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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书法的文化艺术价值

马相武

    民间书法这个概念，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间书法，也没有绝对的官方书法，二者是相对而言。比如民间书法经常相对的是文人书法、官方书法和书法家书法。它们不光具有阶层色彩，还带有主流与非主流的区隔，比如官方书法常常相当于主流书法。有时候民间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太随意、太土气、不入流、不雅观、缺少传统规范和法度。也有时候官方书法的概念使用带有贬义，暗指机械刻板模仿、缺乏艺术个性、随大流、大路货、太正统，或一味追求形式的典雅工丽，风格华靡萎弱。所以，这些概念的使用，关键是要看带入的语境，相比较的对象，价值判断的指向，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简单地说真正的书法在民间或者说在官方，其实都是错误的、偏颇的。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虽有先后、源流之别，然往往于排斥对立中互补共存、相互依赖。

    民间书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书法历史上，有些书法类型，有些书法家，是受到官方或朝廷提倡推广的。比如“二王”，欧、颜、柳体等，它们几乎都是先由书法家书法和文人书法演变而成官方书法。而大量的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至今尚未收藏发掘完结的碑帖等等，都属于民间书法范畴。当代的“毛体”曾经风靡全国，同时受到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欣赏和模仿研习，却随着政局的变化而逐渐消退。这既是典型案例，又是特异案例。

    民间书法，从表面上看，一般指书家书者属于民间，是普通市民或农民，是平民阶层。然而，我倒是觉得，其实不好以地位、身份和出身高低来划分民间书法和官方书法的。一个普通平民，写得一手直逼真迹的“毛体”，他是官方书法还是民间书法？他当然是官方书法。对于书者，你可以说他是民间书法家；对于书法，你可以说他是官方书法。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往往是一个悖论的存在，有一个相对的差异和关系，又往往有一个含混的边界，甚至交叉地存在，复合地覆盖。往往很难简单地划分论定。

    在古代，官方朝廷并不仅仅维护官方书法，它们对于民间书法所起的推动作用也往往是难以否认的。北魏时期，民间书法得到了无比繁盛的发展，民间书法精品受到朝廷极大的认可和欣赏，并且加以推行宣传，蔚为风潮，壮观不已。在山东的邹县、莱州等地发现的摩崖作品，许多是民间书法瑰宝和艺术奇葩，对传统的书法艺术起了极大的丰富作用和启发作用。许多著名书法家情不自禁地加以模仿借鉴，成为官方书法的审美借鉴和艺术风格的一个有机构成。反过来，又推动刺激了民间书法文化艺术的发展演变。

    中国书法起源于民间，篆隶楷行草的形成和演变，都是极好的证明。民间是书法的来源或源泉，汉简、敦煌抄经和汉砖瓦当文字以及大量碑帖资料，一直就是书法家研习的对象，它们是书法的文化宝库和丰富艺术资源所在。历代书法家成就大者和集大成者都从民间书法吸收艺术文化养料，都高度重视从民间书法矿藏得到技艺创新的借鉴。

    当今书法界，加上善书者和爱好者，人群庞大，光怪陆离，林林总总，这是信息化和大众文化时代加上商业大潮搅动之下必然的现象，不足为奇。然而，鼓励提倡大家放眼民间，辨清本末，正本清源，也不失为具有拓展创新书法文化艺术可能的提议和指向。

（选自《中国艺术报》，有删改）

    中国传统美学所讲的“意象说”主张“美在意象”：美在“象”外之“意”，言外之情。任何一件美的文艺作品，其本身或为声色，或为言词，都是有“象”的（“在场的东西”）。能体悟到“象外之意”“词外之情”，就是一种美感。此种美不是低层次的感性美，而是深层次的意境美、精神美。

    “意象说”突破了美在声色之类的局限性，深刻地揭示了美之为美的本质内涵，不仅值得中国美学继承和弘扬，而且也值得世界美学借鉴。

    但为什么要深入到象外，才能达到此种美的境界呢？“意象说”没有做论证。我根据“万有相通”的哲学本体论认为，原因就在于，任何一件美的作品，都是作者凝聚了作品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的结晶。这背后无尽的联系之网，说得通俗具体一点，就是指形成作品本身的背后的人、事物和社会历史背景等。我们对一件作品的欣赏，不过是把凝聚在作品这一点“在场的东西”中无尽的内涵（“不在场的东西”）展现在想象中，点点滴滴地加以玩味；不过是回归到形成作品的母源，从母源中，我们对作品获得了一种“原来如此”的醒悟，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美的愉悦”“美的享受”。这种愉悦和享受不是感官的娱乐或感性的满足，而是精神上的满足，思想上的满足。

    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为什么能引起美感？“山河在”是一点在场的东西，但形成此“在”之背后的东西，则是什么都“不在”。正是这什么都“不在”构成这“在”的内涵（此即司马光的解读：“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我们欣赏这诗句时，就回归到这“在”的母源——什么都“不在”，自然倍感凄凉。但这里的凄凉绝非现实生活中的凄凉可以比拟，它是审美意义下的凄凉，它超越了现实生活中凄凉的现实性，给欣赏者引发了一种对“在”的内涵的醒悟，这种醒悟就是审美的愉悦感，给人以“美的享受”。梵·高的画《农鞋》，为什么能引起人的美感？海德格尔做了生动的说明：是农鞋这点“在场的东西”引发观赏者回归到了其背后一系列“不在场的东西．’_一农夫为了面包而日日夜夜地在崎岖的道路上奔波，一年四季风风雨雨对农夫的摧残，以至社会的贫穷、落后、不公，等等，这些都是构成农鞋上几个破洞的母源。观赏者正是从这一回归中获得了某种醒悟，从而也得到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满足。我们经常爱用“玩味无穷”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对一件优秀作品的欣赏。“玩味”之所以能达到“无穷”的地步，其根源就在于隐藏在作品背后“不在场的东西”是“无穷的”。

    中国传统文化重含蓄之美，其实就是把作者的情或意隐藏在作品的表面形象或言词背后，让鉴赏者自己去领会、体悟，从而获得一种醒悟的满足感。

（摘编自张世英《美是“玩味无穷”的精神愉悦》）

城市准入与共同体精神

    21世纪中国几大城市都在讨论准入制度，以便把“低素质”的人排除在城市之外，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准入制度的提出是有其现实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城市治安的恶化。有人认为城市的外来闲杂人员是造成人们缺乏基本安全感的罪魁祸首，必须限制。可是这种变相的户籍制度和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冲突。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在一场经济博弈中，当那些追求最大利益的博弈者们知道这场博弈是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时，当他们对其他博弈者过去的表现都相当了解时，当博弈人数有限时，他们之间就更喜欢合作。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过去说农民老实厚道，特别是那些越住在偏远地区的农民就越老实厚道。如今突然把这些农民称为“低素质”的闲杂人员，说他们是犯罪的根源，原因之一，是他们离开了过去那个面对面的生活圈子，来到了谁也不认识的大城市。来无踪去无影，老实厚道已经不符合他们生存的利益。大家要做的都是一锤子买卖，一锤子买卖当然就没有必要信守不断重复的交易或游戏规则，偷偷抢抢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就需要社会成员都意识到彼此打交道不是一锤子买卖，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交易或者游戏要不断重复，彼此要不断增进了解，共处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圈子”之中。这样，大家即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必须时时顾及对他人的责任。再简单地说，构成社会基础的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区。

现代国家成了维护陌生人之间游戏规则并确保这种游戏不断重复的权威。比如，当你到美国的一个大都市，可以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受欺诈。现代国家的管理已经如此周密，保证了这种不相干的人之间的交易也是要重复的。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取代基层的制度建设；在人们从村庄一样的面对面社区走进现代大都市所代表的陌生人社会时，怎么在最大限度上维护传统的共同体纽带？城市化进程恰恰是这方面的一块试金石。

    英国都市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赖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系列立法，从而逐渐承认工会的权利，保证工人阶级的基本福利，把劳工阶层接纳为城市共同体面的一分子。

    在城市化中吸收外来人员方面最成功的，还是战后的日本。一位日本官员在10年前说了一句话：日本是一个村庄！高度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没有打破村庄里那种面对面的社会人际纽带。战后日本给农民的福利非常丰厚，农村的基础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在工业化进程中，东京的一个大公司跑到一个村子，一下子把村子里一年毕业的学生全雇下来。这样，村子里一代人集体进城，到了一个公司，有了终身的工作和优厚的福利。他们自然以公司为家，在大都市还和在村子里一样，维持着对小共同体的忠诚。

    从世界工业化的大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准入制度不仅无助于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治安问题，从长期看，可能会把治安搞得更坏。城市治安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外来“闲杂人员”失去了传统的共同体和面对的人际网络，同时又不能进入新的共同体，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这样的环境自然促使他们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时进行一次性的交易。上述各国国情虽然不同，但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治安题的根本都是城市的社区接纳外来人员，使他们把城市看做是自己的家园，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归依感和责任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自薛涌《不要把穷人拒于城市之外》）

敬畏之心与文化自觉

    古人对文化什么态度？用现代的话说是有点“文化至上论”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就写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意思是说文化、文章、文采太重要了，它是与“天地”一起诞生的啊。而且他还洋洋洒洒地写道：日月星辰是上天之文。山川草木是大地之文，它们与“肇自太极”的人之文，鼎立为三，合而为一。它也就是“道”。刘勰突出了“人文”、也就是文化的崇高性、永恒性，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文化观念来自儒家，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它就占了主导地位。自古以来，凡是与儒家经籍有关、和由此衍生的典章制度、礼乐诗文都受到尊重和敬畏，甚至有点神圣化，如说“仓颉造字”后“天雨粟，鬼夜哭”之类。

    古人不仅相信文化的崇高和永恒，而且把它视作民族凝聚纽带。世界大多数地方依靠种族或宗教的认同作为民族凝聚纽带的，而我们则主要靠文化。所谓“《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说按照《春秋》大义：哪怕你是“夷”人，一旦采用“中国（中原王朝）之礼”，就按国人对待；如果你是“中国”人，用了“夷礼”。则按照“夷人”对待。可见是否进入中国文化成为判别人群归属的决定因素。在儒家看来，“礼”是文化的核心。

    儒家的信徒以担荷道统自命，他们无论从政，还是“立言”，其终极目的就是“行道”，或者说是以“道”化众，使人人都受到文化的熏沐。这样我们就懂得了为什么司马迁把自己坚持在屈辱下生存写作《史记》看得“重于泰山”，也就懂得了曹丕为什么说写作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些士人都有充分的文化自觉，他们把创造文化和传播文化视作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的事业是上通于天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这些名句就是这种意识生动的概括。

    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可以说在地球上所有的农业文明中它是发展得最精致、最详密、最完美的一个。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又处在社会转型和革命振荡之中。传统文化因为代表既往而失去了原有的光环，原有的敬畏心，自然会随之衰减。上个世纪从60到70年代，极“左”思潮高涨，扫荡文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文化”乃是一个负面词汇了，传统文化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遑论敬畏！这时的传统文化成为妖魔。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虽有根本改变，但并非“复旧”，而是被纳入孔方兄的营垒。因此“渎经热”、“古董热”、“收藏热”，乃至种种弘扬“国粹”热都不免与“赚钱热”有或明或暗的瓜葛，与文化关系不大。看到一幅字画，一款文玩，第一判断都是“值多少钱”？过去被“政治的正确”打压扫荡，进而妖魔化；现在是被金钱任意驱使，日益庸俗化。两者虽不同，对文化的蔑视则是一样的。因此，现在人们干的许多事关文化的事，让旁观者看来最没文化。大约都是金钱在当家作主的缘故。

    朱熹在《中庸注》中说“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他指的是上面所说永恒不变、天人合一的道或文化，正是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肇自孔孟的“道统”延续至今。现在我们努力建设法治社会，这也包含着文化重建。对“道”、“文化”的理解和定位，我们自然会与朱子有很大差别，但文化重建不能完全脱离本土资源也是不争事实，特别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那种质朴的精神、敬畏的态度是我们重建文化、进而形成文化自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

    李白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一个特征是多宏伟意象。他的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气势磅礴，雄奇壮伟。

    李白拥有极广的胸襟和极高的视野，他蔑视权贵，睥睨一世，这体现在山水诗中，便形成了开阔明朗、浩淼空旷的意境。他山水诗中盛唐气象的第二个特征便是意境开阔。“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高山随着平原的到来而逐渐隐去，大江汇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视野是何等的开阔。“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诗中的山水画面，写山的巍峨雄姿，写水的浩浩汤汤，视野开阔，一望无际，使人心旷神怡，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的大气魄、大气象。

盛唐诗歌的神韵，被李白发挥得淋漓尽致。“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指出了豪迈、飘逸是李白的一大风格。其山水诗中也有体现：“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那样美的湖水，那样美的传说，空灵、明净，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字字流淌出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早在青年时期，他怀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雄才大略，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希望登上政治舞台做一番惊天伟业，而后功成身退。他这种“功成身退”的生命理念，正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独特表达。他幻想“平交王侯”“一匡天下”，仰慕鲁仲连、郦食其、范蠡，希望在风云际会中能遇上明德圣主。在过于理想化的人生当中，现实生活当然不断遭受失败，但他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李白热衷功名，但是他傲骨铮铮，蔑视权贵，狂放洒脱。他渴望摆脱束缚，融入自然，毕生追求不受约束的逍遥的境界。在山水诗中也表现出他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是最直接的表白。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也称赞他的傲岸性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人格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盛唐时代的开放包容成就了李白，他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独立不羁的人格和豪放洒脱的气度，亦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李白把盛唐气象融合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运用在山水诗的创作中，谱写了中国山水诗光辉灿烂的一页!

(选自陈立群《李白山水诗与盛唐气象》，有删节)

苏童与王宏图关于南方精神的对话

    王宏图：你曾写过谈论南方精神的文章，能否详细谈谈。

    苏童：在每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作家眼里，他们的南方都是不同的。我所叙述的南方非常杂乱，也非常具体，这恰好是我能做的，也是我认为贴切的表达，我没法赋予它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性的概念。

    我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一条狭窄破旧的小街落笔，它是多少年来被市政建设所遗忘的一条街。我凝望着这条街时，想起了许多往事，那全是些日常生活的镜头，说不上有多少美，但里面透出鲜活的生命气息。那条小街的日常生活节奏非常缓慢，像一只老式的钟，走得很慢，但镇定自若，它与大都市中的快节奏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宏图：从大处着眼，你对南方有些什么看法？

    苏童：要想用几句话勾勒出南方的整体特征非常难。在南方，语言都不太能交流。比如在我从小生活的苏州，翻过一座山，过一条河，人们说的话就互不相同。我觉得，南方的杂乱无章也并不全是坏事，假如从文学汲取营养这方面着眼，它就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就可以演变成非常丰富的素材。那些素材之所以丰富正是因为南方杂乱。但是，从小生长在此的作家，会觉得没有几条线索可以轻易表达他所生长的地域环境，因而对自己写好地域的信心不大。

    也因为南方人多，地域广阔，思想纷杂，工业基础发达，人的精神面目就不是清澈见底的了。南方从来没有一个正统观念，就像两个家庭主妇吵架，她们每次吵架的主题都不是相同的。比如苏州人吵架，总是横生枝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道理，结果很杂乱。

    王宏图：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消费观念也大不一样。

    苏童：南方人想法多，点子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南方的生存环境有关。在南方，人口密集，导致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而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最好的生存环境，这样就势必促使他们在脑子里、肚子里做文章，尽可能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南方人的精神世界的线条难以勾画，我从来不觉得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对南方的塑造是成功的。从社会学维度来看，南方人的精神气质是积极向上的。南方人的脑子活络，他们特有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他们对环境特殊的反应方式，他们必定要永远和人打交道，否则就无法在此立足。这培养了智慧和思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南方人比北方人精明，完全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南方城市里的小巷曲曲折折，一眼根本望不到底，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那么多的人都要生存，那么多的人在有限的地方都在扩充自己的生存空间，见缝插针，所以平直的巷子在那么多人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变得弯曲起来。

    另外南方的精神同北方是有差别的，南方没有发生过集体大迁徙，南方人可以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的故土，作为生活的必由之路。比如说皖南人在20世纪前半叶所过的漂泊生活，漂泊已经成为他们某个阶段的生活定式。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南方精神。他们可以不吝惜自己的故土，可以不断发展，漂泊是他们的命运。过去的皖南人一直在漂泊，没有大规模的迁徙，是自觉地寻求发展和生存。我想正因为这样南方人的思维比较适合现代工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