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节临近，烟花爆竹摆上了各地的零售摊点，随之而来的，则是“今年放不放鞭炮”的大讨论。

    昨天，首都文明办发出倡议书，号召市民绿色环保、文明出行，留住“北京蓝”。北京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受访人群82.9%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算燃放烟花爆竹，比去年同期上升6.4个百分点。按照规定，如果在春节期间遇到空气重污染橙色以上预警，北京市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98.3%的受访者表示会严格遵守。

    昨天，法晚记者从新浪微博等多渠道随机截取的1.8万余条网络留言显示，近四成网友不想燃放烟花爆竹是出于保护空气环境考虑，另外，有近一半的网友建议各地组织一次集中燃放，既安全又环保。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二：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长期肆虐，人们对蓝天白云的迫切渴求，呼吁不放烟花爆竹的民声已经越来越强烈。首都文明办顺势而为，发出倡议，语言亲和平易，感情真诚友善，可谓顺应民心之举。相对于此前河南“禁炮令"的朝令夕改，高明了太多。

    穹顶之下，雾霾肆虐，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少有人是彻底的无辜者。人类存在于城市之中，每个人都在排放碳，每辆车都会排放PM2.5，每个家庭都在使用和消耗能源。通过自身行为的克制，为环保尽一份力，应该成为每一位有识之士的自觉行动。然而，自觉行动是一码事儿，强制限制是另一码事儿，春节期间的“禁炮令"不是不能出台，是确需充分的民意支持、经过充分商讨，完成行政和法律程序，方可实施。在此之前，引导工作就非常有价值。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每日新报》）

材料三：

    给“鞭炮热”降降温确有必要。除了不安全的因素外，对环境的污染，特别是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最近几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普遍偏差，一级二级预警天数显著增多。而燃放烟花爆竹，往往会对本来就很差的空气质量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目前一些城市已经出台禁放、限放烟花爆竹措施，确实大有必要。

    烟花爆竹寄托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福，这个无可厚非。尽管烟花爆竹具有极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亦不能一棍子将其打死。过年嘛，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庆祝方式。但前提是要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遵守相应的操作规程。不能为了个人利益去铤而走险，做出违法的举动，到头来只会是害人害已。而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积极寻求新的、更安全、更环保、不扰民的过年方式，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说，确有必要给当前的“鞭炮热”降降温了。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四：

    近年来，各地对于春节烟花爆竹的管理从限放到禁放，体现的是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决心。而普通民众从对禁止放炮规则的抵制到主动遵守，也说明大家环保意识在增强，人人都希望过一个祥和绿色的健康年。电子鞭炮作为年货“新宠"持续走俏，就是环保宣传、民众自省的最佳佐证。

    事实上，“年味儿”并不等于“炮味儿”，传统的中国年有丰富的年俗，少了鞭炮，还有祭灶、除尘、写春联、挂年画、贴窗花、蒸年糕、包饺子、守岁、拜年、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赏灯会等，这些方式都会使年更有味道。

    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承担责任，自觉放弃燃放爆竹，为改变公共环境尽一份力，形成了政府提醒、百姓配合的社会管理新局面。它的价值将远超春节不放爆竹本身。

（节选自2018年1月25日《法制晚报》）

材料一：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插云霄。2017年5月5日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我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飞机C919成功首飞。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中，87岁的程不时是特意来见证这一时刻的。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47个春秋。作为运十飞机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则亲历了这一梦想步履蹒跚的曲折历程，也因此透彻地理解这一梦想的现实意义。

    程不时：外国人曾经说中国，你中国是一只鹰，但是给你没有翅膀，你没有这种大的民用机。

    1951年，程不时从清华大学毕业，从事了他的航天事业。后来，他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计师。之后，我国的“初教6”和“强5”等机种，也是在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师时完成研制与定型工作的。

    1970年8月，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开始研制运十大飞机，当时只有41岁的程不时担任副总设计师。

    在运十之前，中国设计的只是10吨量级乘坐一两个人的小型飞机，而运十设定的技术指标是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到120名。摆在程不时和研发团队面前的，不仅有技术难点，还有现代企业管理上的盲区。

    当时，甚至连正式办公的地方都没有的艰苦环境中，程不时他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

    1980年9月26日，经过十年的研制，运十开始了首次试飞。

数据记录，运十起飞重量110吨，最大速度超过0.8马赫，实用升限12000米，最大航程超过8000千米。从1980年9月的首次试飞，到1984年，运十一共飞行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同时运十还是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并往返七次向拉萨运送救灾物资。虽然在飞行中，运十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在七次飞抵拉萨这个短暂的辉煌之后，运十的试飞因后续资金戛然而止。

    程不时：当时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就是中国哪怕是简陋的条件，可以慢慢丰富起来，另外一条思路，是中国发展航空必须要有拐杖，拐杖指要外国人来辅佐，没有拐杖不行，这就是他们的话。

    2007年3月，中国重启大飞机项目，并在第二年成立专门的商业飞机设计公司，程不时担任专家组成员，与大飞机之缘得以重续。47年，改变了程不时的容颜，但没改变他那份航空报国的情怀。

    程不时：这是很大的历史转折，它不是一架飞机的试飞的问题，而是民族转了一个大弯以后，回到康庄大道上来，继续向前走将是一大片新的形势。

材料二：

    中国商飞美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叶伟在洛杉矶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C919机身线条流畅，机体从设计、计算、试验、制造等均为中国自主进行。飞机设计研制中有多项重大技术突破，如超临界机翼、新材料应用等。叶伟指出，有人说，这款大飞机中国主要是造了个壳子，这是一种误解。总体集成正是大飞机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作为航空制造业的一大难点，集成技术的突破正是中国航空制造业取得巨大进步的标志。

    C919也堪称全球合作的典范。其发动机、航电、飞控系统等来自多个欧美合资或独资公司，供应商包括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霍尼韦尔公司等，可谓遍布全球。叶伟说，“从这一角度看，为各国供应商创造价值、为全球人民创造福祉的C919，正承载着全世界的骄傲和希望。”

（摘自南方网《C919中国只“造了个壳子”？中国商飞这样回应》2017年5月6日）

材料三：

    新华社5月8日新媒体专电 据统计，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客机，5月5日成功首次试飞后，截至目前，其市场订单已达到570架。根据预测，未来20年仅国内航空运输市场就需要干线客机5952架，价值近9000亿元，C919大型客机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①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②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③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④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⑤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⑥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2019年汕头市学年质量监测高二语文试题第2页（共10页）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⑦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做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⑧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⑨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各题。

材料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有极强的实践影响，包括对当时社会变革的历史影响和对当下理论创新的现实影响。

驻足远眺是阔步前行的前提。客观地审视时代和全面地正视自我是科学研判时代方向和自我方位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把世人的焦点从对“两个凡是”政治口号的盲从中拉回到实事求是的实践上来，使得全党和群众的思维视角重返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轨；奋斗基点重回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伟大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影响在于，它迅速引爆了一场以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核心的思想解放活动，并以此助推了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它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新突破，把形而上的学术盲从拉回到形而下的生活实践，更在于实践上完成了大作为，拉启了真理标准思想讨论的活动大幕，为后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足了思想准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实践检验不可能一次完成，一劳永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现实影响在于启迪和引导后人持续理论创新、继续伟大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天地之心、立生民之命，是实践的理论、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是全党和各族人民奋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历史不会终结，实践会继续前进。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实践的发展。没有持续的理论创新，也就不会有持续的实践发展。因此，理论创新永远在路上。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著的意义也在于接续理论创新继续伟大实践，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中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朱中原、黄明明《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旨趣与影响》，有删改）

材料二

人类所进行的每一次具体实践，无论其广度是多么宽泛，也决不能一次遍涉宏观世界的全部，而总是其一个局部。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德提出内三角和等于180度的定理，当时实践检验确是真理，于是人们断然认为它“放之四海皆准”。可是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将其真正放入“大海”，却不那么“准”了：在负曲率的空间让位于罗巴切夫几何，在正曲率的空间让位于黎曼几何。为何？原来检验其为真理的实践，并非所有空间，而仅仅是“零曲率”的空间，即不是“四海”而是一个个“湖泊”。

人们的每一次具体实践无论多么深入，决不会一次涉足微观世界的底层，而总是其一个层次。恩格斯曾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当时实践证明这确是真理，于是人们便认为这已揭示出生命现象的底蕴。到20世纪中叶，沃森和克里克通过实验发现了DNA螺旋结构，使生命现象的研究一跃深入到分子水平。由此可见，任何具体实践只能是复杂世界的一个认识层次。而这种层次性就表明一次具体实践只能检验现阶段的真理问题，随着实践的不断向前推进，新的阶段的真理，就需要新的阶段的实践来检验了。

有道是：一眼望不穿天下事，一网打不尽海中鱼，一书写不尽世上理，此之谓也。可见，以为只要被一时一事一处的实践检验为正确的认识，就是逾千古而不变、放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既有碍于实践的创新，也有碍于理论的创新或者真理的向前发展。

列宁告诉我们，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人们的实践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在一定历史阶段会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应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实践标准，即使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也是有限度的，还必须继续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

今天，有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要以一次次勇于不断创新的无数实践来检验真理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以推动真理不断向一个又一个更高层次的创新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董树君《改革与创新背景下对“实践观”的新思考》，有删改）

近日，《2022国民专注力洞察报告》出炉，其中提到，当代人的连续专注时长已从2000年的12秒下降到了如今的8秒，引发了关于阅读专注力的关注和讨论。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占用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们通过公众号、短视频、消息推送等途径获取信息，通过社交软件、办公软件处理工作，通过购物软件、支付软件安顿生活，在不同界面间进行着注意力的转换。面对手机屏幕，我们在不断的浅阅读中消耗着精力，使得注意力日渐碎片化。久而久之，专注思考、自我反思的能力也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弱化，持续的专注力俨然变成一种“稀缺品”。

诚然，浅阅读作为一种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对于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小问题颇有助益，尤其是在获取一般知识、掌握特定技巧、方便日常生活等方面，非常高效、实用。但同时，也应注意避免将注意力和时间淹没在浩如烟海、令人应接不暇的各类信息中。做时间的主人，就是要对自己的注意力进行合理分配，多挤出一些时间深入阅读、专注思考、躬身审视。

深阅读作为个人行为，较少受外界干扰。在这种投入、忘我的阅读状态下，人们得以从生活的压力中短暂抽离出来，注意力从外在世界向内在世界转移，主动、持续、专注地吸纳养分。在这一过程中，人成为自己的主宰，掌握了自我发展的主动权，在“心与物游”的状态中，丰富自我、愉悦自我、提升自我，借此实现人格的塑造与完善。

在笔者看来，深阅读不必过多在乎结果，也不用在乎花了多少时间，读了几部大部头的经典著作，它更多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川端康成在《雪国》中有一句话：“孤独驱散了哀愁，蕴含着一种豪放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读书是孤独的，能让我们暂且抛开外面世界的精彩，专注于内心的平静；但它又是激越的，总能搅动我们的神经，让我们获得智性顿悟。

在当下快节奏生活中，阻碍我们进行深阅读的一大原因是时间。即使只有碎片化的时间，只要能够坚持深阅读，以日拱一卒的精神形成习惯，就能从文本中感受到情感和思想的共鸣，领悟人生与学问的真谛。

实际上，浅阅读与深阅读并行不悖，相互促进。希望我们都能抽出那么三两夜晚，或是周末午后，放下手机，翻开书本，当一个自在的阅读者，享受那种“读书不觉已春深”的美好。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5月25日第7版，有删改）

材料一：

历史发展到19世纪的中叶，由法国大革命引起的几十年反反复复的热流终于慢慢地冷却下来。面对大革命所带来的令人沮丧的社会现实，人们开始了冷静的思考。到了1848年革命以后，在冷静地考察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悄悄地整上了文学舞台，这就是直到现在依然有着强劲生命力的现实主义文学。关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浪漫主义文学认为“生活应该如此”，现实主义文学则是“生活就是如此”。

现实主义文学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任情感流露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在它们叙述的故事里，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温情常常是主人公不幸的主观根源，而金钱和权力是构成不幸的社会根源。但如果把现实主义文学说成是“向社会举起的一面镜子”，那是不确切的。文学不仅是对现实消极的反映，而且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一个追逐各种时髦思潮和表层热点的作家，不过是浅薄的鹦鹉。他们的学舌作品将随着潮流的东逝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伪现实主义。真正的艺术家必然不屈服于社会的庸俗的流行观念和被权威保护的现实。他们同这样的现实角力，而殚精竭虑地探索社会表层之下那些最隐蔽因而也是最强有力的因素。这种力量是相对稳定、模糊不清的，它一旦被作家、艺术家揭示出来，就能在人的内心唤醒一股如雄狮般的力量，引起社会性的“轰动效应”。这种力量，在人的内心深处、深不可测的渊底躁动着，当天才的闪电照亮深渊的时候，它就会欢腾起来，使读者感到一种淋漓酣畅、如瀑布宣泄般的快感。

（摘编自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

材料二：

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使小说走上了一条艰涩、困难的道路。阅读和讲述这些小说也同样成为一个困难的事情。但这也许恰恰说明20世纪的人类生存和境遇本身更困难，更复杂，更难以索解和把握。小说的复杂是与世界的复杂相一致的。也正是日渐复杂的现代小说才真正传达了20世纪的困境，传达了这个世纪人类经验的内在与外在图景。我们理解与阐释现代小说的重心也开始转移，一方面我们想看到小说家表达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另一方面我们更想了解小说家是怎样表达世界的。这就是20世纪小说研究的一个根本转变。研究的重心从内容偏向了形式。

20世纪小说形式的复杂化可以说根源于小说家世界观的变化。与19世纪以前的自然主义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对比可以发现20世纪小说观的根本性改变。人们把19世纪以前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观称为反映论，这种反映论认为小说可以如实地反映生活真实甚至反映本质真实，读者在小说中最终看到的正是生活和现实世界本身的所谓波澜壮阔的图景。反映论有一种自明的哲学依据，就是认为生活背后有一种本质和规律，而伟大的小说恰恰反映和揭示了这种本质和规律。而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规则不同，小说家大都认为生活是无序的，没有本质的，没有什么中心思想，甚至是荒诞的。小说不再是对生活、现实和历史某种本质的反映，它只是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说法即是“弄虚作假”。他说，“我愿把这种弄虚作假称作文学”，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尔特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是一种“乌托邦的功能”，而他给现代主义下的定义就是“语言的乌托邦”。现代主义小说观把小说看成一种虚构，一种人工制作，是小说家人为的想象和叙述的产物。

20世纪现代小说另一个明显特征是个人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小说创作彼此之间越来越缺少通约性，小说越来越成为小说家个人精神的漫游与形式的冒险。现代资本主义在无限扩展了人类外部世界的同时，却在人类自我与世界之间挖掘了一道鸿沟。这道鸿沟意味着人的自我与世界分裂了，人与世界不再和谐，不再具有一体性。卢卡奇认为这种分裂在荷马史诗时代是不存在的，史诗时代的特征是自我与世界的“总体性”，没有分裂。荷马史诗其实不仅是荷马一个人的歌唱，而是整个希腊时代一个大写的“人”的整体性的合唱。而现代人不同，总体性丧失，个人是被整个世界放逐的人，是存在主义式的异化的人，在世界中感到陌生，对一切都不信任，对一切都有疏离感。

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基本的悖论。一方面，小说家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个中心离散的、经验破碎的世界。叶芝有一句著名的诗：“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因此，现代小说家最终呈现给读者的正是支离破碎的经验世界本身，一个只有漂泊没有归宿的世界。而另一方面，小说家又总是在幻想小说能够呈现出某种整体的世界图式，追求某种深度模式和对世界的整合把握，甚至在小说中追求个体与人类的拯救，同时正是这种整合的向往构成了小说的基本叙事冲动和主导创作动机。这种内在的矛盾和悖论，使现代主义小说在形式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

（摘编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