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丑中之美

    庄子及其后学以“道”的自然无为为美，其根本表现是在个体人格的自由上。因而，在庄子及其后学看来，人的外形的丑丝毫也不妨碍他具有精神的美，得到人们的爱慕。庄子一方面赞赏他理想中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神人”，另一方面又丝毫不歧视形体残缺丑陋，却具有精神人格美的人。在中国美学史上，也是庄子第一个明确地谈到了丑的问题，指出了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

    《德充符》中通过许多寓言说明了这个道理。卫国的哀骀（tái）它是一个奇丑的人，“以恶（丑）骇天下”，然而“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鲁哀公和他相处不过数月就想请他当宰相。庄子以文学的夸张笔法，描写了这个奇丑者得到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的爱慕，同时又借孔丘之口说明了他之所以得到爱慕的原因：“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而所谓“使其形者”就是精神。人们之所以爱这个奇丑的人物，就是爱他的“全德”，爱他的精神美。“闉（yīn）趾支离无脤（shèn）”“瓮盎大瘿（yǐng）”都是一些腰弯及于脚趾、形体残缺没有嘴唇、身上长着像盆瓮一样大的瘤子的奇丑人物，然而前者说卫灵公，后者说齐桓公，都得到了赏识和喜爱，以至卫灵公、齐桓公看起那些形体齐全的人来，反而觉得“其脰（dòu）肩肩（瘦小样子）”，矮小可怜了。庄子认为，这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的缘故。这些奇丑人物，由于他们有人格精神上的美，所以人们就忘掉了他们形体的丑陋，看上去反而比形体健全的人更加高大了。庄子看到了人的内在精神美能够压倒和克服外在形体的丑，“形骸之外”的美高于“形骸之内”的美。在追求着个体人格自由的庄子眼里，就连汲汲于仁义、不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孔子，虽然形体健全，但较之于被砍掉了一只脚，却懂得自然无为之道的“兀者叔山”，在精神上是遭受了无可解救的“天刑”的。在庄子看来，这种精神上的刑残比肉体上的刑残更加可悲。庄子一点也不忽视形体的美，但更加重视精神的美。这种对于人的精神美的高度重视和追求，后来在魏晋时期的美学中得到了发展。

    从艺术史上看，庄子认为在丑怪的形相中可以包含强烈的精神美的思想，曾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明显的影响。五代人物画家禅月大师贯休的人物画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贯休是禅宗的信奉者，曾被皇家授予师号。而禅宗的思想，是同道家的思想密切联系着的。贯休所画的人物，其形相十分怪异甚至丑陋，却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其名作十六帧水墨罗汉，骨相奇特古怪，为前代所找不出的。例如有庞眉大目者，孕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以之与阎立本的帝王图相对照，虽则坚实劲拔的笔致，略有相似，而人物的形态完全不同。阎氏的人物庄严肃穆，是一种士大夫社会的正型。而贯休的人物怪骇突兀，宛如战斗时神经紧张的一种变型”。完全可以说，在中国美学史上，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为庄子美学所特有。这也是一般浪漫主义美学所共有的特色。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则是排斥丑怪之美的。

（有删改）

    所谓“人文信仰”，它的启发来自现代学者提出的“人文宗教”。新儒家认为，儒家传统是一种不出世的却具有超越性的东方宗教，它不像其他的宗教，需要有神，有耶稣、安拉等外在权威。它不需要外在的权威，它有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内在超越性，也就是道德心，如孟子所谓“仁义礼智”。儒家传统的这一特质，若称为中华“人文信仰”更准确。

    “人文信仰”在儒释道中都有，儒家比较典型，儒家是“以出世的心态行入世的功德”，在世俗社会中要完成人之为人的使命。一是个体生命的健全，即诚意、正心、修身；另外就是建功立业，即把“立德、立功、立言”当作人生追求。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具有经济的、政治的、道德文化的属性。但道德文化属性应是人的最高属性，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本质。

    信仰体系当中，儒家肯定人首先要解决肉体的存在问题，这并非一般人理解的儒家是重义轻利的。儒家主张在道义的引领下对物质生活的安顿，认为这也是治国理政者须关注的重中之重。如孔子所说“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荀子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在这个基础上，儒家重视和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人的道德、文化。这是儒家生命大智慧的主要内涵。

    儒学是仁学，但一般只讲“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关于“爱他人”，孟子曾发挥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将“爱他”或“他爱”推展为亲亲、仁民、爱物这样三个由近及远的层次。实际上，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就彰明了儒学仁学的首要内涵就是“为己之学”。“为己”并不是自私自利，他是先成就自己。这和现代人生存理念是一致的。一个人要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开发出来，成长为一个士，再成长为君子，成长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然后你才能去齐家治国平天下。荀子说过：“知者自知，仁者爱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在孟子这里发挥得比较到位。义利并重，以义驭利，这是孟子对儒家核心价值的阐发。儒学不是不讲功利，而是认为在功利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原则，并借此来引领、驾驭功利。这也是对道义上的担当精神的高扬。

    荀子则进一步发挥了“礼法”范畴。他把“仁”“义”这个基本的人文信仰转化成内规矩和外规矩。内规矩即德的柔性约束，外规矩即法的刚性约束。德与法统一起来就是礼或礼法。德与法一起，共同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普遍的秩序与和谐。因此，荀子是儒家“治统”的系统阐释者，是儒学由纯学术向汉初政治儒学转化、转型的重要中介。

（本文选自2017年4月1日新华网发展论坛，有删改）

    随着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作为乡村基层的里甲制度逐渐流为一种形式。国家将缴纳赋税的职能交给民间社会自行办理，由此形成了明清的“基层社会自治化”。而且，地方政府往往也因人力、财政上的困难，而难以有效地组织地方上的公共工程、福利机构和教育设施等，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组织及公共产品的提供很大程度上依靠乡贤。既然地方政府财政不足，只能依仗“乐善好施”“笃行仗义”的乡贤了。在筹建过程中和经营管理上，地方乡贤也参与其中，如清代《牧令书》卷七记载：“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况邑有兴建，非公正绅士不能筹办，如修治城垣、学宫及各祠庙，建育婴堂，修治街道，俱赖绅士倡劝，始终经理。”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支持公共事务，而且在发起、经营、管理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清时候的乡贤能够在乡村发挥作用，与国家的基层制度和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乡贤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与乡绅阶层的兴起紧密相关。广义上的乡绅是指“士之居乡者”。乡绅又可分为官绅、学绅和商绅。官绅是指曾经或现任官员在乡者；学绅是指那些有功名或学衔但又尚未入仕者；商绅是指那些具有商人身份的士绅，其在地方上具有一定权威并获得民众认可。

    明朝中叶以后，乡绅阶层渐渐形成，主要原因有：其一，退休官员多返回本籍。明代朝廷规定官员辞官或退休一律给驿还乡，致仕官不得留住京师和任所地。其二，“学绅”在地方上的累积。明代学校系统完备，士人一般都可在本地官学入学。拥有一定功名和学衔的士人，除非因违反学规、受处分剥夺学籍和功名外，其身份可以一直保持下去。而且，地方上举荐待入仕者多，官缺少，生员则绝大部分终身与仕途无缘。除了少数人离乡谋发展之外，大多数人都留在本乡。

    这些乡绅由科举制、学校制和捐纳制产生，社会地位相近，朝廷赋予他们各种政治、经济、司法方面的特权，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同时，他们与乡土社会联系比较紧密，是一个社区中的领导者。他们在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乡贤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声望和特权，熟悉朝廷的法令、政策，可以与地方官员甚至中央官员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权益保护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意识，与民间社会有直接的接触，易于被百姓所信任和接受。所以清代一位叫王凤生的县令就说：“士为齐民之首，朝廷法纪尽喻于民，唯士与民亲，易于取信。”在与官方沟通时，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利用其拥有的特权，通过一切社会关系，将民间社会的意见传达上去。无论是朝廷政令在地方上的有效实施，还是民间社会愿望的上达，作为政府和基层民众之间的中介，乡贤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一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间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间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观，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白《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元宇宙始于1992年国外科幻作品《雪崩》里提到的“Metaverse（元宇宙）”和“Avatar（化身）”这两个概念。人们在“Metaverse”里可以拥有自己的虚拟替身，这个虚拟的世界就叫作“元宇宙”。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沈阳介绍，元宇宙主要有以下几项核心技术：一是扩展现实技术，包括VR和AR。扩展现实技术可以提供沉浸式的体验。二是数字孪生，它能够把现实世界镜像到虚拟世界里面去。这也意味着在元宇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虚拟分身。三是用区块链来搭建经济体系。我们在元宇宙当中可能不仅仅是在花钱，而且有可能赚钱，这样在虚拟世界里同样形成了一套经济体系。

（摘编自新华社官网《什么是元宇宙？为何要关注它？》）

材料二：

虚拟现实技术在医疗、文旅、教育、电影、电竞、直播等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常见，正在成为赋能千行百业的重要推手。今年2月，5G+医疗机器人+VR探视系统正式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病房应用，利用5G网络、医疗机器人、360度8K全景摄像头、8KVR眼镜等技术手段，实现了远程“零距离”探视。广西北海市“5G+VR智慧教室”交付使用，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通过云平台将各类教学内容同步到VR眼镜，实现沉浸式虚拟教学。

（摘编自中国电子报《虚拟现实：元宇宙点燃新一轮发展热情》）

材料三：

伦理道德方面，“元宇宙”深度释放了人类创造力与能动性，集中体现了人类对于突破物理限制、拓展生命体验的内在向往。“元宇宙”中构建的数字虚拟世界，既是现实物理世界的数字化复制物和创造物，也是科技改变生活与科技向善的结合。但并非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更不是逃离现实的“乌托邦”。进一步讲，“元宇宙”营造的沉浸式体验不是“沉沦式”生活，不能成为使人无形中丧失求真意识、热衷于成瘾式游戏生活的借口。“元宇宙”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度虚拟化，必须依托社交网络演化发展，难以切断与现实物理世界的必然联系。因此，“元宇宙”中构建的虚拟身份、虚拟产品、虚拟市场、虚拟交易、虚拟生活、虚拟经济、虚拟人生等，不能脱离伦理道德的约束。

（摘编自解放军报《“元宇宙”来了，勿忘风险与挑战》）

材料四：

资本乃至权力把对所谓人性的满足、迎合作为技术创新的标尺，一切工具合理性似乎都指向和服务于人性。在元宇宙中，大数据、算法比我们自己更能监测和理解自己的感觉。我们为之惊叹的“人性化”不过是算法的结果。在感受力被数据化和技术加强的情况下，人自身最贴己的现实感受力、存在领悟力、思想表达力反而在下降。赫拉利所谓“退化的人类滥用进化的计算机”“可能只会增强人类的‘自然愚蠢’”等判断，与马克思的警示如出一辙：“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元宇宙的出现将把这种状况推向极致，其中最值得我们沉思的悖论就是：人的愚钝化恰恰是所谓人性化追求的结果！

（摘编自沈湘平《元宇宙：人类存在状况的最新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