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中，足以担当精神价值之任的是中、和、乐三种价值。也就是说，中华道术、道德及艺术所体现的对人的精神生命最具关切性和重要性的属性分别是：道术中、道德和、艺术乐。

在中华文明中，道术主要表现为对人道的探索，而“中”便是中国人人道真理观的最高体现。“中”即不偏不倚、适中、中庸。从《论语•尧曰》篇看，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就被当作核心价值与最重要的政治智慧代代相传：“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

《论语•尧曰》对尧、舜、禹传道过程的记述，已经充分表明儒家对“中”的重视，其提出“中庸”“中和”等观念绝非偶然。至于老子的“守中”、庄子的“养中”等学说，无疑也是对早期“中”思想的继承与弘扬。还有，佛家以中道为最高真理，大大丰富了中华中道观。

“和”即和合、协同、合作、亲和，是中华文明中的最高道德理念。在先秦时期，“和”的价值是在与“同”的比较中凸显出来的。“和”即不同事物和美整合，“同”是同一事物简单积累。后来，孔子进而将“和”“同”引申为道德范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观念结合，并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所谓“同”，是指同一种事物或观念的相加，显得十分单调。因而，和而不同又意味着兼容并包与追求和平。《周易》乾卦《象》更是将“和”提升为宇宙法则，提出“太和”这个重要概念。

“和”也是道家和佛家的基本价值范畴。老子一方面以“和”为宇宙法则，“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另一方面又以之为常道，即最高道德法则，“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六和”观念，则体现了佛家的基本道德原则。

至迟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国人就赋予了音乐以道德意义和教化功能，甚至将其与“礼”并称，因而中国早期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音乐之中，而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又是密不可分的。音乐的功用是让人快乐，正如《礼记》所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

鉴于音乐之“乐”与快乐之“乐”的这种密切关系，对音乐的重视必然带来对快乐的追求，这从早期典籍中大量出现的“乐”字可以窥见端倪。以《诗经》为例，如“窈窕淑女，钟鼓乐之”“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等。由此可见，“乐”为中华最高艺术价值。

“乐”也是儒家、道家、佛家的共同价值。见于《论语》的“孔颜乐处”一直为后儒所称颂，《庄子•至乐》中的“至乐”“天乐”则是一种与道冥合的超然之“乐”，更不用说佛教所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了。

（摘编自《光明曰报》，郭沂《中和乐：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

材料一：

达尔文在划时代的《物种起源》巨著中，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科学进化论，大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这部经典著作中，达尔文以诚实的态度提出了进化论中的一系列难点，其中一个就是“寒武爆发”。

所谓“寒武爆发”，是指在寒武纪（距今5.7亿年前至5.0亿年前）初期世界各地不约而同地突然爆发出众多无脊椎动物，海绵动物、腔肠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腕足动物、棘皮动物、须腕动物等无脊椎动物的主要门类，几乎都在此时出现。在我国澄江动物群中还出现了脊椎动物——鱼类。达尔文不相信进化中有“突然爆发”的事件，认为无脊椎动物的主要门类在寒武纪初期几乎同时出现，是生物逐步进化，即连续渐进的结果；现在人们感到突然，一是地质上有间断，二是未找到“中间型过渡生物”。他在《物种起源》中，说自己的进化论是“缓慢而渐进的进化论”，还多次宣告“自然界无跃进”。这是达尔文学说的第一个缺陷，也是达尔文的第一个可悲之处。事实上，生命演化史上的爆发远不止寒武纪初期一次，还有三叠纪初的大爆发、第三纪初的大爆发等；自然界也绝不是“无跃进”。生物的演化亦不完全是连续渐进的。

鉴于大量的事实，美国科学家N·埃尔德雷奇和S·J·吉尔德于1972年提出了生命演化的全新理论“间断平衡论”。认为生物演化的过程不完全是达尔文强调的连续渐进的过程，而是突进与渐进交替的过程；认为生物演化过程不完全是达尔文强调的线性进化图形，根据基国突变学说，生物演化进程应该是间断平衡图形；认为新种的形成不是缓慢变异积累过程，而是由基因突变或地理隔离形成。间断平衡论以一种全新的哲学观点看待生物进化史，向达尔文进化学说提出了严重挑战。它比较合理地解释了生命历史上的许多化石纪录：即生物界的突进、跃变，是可以在没有地质间断的层序中发生的。例如，在中国南方古生界和中生界之间往往是连续沉积的，看不到长时间的间断，但是古生界的生物与中生界的生物都发生了突变，无论是腕足类、双壳类、有孔虫类、牙形石、三叶虫类、珊瑚类等都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或绝灭和新的生物的爆发。而且，可以说生命演化的绝大多数突变阶段都找不到达尔文所期待的“中间型过渡生物”，这都是达尔文的渐变论无法解答的。

（摘编自孙关龙《中国大百科全书》《达尔文进化论的五大缺陷》）

材料二：

今天我们已经明确地知道，达尔文是错误地把即使在最纯的群体里也会出现的细微的、连续的、偶然的变异，当作是自然选择的材料。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变异不是遗传的。这个事实很重要，值得作简要的说明。

如果你拿来一捆纯种大麦，一个麦穗一个麦穗地测量它们的麦芒的长度，并根据统计数字作图，你将会得到一条钟状的曲线。换句话说，一定的中等长度占优势，以一定的概率向二个方向偏离。现在把一组麦芒明显超过平均长度的麦穗拿出来，麦穗的数目足够在地里播种并长出新的作物。对新长出的大麦作同样的统计时，我想，达尔文是会发现向右方移动的相应的曲线的。换句话说，他可以期待通过选择来增加麦芒的平均长度。如果用的是真正纯种繁育的大麦品系，就不会是这种情况。从选出来播种的大麦的后代那里得到的新的统计曲线，跟第一条曲线将是完全一样的，即使选麦芒特别短的麦穗作种子，也将是完全一样的。因为细微的、连续的变异不是遗传的，所以选择没有效果。它们显然不是以遗传物质的结构为基础的，而是偶然出现的。

可是，在四十多年前，荷兰人德弗里斯发现，即使是完全纯种繁育的原种的后代里，也有极少数的个体，比如说几万分之二或万分之三，出现了细微的但是“跃迁式”的变化。“跃迁式”，并不是说这个变化是相当大的，而是说这是一种不连续的变化，在未变和少许改变之间没有中间形式。德弗里斯称之为突变。重要的事实是不连续性。这使我想起了量子论物理学家——在两个相邻的能级之间不发生中间能量。打个比喻说，德弗里斯的突变论，不妨称为生物学的量子论。以后我们将会明白这可不是比喻。突变论实际上是由于基固分子中的量子跃迁所引起的。1902年，当德弗里斯第一次发表他的发现时，量子论的问世还不过二年时间。因此，要由另一代去发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不足为怪的！

突变同原始的、未变的特性一样，也是丝毫不爽地遗传下去的。比如，上面讲到的大麦的第一次收获中，会出现少量的麦穗的麦芒长度大大超过了变异范围，比如说是完全无芒。它们可以代表一种德弗里斯突变，并将生育出一模一样的后代，就是说，它们的所有后代全都是无芒的。

因此，突变肯定是因此宝库中的一种变化，而且必须用遗传物质中的某些变化来说明它。由于突变繁育模样相同的后代，所以突变是达尔文描述的、通过不适者淘汰、最适者生存而产生物种的自然选择的合适材料。在达尔文的学说里，恰恰必须用上述所谓的“突变”来代替他的“细微的偶然变异”。

（摘选自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生物细胞的物理学见解》1944年出版）

战 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密，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材料一：

据报道，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大学和迪金大学的研究发现，天花板过高的房间与考试成绩较差之间存在联系。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称，建筑设计会影响我们完成任务的能力。研究人员分析了2011年至2019 年期间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三个校区的 15400 名本科生的数据，并根据考场天花板的高度比较了他们的考试成绩。结果显示，学生在天花板较高的考场考试时，得分低于预期。

负责这项研究的伊莎贝拉·鲍尔说，目前还很难确定原因是房间本身的大小，还是学生密度和隔热性能差等因素(这会导致温度和空气质量出现波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大脑和身体。鲍尔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些空间通常是为考试以外的目的而设计，如体育馆、展览、活动和表演现场。”她还说：“关键的一点是，天花板高的大房间似乎对学生不利，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大脑机制在起作用，以及这是否会对所有学生都有同样的影响。”

这一结果支持了鲍尔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做的实验，即测量置身于不同房间参与者的大脑活动情况，同时控制温度、照明和噪音等其他因素。她的团队利用一种叫做脑电图的技术，将电极连接到头皮上测量脑细胞的交流情况。她的团队改变了房间的大小，并记录了大脑的反应。研究人员还测量了心率、呼吸和出汗情况，以确定人们是否能无意识地察觉到环境变化。在这些虚拟现实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只要人们坐在较大的房间里，大脑就会产生与集中精力完成一项艰巨任务相关的活动。这让他们质疑，在大空间中完成任务的表现是否会降低。鲍尔说：“基于这些结果，我们很好奇能否将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应用于现实世界的数据集中，看看在体育馆这样的大空间中，在必须集中精力完成一项重要任务时，是否会导致表现变差。”

(摘编自邬眉《建筑设计影响考试成绩?》)

材料二：

对于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成绩来说，强大的师资力量和先进的教学设备固然重要，但是学校建筑的设计和教室内布置方面同样也能影响学习成绩。英国索尔福德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学校建筑的设计对孩子的成绩影响竟然高达25%！研究人员针对7 所小学里的不同班级的 751 名学生所使用的34间教室进行了长期跟踪研究，最终他们发现，无论是校舍的建筑样式还是内部装饰都对孩子的学习成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校建筑的整体布局是首先需要认真考虑的，选址要开阔、建筑面积要足够孩子们日常学习和玩耍，而整体布局之下的细节设计尤为重要。每一所学校的建筑物都拥有许多间教室以及各种活动室和实验室，这些房间需要设计各种风格的走廊来连接，很多学校在设计走廊的时候，往往只考虑追求美感，把走廊设计得过于复杂，结果有些学校的走廊像迷宫一样复杂。但是研究发现，如果走廊设计得过于复杂，学生就会在换教室或实验室时花费太多时间，以至于开始上课之后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平复心态，这样一来就难以集中注意力，影响了下一节课或实验的质量。而设计简洁便利的走廊不仅能让学生们在最短的时间找到教室或者实验室，而且还提升了他们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之前人们认为窗户外的景色会引诱学生们上课开小差，故而很多学校的设计者都刻意回避了教室窗外的景观设计。其实不然，从室内能看到窗外错落有致的景观能给学生们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学生在听课间隙看一眼窗外的美景，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和享受，对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具有好处。

过去人们总是把“安静”当成营造学习氛围的重要因素，但其实轻微的背景噪音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都是必要的。假设教室环境过于安静封闭，连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到，翻书声、写字声甚至是稍微粗重一点的呼吸声都能被放大，这样的环境不但不能使人心情宁静，反而会因哪怕一点声音的出现就能扰乱人们的心神，对孩子来说，这种负面影响比成人更甚。因此，教室窗外传来一点自然界的声音是必要的，就像歌里唱的“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确实能起到放松心情的效果。

教室内部的设计也需要细加考虑，仅仅保证有充足的光线、新鲜的空气以及一年四季都对健康有利的温度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细心设计。比如，教室布置的色彩和桌椅样式的选择就有很多考究，都对学生们的成绩影响深远。在色彩选择上，一些小学的教室喜欢布置得五彩缤纷，但纷乱复杂的颜色布置和浓烈的颜色选择都会让人有一种杂乱和拥挤的感觉，并不适宜进行学习。而且，在地板、墙面和桌椅的颜色选择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也有不同。低年级的学生正处在开发情商的阶段，需要培养他们活泼外向的性格，同时也因为他们刚刚进入学校环境，比年龄大的学生有更多的不适应性，因此低年级教室要以暖色调为主，暖色不仅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还能让人放松心态并且产生空间被拓展的视觉效果。而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已经开始了学习进程，为了能让他们更加集中精神学习，教室内最好是选用偏冷色调，以蓝色为例，它能让人沉静、冥想。

桌椅的样式和室内装饰也不可忽视，对于学生而言，从家庭到学校的环境转变对他们的冲击很大，为了让孩子们在学校里也能找到家的感觉，教室里需要营造温馨的气氛，过于程式化的桌椅和室内装饰都会给人造成疏离感，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通常都保持着紧张的状态，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总是谨小慎微，言语行动战战兢兢，这对学生和老师而言真是一个灾难。

(摘编自郑元君《学校建筑风格也能影响成绩?》)

材料一：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长征永远在路上，弘扬长征精神没有“完成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走好新的赶考之路，需要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播下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一步成为现实。我们应当传承弘扬红军将士报国为民的情怀和牺牲奉献的精神，敢于舍弃“小我”、勇于追求“大我”，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长征是一条自我突破、凤凰涅槃之路。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脱离实际地解决问题，是长征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正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面对的依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仅靠老思维、老经验、老路子显然不行。只有根据新时代中国发展实际，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统一起来，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摘编自王诗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材料二：

当我们看到电视里熟悉的火箭升空画面，感受升空那一刻的激动人心，有多少人了解几代航天人为此付出的汗水和艰辛？又有多少人清楚其背后经历的多次试验与失败？长征故事在祖国大地继续吟唱着。长征途中，英勇的红军战士突破了几倍乃至十倍于己的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越了雪山草地，仅是牺牲的营级以上干部，就超过400人。中国航天事业的飞跃，同样靠的是航天官兵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勇于牺牲和奉献。

看着眼前的巨型火箭，有谁能想到，这个庞然大物的研发团队成员不满35岁的占据多数。其中增压输送系统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0岁。箭体结构攻关团队，平均年龄32岁，成员大部分是硕士。拥有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航天人才队伍，也意味着中国航天事业拥有强大的创新引擎。

如今的文昌发射场，塔架高耸、厂房雄伟、道路宽阔而平坦，一个现代化的航天发射场呈现在我们眼前。“很难想象，七年前这里只是一片荒芜地。”工程师商利民这样介绍。作为发射场的第一批创业者，商利民也是在这片荒地里白手起家、打造发射场的全程见证者。当初，队员们顶着炎炎烈日，每天徒步穿行20多公里，用双脚丈量发射场1.6万亩的每一寸土地；被誉为“海岛丁香花”的高级工程师丁斓，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再推迟生育计划，高龄怀孕后，更是挺着大肚子奋战在一线；工程师周湘虎因过度劳累和强光照射导致左眼永久失明，他说：“即使把另一只眼睛也献给心爱的航天事业也无怨无悔。”

为了支持发射场的建设，星光村村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祖屋。还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普普通通的建设者，他们顶着烈日、吊在高空、深入泥坑、趟进积水，用勤劳的双手默默地干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

虽然他们可能互不相识，但开拓者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为祖国的航天梦而奉献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不论火箭的研制者，还是发射场、着陆场的建设者，不论发射一线、测控一线、回收一线的科研人员，还是散布于陆地和海洋上的保障人员，大家勇于奉献，众志成城，汇成托举中国航天的强大力量。

（摘编自《中国航天人为何用“长征”命名运载火箭》）

材料三：

“七一”前夕，许多乘飞机来贵州省贵阳市的游客透过舷窗看去，惊喜地发现，一座红色的巨型建筑逶迤铺展在青山绿水间，仿若一条从天而降的丝带，分外耀眼，这就是位于贵阳市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红飘带”数字体验馆（以下简称“红飘带”）。

贵州是红军长征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贵州以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红飘带”集文化、科技、艺术为一体，由数字演艺“红飘带·伟大征程”“红飘带·飞行影院”两大部分组成，数字化全景再现长征之路。

“序厅暖场！”——眼看观众已经入场，“红飘带”演艺设备专员朱颖迅速在对讲机中发出指令。一盏闪烁微光的马灯逐渐明亮起来，通过全息影像再现红军战士形象，一段红色之旅就此开启。

“‘红飘带’集合了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全维度机械运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声场等科技手段，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真实的体验。”朱颖边介绍边操作。光影在战壕、山体、石笋间流转，观众被引导进入下一个场景。

水花四溅、硝烟弥漫，身临“血战湘江”的悲壮历程；狂风暴雪，喊声阵阵，用双脚丈量“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场景……就这样，观众沉浸式穿行在“红飘带·伟大征程”的6个篇章中。

在“红飘带”，负责幕后保障工作的技术运维团队有30多人。每周，团队都会定时进行维护保养工作，在演出前进行早检，对各类型声光电设备、各场景特效情况反复调试。朱颖说：“希望能以每一次都完美的舞台呈现，吸引更多观众走进‘红飘带’，重温伟大长征精神。”

据悉，自2023年10月22日试运营以来，“红飘带”演出场次已超过4000场，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成为贵州红色文化、旅游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地标。

（摘编自《贵州贵阳：“红飘带”礼敬长征故事》）

大卫·科波菲尔（节选）^①

狄更斯

①我已经习惯于跟米考伯家相依为命，跟他们成了患难之交，亲密无间，除了他们，我就举目无亲。一想到我又得重找住所，又得生活在陌生人中间，就仿佛旧时的光景又回到了目前的生活中，因为我对以往的经历，记忆犹新。一想到这一点，我所有受到过它狠狠伤害的敏感的感情，所有在我心中永远留下的耻辱和不幸，就会变得更加痛苦难当。因此我认定，这样的生活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

②我当时十分清楚，要是不自己采取行动，我就没有逃离这种生活的希望。谋得斯通小姐很少给我来信，谋得斯通先生更是只字未写。他们只给过我两三包现成的或修补过的衣服，由昆宁先生转交给我。每次只在里面夹个字条，上面写的大意是：简·谋得斯通希望大卫·科波菲尔努力工作，专心尽职——我除了老老实实安心做个苦力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指望，他们连一丁点儿暗示也没有。

③就在第二天，我心里正在为自己打定的主意七上八下时，事实已向我证明，米考伯太太并不是无缘无故说到他们要走的。他们在我住的那家租了个地方，说好只住一个星期，到期后，他们就要动身去普利茅斯。当天下午，米考伯先生亲自到货行账房间，告诉昆宁先生说，到他动身那天，他不得不撇下我了，而且还对我的人品大大称赞了一番，我相信，对这种称赞我是当之无愧的。

④这天我们过得很愉快，尽管我们想到即将到来的离别，心中都有些伤感。

⑤“我亲爱的年轻朋友，”米考伯先生说，“我比你年长几岁，在做人方面总算有点经验，而且——简而言之，在对付困难方面，也算有点经验，总的来说是这样。眼下，在我还没有时来运转之前（我可以说，我时刻都有可能时来运转），我无可赠送，只有几句忠告。不过我的忠告还是很有价值的。我自己——简而言之，我自己就是因为没有接受这一忠告，才成了”——米考伯先生一直眉飞色舞，有说有笑，可是说到这儿，却一下停住了，皱起了眉头——“你眼前的这个悲惨的可怜人。”

⑥“我亲爱的米考伯！”他太太求他不要这样说。

⑦“我要说，”米考伯先生回答，这时他已完全忘了自己，又微笑着，“成了你眼前的这个悲惨的可怜人。我给你的忠告是，今天的事，绝不要留到明天。拖延乃光阴之窃贼。要抓住他！”

⑧“我另外的一句忠告，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你是知道的。年收入二十镑，年支出十九先令六便士，结果是快乐。年收入二十镑，年支出二十镑零六便士，结果是痛苦。那样，花就谢了，叶就萎了，太阳就西沉了，只留下一片凄凉的景象，这一来……这一来，简而言之，你就永远给打败了，就像我这样！”

⑨为了要使他这个榜样给人以更深印象，米考伯先生带着十分欢畅满意的神情喝下了一杯潘趣酒，接着还用口哨吹起了《学院角笛舞曲》。

⑩我没有忘记要他放心，我说我一定把他的规诫牢记在心，其实我用不着这么做，因为当时这些话显然已经深深感动了我。第二天早上，我在公共马车站跟他们全家相聚，看着他们心情凄楚地上了马车的后部，坐在车厢的外面。

“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的一切，你知道，即使我能忘记，我也绝不肯忘记。”

“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再见啦！祝你一切幸福，万事如意！要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我能使自己相信，我这遭受摧残的命运，能成为你的一个借鉴，那我就会觉得，我活在世上一场，还不完全是白白地占了别人的位置。如果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相信会有这一天），我有能力改善你的前程，那我就太高兴了。”

米考伯太太带着孩子，坐在马车车厢的后面，我站在路上依依不舍地望着他们。马车一会儿就看不见了。我和孤儿茫然相对地站在路中央，随后我们就握手道别。我猜想，她又回圣路加济贫院去了，我则上谋得斯通-格林比货行，开始我那疲劳乏味的一天。

【注】①节选自《大卫·科波菲尔》第十二章《决计出逃》，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