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痛者的天籁

马德

    那两年，逢年过节，养鱼的蔡婆总要给我家送几条新鲜的鱼来。一进院门，她就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我有点恨父亲。集市上什么鱼都有，为什么父亲偏偏喜欢蔡婆鱼呢？有一次，我问蔡婆，你咋知道我爸爸喜欢吃你家的鱼哩？蔡婆说，你爸爸呀，是个馋猫，为了吃我的鱼，每天晚上敲我的门。父亲真没出息。

    父亲在镇里的一家工厂上班，两班倒。但父亲很少上白班。父亲说，他胆大，不怕走夜路。我不相信父亲的话。其实，父亲是想多挣些钱。上夜班，一个月多挣100多块钱呢。

    父亲每天晚上从镇里回来，要翻过一面坡，再翻过一面坡，七八里路，上坡下梁地要走半天。就在那两面坡中间，有一块洼地，蔡婆的鱼塘就在那里。

    父亲说，蔡婆不容易。蔡婆的丈夫是个跑买卖的人，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闹着要和蔡婆离婚，蔡婆死活不同意，结果，她的丈夫就跑了，临走的时候，卷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只剩下蔡婆，以及三个孩子。

    为了养家糊口，蔡婆凭着年轻时候养过几年鱼的经验，包了山洼里的鱼塘，并在鱼塘旁盖了间简陋的土房子。然后，把孩子扔给老人，一年四季，蓬头垢面地照看着她的鱼塘。

    每天晚上，父亲下夜班，骑车路过那鱼塘的时候，总要去敲敲她的门。笃——笃笃——舅奶，睡了没有？蔡婆是父亲的舅奶，父亲一直这么喊她。屋子里亮着油灯，蔡婆还没睡。她便唤父亲进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然后，父亲才走。有时候，父亲下夜班很晚，蔡婆屋子里的油灯早已熄灭了，但父亲依然要去敲敲蔡婆的门。笃——笃笃——舅奶，我下班回来了，你挺好吧。听着屋里的蔡婆在睡梦中含混地应了，父亲才走。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去敲蔡婆的门，是想吃她养的鱼吗？父亲摸摸我的头，笑笑说，你还小，不懂。

    我已经不小了，都上初中了！我一本正经，又义愤填膺地喊。父亲依旧每晚去敲她的门，蔡婆依旧逢年过节送鱼来。她一进门，依旧扯着嗓门喊我：杨小闹，来，取盆，拿鱼。父亲真是个馋猫。后来，我大学毕业了，父亲退了休，蔡婆也不养鱼了。混得不错的儿女们，把她接进了城里，让她去安享清福。有一次，我和父亲谈起了蔡婆，谈起了那些年的事。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你奶奶是生你五叔的时候，难产死的。我瞠目结舌，尽管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奶奶就没了，但从来没有听父亲说过这些。你爷爷受不了这个打击，想不开，几次想寻短见，随你奶奶而去。村里有一个叫杨有贵的人，和你爷爷岁数差不多，就经常来劝他，说，你还有几个孩子呢，就是为了孩子们，你也得活下去啊。

    但你爷爷还是不能从悲伤中走出来。那一段日子，每天晚上，杨有贵都要来咱家坐坐，或者与你爷爷拉家常，或者聊东说西。有一搭没一搭地找些话说，即便真的没话说了，也要干坐着，一直待到很晚才走。

    你爷爷后来说，如果没有杨有贵这个人，如果没有他每晚来陪着坐一阵子，也许，咱们家就没有今天。所以，你爷爷临去世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伸出手来可以扶人，拿出钱来可以帮人，人在遭难的时候，就是有人陪着说说话，也是能救人于苦难中的。

    爸爸深深记住了爷爷说的这句话。那几年，蔡婆不容易，爸爸想帮帮她。于是，每天晚上去敲敲她的门，就是想让她知道，有人在惦记着她，好让她那颗清冷而孤独的心得到温暖，看到希望。

    是啊，那些夜晚的敲门声，对蔡婆来说，不仅是温暖的，还是敲响在她苦痛心灵里的天籁之音啊！我不失时机地说。父亲笑笑，说，不管怎样，她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人，也许不愁吃、不愁穿，却在自我心底里痛苦着、挣扎着。他们所缺少的，也许只是陪他们坐一坐、说说话的人。哪怕，在他们最寂寞的时候，能够听到“笃笃”的敲门声，也是好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世界上最温暖、最美妙的天籁。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有改动）

哑巴

王中华

    哑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震雷。据说他出生那日，好好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那天儿降生，娘却离世，而爹正好五十岁。

    震雷2岁大时，还不会说话。爹把朝鲜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张医师找来。张医师让孩子张嘴，看后说：“一切正常。”当爹的心才落下。

    哑巴读书了。每天放学，辫子女孩手举小红旗，身后是一长溜的小人儿，像跟着一群欢快的小鸭子。而哑巴总是排在最后，因为同学欺他不会说话。

    爹病了，张医生来看望。他俩在里屋坐了半天。临走时，他对哑巴说：“叔后天要随医疗队去非洲援外，明天是星期六，记住，你一定要带爹去医院看病，否则他可能终身瘫痪。”

    清晨，哑巴挽着爹的手，爹步履维艰，突然整个人就斜倒在树丛里了。爹嘴歪了，不能说话，身子沉得像一块铁。有女士走来，哑巴跟在后面，喉咙却发不出音。他重新回到爹身旁，接着又掉头跑向路口……

    “咕──”是出租车的刹车声。司机见男孩不说话，踩油门，又走了。望着远去的车影，男孩的身子在颤抖。

    “咕──”又一辆车停住了。司机看了一眼男孩，刚要踩油门，这时，孩子整个脸涨得像柿子一样红，然后嘴里挤出“爸爸”两字。

    “你说什么？”司机觉得有些怪。孩子又无话了。他无奈地摇摇头，正要离去时，孩子再次满脸通红，说：“他病了。”

    “你爹患的是急性脑中风，幸亏送医院早！”张医生赶到医院，跟哑巴说。然后，他就下一步治疗向医生、护士，甚至连送饭的阿姨一一做了交代。他还为哑巴请了三个月的停学假，因为他明天就要出国去了。

    第二天早晨，哑巴早早地坐在爹的床头。送饭阿姨来了。“早饭有馒头、稀饭、面条……想吃啥？”阿姨心急地问。哑巴屏住呼吸望着爹微动无声的嘴唇，好久才涨红着脸说：“稀饭。”

    第三天，说话仍是满脸通红。

    第七天，送饭阿姨笑嘻嘻说：“你儿这个传话筒，这周能说好几个词了。”爹的脸瞬间浮现出幸福的喜悦，然后舔了舔嘴唇，似乎能说话了。

    “不过啊，”阿姨继续说，“其实有的哑巴是说话太少，你儿如果像现在这样，坚持十年，肯定说话顶呱呱。”他脸色突然凝重起来，眼前浮现出朝鲜战场乌云滚滚的往事：一位原先能说能笑的孩童，因看见爹妈被燃烧弹烧死后，就不再说话，以后真成了哑巴儿。

    哑巴话虽不多，但哑巴说话的传闻远远胜过他说过的话。

    那一年，人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听说哑巴会说话了？”

    以后是：“听说哑巴会说很多的话。”

    再后来成了：“哑巴越来越会说话了。”

    高中毕业那年，哑巴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进行的演讲，让全校师生喝彩不止。

    这一天，一位军人模样的汉子朝哑巴家走去，他是援外九年的张医生。当他紧紧握住对方手时，哑巴爹也激动地站起来。稍后，张医生问：“老哥，这些年可好？听说哑巴儿能说话了？”

    对方一阵沉默，接着还是沉默。

    “老哥！”张医生重新站起来。“请说话啊！”他祈求道。

    对方张了张嘴，然后屏气，脸渐渐变红，接着喉咙里发出一阵含糊短促的“呵……呵……”声，像是喉咙含着两记滚动的闷雷，光有嗡嗡的滚动，却始终没有雷爆声。

    “老哥！”张医生颤颤地叫了一声。

    对方又痛苦地像刚才一样试了一遍，然后苦涩地摇头笑了一笑。

    “老哥啊，”这位在朝鲜战场上曾一天掩埋14位战友都不落泪的汉子哭了，“我们不是曾经商量好，等哑巴会说话，我们就不再演戏，你马上就过正常人的生活吗……老哥啊，你怎么自己反成哑巴了呢……是我害了你啊……这让我怎么跟死去的嫂子交代呀……”

    此时，哑巴儿立在院门口，他怀抱奖状证书，望着父辈的两个背影，天没下雨，但他的泪水如雨。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2016 年15期，有删节）

会飞的福字

李丰

    狗娃想起那架纸飞机时，纸飞机正朝着墙头飞去。狗娃迅速跑到墙根伸手去拦，可还是晚了一步，他眼巴巴地看着纸飞机擦着他的指尖，飘过了半人高的墙头，巧妙地越过一垄柿子架，又快速躲过一只母鸡的飞扑，最终钻进牛棚。

    当它一路抵达目的地的当儿，隔壁串秧子家的奶牛毫不客气地上去，用大牛蹄子踩了一脚，之后又转身在上面浇了一泡尿，还把屁股撅得老高，尾巴一甩一甩地向狗娃示威。

    随着这泡尿，狗娃的脸色由好看的粉柿子变成了白角瓜，又由白角瓜变成了紫皮茄子，鬓角渗出的豆大汗珠被正午的阳光晃得闪着金星星。旁边的狗娃媳妇也霎时间明白是咋回事了，她嗷唠一嗓子扑向七岁的儿子豌豆。

    “你个养不熟的败家子，看我怎么打你！”

    豌豆见娘疯了似的扑过来，忙躲到爹的后面：“爹……爹……咋了？咋了？是你让的啊！”

    豌豆不知道自己咋把娘气成了这样，自己不就用一张福字叠了个小飞机吗？可这又咋了，年早都过完了，这福字留着还有啥用啊？再说，叠飞机是爹同意的，怎么飞机飞到隔壁，娘就疯成了这样了？

    狗娃一把把媳妇推开，回头瞪了一眼豌豆，又转身抓住媳妇的胳膊把她拽进屋。豌豆被爹瞪得心里发毛，他想跟进去，可门被爹在里面插上了。

    “你咋呼啥，怕隔壁不知道啊？”狗娃连忙捂住媳妇的嘴巴。

    “你个葫芦脑袋，你脑子咋不拿事呢？那不是串秧子家给咱打的欠条吗？五千块呀，都让牛尿泡花了，串秧子还能认账吗？”狗娃媳妇急得眼里汪起两团蒙蒙的雾。

    “我哪儿知道是那张福字啊，咋这么巧呢？”狗娃背着手在屋里踅着弯弯，他来回走得急，碰倒了椅子，碰翻了米篓，踅了不知多少圈也没能想出个好招儿来。

    最后他一跺脚：“唉！该着，没就没了吧，串秧子家也不容易，他得了重病下不了炕，媳妇又是个哑巴。这两年要不是他媳妇脑筋活，四处借钱买了这奶牛，卖牛奶给串秧子买药维持着，串秧子早就没了，咱就当做善事扶贫了吧！”

    “放屁！”狗娃媳妇上去给了男人一杵子。狗娃没提防，一下子闹个仰八叉。“那可是五千块呀！是我一分一分攒的呀！”狗娃媳妇恨不得用眼里的雾水把狗娃淹了。

    狗娃看媳妇急成这样，忙从地上爬起来，换一种语气：“你急啥，依我看啊，串秧子媳妇还真不一定丧良心。”

    “欠条都没了还认啥账啊？这一年，咱这汗珠子算白摔了。”

    两口子在这儿闷着不言语，冷不丁屋外的豌豆打破了沉默：“爹……爹……快开门，飞机又飞回来了！”

    狗娃两口子一听赶忙打开门。豌豆手里拿着个纸飞机高兴地蹦到屋里：“噢，又飞回来喽！”欢快得像林间的小鹿。

    狗娃觉得很奇怪，他赶紧抢过纸飞机，发现那也是用一张红红的福字叠的，却不是让奶牛踏了的那张。狗娃忙展开，只见福字背面写着字，是一张欠条。确切地说，是一张和飞到串秧子家那张内容一模一样的欠条。只是欠条下面多了几行字：

    “狗娃哥，我在牛棚里发现欠条弄花了，就又写了一张，再次谢谢你们能借钱给我。还有那些好心人，我都一一记着呢。东头柱子哥扛来过两袋米，我给他钱他没要；西头宝根叔去年开春时，用四轮子帮我们犁地，也不收钱；还有月桂嫂偷偷放在我家院子里的一筐鸡蛋，我都忘不了。这些债我都是要还的……”

    他们看时，豌豆也在看，他见爹娘不再像刚才那么焦急发怒了，就把红扑扑的小脸凑过去，试探着问：“爹，这飞机我还能玩吗？”

    狗娃看看媳妇，又看看豌豆稚气的小脸，想都没想：“能，能，拿去玩吧！”

    他转向媳妇：“家里还有钱吗？”狗娃媳妇啥也没说，默默地点了点头。

    豌豆得到了允许，接过纸飞机，高兴得满院子蹦着、跑着、喊着，他跳上了墙头，将军一样小手用力一挥，福字飞机立即迎着微风，在阳光下自由飞翔。

（节选自2015年第1期《小说月刊》）

二月兰

季羡林

    一转眼，不知怎样一来，整个燕园竟成了二月兰的天下。

    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决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他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

    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成片的二月兰旁青草丛里去搜挖荠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当婉如还活着的时候，她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她离开时，她总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所有这些琐事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然而，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至于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不知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来。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对于我这样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我的二月兰一点也无动于衷，照样自己开花。今年又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在校园里，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霄汉，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这一切都告诉我，二月兰是不会变的，世事沧桑，于她如浮云。我想学习二月兰，然而办不到。不但如此，它还硬把我的记忆牵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在十年浩劫中，我被抄家，被打成了“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兰开花的时候，我被管制劳动改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到一个地方去捡破砖碎瓦，还随时准备着被红卫兵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坐喷气式，还要挨上一顿揍，打得鼻青脸肿。可是在砖瓦缝里，二月兰依然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好像是在嘲笑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不可接然者”，几年没接到过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我打个招呼。我虽处人世，实为异类。

    然而我一回到家里，老祖、婉如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

    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

    到了今天，天运转动，否极泰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一下子成为“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词，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然而，一回到家里，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婉如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我的虎子和咪咪到哪里去了呢？世界虽照样朗朗，阳光虽照样明媚，我却感觉异样的寂寞与凄凉。

    我感觉到欢，又感觉到悲。

    我年届耄耋，前面的路有限了。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还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如果没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白的。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复。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答。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她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有删改）

万年青

冯骥

才西门外往西再走三百步，房子盖得就没规矩了，东一片十多间，西一片二三十间，中间留出来歪歪斜斜一些道儿好走路。有一个岔道口是块三角地，上边住了几户人家，这块地迎前那个尖儿，没人要。

住在三角地上的老蔡家拿它开一个小杂货铺。这一带没商家，买东西得走老远。如今有了这个吃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的小杂货铺，方便多了，而且渐渐成了人们的依赖。有人便给这小杂货铺起个好听的名字，叫“万年青”。老蔡家也喜欢这店名，求人刻在一块木板上，挂在店门口的墙上。

老蔡家在这一带住了几辈子，与这里的人家都是几辈子的交情。这种交情最金贵的地方是彼此“信得过”。信得过可不是用嘴说出来的，嘴上的东西才信不过呢。这得用多少年的时间较量，与多少件事情较真，才较出来的。日常生活，别看事都不大，可是考量着人品。

老蔡家有个规矩，从日出到日落，一年到头，除了过年，无论什么时候，店门都是开着的，决不叫乡亲们吃闭门羹。这规矩是老蔡家自己立的，也是立给自己的，自己说了就得做到。现在万年青的店主是蔡得胜，他是个死性人，祖上立的规矩，他守得更严更死。

这规矩，既是万年青的店规，也是老蔡家的家规。虽然老蔡家没出过状元，没人开疆拓土，更没有当朝一品，可是就凭这天下独有的店规家规，一样叫人敬佩，脸上有光。老蔡走在街上，邻人都先跟他打招呼。

一天，老蔡的堂兄砸断了腿，他必须要去一趟，大约要五天，可是铺子就没人照看了。他儿子在北京当学徒，正得老板赏识，不好叫回来。他老婆是女人家，怵头外边打头碰脸的事。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发小马得贵来看他，听他说起眼前的难事，便说他一个远亲在北洋大学堂念书，叫金子美，现在放暑假，回家一趟得花不少钱，便待在学堂没走，不如请来帮忙。

老蔡把金子美约来一见，这人二十多岁，白净脸儿，戴副圆眼镜，目光坦诚，说话不多，有条有理，看上去便叫人放心。寻思一天后，便把万年青交给他了。说好五天，日出开门，日落关门，诚心待客，收钱记账。老蔡家的店铺虽小，规矩挺多，连掸尘土的鸡毛掸子用完了放在哪儿都有一定的规矩。金子美脑袋像是玻璃的，放进什么都清清楚楚。老蔡交代完，又叮嘱一句：“记着一定守在铺子里，千万别离身。”

金子美笑道：“放心吧！”

老蔡咧嘴一笑，把万年青放心地交在他手里了。

金子美刚天亮就赶到万年青，一切遵从老蔡的交代。从早到晚一直盯在铺子里，没出半点偏差。他一天三顿都在店里吃自带的干粮。一连三天，一切相安无事。

转天一早刚到了万年青，一位同室学友找来说，来了一个洋人，喜欢摄影，来拍他们的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首座洋学堂，洋人有兴趣，洋人说他不能只拍场景，还要有人。放暑假了，学堂没几个人，就来拉他。金子美说店主交代这铺子白天不能关门，不能叫老主顾吃闭门羹。学友笑了，说：“谁这么死性子，你关门了，人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买？”他见金子美还在犹豫，便说：“你关了一会儿门怕什么，他也不会知道。”子美觉得也有道理，就关上门，随着学友跑到大营门外运河边的北洋大学堂。

金子美头一次见到照相匣子，见到怎么照相，并陪着洋人去到学堂的大门口、教室、实验室、图书馆、体育场一通拍照，还和几位学友充当各种角色。大家干得高兴，玩得尽兴，直到日头偏西，赶回城西。他走到街口，面对着关着门黑乎乎的店铺，一时竟没认出来。待走近了，认出这闭门的小店就是万年青，心里有点愧疚。他辜负了老蔡。由于一整天没开门，一个铜钱的收入也没有，这不亏了人家老蔡了吗？他便按照前三天每日售货的钱数，从铺子里取出价钱相当的货品，充当当日的售出；再从自己腰包里拿出相当货价的钱，放在钱匣子里。这样一来，便觉得心安了。

再过一天，老蔡回来了，金子美向他报了太平，然后拿出账目和钱匣子，钱货两清。老蔡原先还有些莫名的担心，这一听一看，咧开满是胡茬的嘴巴笑了，给子美付了工酬。子美说：“这么多钱都够回家一趟了。”

这事便结了。可是还没结。

一天，金子美忽接到老蔡的信儿，约他去万年青。老蔡弄几个菜半斤酒摆在桌上，没别的事，只为对子美先前帮忙的事，以酒相谢。老蔡没酒量，子美不会喝，很快都上了头。老蔡说：“我真的挺喜欢你。像你这种实诚人，打灯都没法找。”

子美为了表示自己人好，心里一激动，便把他照看铺子时，由于学堂有事关了门，事后怕亏了老蔡而掏钱补款的事说了出来。他认为老蔡会更觉得他好。谁想到老蔡听了，脸上的笑意登时没了，酒意也没了，直眉瞪眼地看着他。好像他把老蔡的铺子一把火烧了。

“您这是怎么了？”他问。

“你关了多长时间的门？”老蔡问，神气挺凶。

“从早上，我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

“整整一天？一直上着门板？”

“上了呀，我哪敢不关门就走。”

静了一会儿。忽然，老蔡朝他大叫起来：“你算把我毁了！我跟你说好盯死这铺子绝对不能离人、绝对不能关门！我祖上三代，一百年没叫人吃过闭门羹！这门叫你关上了，还瞒着我，我说这些天老街坊见了我神情不对。你坑了我，还坑了我祖宗！你——给我走！”老蔡指着门，他从肺管子里呼出的气冲在子美脸上。

子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惊讶莫解，但老蔡的愤怒与绝望，使他也无法再开口。老蔡的眼珠子瞪出了眼白，指着门的手剧烈地抖。他慌忙退身出来。

这事没人知道，自然也没人说，但奇怪的是，从此之后，这一带人再也没人说老蔡家的那个“家规”了；万年青这块牌子变得平平常常了；原先老蔡身上那有点神奇的光也不见了。

一年后，老蔡得了病，治不好，躺在家里开不了店，杂货铺常常上着门板，万年青不像先前了！过了年，儿子把他接到北京治病，老伴也跟着去了，居然再没回来。铺子里的东西渐渐折腾出去了，小砖房空了，闲置一久，屋顶生满野草，像个野庙荒屋。那块“万年青”的店牌早不知什么时候没了。再过多半年，老蔡的儿子又回来一趟，把这小屋盘了出去，小屋的新主人开一个早点铺，炸油条，烙白面饼，做大碗豆浆，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就像江山社稷改朝换代，又是另一番景象。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