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在不隐晦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运用曲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惩劝，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地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他加以详细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春秋笔法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一种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那就是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行文，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隐瞒，仅是对比较小的事情所作的隐瞒，大事从简或者曲笔。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能够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以教化人民，在笔墨中又流露出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这是曲笔的最高宗旨和理想。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灾异与人事

葛剑雄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食、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祷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这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子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这一观念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了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节选自《醒狮国学》）

    谈起快速发展的网络文学，人们对网络创作所对接的文学传统，似乎关注不 多。事实上，网络文学传承中华文学传统，网络创作秉持中华文学立场，不仅是 对网络文学的一种期待，而且也是许多优秀网络作品的一种内在品质。

    网络文学是伴随互联网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种新兴文学形态。网络技术可以“无中生有”，网络文学却需要技术联姻和精神传承。有网络作家曾说过：“网 络文学的父亲是网络，母亲是文学。”网络是当代高科技的代表，文学则是人文 精神的体现，科技与人文在网络文学旗帜下达成统一。网络文学创作同人类任何 一种精神生产一样，不是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 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

    网络文学虽然有些“另类”，但网络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它仍然需要赓 续文学传统，在继承中创造，始于返本而得以开新。不仅网络写作的语言表达古 已有之，许多网络作品的情节设置等也都能找到传统文学的影子，受益于传统文 学千百年的艺术积淀。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的思想蕴含、价值营造等观念层 面的东西也无不渊源有自，可以从传统文学的文化母题中找到它们的历史基因。 比如，明清时期的四大名著，《西游记》写神魔、《三国演义》写历史、《水浒 传》写侠义、《红楼梦》写才子佳人，可以说是类型化的长篇小说。网络上数量 最大的幻想类作品如玄幻、仙侠等，与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金庸、古龙等人的武侠 小说不能说没有渊源关系。《择天记》等众多热门小说展现的玄幻世界，均可在 传统神话中找到源头。

    文学是变化的，正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特别是在急剧变化的时代 就更是这样。不过，不管怎么变，网络文学终归还应该是文学，大凡是文学就该 有一些属于文学的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多年前就有作家提 出，网络改变的只是文学载体、阅读习惯和表现方式，不能改变文学本身，如情 感、想象、良知、语言等文学要素。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网络文学要往前走、向 上走，成为凝聚中国力量的优质源头，离不开文化立场的主体定位，即对接优秀 文学传统，使网络文学成为新时代中国文艺建设性的积极力量。从古代神话到《诗 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现当代优秀文学传统， 这一中国文脉对于网络文学创作不仅有用，而且有效，不仅不能终止于网络，而 且应该在网络文学中得到传承和弘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网络文学从传统文学中吸取养分，必将促使自己从“高原”走向 “高峰”，创造出新境界。

（摘编自欧阳友权《网络文学创作并非“从零开始”》）

材料一：

今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报告显示，截至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总出货量为3.552亿台，同比下降了6%，而这已经是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连续第六个季度同比下滑了。然而，2018年度华为手机发货量（含荣耀）已突破2亿台，今年华为预计将实现销售收入1085亿美元，同比猛增21%。华为的年度手机发货量从2017年的1.53亿台冲至2亿台，创造了8年来的最大增幅。

    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分析，过去8年，华为用创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在影像、续航、通信、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引领了行业创新趋势。据了解，华为已经和全球领先运营商签定了26个5G商用合同，1万多个5G基站已发往世界各地；全球160多个城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211家，选择华为作为其数字化转型的伙伴。有统计显示，全世界5G标准立项并且通过的企业是爱立信6项、高通5项、日本NTT DOCOMO 4项、诺基亚4项、英特尔4项等，而中国移动和华为则分别以10项和8项居于总量前列。

（节选自赵鹏《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 国产品牌手机市场领军逆袭》）

材料二：

据外媒报道，红米Note 4助推小米成为印度市场头号手机销量品牌。IDC（互联网数据中心）最新季度智能手机数据显示，小米携手三星成为印度2017年第三季度第一大手机品牌。目前小米和三星在印度都持有23.5%的市场占有率，紧随其后的是摩托罗拉、ViVO和OPPO手机。

    小米的价格战使得它在eTailer和直销网络平台上获得了销量冠军。IDC称，小米通过Preferred Partner stores和小米之家的线下规模扩张，相比上一个季度，销量足足翻了一番。小米凭借着线上销量，在2017年第一季度就开始加大线下市场投入力度，形成了以零售伙伴合作、小米Preferred Partner stores和小米之家的三角销售策略，撼动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格局。基于O2O策略，能够实现线上到线下和线下到线上的直销。

（节选自王英杰《小米成为印度市场手机销量领头羊》环球网）

材料三：

    近一年间，国产手机市场风起云涌，一批中小厂商努力突围却“有心无力”。分析指出，手机行业常年来存在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利润空间相对有限；此外，相对头部厂商，中小品牌在渠道、资金、技术等方面缺乏竞争力，迫于无奈需要主打“性价比”优势，而当下全行业不景气导致头部品牌纷纷加入“性价比”之争，更使得中小品牌“无利可图”，前景一片灰暗。

国内手机出货量统计

2018年1-11月国内手机厂商出货量占比

（节选自许隽《国内手机市场颓势难挽 中小厂商或被迫“出局”》）

    季布者楚人也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原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待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拜为郎中。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上默然惭。布辞之官。楚人曹丘生，与窦长君善，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说，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节选自《史记˙季布栾布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