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声音”的精神追求

    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获得了诸多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的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近年来中国选秀文化变化和发展的一个新的状况的投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的新的变化的投影。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的选秀文化经过了2005年以后的第一波高潮之后，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某种困局。一是造就超级明星的功能业已减退，通过选秀为公众所认识好像越来越难。这既是由于这些年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的问题复杂，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都相当接近，难以脱颖而出。一开始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反而是许多参加各电视台选秀的选手都差不多，观众的印象模糊。二是观众的新奇感消退之后，对于选秀的形式已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也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疲劳感，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了。这几年选秀一直处在瓶颈之中。

    当下引发观看热潮和争议的“中国好声音”一出现就产生了轰动效应。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从音乐专业方面着力，从“好声音”中寻求新的可能性。让刘欢、那英等这样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让迷人的好声音得以展现。通过这些华语歌坛的最重量级的人物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的做法，使普通人能够成为音乐人，进入这一专业领域得到更多的培养和深造，从而能够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进入专业领域。这个构思另辟蹊径，让选秀不再一下子就能实现梦想，也不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通过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这是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学习的长期的努力的过程，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面对的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的社会环境，而独生子女的适应能力和抗压能力又相对较弱。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的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诸多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而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炼，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和向上的价值。这样，音乐大家和青年选手的双向选择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所标举的是脚踏实地，所倡导的是一种正面而积极的价值观。通过艰苦的奋斗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遽然实现的展台，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又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具有魅力的。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和思考也值得我们反思。“好声音”的几位选手的经历和过去的生活引发了一些争议，这些问题曾经是电视节目为了制造效果而经常存在的，但这一次引发的争议似乎相当大。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并要求电视节目有更严格的自律，要求出现在屏幕上的人更为真实。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曾经相当盛行的“托儿”或者胡乱编造的情节。因为人们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青年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更加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成功，因为只有真实的人的努力和梦想才有价值。这其实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有删改）

    家是游子的心灵港湾，是浓得化不开的情结。然而古往今来，少小离家建功立业，几乎成为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人生选择与内心情感逆向行驶，并非是因为不眷顾家园亲情，而在于炽烈情怀早已从乡土走向家国。

家国情怀，与其说是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无论是《礼记》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还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任担当，抑或是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忠诚执着，家国情怀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更近乎你我内心之中的精神归属。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小家”同“大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命相依。正因为感念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我们主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担当。家国情怀宛若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家庭是精神成长的沃土，家国情怀的逻辑起点在于家风的涵养、家教的养成。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为基础，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熔融合一，是古人的宏愿，亦是今人传承家风和家教的本分。在传承优良家风中筑牢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在正家风、齐家规中砥砺道德追求和理想抱负，在履行家庭义务中知晓责重山岳、公而忘私的大义，正是家风传承中所蕴藏的时代课题。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乃是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当我们专注于亲情眷念、自我圆满，不应忘了民生之疾苦同样关乎自我之荣辱。更好地兼顾小家与国家，将对家的情意深凝在对他人的大爱、对国家的担当上，人生才能真正达成圆满。从毛泽东“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壮志豪情，到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慷慨赴义，再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为民情深，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把个人价值寄托在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与奋斗中，见证共产党人的忠诚信仰和无私情怀。以伟岸人格承接伟大担当，以家国情怀托举复兴使命，每个党员干部都应有这样的使命自觉。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有意义。家国情怀是一股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有了它的丰润，我们必能描绘大写的人生、成就不凡的意义。

（选自2016年01月20日《人民日报》）

康熙大帝与清代科学

王扬宗

    明末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导致已经编译好的《崇祯历书》未能正式颁行。清兵入关，汤若望将该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迎合了新朝的需要，得以颁行天下。但随之而来的中西历法冲突，终于酿成康熙初年的历狱大案。

    康熙帝深信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康熙初年的这场历法大战证明西方天文学比钦天监使用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法在计算方法上更准确，于是在平反历狱后，他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让南怀仁讲几何学和力学等知识。西方传教士希望以科学为传教铺路，康熙帝则需要科学为朝廷服务。

    康熙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也认真研读中国典籍，他对宋明理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不喜欢耶稣会士传播的那一套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而推崇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康熙帝以继承华夏正统自居，“崇儒重道”是他的基本国策，这导致了他在晚年评定中西历法之争时，采取了“西学中源”的立场。在崇尚儒学的社会氛围里，西学“名不正，言不顺”，而认定西学源于中国之后，中西实为一家，他就能名尊中学，实用西术，并能避“用夷变夏”之嫌。在确定“西学中源”说的钦定地位之后，康熙帝以“御制”的名义编纂了《律历渊源》并刊行，从而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带动了清代科学的进步。

    康熙帝晚年亲自组织进行了两项科学工程。首先是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这是康熙帝利用耶稣会士为其服务的成功典范，也可以说是耶稣会士利用康熙帝的支持开展科学工作的成功范例。第二项大工程是《律历渊源》一百卷的编纂，编纂工作始于1713年。康熙帝从全国调集了

    汉、满、蒙族的一批专门人才，历时八年于康熙六十年（1721）终于完成这部著作。

    从康熙帝亲自领导这两项大工程，尤其是《律历渊源》的编纂，我们可以一窥其名为“御制”实为御用科学的性质。

    第一，是指导思想上追求为皇朝现实政治服务。康熙帝御用的历算专家将河图洛书附会为“数理本原”，以《周髀算经》为“西学中源”说张本。其用意虽说也有吸收西法的积极意义，但这不仅与科学的求真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将清代科学引向了“会通中西”的羊肠小道。

    第二，御用科学必须由皇家来掌握、控制和垄断。康熙帝对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加以严格的控制，一旦传教士的活动超出了他许可的范围，他就严加禁止。

    第三，御用科学追求的是实用性、权威性，而不是创新性。康熙帝等自诩为“淑天下而范万世”的《历象考成》和《数理精蕴》等御制“一代大典”尽管在清代科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放在17—18世纪的世界科学之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四，与御用科学的权威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保守性。在康熙帝的影响下，钦天监虽然聘用了耶稣会士，采取了西法，但其任务和工作则依循旧轨，毫无求新求变，清朝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的科研机构，最终导致在中西交流频繁的康乾盛世，国人对近代科学毫无感知。

    西方科学、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使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世界史上黯然失色。康熙苦心经营的御用科学，试图将完全不对等的中西科学进行融合和会通，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将中国科学引向了歧途，中西科学的差距由此不断扩大。思想的禁锢和文化的束缚代价何等沉重，中华民族为此虚掷了多少光阴！探讨康熙帝发展科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反思我们的思想惰性和体制弊病也会有所裨益。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4日，有删改）

    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经历了长达数干年不间断的发展过程。中华传统文化蕴着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能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获得新生。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华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自身的烙印，在形成一个民族的诸多因素中，地缘、血缘因素都不如文化来得重要，这个观点虽然是现代西方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提出来的，但事实上，中华民族的先贤早就有所认识。例如，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孔子并不是从地缘、血缘的角度来认同周王朝的，而是着眼于文化，那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是什么呢？应该说是以人为本。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创造力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的先民则认为取火方法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一燧人氏发明的，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精神差异：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投向天庭，中国人则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有的甚至势若水火，但他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其智慧大都是关于人生的智慧。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华传统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其他民族对各路神灵的至高权威顶礼膜拜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把人间的圣贤当作崇敬和效仿的对象；当其他民族把人生的最高目标设定为入天国以求永生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以“立德、立功、立言”等生前的建树来实现生命的不朽；当其他民族从宗教感情中寻求灵魂的净化或愉悦时，中华民族的先民则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

    既然中华民族的先民以人为万物之本，他们的理想国就在人间，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逸逸，席不暇暖：庄子热爱个体生命，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也抱着爱惜态度。如果说儒家更注重整个民族和社会的群体利益，那么，庄子更重视的就是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价值的把握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心理。显然，这种文化心理既有丰富内涵，又有积极意义，可以滋润当代中国人的心灵。

    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宝贵遗产需要我们继承：一是重视自然环境的生命观，以“民胞物与”的态度看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二是既重物质又重精神的价值观，不会在追求物质文明时丧失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三是既重视群体又重视个体的道德观，儒家的大公无私与道家的个性自由形成互补；四是见贤思齐的学习态度，随时准备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五是见隐知微的忧患意识，重视国家和民族可能面临的祸患而绝不讳疾忌医。今天，西方文化依然风靡全球并对其他文化强势入侵，许多民族都对如何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忧心忡忡，我们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我们在努力学习其他民族文化优长的同时，更要从本民族的文化透产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只有当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就时，才能打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进而为实现全人类的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摘编自莫砺锋《以优秀传统文化溢润心灵》，2017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

面对重大灾害、困难，文艺的作用不言而喻。文艺界抗击疫情主题MV《坚信爱会赢》推出后，官方微博点击一天内突破900万，之后在多家网络视频平台上线，在二十家卫视和百余家地方电视台播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优秀的文艺作品在鼓舞斗志、凝聚人心方面的独特作用。面对严重的灾害，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更好地搞好创作、不辱使命呢？

首先，应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疫情防控斗争中的精神气象。这次疫情危害严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也使主旋律更为激越。全国人民用切实的战“疫”行动映射出昂扬向上、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气象，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深厚底蕴。比如，一批批医护人员离开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奔赴抗疫一线，千里之外的菜农驾车将万斤蔬菜捐献运送到疫区，年轻护士因长时间的封闭工作疲惫不堪却仍然冲锋在前、恪尽职守……全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战胜疫情努力着、奋斗着，体现出整体组织性和个体自觉性的高度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正像歌曲《坚信爱会赢》所说，“长江黄河水流长，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应致力于“身临其境”的感发和形象生动的表达。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身临其境”、有感而发。“身临其境”并不是说一定要涉身疫区，其中的关键，是用真情去体会，用真爱去触发，把其中带有普遍性的、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共鸣和深刻触动的精神内涵、炽热情感表达出来。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谱写《红楼梦》组曲之时不可能穿越到古代，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名篇佳作，关键在于他对内容的深入体悟，真正做到了有感而发。二是形象生动的表达。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思想倾向“应由情境和情节本身产生出来，而不应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应该“通过情节发展本身生动活泼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立象以尽意”，也是这个意思。面对疫情的创作也是如此，应用生动的形象、词句、情节、旋律去描绘、表达，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宣示、口号上。近日一幅《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的漫画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正是形象化表达的功效。

最后，应抱有为高远的艺术理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是在不断战胜灾难中前进的，一方面，抗击疫情促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彰显了制度的优势和人性的光辉；另一方面，战胜疫情的经历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提升精神高度、完善文化心理结构的契机。疫情中当然也暴露出一些观念的落后和社会治理的短板，显现出一些人精神境界的低洼和公德意识的薄弱，这些都可以在高远的艺术理想中，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去对比、去反思、去呈现，给人以灵魂的触动和警醒；抱有远大理想，同时也会促进当下以团结鼓劲为主的创作水平的提升。这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升增添新的力量。

(摘编自袁正领《如何把握战“疫”主题下的艺术创作》)

材料二

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筑就高峰？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丰厚灿烂的文化积淀，广阔生动的当代生活，这些都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当然，筑就高峰还需具备多方条件，比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与读者进行充分交流；与时代保持密切联系，到时代的深处、生活的腹地中去思考，等等。更关键的是作家艺术家的胆识和努力，作家艺术家要贡献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独特审美创造，对艺术创作始终保持热情，潜下心来，不被功利主义左右。

时代是一条大路，作家就像一驾车，这驾车必须在路上行驶。作家要穿透纷纭驳杂的表象，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思考通过作品交付给读者，启迪人们认识生活，理解时代。这是作家的天职，也是文学的天职。

(摘编自《冯骥才：作家艺术家要勇担时代责任》)

材料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以表现时代、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着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在叙事艺术、影像质量、表演水准、艺术风格上都实现了跨越式进步。然而，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包括某些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在题材拓宽的同时，精神内涵却日益稀薄，在不同题材类型中都存在以情感表现填充或置换社会现象的问题。如《猎场》等“时尚职场剧”所展现的职场与真实职场存在隔膜。此外，亟待提升的还有创作中的艺术真实性和身临其境感。如果说细节不真实还是艺术功力不足的表现，那“作品局部真实却整体失真”等问题，就不只是艺术功力的问题，它损害的是“揭示真实”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功能。值得关注的还有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中典型人物形象较少，人物符号化、定型化、泛偶像化等问题。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对生活的同格化描摹，它需要对现实进行提炼和概括，需要塑造一批紧扣时代发展、生动鲜活且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形象。最后，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美学观、价值观，与以网文IP为基础的流行价值认知及审美趣味之间存在较大冲突。许多作品虽然影调唯美，但却缺乏真实的质感之美，且在价值观上过度迎合年轻观众的流行认知，如“颜值即正义”的感官崇拜、金钱权力迷恋、耽于梦想等。只有少量作品如《匆匆那年》《最好的我们》有着较强的生活实感，但整体上亟待调整与纠偏，以全面提升青春故事现实表达的文化品位与思想格局。

(摘编自戴清《现实主义创作如何才能羽翼丰满》)

闸门

走下山顶不远，周仆突然停住脚步。眼前出现的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景象呵！这就是刚才烈士们带着满身的火焰同敌人进行壮烈搏斗的地方！在浅淡的暮色里，周仆看到烈士身上的棉衣，有一些余烬还在燃烧，断断续续地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他们有人掐着敌人的脖子把敌人撩倒在地上；有人同敌人死死地抱着烧死在一起；有人紧紧地握着手榴弹，弹体上沾满了敌人的脑浆；有人的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附近还有几个六○炮的弹坑，弹坑边躺着烈士，成堆的美国人倒在烈士的周围……

周仆再往下一望，从山腰到山脚，美国人遗弃的尸体，乱糟糟地盖住了整整一面山坡。尤其在那个山洼，那些戴着钢盔、穿着皮靴的长大而笨拙的尸体，密集得一个压着一个，一堆连着一堆。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姿势，横七竖八地躺在积了很深的血水里。其中许多尸体，头冲北，脚朝南，看得出他们是遭到突然的反击惊慌后退中被击毙的。郭祥的“闸门”，就是这样把那些远渡重洋的恶狼一批一批地砸死在这里，碰死在这里。看见这种情形，周仆真想大喊一声：杀人犯们！那些以侵略别人的国家、破坏别人的幸福为职业的杀人犯们，那些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无比残忍而在战士面前胆小如鼠的卑劣的野兽们，你们认真地瞧瞧吧，这才是你们迟迟早早必然会得到的下场！周仆站在山坡上，热血上涌，思绪翻腾。眼前仿佛又飞出火人的巨大身影，耳朵里仿佛又听到他们震天动地的呐喊。这些火人们，这些不知恐惧为何物的人们，他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部队，什么样的战士呵！他们是下凡的天神吗？不，他们不是天神，他们就是那些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战士，是同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同志。然而，他们却的的确确像无畏的天神，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为劳苦大众复仇的天神。世界上有任何一种反动力量，可以打败这样的部队吗？没有，过去没有，今后就更不会有，而是相反，它们终究要被这样的战士所打败！周仆沉吟间，只听有人“哎”了一声。

他转眼寻视，只见一个抢运烈士遗体的战士，抱着烈士的头坐在地上，好像在低声哭泣的样子。他赶过去一看，是刘大顺，他低着头，眼泪像小泉水似地涌流下来。

“你，你怎么啦？”周仆忙问。

调皮骡子和其他战士也赶过来问：“你怎么啦，刘大顺？”

①“断了……”他指了指烈士的手指，难受地说。

周仆一看，那位烈士紧紧地抱着敌人，嘴里街着敌人半块耳朵。由于双手抱得过紧，分都分不开，以至烈士的手指被掰断了。

周仆的心，不禁引起一阵酸辣辣的疼痛。在场的人，也都十分难过。停了一会儿，周仆才说：“别难过啦，同志们。我们应该很好地向烈士学习。你看他们对敌人多么仇恨。对敌人不仇恨，或是恨得不够，就不会有真正的勇敢！……”

话是对大伙说的，可是刘大顺却觉得，政委仿佛是针对自己讲的。

“政委……”他并没有抬起头，“我，我想找你谈一次话。”

周仆亲切地说：“我也早就想找你谈谈，可惜没有抓紧时间。……昨天在诉苦会上，我见你昏倒了，我知道你心里是很难过的。”

“我，我……政委，”他被政委的话所激动，流下了眼泪，话也说不成句了，“我越想越不该犯那样的错误（对敌人动了仁慈之心）；看看同志们，我觉得我够不上一个红三连的战士…”

周仆上前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说：“大顺同志，我们决不会根据一时的表现，来断定一个同志的。……大家还是快把烈士的遗体运到后边去吧，免得呆会儿炮火再伤着他们。”刘大顺恋恋不舍地撒开手，②望望政委，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坚决的与感激的神情。周仆亲自用手理了理烈士的遗体，由刘大顺他们抬往后面去了。

随着夜色的降临，北面的战斗越发激烈起来。炮火的闪光，有如打闪一般，照得山谷一明一暗。红色的电光弹在夜空里纵横交叉，来往飞驰。③不一时，敌人的照明弹也打起来了，越打越多，照得山谷如同白昼一般明亮。夜航机也轰隆轰隆地出现在阵地的上空。周仆回到山顶的时候，二连已经按照命令前来接防。三连的代理连长乔大夯，班长陈三和代理班长调皮骡子围着政委，要求把他们继续留在阵地上。

“让我们打到底吧，俺们红三连能坚决守住阵地！”乔大夯说。

周仆摆摆手说：“你们已经很辛苦了，下去休息一下再说。”

“战斗还没结束呀，政委，我们怎么能下去哪？”陈三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倒没什么，这是战士们的意见哪！”

“我们人少，顶一个排还不行吗？”调皮骡子也接上说。

“不行，这是命令！”周仆决断地说。

“俺们红三连……”乔大夯又要说他的红三连了。

小迷糊打断他的话，附在他耳朵上使劲地喊：“政委说罗，这是命令！”

大家看政委脸色严峻，才不言语了。④乔大夯慢腾腾地卸下刺刀，插在皮鞘里；又从地上拣起他们连长那把带血的铁锹，扛在肩上；迅速地整理了部队，带着22名战士，走下凸凹不平的阵地。

“真不愧是井冈山下来的连队！”周仆自言自语地说，在炮火的闪光里，望着他们坚强的背影。

（节选自魏巍《东方》，有删改）

注：周仆是志愿军某团政委，郭祥是该团三连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