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神眼

    从起初遥远的一点，到依稀模糊的轮廓，再到清晰可见的机身，减速、放下起落架、稳稳在某军用机场降落。“奖状”飞机又一次执行特殊任务凯旋了。

走近它，“小”是给人最直观的印象。机身长、宽不过数米，差不多一人多高。而让人很难想到的是，眼前这小小的“个头”，竟能在13000 米的高空飞行，最大巡航速度0.72马赫，可连续飞行6个小时。一进入机舱，才发现这小小的“身板”还着实能“装货”：在直径不足1.5米、高只有1.45米的狭窄机舱内，就装有3个固定座椅，两个座椅在驾驶舱，1个长椅在后舱，各型电子设备占据了舱内大半个空间。而这也给驾驶“奖状”飞机的机组成员带来了麻烦，狭小的舱内空间，使得除两名驾驶员外，机组其他人员只能挤坐在一尺见方的小长椅上，蜷缩着直不起腰、伸不开腿，时间一长，腰酸背疼不说，想方便也找不着地方。但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他们每次执行任务都要连续飞行四五个小时。

    谈及飞行经历，机长张凯如数家珍，“自1986 年配备‘奖状’号，我们中队已先后7次入藏，20余次进疆，飞行面积超过250万平方公里，协助完成10余项重大科研攻关，完成抢险救灾任务160余架次。”

    多年的飞行，让“奖状”中队满载殊荣，也使他们不少人患上了“职业病”。副教导员孙文奎说，“每晚7点半要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天气预报，不管有没有任务，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天。”“一有灾情，无论天气如何，我们都会自发处于待命状态。在那种情况下，灾情就是命令，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一次，张凯机组飞往重灾区北川遥感航拍，电瓶温度指示灯突然报警，温度直线上升。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造成空中断电的危险。千钧一发之时，机长张凯脑海中掠过了一个个特情处置预案，一个个处置口令也脱口而出：

    “下降高度！”

    “跳开X 号保险丝！”

    终于，飞机从7000 余米下降到6000 米，故障被机组成员镇服。

    让机组成员终身难忘的是2011年7月的西藏航拍任务。当时，西藏正值雨季，动辄狂风骤雨，天气变化无常，气象条件非常恶劣；每个成员都出现了较强的高原反应，为了保证有足够的体力飞行，大家只好边吸氧、边打点滴、边研究飞行计划，最后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

    飞险区、闯禁空、测山河、赴震区……一次次的枕戈待旦，一次次的受命飞行，这支“奖状”中队屡建奇功，满载殊勋。在这光环的背后，蕴含着的是一份大爱。

    除日常的训练外，“奖状”飞行团队每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外执行飞行任务，陪同家人的时间自然也就少了许多，有时接到紧急任务，还会和事先安排好的“家事”“撞车”。

    或许在有些人的眼里，他们不是合格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但在家人的心目中，却有着不同的答案。

    一位飞行员家属说道：“选择了飞行员，就是选择了寂寞，为了‘大家’，一点牺牲不算啥。”一个轻松的回答，一个灿烂的微笑，折射出的是一份包容与关爱。

    “总觉得平时亏欠他们的太多，在家的时候就多给老婆孩子弥补一点。”一机组成员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位飞行30多年、6000余小时飞行员的氤氲柔情。

（摘编自苏银成等《探空测地的“九天神眼”》）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但对这个节日是怎么起源的，又源于何时等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笔者近读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二有关于中秋节起源的记载，对回答中秋节是怎么起源和源于何时这两大问题大有作用。现将这段文字照录如下：

    十五日，寺家设馎饦饼食等，作八月十五之节。斯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老僧等语云：新罗国昔与渤海相战之时，以是日得胜矣，乃作节，乐而喜舞，永代相属不息。设百种饮食，歌舞管弦以昼续夜，三日便休。今此山院追慕乡国，今日作节。

    此文所记为唐文宗李昂开成四年（839）事。

    圆仁关于中秋节“诸国未有，唯新罗国独有此节”的记载，大致可信。因为我国古代一些专记岁时的专著如汉崔亮《四民月令》、晋周处《风土记》、梁宗擦《荆楚岁时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唐韩鄂《岁华记丽》等书，均未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事；类书如编于唐初的《艺文类聚》、唐中期编《初学记》等，其岁时部亦不记八月十五中秋节；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民间日用书《书仪》，也不记八月十五为中秋节。这些似乎都告诉我们，唐以前，中秋节或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

    再来看看当时文人在八月十五的聚会，就可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八月十五夜，他们都习惯于在一起吟诗赏月。如《白居易集》中，就留下了《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值对月忆元九》《八月十五日夜对酒玩月偶题是诗》（卷十四）《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卷十七）《八月十五日夜同诸客玩月》《答梦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见寄》（卷三十一）等五首以“八月十五日夜”为题的诗作，若不是把此日夜当作节日，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中唐人已经把八月十五日夜当作节日，说中秋节起源于唐代，当非无据。

    此节得以从新罗“引进”，有其深厚的汉文化基础。

    首先，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八月十五夜的月亮，唐欧阳詹所言：“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中；取于月数，则蟾兔圆。”这种看法，代表了崇尚中庸之道的国人意识。“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正好说明八月十五日夜是立节的佳辰。

    其次，关于月的诸多神话传说，也是中秋节形成的节俗文化基础之一。如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桂等传说，均极为优美和富于传奇性。

    其三，古礼“秋分夕月”和秋社俗，也应是中秋节形成的又一个文化基础。秋分和秋社均为八月节，其时间一般都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甚或同时。如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秋社日为八月十五日，次日即为秋分。社日是农业大国的重要农事节日。社为土地神，“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社日是祭社神的日子，分春秋二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祭社神，叫秋社。前者“祈年”，后者“庆有年”。两次社祭，家家户户“结综会社”，非常隆重。秋社和秋分这两个传统节日在八月十五日前后一两日或同时，毫无疑问对中秋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节选自《文史知识》，有删节）

多巴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化学分子。不管你是谁，只要你生活在21世纪，肯定听过许多对于多巴胺的赞美。如今，人们想要提高自己的多巴胺水平，因为他们听说它是掌管着愉快、积极、专注和成就的分子。

在多巴胺之前，所谓的“快乐分子”是血清素。在诸如百忧解和其他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等抗抑郁药物的兴起过程中，我们被告知，血清素是情绪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时，数百万的人每天都使用它们，然而我们并不曾看到一波又一波幸福的市民脸上挂着狂热的微笑走过街道。于是，我们意识到血清素并不让人变得快乐，也许它只是让人稍稍变得更加平静，不那么容易产生极端的情绪，但是那种状态必定和纯粹的幸福没什么关系。

如果问多巴胺有什么作用？我的回应首先是：它是在哪里发挥作用？把神经递质和情绪联系起来的问题在于，这种看法是过分简单化的，与现实不符。当你吃肉的时候，它会分解成蛋白质，蛋白质则会在你的肝脏中分解成氨基酸。其中一种氨基酸是酪氨酸，它从肝脏通过血液到达你的大脑，在那里，它会先被转化成左旋多巴，随后形成多巴胺。当我说酪氨酸会输送到你的大脑时，我指的是整个大脑，而不仅仅是大脑的某些区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旦酪氨酸在神经元中转化为多巴胺，它将根据这些神经元在大脑中的位置来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多巴胺不仅仅关乎专注或积极，它还对其他身体功能产生重要影响，如运动、记忆、学习、睡眠、认知等。这是第一个结论：当我们在谈论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来提高多巴胺水平时，我们不能说多巴胺会增强某一特定功能，比如专注力或是积极性，因为酪氨酸会被输送到大脑的所有区域，在那里，它会同时影响其他功能。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应该把焦点集中在多巴胺上。多巴胺与血清素一样，只是众多神经递质中的一种，这些神经递质都起着开启神经元之间交流的关键作用。诸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之类的化学物质也有着相似的作用方式：它们与突触后神经元的受体结合，然后电脉冲就能从一个神经元流向另一个神经元。众所周知，许多药物针对的是去甲肾上腺素或肾上腺素，而非多巴胺，但它们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事实上，你在得到多巴胺的时候必然也会得到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因为多巴胺会通过酶转化为去甲肾上腺素，而去甲肾上腺素随即通过其他酶转化为肾上腺素，这一系列过程发生得非常快。因此，即使多巴胺确实与奖励和动机有关，这些情绪的积极效价也并非因它而生。

当媒体谈及“多巴胺”时，他们通常只是在谈论从中脑神经元向纹状体释放的多巴胺。纹状体是一条神经通路，参与预测和对预测的学习。

想象一下，下个月你的薪水里会有一笔额外奖金，这是一件你无从预测的事，所以这是一个预测误差，而且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误差。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大脑纹状体的一小部分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此处多巴胺增加的作用是使神经元兴奋并发出预测误差的信号，这对于生存至关重要。这就是让多巴胺闻名的奖励机制。只不过，奖励机制并非关乎奖励，而是关于新奇。

想象一下相反的情况：下个月的发薪日，你的账户里没有一分钱进账。这也是一件意外之事，只不过它没有奖励，因此着实是一个非常负面的预测误差。然后，你猜怎么着？多巴胺大量释放，方式和前面的例子里完全一样。这不是奖励。当你得到好东西时，多巴胺神经元不会激活。当你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时，它们才会激活。而当你没有得到你期待的东西时，它们会生闷气。

人们对奖励既“喜爱”又“想要”，而这两个词似乎几乎是可以互换的。然而，调节“想要”某种特定奖励的心理过程的预测误差机制，与调节对该奖励的“喜爱”程度的大脑回路是可以分离的。换句话说，欲望和渴望是一回事，而你获得的实际的愉快或享受是另一回事。事实上，即使许多成瘾嗜好和习惯不再令人愉悦，或者至少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令人愉悦，人们仍然渴望它们。所以欲望、渴望，这是一种动机，是由我们迄今所描述的这个庞大旺盛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并由中脑边缘多巴胺调节。相比之下，我们从喜欢的事物中获得的真正的愉快或“喜爱”，是由其他更小、更脆弱的大脑回路调节的，而这些回路甚至不依赖于多巴胺。

所以，从现在开始，当你听到人们谈论多巴胺，不要让自己被愚弄，多巴胺并不关乎奖励。它与新奇和学习有关，与标记意外事件有关，它会标注这意外事件是正面还是负面，然后触发恰当的反应。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科普中国”《对多巴胺的普遍误解》）

材料一：

“风清骨峻”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基于文学作品两大构成要素“情”与“辞”的内质美而提出的具体要求。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看，此观点为刘勰首创。其《征圣》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一句指出，构造文章的金科玉律是志足情信、言文辞巧；其《风骨》篇则告诉我们，“情”与“辞”要具有内质美，就要做到“风清骨峻”。

“风清”是对“情”的内质美的要求。“清”，清新真切之意，“风清”就是要求文章的思想情感表达深刻，清新爽朗，真切动人。《风骨》篇中说“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深乎风者，述情必显”。刘勰认为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就是有“风”的作品。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说：“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说明我们把“风清”解释为“情感表达清新爽朗、真切动人”是正确的。

“骨峻”是对“辞”的内质美的要求。“峻”，峻拔遒劲之意，“骨峻”就是要求文章的语言简洁精炼，气势刚健有力，具有感染力。文辞的运用，一味卖弄辞藻是不好的，或者仅停留在流畅层面也是不够的，要靠力量、动健、精约和峻拔取胜，这样才能达到文辞运用的美学要求。

另外，刘勰谈风骨总是离不开文采，他认为风骨与文采应和谐统一。文采是对文章外形美的要求，风骨是运用文采的基础，有风骨而缺乏文采的文章也是一种缺陷。刘勰还说，风骨需要文采的润饰，这种润饰要不露痕迹。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风清骨峻，篇体光华”，内质美和外形美才得以统一。

（改编自童庆炳《＜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

材料二：

刘勰在《文心雕龙 .风骨》中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无论是“兴观群怨”的《诗经》，“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的《离骚》，还是“慷慨刚健”的建安诗，抑或是“忧悲深广”的唐宋词，“观照现实”的明清小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当时及后世读者、批评家的高度赞赏，均在于作家能够以其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真挚明朗的思想情感贯穿于作品之中，形成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而言，推崇文学作品“风清”的审美旨趣，就是要在日常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中切实关注文学作品的情感表达问题，褒扬那些能够以饱满的思想情感，将中华传统文化中心怀天下、仁民爱物、慎独修身等向美、向善的优良品质自然融入其中的优秀作品。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使读者于字里行间感受作者真挚明朗、崇尚美善的思想情感和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实现润物无声、以文化人之效。

《文心雕龙•风骨》中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在刘勰看来，唯有语言简洁精炼，“结言端直”，才能使作品在情感表达上做到指向明确、鲜明爽朗，充分展现作者“意气骏负”、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细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无论是高唱“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橘颂》，还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还是“大声鞋格，小声铿鈞”的辛弃疾词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而言，推崇文学作品的“骨峻”之美，就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古籍中的优秀成果，既要努力创作并积极褒杨那些能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品，又要敢于反对、批判那些以炫技逞博、哗众取宠为能事的语言低俗、媚俗之作，真正做到“以文立心、以文铸魂”，向世界展现中国气派、中国风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发扬中国文艺追求向上向善的优良传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倡导健康文化风尚，避免畸形审美倾向，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健有力的优秀作品滋养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使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因此，探寻“凤清骨峻”的当代意义，就是要在深入了解其深刻内涵的基础上将其“激活”，使其真正参与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中来，能够创作出充分展现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构建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综上所述，“风清骨峻”的审美观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批评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放眼当下，面对增强文化自信的时代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任务，坚持“古为令用，守正创新”，努力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是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

（改编自董晨《“风清骨峻”的当代意义》）

材料一：

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禄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不久前，河南省杞县融媒体中心在筹备纪念活动翻阅资料时，在杞县档案馆查找到70年前焦裕禄的两份珍贵手稿。两份手稿均写于1952年11月，记录的是30岁的焦裕禄在杞县谢寨乡（今邢口镇）开展土改复查工作的情况。

1952年1月，焦裕禄来到杞县后，先在葛岗区大云所乡和楚寨乡走访调查团组织建设，开展土地复查工作，后在谢寨乡开展土改复查工作。从时间上推断，焦裕禄在杞县工作约一年时间，改变了过去他在杞县工作5个月的说法。焦裕禄在《杞县一区谢寨乡土改复查运动第一步工作报告》中写道：“深入发动群众，加强干部团结，密切党群关系……当人民的好干部。”在杞县工作期间，焦裕禄走街串户、访贫问苦，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群众认识到“只有坚定不移跟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的道理。

自8月10日起，焦裕禄的两份手稿开始在杞县“纪念焦裕禄诞辰100周年书画展”上展出，两份手稿为杞县党员干部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提供了珍贵教材。

（摘编自《河南杞县发现两份焦裕禄70年前的珍贵手稿》）

材料二：

1953年6月，31岁的焦裕禄响应党的号召，怀着满腔激情，抱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想来到正在筹建中的洛矿。

厂里提出，当务之急是要修一条从车站到厂区的公路。焦裕禄主动承担了这个紧急任务，厂里只给了他半年时间，领到任务后，焦裕禄就和工人们一起风餐露宿在筑路工地上。由于临时搭建的工棚少，焦裕禄提出干部露天睡觉，自己带头把铺盖搬到野外，并风趣地表示，天作房地作床，这么大的屋子，这么大的床，往哪找啊！

1956年12月，焦裕禄被厂党委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没日没夜地投身于洛矿的建设中，他带领大家冲锋在前。1958年春，厂党委决定，由焦裕禄所在的车间承担试制新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筒卷扬机的任务，卷扬机在矿山、码头、水利等建设中主要用于物料的提升与平移。为缩短工期，焦裕禄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把整台苏联机器上的上千个零件全部拆解下来，一件一件熟悉。在焦裕禄的领导下，一金工车间克服了设备不全、原材料和零部件奇缺等重重困难，仅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成功完成了研制任务，不仅填补了我国矿山机械生产史上的一项空白，还缓解了我国矿山采掘中提升矿石和煤炭作业的燃眉之急。同年8月，机器分配给河南义马煤矿后，使该矿的提升能力较过去翻了一倍。这台额定使用年限20年的机器，一直坚持服役了49年，表现出良好的安全和使用性能。

1959年1月，焦裕禄由于出色的表现，被厂党委任命为生产调度科科长。1962年，他重新回到农业战线任职，从此告别了9年的工业岁月，开始了他人生又一段新的征程。

（摘编自《焦裕禄在洛矿》）

材料三：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摘编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