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老字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除了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商业文化、历代相传的手艺之外，更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留下的宝贵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产品的文化价值更加突出，也利于老字号走向世界。

    中外的老字号的发展水平差异非常大，国外的百年品牌比如可口可乐、雀巢、奔驰、宝洁等，非但不老朽还很青春时尚。而一听说中国的老字号，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块乌漆漆的牌匾，上面写着“百年老店”。而那些蜂拥而至消费的人群中，大部分是第一次体验的外地游客。北京稻香村是非常大众化的糕点品牌，与之相比，日本的糕点品牌虎屋已有500年历史，却成了糕点里的艺术品。韩国央行曾发布报告称，全世界创业200年以上的企业共5586家，日本多达3146家，占了近60%。而中国200年以上的企业屈指可数。陈李济、张小泉、荣宝斋、玉堂酱园、六味斋、广德楼剧院……我们对这些名字越来越陌生。

（摘编自《沉睡的“老字号”，到了苏醒的时候》）

材料二：

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有1128家

对其中851家进行样本分析

①平均“年龄”142岁

②分布广泛：多数聚集在沿海及内陆经济较发达地区

③绝大多数为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主要分布在食品加工及制造业

④国有企业占一半以上

⑤人员素质偏低：企业员工本科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0.18%，专业技术水平高级职称占总数的4.28%，中级职称占9.02%

⑥开展网络营销、涉足电子商务的达到总数的50%

⑦企业的文化保护意识日益增强：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324家企业，占调查总数的40.5%，参与调查的老字号品牌列入国家级、省市县级文物保护项目的55个，占6.46%

⑧经济效益总体向好

（摘编自《老字号发展报告》）

材料三：

    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老字号发展至今，面临着巨大挑战和激烈竞争，如果还是观念陈旧、故步自封，就会被时代抛在后面、受到市场冷遇。

    诞生于清末的北京稻香村是著名的糕点品牌。然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升级和电商的崛起，曾经引领市场、一呼百应的热销场景难以再现了。北京稻香村营销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稻香村正在借鉴当下一些时髦“网红”食品的营销理念，扩大传播力和影响力，目前来看效果明显。

    “除了营销创新外，我们还与电商合作，尝试在线上首发、线下跟进的全渠道销售。”该负责人说，他们希望稻香村产品能够在社交网络上形成话题和良好口碑，让人们看到稻香村也有青春、“卖萌”的一面，从而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如果说包装营销是理念创新的“外衣”，那么产品创新就是其扎实的“内功”。六月初的一个周日，北京吴裕泰前门店门外，购买“吴裕泰冰激凌”的顾客排起长长的队伍。“我们店每天卖出的冰激凌大约有一千六七百支。”店长付代娣说。据介绍，吴裕泰自2009年起先后开发出茶冰激凌、茶冰饮、茶蛋糕等衍生产品，得到了顾客的喜爱。

    药品分类、扫描装箱，从包装到入库全流程都由智能化机器自动完成……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极具“科技感”，完全超出了人们对老字号企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我们的智能机器人每小时可抓取1000到2000件左右药品，既解放了人力节省了物力，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济堂生产部经理游创文介绍说。近年来，同济堂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截至目前，已申请专利36项，获得了市场认可。

    除了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外，老字号机制体制的革新是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基础。运营机制活了，资金、人才、产业链等要素才能全盘皆活。同时老字号在企业转型、改制等方面也应有所作为，全聚德集团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企业转型改制为老字号带来了充裕的资金和科学的管理机制，夯实了企业基础。

（摘编自《守正创新，老字号演绎新传奇》）

材料一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孟庆国发布的《2016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和《2016年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调查评估报告》中指出，67%的地市政府网站存在财政、人事、统计等信息公开不及时、内容不全面的现象；72%的地方政府网站在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方面，以动态新闻、政府文件为主；过半数的部委网站未以政策制定者的身份开展解读，而是以转载新闻媒体相关报道为主，且解读回应形式单一；超过90%的网站存在征集意见不反馈或反馈不及时的现象等。

“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方面，《报告》认为，主要亮点有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步入正轨，行政权力办事资源整合度较高，应用互联网提升政务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服务渠道呈现多元化、移动化的趋势等。《报告》也指出了平台建设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平台渠道有待整合、服务功能有待优化、内容质量有待提升等。

    （节选自2016年12月29日人民网）

材料二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按照《意见》，到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公开政务服务事项，政务服务标准化、网络化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底前，将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务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

    （节选自2017年1月17日搜狐网）

材料三“互联网+政务”主要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技术推动政府搭建智慧城市平台，让百姓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捷服务。

“互联网+政务”与以往提出的搭建政府网站、政府平台完全不同。有一些政府网站，信息更新滞后，而且各个职能部门间的数据互不来往，单打独斗。“证明你妈是你妈”的闹剧其实就是信息不透明、不共享的结果。“互联网+”的落地，不仅要把所有信息打通，而且让政府随时随地为个人提供政务服务成为可能，这将彻底改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节奏。

“互联网+政务”创新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先导。“互联网+政务”，不是简单地将传统的政府管理事务原封不动地搬到互联网上，而是在流程优化的基础上，用全新的方法和程序去完成原有的业务功能。

“互联网+政务”的实现还将不断改变政府的组织结构，最终将建构出适合信息时代发展需要的政府组织形态。

    （节选自2015年6月30日新华网）

材料四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要求各地加快清理不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各种规定，凡能实现网上办理的事项，不得要求群众必须到现场办理；能通过网络共享的材料，不得要求群众重复提交；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

“应上尽上、全程在线”彰显了国务院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政府效率和透明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决心。“三个不得”则给各地政府划定了利企便民的底线：加快信息跑路，减少群众跑腿。而加快推进网上政务服务职能部门必须舍得“割肉”。

与此同时，个别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部门虽然将办事大厅搬到了“网上”，群众却只能浏览办事流程，无法进行网上审批申报；有的虽然开放了网上受理渠道，但核心审批仍要群众跑腿；有的政府部门固守各自数据信息，导致部门信息无法互通互联，信息跑路遭遇“梗阻”。

（节选自2016年9月20日新华网）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

郭军平

    时下散文领域有一些学人喜欢把那些精短类的散文称为“快餐化散文”，我实在认为不妥。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在散文前面冠以“快餐化”总感觉是对精短类散文的蔑视。持这种观点的学人无非就是喜好那些长篇大论的三五千字以上或者洋洋万言的散文，总认为这样的散文就是大散文，就是厚重、有分量、有历史责任感、有生命感悟力的好散文，就是耐人寻味、耐人咀嚼、流传百世万世千古流芳的好散文；甚至有些学人还极力指责批评各类报纸副刊的散文，称为其大都是些快餐型散文。这种狭隘散文观的错误认识，其实是严重缺乏文学常识的，是对散文创作领域的错误指导。

    散文创作和其他文学体裁创作一样，都要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升华生活，指导生活，以其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作为散文素材的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包罗万象的，大到天文地理，小到家长里短，中到国家大事，人物春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最有表现力的最能够表现生活真实的恐怕还是散文家族，散文其实就是所有文学体裁里的一个泱泱大国。自古及今，从中到外，几乎所有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大师们都有散文著作，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无名之辈的散文作者了。

    散文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还不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灵活，不像诗歌那样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散文，名为散，顾名思义，放开之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所可写你自然可以洋洋万言，甚至几万言自由挥洒，无人嫌你长；无所可写你自然也可以几百字或者千把字来表现，也无人嫌你短。散文的质量高低好坏不能以长短来评定，评定散文质量的高低好坏最终还是以其是否有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表现形式为准的。

    有些散文看起来短，但是却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打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以中国古代散文来看，无论是《论语》的简短的对话体，还是孟子的论辩体，或者是《老子》的格言体，以至于到《荀子》《韩非子》《庄子》的学者体，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是因为其内容的长和短来确定的，而是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决定的。唐宋八大家，明清散文，甚至包括影响较大的《古文观止》里所收录的所有散文，哪一个不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如果要按照有些学人的标准以字数来论短长，这些岂不都成了快餐散文，如果给它们加上快餐二字，岂不是对他们的亵渎和不尊吗？

    古代散文是这样，那么现代散文呢？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胡适、周作人、冰心、郁达夫等他们的精美散文何尝是以长篇大论独领风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散文大都很精短，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因此才成为后人们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范本。特别一提的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梁实秋有一个观点就是“力求散文精和短”，并且他也是追求“散文精和短”艺术的实践者。那么外国散文家呢？像培根的哲理散文、蒙田的随笔哪一个是因为长篇大论而驰名中外的呢？因此，散文的长并不标志着思想容量大，艺术性强；散文的短也不标志着思想内容贫乏，艺术性弱。有些散文的长反而让人感到啰嗦、乏味、无聊；而有些短，反而让人感到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因此，散文的写作尽可以依照真情真性真识来写，没有必要以文字的长短来确定其艺术价值的高低。朱自清的《背影》既不华丽，内容也不长，但是却登上了散文的高峰，指引着散文的创作。如果以字数长短来评价，岂不是连朱自清这样的大家的文章也成了快餐化散文，这真是对散文的亵渎，对大师的污蔑。

    散文本来就是不拘形式、自由灵活的一种文体，大师们可以写，无名作者就是老百姓也可以写，“以吾手写吾心”，自由倾吐，自由抒发，何来那么多的规矩，何必规定这样写、那样写。东指点，西指点，好像他就是散文大师一样，其实让他自己来写，也不见得就比谁高明。所以，要让散文创作繁荣，还是应以一种包容宽宏的视野来看，不要随便框定形式，框定名词，随意贬低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各类散文；毕竟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去掉“快餐化”的贬称，恢复散文就是散文的称呼。

（选自《新华副刊》）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孩子们“触网”的年龄越来越小，玩网游已经成为不少孩子的“家常便饭”。网游并非天生就是洪水猛兽，其危害在于“沉迷”。

    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网络游戏日益成为“流行趋势”，成为孩子们日常生活 中交流的主要话题，孩子普遍认为不玩游戏就落伍了、掉队了，于是跟风攀比，不由自主深陷其中；其次,一些家长没有意识到游戏成瘾的危害，有些更是打工在外，鞭长莫及，孩子一旦缺乏家庭监管和约束，“放养”之下“游戏瘾”则野蛮生长；再次,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不够、协作不强，孩子的课外时间出现了引导“盲区”和管理“真空”；最后，部分企业和工商个体，以出租手机、出卖成年人身份证号等方式，诱导青少年沉迷游戏，非法获取经济利益，在逐渐滋生的游戏热上“加了一把火”，恶劣影响愈演愈烈。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的网络游戏更是特别容易让人上瘾。对于自觉性和自制力尚很差的中小学生来 讲,尤其容易着迷，因此必须集合家长、教师和社会的力量，共同为孩子营造安心读书、健康成长的环境。

    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专题教育、规范学校管理、推动家长履责等做法，是堵住上瘾漏洞的关键一环。 要把预防的篱笆扎紧,就需要学校和家庭无缝衔接。如今，多地集中在开学后、放假前等时段对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沉迷网络教育，向家长推送防范知识；通过课堂教学、主题班会、板报广播、案例教学、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增强对不良网络游戏危害性的认识……这些都是值得推广的好做法。老师不埋怨家长疏于管教，家长不“甩锅”给老师，而是共同负起责任,无疑将给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堵”的同时如果缺乏“疏”的举措，难免会让孩子在好奇心和冒险意识的驱使下，钻空子、想歪点子去接触游戏，从而适得其反。因此，学校和家庭应该积极创造条件，让孩子参与更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更多文体爱好，以充实美满的陪伴、健康积极向上的兴趣排挤”手机控”的时间和空间，降低沉迷的可能性。

    当然，因为害怕沉迷网游而盲目排斥网络的做法也是要不得的。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调查发现，很多青少年学生对信息课堂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信息技术课就是电脑课,玩电脑就是聊QQ、玩游戏；部分教师的教学过程也缺少明确计划、有效益控和管理，放任学生上网娱乐。长此以往，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就会狭隘和片面，对网络的使用也就容易限于游戏之类的娱乐。因此，必须加大力度实施网络素养教育，重在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正确使用网络、获取信息、创造价值，而不是被网络所牵制。

(选自《人民日报》《疏堵结合让孩子远离游戏瘾》，有删改）

高原上的“雪莲花”

夏静 刘小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

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

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资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资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一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一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敬意，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作“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一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的确是宝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要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也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