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丝路学研究（节选）

    ①1868年，德国人李希霍芬对中国地貌和地理进行了规模宏大的综合考察。他从亲身的考察和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发现，古代在中国的北方曾经有过一条称得上是丝绸之路的横贯亚洲大陆的交通大动脉，由此在沿途留下了许多足以令后世赞叹和瞻仰的遗迹和文物。

    ②李希霍芬的偶然发现，在以后半个世纪中竟演变成一场对中国历史遗迹和珍贵文物的浩劫。数以万计的堪称国宝的珍贵文物，从此流失海外。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经过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考察和研究，也从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中心向西延展到了地中海东部利凡特海岸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城市。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发表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完成了对丝绸之路的学术认证。后来经过他编著书籍加以宣扬，丝绸之路为世人熟知。

    ③平心而论，丝绸之路原本只是对亚洲东部和中部的历史毫无所知的欧洲人，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了解到的，当时已经人烟稀少的中国西部地区在千百年前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并且在古代亚洲东部地区和地中海之间，由于频繁的使节往来、商品交换、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形成的必不可少的交通要道，也有过足以令人刮目相看的繁荣历史。东方曾经有过的这种文明，本来足以使进入环球航行时代以来欧洲列强所标榜的“欧洲中心论”发生动摇。然而自从欧洲学术界提出丝绸之路之后，接下来就有“古巴比伦移民中国”、“腓尼基人航抵山东”、“中国人种西来”、“仰韶彩陶文化西来”、“中国青铜工艺西来”的学说接踵而来，似乎无论哪一样新发现、新材料都在显示中国文明的根在西方。足见丝绸之路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欧洲人或者说欧洲的学术界想要指明东方文明源自西方。

    ④丝绸之路在更深的层次上提出的是一个中国文明如何起源、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自丝绸之路提出以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多世纪中，前50年走的正是在“欧洲中心论”框架下对历史潮流的歪曲和误解。尔后50年，丝路学自身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外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从它的发端、演进到成熟的全过程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田野考古，对现今尚在的遗址、遗存的文物给予了充分的保存、修复和研究，终于弄清了以中国为主体的东亚文明是一个至少在一两万年前甚至一二百万年前，就已独立形成的生态环境。

    ⑤以丝绸贸易为主要媒介的丝绸之路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这种关系才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所在，也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传播的重大命题。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①尽管古代中国家庭在生活方式、习惯、作风上各有特点，但严于礼法、以礼法齐家，则是古代中国家庭家风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特征。古代中国的家庭礼法，是由家庭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活动的一系列的规矩和行为模式构成的。每个人都要严格地按照礼法行事，这是实现家庭内部整合、保证和谐家庭生活正常运行，借以维护良好家风的重要原则。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庭生活也不例外，父子间、夫妻间如何相处，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和礼法。

    ②古代家庭礼法起源于商周，到了汉代基本定型，宋代后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演变。总的来说，古代家庭礼法是根据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原则来制定的，是具体体现家庭伦理道德的基本生活行为规范。所以，各地区、各家庭的礼法，大同而小异，只是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差别罢了。

    ③不管家长多么注重言传身教，启蒙读物如何通俗易懂，违反礼法的现象总是难以避免，所以对违反家庭礼法者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以警示其他家庭成员。《郑氏规范》中就规定：对违反礼法者，一是罚拜：二是痛打；三是告官并从家谱中除名，如三年能改的，可再上家谱。一些大家族，也有类似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制定了对违反礼法者的严厉处罚的《郑氏规范》中，也强调了传统的中庸之道，“立家之道，不可过刚，不可过柔，须适中”。于成龙的《治家规范》中说得更明白：“小不忍则乱大谋。父子不忍，则乖天伦：兄弟不忍，则成吴越；夫妻不忍，则鱼水反目。”就是说，大家相互之间都要忍让，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法足有弹性的。忍，就是对人要宽容，要讲忠恕之道，这是古代中国人际伦理的精髓。

    ④不过，古代中国家庭的礼法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接受、实行，主要并不是由于它具有弹性，更重要的是，这些礼法是建立在人情伦理特别是亲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妻之情的基础上的。这从礼制、礼仪的原则就可以看出：“亲亲”、“疏疏”，即亲属关系越近，相互间的礼节越繁琐；亲属关系越远，相互间的礼节越简单。

    ⑤古代中国家庭礼法，也是适应家长专制型家庭和大家族家庭价值取向的产物，所以它较片面地强调妇女、卑幼的顺从。只有实行这些礼法，才能使家长专制家庭、大家族家庭减少冲突，正常生活。如果家长专制型家庭要转变为民主型的家庭，这些礼法就要相应变革了，所以，清末民初的革新志士猛烈抨击传统的家庭礼法，这是很自然的。

（选自《古中国生活》，有删节）

    如今，大家一提工匠精神，一般都先想起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殊不知，自古以来，工匠精神就是“中国气质”之一。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具有创新传统和工匠精神的国度。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的鲁班、李冰是以心灵手巧而成就事业的标杆人物。明朝的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中国古代各类手工匠人以精湛的技艺为社会创造价值，做出过不少重要的发明和创新，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繁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工匠们往往以打造精品为追求。例如，早在60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制作玉器。朱熹对《论语•学而》中的“如琢如磨”做了注解。他说：“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中国思想家对工匠精神的精彩解说。

    其实，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德国生产的产品根本谈不上精致。德国人到英国展出产品，被要求标注：“Made in Germany”，相当于劣等产品的标签。这种标注产地的做法给德国人以很大刺激。他们立志要摘掉劣等产品的帽子，经过上百年努力，才后来居上，使“Made in Germany”成为精品的标记。曾几何时，“东洋货”也曾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现在日本产品却大都是世界精品。

    精品的产出，当然需要制度作保障。比起标注“Made in Germany”，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标注制造者姓名的制度。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为控制产品质量，推行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就实行了“物勒工名”制度。以方便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考核工匠的技艺。据《吕氏春秋》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律》中也有许多具体的惩罚规定。秦代制器，不仅要刻上工匠之名，还要刻上督造者和主造者之名，以便逐级追查产品质量的责任人。如果不刻写名字，就要被罚款。

    秦朝还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系统的技术与产品质量管理机构，及分工负责制度。以少府为例，工师为手工业作坊的负责人，集技术与管理于一身，还传授技艺，监督工匠操作、产品质量检验等。检查产品质量，要求“必功致为上。”（《吕氏春秋•孟冬纪》）。做得好的，也有具体的奖励办法。由于有这样的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朝能够制造出精湛的铜车马、兵马俑等艺术品。

    在中国历史上，工匠制度的传承发展，渐渐形成了特有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理念，对工匠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以瓷器工匠为例，官窑（如龙泉窑）生产的好产品呈给皇家，出现次品就要砸掉。陶瓷界有实力的厂家都坚守一个传统：仿品不能当正品出售。正是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制度作保证，中国历朝历代才能不断产出名扬四海的精品，如玉器、青铜器、瓷器、丝绸等，铸就东方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今年以来，工匠精神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切中时弊、符合时需。在当代中国产业界和其他行业都应当弘扬，或者说找回中国工匠“精益求精”的精神，全社会也要尊重能工巧匠的创造力和贡献，使“Made in China”成为精致美好、质量信得过的标签。

（摘自《光明日报》《工匠精神自古就是“中国气质”》）

中国古代司法的疑罪从无、从轻

李竟恒

    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主流，尤其重视审慎，以避免冤案的出现。先秦时期司法精神的主流，主张司法的审慎与宽和，《论语·子路》中孔子主张“赦小过”，上博楚简《仲弓》作“赦过与辜”，《周礼·秋官司寇·司刺》也主张赦免幼弱、老耄与蠢愚这三种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疑罪从无或疑罪从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从夏代的司法精神中，便强调与其造成冤案，宁可达不到执法效果，即宁纵毋枉。周人的《尚书·吕刑》中，尤其强调司法的审慎：“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司法中的疑罪，采取赦免从无原则。汉代孔安国的注解认为，刑狱有疑点的，应该改为较轻的处罚，小惩罚有疑点的，应该完全赦免。按照孔安国的解释，这一周代的司法精神同时兼有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两种。

    秦朝的司法思想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底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两件事。一次是有人在东郡的陨石上刻诅咒秦始皇的文字，秦始皇便“尽取石旁居人诛之”，陨石旁边所有的居民都被进行了有罪推定，所以杀无赦。类似的例子，秦始皇在梁山宫怀疑身边的人将信息泄露给了丞相李斯，于是便将“时在旁者”全部杀掉。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秦法对于犯罪嫌疑人，“无解词，笞讯某”，即一边刑讯逼供，一边要嫌疑人自证清白。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很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张家山出土竹简《奏谳书》中，就记载了一个秦代冤案，一个叫“讲”的人，被怀疑偷牛，在严刑鞭打下最终屈打成招，惨遭冤狱，全家遭殃。正是秦朝的这种严酷司法，最终导致“赭衣半道，群盗满山”，路上遇到一半的人都被判定犯罪，漫山遍野都是逃跑的亡命者。

    汉儒继承了先秦主流的司法思想，反对秦朝法律文化。《礼记·王制》：“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即有疑点的案子要拿出来众人讨论，如果大家都认为存疑，便作赦免处理。汉代儒书《孔子家语·刑政》也有：“疑狱，则泛与众共之，疑者赦之”，主张疑罪从无。汉儒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主张：“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即疑罪从无是仁政的司法要求。汉儒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曾经记载一个寓言，据说魏国有疑罪，一半的司法人员主张应该做有罪推定，魏王便请教大商人陶朱公。经陶朱公启发，魏王意识到应该“狱疑则从去”，于是“梁（魏）国大悦”，确定了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因而获得民众的拥护。

    这些汉儒疑罪从无、从轻的司法思想，对汉代的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影响。《汉书·于定国传》记载，汉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学习儒家《春秋》，接受了儒的价值观，所以“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这位司法官员虽然没有实践疑罪从无，但却践行疑罪从轻，比起秦法的有罪推定传统来说，是一种明显的改善。

    相比于秦朝的有罪推定，儒学的疑罪从轻、疑罪从无思想都是更合理的。当然，从轻和从无二者之间又有高下之分。明代人梅鹫在《尚书考异》中就指出，“罪疑惟轻，贤人以下。忠厚之事，圣人似不止此”，意思是罪疑从轻原则，只是一般儒者就能主张的水平，而疑罪从无，才是真正圣人的司法思想。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9.2.28）

    文学观念是随着时世的推移而改变的。魏晋文学观念的变革，摆脱了经学的束缚，确立了诗文正宗；近代文学观念的更新，突破了正统的范畴，接纳了戏曲小说。林先生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特别重视这种文学本位，着力于文学自身内在规律的探索。在唐诗的研究中，一般都要提到诸如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融合、大众喜爱等外部条件，而林先生则不然。先生是位诗人，因而敏锐地发现，在这诗的国度里，诗成了整个文化的灵魂。他说：“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它无处不在，它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去。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漫谈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借鉴》）他以富于诗人个性的独特视角直切诗歌的文学本位，因而在创作主体中偏重于寒士诗人，在创作方法中偏重于浪漫主义。

    林先生的唐诗研究，不同于一般批评者把目光投向诗歌所反映的具体社会现实，而是把握住创作主体的精神，提出了“少年精神”。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出身寒微，生活困苦。他说：“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中国文学简史·导言》）唐代正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曾推行开明政治，是寒士积极进取、扬眉吐气的时代，因而表现出一种“少年精神”。“少年精神”是“开朗的、解放的”，充满“青春的气息”和“浪漫豪情”。李白是最富于“布衣感”的“寒士”，也是最富于“少年精神”的诗人，他“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唐代四大诗人》）。盛唐诗人诗作类皆具有“少年精神”，即便是发牢骚的诗，也是乐观向上的；即便是写空寂的境界，“也流露着与宇宙息息相通的无限生意”。林先生与“汉魏风骨”对举，提出“盛唐气象”，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盛唐气象》）。林先生是从寒士文学本位去把握唐诗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和时代风貌的。

    林先生认为抒情才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最适合于抒情，所以林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浪漫主义作家，晚年致力于《西游记》的研究，也因为它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他说：“李白的诗歌气质是浪漫的。这浪漫是意味着更高的解放要求，是鼓舞着更为高涨的热情的。”（《诗人李白》）在他看来，现实主义表现的是现实，是存在，是形而下的，近于“微观”，而浪漫主义表现的则是感情，是精神，是形而上的，近于“宏观”。在社会上强调典型说的现实主义理论，把许多诗人诗作装进现实主义大箩筐之时，林先生却根据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更多地阐发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特性，并肯定其积极意义，这也反映出他那不同流俗的学术品性。

（摘编自林东海《林庚<唐诗综论>导读》）

材料一：

文化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现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辫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世界文化的同化、融合、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人们在接触另一种文化时往往如此。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因此，我们既不能要求外国人像中国人那样“地道”地理解中国文化，也不能要求中国人像外国人一样理解外国文化，更不能把一切误读都斥之为“不懂”“歪曲”“要不得”，其实，误读往往在文化发展中起很好的推动作用。如茅盾解读尼采的权力意志“唯其人类是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这样的解读显然一方面丰富了主体文化，另一方面又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扩展了客体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误读都会产生积极作用，有时候，误读会造成相当严重的悲剧性后果。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梁启超先生曾到欧洲游学，亲自体察了西方的文化现状。回来后写了一本《欧游心影录》，认为西方濒临精神危机，几乎已是朝不保夕，因此大声疾呼，要以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拯救西方的“物质疲惫”。结果并未拯救别人，倒是国内崇奉国粹、热心复古的浪潮大大盛行起来，延缓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由于全球信息社会的来临，各种文化体系的接触日益频繁；由于西方发达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在精神方面的自省，并急于寻找文化参照系以寻求新路和反观自身；也由于东方社会的急速发展，逐渐摆脱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急于更新自己的思想文化，在现代语境中重新发现自己，东西文化都将在二十一世纪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材料二：

汤用彤先生曾历数了外来思想的输入往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即“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

应该强调的是，古代中华文明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农业文明，内容丰富，理念、体制与运行机制皆甚为完备，因而具有很强的相对稳定性，其核心部分更是稳定到带有某种保守或顽固的性质。因此，当外来文化系统，特别是异质宗教传入的时候，很容易彼此发生碰撞。古代历史上两次流入中华的外来的高水准的文化，与中华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相当深的文化间隔阂与异质，可以称之为文化沟。如何跨越文化沟，就有了共同的轨迹可寻。

这个共同的轨迹，就是一种文化作伪，即变幻本文化的色彩，甚至披上一件容易与对方文化混同的迷彩服，暗渡陈仓，使对方文化本质的固守警觉性神经遭到麻痹，从而达到向对方渗透、流播的目的。不难看到，无论是汉魏以来佛教文化的传入，还是晚明基督教文化的传入，都是采用这种手段。东汉时期中国典籍的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初期来华的佛教，将自己装扮得与黄老并无二致，因而获得进身之阶，在楚王刘英的上层文化圈内得其所哉，甚至得到了汉明帝的认可。

事实上，这种麻痹对方的手段是一种双刃武器，往往也会麻痹自己。当你变幻色彩，企图通过混同对方的办法进行渗透时，实际上也在使自己悄悄地发生异变，在适应对方文化环境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某种质的变化。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逐渐实现了它的中国化，从而展现了它文化系统内核的魅力，它与儒学相互渗透影响的结果，使之深深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还有一种现象，叫作文明或文化的误读。或也可以称之为文明或文化的错误认同，一般发生在文化引进的一方。明晚期由西方传教士们翻译的儒学以及中国文学等方面的著作，在西方启蒙运动先驱们那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光环。那些从未到过中国，也根本无意来华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无意求取中华文明的真经，却有心编撰一部近代文明的新经。而这部文明新经的编撰，又正是当时剧变中的西欧的一种社会需求、一个时代的呼唤，启蒙学者们将传教士隔雾看到的中华文明之花借来，用自己受当时社会需求所决定的心态与目光，将这一雾中花进一步加以欧式雾化，终于将其误读成自己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向着欧洲中世纪的专制、愚昧与黑暗奋勇出击。

（摘编自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