到门前一看，扭头对那老头子说：“爹，人不在家，门还锁着呢！”门板上确是挂着一把大洋锁。

    老头子登时火冒三丈，眼珠子瞪得全是眼白，脑袋脖子上的青筋直蹦，跳下车大骂起来：“这不孝的禽兽，不管爹娘，跑到这儿造他妈宫殿来了。小二、小三，给我把门砸开！”

    应声，那两个小子抡起板斧，把门锁砸散。门儿大开，一屋子新房的物品全亮在眼前。老头子一看更怒，手指空屋子，又跳又叫，声大吓人：“好啊，没心没肺的东西！从小疼你抱你喂你宠你，把你这白眼狼养活成人。如今你娘一身病，请大夫吃药没钱，你一个子儿不给，弄个小妖精藏到这儿享福来。你娘快死啦！你享福？我就叫你享福享福享福！小二、小三！站着干嘛！把屋里东西全给我弄回家去！要敢偏向你们大哥，我就砸折你俩的腿！”

    那两个小子七手八脚，把屋里的箱子包袱、被褥衣服抱出来，往车上堆。

    邻居们跑出来围观，听这老头子一通骂，才知道那新婚小两口的来历。这种连快死的老娘都不管的白眼狼，自然没人出来管。再说那老头子怒火正旺，人像过年放的火炮，一个劲儿往上蹿，谁拦他，他准和谁玩命！

    东西搬得差不多了，那两个小子说：“爹，大家伙抬不动，怎么办？”

    老头子一声惊雷落地说：“砸！”跟手一通乱响，最后玻璃杯子打屋里也扔了出来，这才罢手。老头子依旧怒气难消，吼一句：“明儿见面再说！”便扬长而去。

    门儿大敞开没人管，晾了一整天。邻居们远远站着，没人上前，可谁也没离开。等着那小两口回来有戏看。

    下晌，新婚的小两口打西边有说有笑地回来。到家门口一看，懵了。过去问邻居，一直站在那里的邻居反而纷纷散开。有位大爷出来说话，显然他对这不尽孝心的年轻人不满，朝新郎说道：“早上，你爹和你兄弟们来了，是他们干的。你回你爹妈那儿去看看吧！”

    新郎一听，更懵。忽然禁不住大声叫道：“我哪还有爹呀！我三岁时爹就死了，我娘大前年也死了。只一个姐姐嫁到关外去，哪来的兄弟？”

    “嘛！”大爷一惊。可早上的事真真切切，一时脑筋没转过来，还是说：“那明明是你爹呀！”

    小两口赶紧去局子报案。但案子往下足足查了十年，也没找到他们那个“爹”。

    天津卫的盗案千奇百怪，这一桩却数第一。偷盗的居然做了人家的“爹”；被盗的损失财物不说，反当了“儿子”，而且还叫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若是忍不住跟人说了，招不来同情，反叫人取笑，更倒霉。多损，多辣，多绝——多邪！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2年第5期）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美]杜鲁门·卡波特

    请设想一下二十多年前一个十一月的早晨，一个白发剪得短短的妇人站在窗口，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巴迪，去把我们的车推来，我们要烤三十个水果蛋糕呢。”

    那时我七岁，她六十光景，我们是很远的表亲。从我记事起，我俩就住在一起。她叫我“巴迪”，为了纪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个巴迪早死了，当时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她现在仍是个孩子。

    我们把童车推进山核桃树丛。童车是我出生时买的，快散了，轮子摇来摆去，像醉鬼的腿。奎尼是我们养的一条小狗，她挺过了一场瘟疫和两次响尾蛇的噬咬，现在一路小跑跟在小车旁。

    三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厨房，把拉回家的满满一车风吹自落的山核桃的壳剥去。欢快的裂壳声像是微弱的雷鸣，核桃肉散发着甜美的香气。奎尼求我们给她点尝尝，我的朋友时不时偷偷给她一点，但我俩是绝对不可以吃的，“这些山核桃还不见得够做三十个水果蛋糕呢。”明月高照，小车空了，碗满满的。

    第二天，我最喜欢的事开始了：大采购。樱桃，柑橘，香草，葡萄干，威士忌，大量的面粉和黄油……嗬，简直要一匹小马才能把车拉回家。我们没钱，但每年总能用尽各种办法，筹到一笔水果蛋糕基金：卖破烂，卖摘来的一桶桶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酱、苹果冻，为葬礼和婚礼采集鲜花。

    黑炉子加足了煤和柴火，烧得像一只发光的南瓜。打蛋器旋转着，调羹在一碗碗黄油和糖里搅动，香草让空气变得甜甜的，姜又增加了香味。厨房里浓香扑鼻，弥漫到整栋屋子。四天后，大功告成，三十只蛋糕放在窗台、搁板上晾着。

       蛋糕给谁呢？朋友呗。不一定是邻近的，大半倒是只见过一次，甚至素未谋面的，我们喜欢的朋友。例如罗斯福总统，一年来镇上两次的小个子磨刀人，帕克（班车司机，他每天在尘土飞扬中嗖地一声驶过时和我们互相挥手招呼）。是不是因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把这些陌生人当作真正的朋友？我想是的。我们的纪念册里有用白宫信笺写的答谢信，有磨刀人寄来的一分钱明信片——它们让我们觉得和外面丰富的世界联系在一起。

    厨房空了，蛋糕都送走了，我的朋友要庆祝一下——还剩下一点威士忌。奎尼分到满满一勺，倒在她的咖啡碗里（她喜欢菊苣香的浓咖啡），我们平分剩下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滚，爪子在空中乱抓。我身子里热烘烘地冒火星，像快要烧成灰烬的木柴。我的朋友围着炉子跳圆舞曲，两只手提起那身蹩脚的花布连衣裙的裙边，就像是舞会上穿的礼服，唱着“指给我回家的路”。

    下一个任务就是准备礼物。我想给她买整整一磅樱桃巧克力，不过，我给她做了只风筝。她希望给我一辆自行车，不过，我肯定她也是给我做风筝——和去年一样，和前年也一样。我们又凑了五分钱给奎尼买了一大根还有余肉可啃的牛骨头，用彩纸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圣诞树顶上一颗银星边。奎尼知道那是牛肉骨头，馋得坐在树下呆望着，该睡了还不肯走。我的兴奋不亚于她，踢被子，翻枕头，就像是热得不可开交的夏天夜晚。我的朋友手持蜡烛坐到我的床沿：“我一点也睡不着，心像兔子一样乱跳。你说罗斯福夫人会在晚餐时端上我们的水果蛋糕吗？”我俩在床上挤作一团，她在我的手心里写“我爱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长大。你长大了，我们还能继续当朋友吗？”我说我们永远是朋友。

    这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我上了军事学校。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数。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没回去过。

    她还待在那里，有奎尼做伴，后来只剩她一个人。（她写道：“昨天，梅西的马踢伤了奎尼，伤得很重。谢天谢地，她没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张条纹床单里，用童车推到草地……”）以后几年的十一月里，她还是做水果蛋糕，她一个人，没有从前做得多，不用说，总是把“最好的那个”寄给我。渐渐地，她在信中把我和早已死去的巴迪混淆起来。

    终于，又一个十一月的早晨来临，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她再也爬不起来大声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

大风刮过

邢永贵

    这是一定要在春天里刮起的大风，它一定要从残雪上面，从还没有从枯草下面伸出脖子的草芽上面，从我们还在不断往外抖落寒气的身体上，刮过去。它要刮过去，比任何一场风讲信用，比任何一场风猛烈，比任何一场风彻底，也比任何一场风更像风。可是大风在没有变成大风之前，我只能叫它风。

    此刻，风从我身旁起步。

    风从我脚下启动脚步。我脚下的大地开始不安起来，我从不怀疑脚下的大地对风有所谓恐惧，不会的，大地要比我们的内心沉稳得多。这是大地在抗拒风的诱惑。风用远方向此地，用多维向二维，用轻向重，用抽象向具体发出了邀请。大地终于动摇了，在二月的风里，大地微微颤动着，在宇宙里，它一定像一个刚刚点火的发动机。它的能量不是来自燃料，而是来自风热情的手臂。

    风当然是有手臂的，它先绅士一样向大地做出了邀请，之后，它又像调皮的小孩子一样挥动起了手臂。它的手臂摇动了地面上的草茎、麦苗，摇动了马的鬃毛和墙上的枯草。风用手一遍遍摸过大地，去秋落下的树叶，不知什么时候丢掉的纸片，都随着风的方向去了。风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把它们紧紧攥住，牢牢地掌握在手心里。这些我们无从把握的事物，总有能把握它们的力量。风就是其中之一。

    风从我脚下起步以后，开始还是中规中矩的，它只是在我的身边走动。但很快它表现得焦躁起来，它加快了脚步，想要离开我，去寻找新的栖所。我能说什么和做什么呢？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因为它是－－风。它要是蜗居于一隅，它就不是风。风是自由的，飘逸的，它也是散漫的，不受羁绊的。风向往着天空，风要从一个新的高度上打量这个它不可理解的世界。

    风开始高出地面，高出麦地，高出马背，也高出了墙头。风的脚还在地面上，可它的身子已经在空中了。风变得粗大，风也开始伸长，风要用自己的身体让世界更充实。风并不认为吹动一根牛毛比撼动人心更容易。只要想做，风从来都是一心一意的。风攀上了树梢，树梢颤抖起来。风越过墙头，追逐喧嚣不已的人们。风掀动人的衣襟，它要让自以为是的人从内心惧怕。风要把自己吹进人的心里去。人们裹紧了衣服，关紧了门窗，从玻璃后面偷偷地看风。

    风在乡村里驰骋，在高楼间巡游。风从来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风的眼睛无处不在。风在窃笑：那些躲在玻璃后面的人们是多么的虚弱。

    风用力拍门。风跑过房顶，晒在房顶上的草粪跟着跑动。风吊在电线上玩秋千，电线发出了“啾啾”的鸣叫，那是恐惧并欢乐着的声音，每一个荡过秋千的人都深有体会。荡得越高，那种伴随恐惧而来的兴奋就越强烈。风在空中乱蹿，它已经像一个酒汉一样不可理喻。

    此时，可以叫它大风了。大风，人们这样叫着，大风却没有答应。大风呼啸着奔驰，大风摇摆着转圈，大风猛然间跌倒在地。大风的脾气终于爆发了。这个世界，没有谁可以与它对话。大风用脚蹭起一阵阵沙土，用衣袖鼓荡着，撒向天空。这是大风的染料，世界此时已无法避免被它任意涂抹的命运。大地是黄的，天空是黄的，人的心里也是黄的。

    但大风显然不能满足这样的恶作剧。大风用手撕扯世界。它捅破硬撑着的窗户纸，折断已腐朽的树枝，刮翻行将倒塌的建筑以及一切貌似强大实则脆弱之极的东西。大风降临，世界的虚伪和软弱被撕开。

    大风把那些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这就成了悲剧。大风还把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那就不仅仅是喜剧了。那些陈年的垃圾，那些已经忘却的伤口，那些不敢面对的丑陋，被大风一一抖落出来，摆在人们的眼前。看吧，善于遗忘、习惯于遗忘、乐于遗忘的人们，看看你们这肮脏的、充满腐气和病毒的生活。

    当大风吹过，人们才发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它并不如美玉般浑圆，也不像铁板似的坚硬。它暗藏了许多肮脏，也掩饰了不少的空洞和虚弱。

    这是一定要在春天里刮起的大风，它一定要从残雪上面，从还没有从枯草下面伸出脖子的草芽上面，从我们还不断往外抖落寒气的身体上，刮过去。它还要从我们的心里刮过去，带着冬的利刃，同时也带着春天的阳光。它要刮过去，比任何一场风猛烈，比任何一场风彻底，比任何一场风更像风，也比任何一场风讲信用。

    大风吹过，世界安静下来，大地春暖花开。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2016年4期，有删改）

原始积累

远山

    H大学正门东侧，有一排树。有一天，树下出现了一个擦皮鞋的女孩。女孩看起来虽然不是如花如玉，却也明丽动人。当她低头擦皮鞋时，乌黑的头发瀑布一样挂下来，露出雪白的脖子一截，看得那些学生顾客心神迷乱。

    小鲁就是其中的一个。

    小鲁是管理学院的大三学生。他知道自己今后要在商海里混的，所以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尤其一双皮鞋，保养得很好。他相信这样一句话：“男人的形象，一在头，二在脚。”所谓脚，就是指皮鞋了。所以当他听说校门口出现一个擦皮鞋的摊头时，很高兴，马上就去了。

他知道擦皮鞋的是一个年轻姑娘，同寝室的几个家伙已经兴奋地谈论个午睡时间了。但他不是冲着这个来的。他认为只要皮鞋擦得好，擦皮鞋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无所谓。可是他没有料到，这个擦皮鞋的，不但年轻，而且还很有味道。她眼睛一扫，小鲁就觉得自己心神迷乱了。

    当然，小鲁是有定力的。他很好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不让这种心神迷乱在姑娘面前有丝毫的流露。

    “麻烦你，擦擦皮鞋。”他总是这样彬彬有礼。

    “不麻烦。谢谢你的光顾。”姑娘态度不卑不亢。

    小鲁突然对姑娘充满了同情和怜爱。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擦皮鞋呢？

    “你可以试试换一种工作。”有一天，小鲁忍不住对姑娘说。

    “怎么？我这工作不好吗？”姑娘埋头擦鞋。

    “不是不好，工作没有贵贱嘛。”小鲁说，“我只是觉得，你……你这样的条件，可以从事更好一点的工作。”

    姑娘又用力擦了几下，表示皮鞋已经擦好了。她抬起头，一边接过小鲁递过来的擦鞋钱，一边说：“你放心，我不会一辈子擦皮鞋的。我有自己的理想。”

    “理想？”小鲁觉得有了进一步交流的话题，立即兴奋起来，“能说说吗，什么理想呢？”

    姑娘一笑，说：“告诉你也无妨。我的理想是经营一家皮鞋厂。”

    小鲁愣住了。他没有想到地的理想仍然与皮鞋有关。“皮鞋厂？那要多少资金啊？你……”

    姑娘又是微微一笑：“你没有看见我正在进行原始积累吗？”

    小鲁又是一愣。他忽然觉得自己是一名小学生，而这个擦鞋的姑娘倒像是一名大学生，甚至像一位经济学教授。

    暑假后，小鲁返校了，擦皮鞋的小姑娘却没有出现。

    很快，毕业来临，大学生们为找工作而即处奔波了。校园内也出现了各种招聘广告。其中就有一家鞋业公司。小鲁突然对这家鞋业公司有了兴趣。虽然这家公司在南方，有点遍远，但小鲁还是毅然南下了。

    经过两次面试后，行销部主管要见小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出现，他将得一份工作。

    但是意外还是出现了，因为他一眼发现这个主管竟然就是一年多前在校门口的那个擦皮鞋姑娘。

    姑娘见了小鲁却没有什么惊奇表情出现。小鲁明白，她肯定早就看过他的材料和照片，知道他是谁了。

    “不要惊奇——一个擦皮鞋的姑娘怎么突然升级为主管？”姑娘说，“因为我本来就是公司里的业务骨干。擦皮鞋无非是一种市场调查的形式，瞧你这双鞋，”她指着小鲁穿着的运动型皮鞋，“正是我那次市场调查的产品，我在你们几所大学门口擦了半年多皮鞋，终于知道你们大学生喜欢穿什么样的皮鞋。”

    小鲁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接话。

    “欢迎你加盟我们公司，”姞娘说，“不过第一步，你看——”

    小鲁顺着她的手势看去，看见墙角放着一只擦皮鞋用的小箱子。

    “眼熟，是不是？”姑娘笑了起来，“我现在将它传给你。你要明白，原始积累不仅仅与金钱有关。而且与阅历、行情、调查研究有关。”

（该小说荣获第十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