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哈佛大学到合肥科学岛，强磁场的吸引力无需衡量；从扬名美利坚到报效祖国，不计得失的人生续写壮美的诗篇，”从2009年开始，在留美博士后王俊峰的带动下，8位在美的哈佛医学院博士后于八年前相继归国，扎根合肥科学岛，潜心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现在，合肥科学岛上不仅有这八位哈佛归来的博士后，还有几十位“海归”科学家，他们不计名利，一腔热血，克服家庭的种种困难，只想为祖国的科学创新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摘编自《合肥在线》）

材料二：

    近期，“八剑下哈佛，共聚科学岛”的话题广为流传，堪称继杨振宁、李政道后，海外留学人才回归祖国的又一段佳话。

    在我国历史上，已有两次留学生“归国潮”，分别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和90年代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笫三次“归国潮”便开始孕育，“八剑下哈佛”便是典型案例。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供的研究结果显示，自2008年以来，我国正在由高端人才流失国逐渐转为最主要的高端人才回流国。留学人员回流率是指同一时段内，留学回国人数占出国留学人数的比率。留学人员回流率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出海外留学人员的流动状态，是测算留学回国人员规模的主要统计方法。

图1：第三次“归国潮”回流率统计     图2：2013-2016年出国留学与回国人员统计

    除了回流率，2010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增长率与留学回国人员增长率间的差距也在逐步缩小，甚至在2016年出现了“逆转”。

    海外人才专属发展平台Lockin China联合全球名校中国职业发展联盟（GUCCU）以及招聘兄弟会发布的《2017海外人才就业分析报告》显示，54。8%的海归主要看重国内经济形势发展好，还有超过40%的人认为家庭、朋友图都在国内，因此选择归国发展。

    该报告显示，导致留学生回国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英国以及澳洲移民政策收紧，留学生毕业后难以留在留学国家继续发展，因此造成了大批的海外留学生归国的现象。报告显示，2017年的归国人数预计突破60万，这个数字将明显超过今年出国留学的总人数。

（摘编自2017年9月7日《每日经济新闻》）

材料三：

    虽然不少與论在解读“归国潮”时，认为主因是国内就业吸引力增强，但不能忽视的是，我国出国留学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10年前，我国出国留学，基本上还可以界定为“精英留学”，大多数选择出国留学者主要是到国外名校攻读本科以及研究生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从2007年到现在这10年间，出国留学的数量出现“井喷”的态势，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出国留学群体整体质量参差不齐。既有传统的“精英留学”，又有到国外读一般普通院校的“大众化留学”，同时，也存在学力较弱的学生到国外“混文凭”的现象。二是出国留学低龄化。目前，到国外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学生比例接近30%。

    观察出国留学结构的变化，就不难解释“归国潮”现象了。2007年后快速增加的出国留学学生，在2011年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此时相较于陷于泥潭的西方国家，中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对他们有很强吸引力。这其中，不乏一些竞争力偏弱的人群，这也提高了回国比。

    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中的精英留学群体，有多少选择回国，这对评价出国留学的价值和我国对人才的真实吸引力极为重要。对此，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人曾指出：“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87%。”这说明，大规模“归国潮”中，精英人才的比例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此外，部分“海归”回国后“水土不服”，这其中因素很多，但不可否认，相当一批人的原因在于，在出国留学时盲目选择，并未做好长期和科学的出国留学规划；有的学生是想“逃避”国内高考而选择出国留学；有的认为只要拿到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可混到一张文凭；还有的在国外求学期间严重缺乏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规划能力，导致毕业时缺乏竞争力。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出国留学走向大众化，我国必将从原来的“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用人单位和社会不可能再完全按学历和留学与否的标准评价、选拔人才，而会更加重视人才本身的能力和素质。高等教育将摆脱学历教育导向，重视受教育者的能力培养，而每个受教育者也应该基于个体能力、素质的提升来规划学业发展、教育选择，而不能再仅仅追求学历或身份。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作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材料一：

    在业内专家看来，人工智能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如何更好地协同在一起，形成良好的AI发展生态。其次是建立统一标准，规范大家的行为。最终还是要行业应用，行业深度融合，这是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

    “未来人工智能行业要标准化，把一些标准制定出来，这个行业会形成更大的突破。另外，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法规制定问题，也是行业面临的挑战。拿无人汽车来说，自动驾驶这个环节，已经涉及法律法规。一旦法律法规跟上了，人工智能的落地也会更加快速。”金山云高级副总裁、合伙人梁守星坦言。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有删改）

    材料二：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

    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三：

    2018年3月28日，第五届“财经中国V论坛——人工智能：现实与图景”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在一些典型化、标准化领域，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运用，产业正处在快速扩散阶段，但同时也应看到差距。

    南开大学原校长、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认为，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存在于四个方面。第一、缺少重大原创成果，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瑞芯片、重大产品与系统基础材料、元器件、软件与接口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第二、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第三、人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第四、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

    （摘编自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人工智能产业快速扩散专家称仍要坚持务实发展》，有删改）

    材料四：

    记者就教育部日前发布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采访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

    记者：《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

    雷朝滋：高层次人才培养要不断加强。

    ①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

②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③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课程建设，特别是人工智能基础、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主干课程的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

    ④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

    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记者采访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一：

    卫星导航系统可分有源（主动式）和无源（被动式）两种。我国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采用有源方式，即用户进行导航定位时要主动向卫星发送信号，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导抗系统采用无源和有源相结合的方式。

    从2017年11月5日发射首批北斗三号（2颗）地球中圆轨道导航卫星起，我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北斗二号相比，除了服务区域由区域覆盖扩大到全球覆盖外，北斗三号在精度和可靠性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其单星设计寿命由以前的8年提高到10至12年，并首次提出“保证服务不间断”指标。

    另外，该卫星还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卫星的在轨自主完好性监测功能，这一功能对民航、自动驾驶等生命安全领域用户来说，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其全新的导航信号体制和强大的在轨重构功能，也将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因为通过兼容互操作技术，可为用户能在终端上接收多个信号奠定基础，给用户提供多种选择方案。

    根据计划，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届时将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到2020年前后，北斗三号系统面向全球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北斗”发展蓝图是构建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以“北斗”系统为核心，建成天地一体（包括太空、地面、水下、室内）、覆盖无缝、安全可信、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

    （摘编自《解码北斗三号》，《北京日报》2017年11月18日）

    材料二：

    我国第一代导航卫星北斗一号与第二代导航卫星北斗二号以及第三代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在工作原理上有明显不同之处。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是通过采用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方式来确定用户的位置。在平时，地面中心站经2颗北斗一号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不断向用户询问是否需要定位的信号，而用户终端一般只处于光收听不发信息的状态。当需要定位时，用户终端分别经2颗北斗一号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向中心站发送需要定位的申请信号。这时，地面中心站通过测量信号的往返时间来算出用户终端分别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由于卫星的位置是已知的，所以可以用这2个距离测量数据进一步推算出用户位置。最后，地面中心站将该定位信号经1颗卫星传给用户终端。其优点是所需卫星少，只要2颗卫星就行；具有导航定位、发短报文和精密授时等多种功能。但其定位精度不高，系统用户容量有限。

    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采用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和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相结合的集成体制方式来为用户导航定位。所谓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就是用户被动测量来自至少4颗在卫星时钟控制下的导航卫星连续发送的无线电导航信号，并根据这些卫星信号的不同传输时间，来测定用户到这些卫星的不同距离，然后通过用户终端的数学运算得到用户的三维坐标与速度。

    （相关链接：《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定位的》）

    材料三：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提供两种服务方式，即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开放服务是在服务区中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为10米，授时精度为50纳秒，测速精度0.2米/秒。授权服务是向授权用户提供更安全的定位、测速、授时和通信服务以及系统完好性信息。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其建设目标是为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我军民用户提供陆、海、空导航定位服务，促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功能的应用，为航天用户提供定位和轨道测定手段，满足武器制导的需要，满足导航定位信息交换的需要。

（《百度百科》）

横渠四句

冯友兰

    张载的四句话，我称之为“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简明地说出了人的特点，人之所以为人，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四句中的那四个“为”字的主词，可能是张载本人，也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哲学。无论如何，从一般人的观点看，第一句“为天地立心”很费解。其实，并不费解。宋朝有一个无名诗人，在客店的墙上题了两句诗：“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以孔子为人类的代表。他应当说：“天若不生人，万古长如夜。”在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中，如月球，虽然也有山河大地，但没有人了解，没有人赏识，这就是“长如夜”。自从人类登上月球，它的山河大地被了解，被赏识。万古的月球，好像开了一盏明灯，这就不是“长如夜”了。地球和其他星球的情况，也是如此。地球上的山河大地是自然的产物，历史文化则是人的创造。人在创造历史文化的时候，他就为天地“立心”了。人所立之“心”，是宇宙“底”（所有格）心，不是宇宙“的”（形容词）心。

    第二句是“为生民立命”。“立命”二字，在儒家经典中，初见于《孟子》。孟子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儒家所谓“命”，是指人在宇宙间所遭遇的幸或不幸，认为这是人所不能自主的。信宗教的人，于不能自主之中，要求一个“主”。信基督教的人遇见不能自决的事，就祷告“上帝”，求他的“主”帮助他决定。祈祷以后，他自己再作决定。即使这个决定还是以前的决定，他也认为这是他的“主”替他作的决定。儒家指出，不需要这个“主”。人在宇宙间所遇到的幸或不幸，是个人的力量所不能控制的。既然个人不能控制，那就顺其自然，而只做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这就是“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其实，真能代替宗教的是哲学。

    第三、四句都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的事。对于禽兽，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也无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最合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准的人，儒家称为“圣人”。儒家认为，圣人最宜于做社会最高统治者，因为他是廓然大公。柏拉图认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最合适的统治者是哲学家，即把哲学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所谓“哲学王”。儒家也认为，有圣人之德者，才宜于居最高统治者之位，这就是所谓“圣王”。《庄子·天下》认为，最高的学问是“内圣外王之道”，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个传统的说法欺骗人民。照他们的解释，不是圣人最宜于为王，而是为王者必定是圣人。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关统治者的事都称为“圣”。皇帝的名字称为“圣讳”，皇帝的命令称为“圣旨”，甚至于皇帝的身体也称为“圣躬”。

    欺骗终究是欺骗，没有人信以为真。在中国哲学史中，从孟子起，就把政治分为两种：一种名为“王”，一种名为“霸”。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用武力征服来建立和维持其统治的，这些都是霸。至于以德服人的，则还没有。宋明以来，道学和反道学的“王霸之辨”，其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此。 

    照我的了解，圣人之所以为圣，全在于他的最高精神境界。

    中国哲学的传统认为最宜于为王的人是圣人，因为有圣人之德的人是大公无私的。程颢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氏文集》卷二）大公无私，只有最高精神境界的人才能如此。所以，只有圣人才最宜于为王。这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的真正意义。

【注释】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凤翔郿县（属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

    每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都蕴藏着一种文化心理。国学越来越热，这表明，在现代化程度日渐提高的今天，传统文化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亲和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学热，并非简单的“复古读经”，它有着对思想意识、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及美学、文学等诸多方面的诉求。国学，从广义上看，应该是指中国每个时代文化的主要潮流。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国学包括每一代学术思想的主要潮流。推而广之，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学应该是每个时代的文化思想的主要潮流，如汉之经学、唐代佛学、宋明理学。

    如何才能利用传统国学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中国文化史上不乏经验教训。早在晚清，中国的文化人就开始为“我手写我口”而努力，但进展相当缓慢，迟至1917年新文化运动兴起，文言文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直到1920年以后，文言文才真正“无可奈何花落去”。扭转局面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关键点是官方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陈独秀等人与林纾、章士钊等人争执得未分胜负。1920年春教育部一声令下，从这一年的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教科书均改用白话文，反对方自动偃旗息鼓。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只要给一个官方命令，说从某年某月起，“四书五经”必须进中小学教科书，义务教育必须开设经学史课程，那么，国学热就不只是热，而且很快就会开花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国学热是一回事，新的国学范式的建立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不能划等号。

    诚然，传统经典文化的大范围推广，离不开官方的政策，但良好的群众基础无疑为政策的顺利实范提供了许多便利。可以看到，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人们的文化程度相对要高，文化机构和文化人相对要多，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相对贫乏，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相对较多，较迫切。

    在倡导现代国学时，地域文化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湖湘文化一脉，颇具特色。从屈原到王夫之，再到曾国藩、毛泽东，它以其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折服世人，并以此成为世人关注和学习的典范。中国文化是以各区域文化为基础、集各区域文化而形成的，因此，在讨论现。代中国的国学时，不能忽视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特别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域文化。

    对于创造新文化，学衡派有一个不错的口号，即“倡明国粹，融化新知”。平心而论，这应该是一个较妤的途径。新时代国学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其范式出现之前，我们的确很难给其描绘出一个清晰的样子。可以肯定的是，它与传统国学有着源流关系，但它不是传统国学的复制和翻版，它有着创新之处，有着新时代的印痕，也就是说，复兴国学并非单纯的复古其中应该有发现、发掘和创造。

摘编自陈伟华《一代有一代之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