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陈从周以古园林专家名世。赵朴初先生为其书斋起名梓室，因为先生工木土，而先生便以梓翁自喻。

    全国解放之初，他应苏州美专之聘讲授《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建筑史》；在上海同济，他创办了建筑历史学科和教研室。教学之余，探访、考察园林和文物，足迹遍踏大江南北；参与古建筑及园林工程，事必躬亲。有人戏称他是“两江总督”。1956年，他出版的《苏州园林》一书，成为中国当代第一部园林专著，阐述了苏州园林的本质特征——文人园林的诗情画意，还总结归纳了中国园林造园手法，如借景、邻虚、屏障、对景等。接着又出版了《苏州旧宅参考图录》、《漏窗》。后《说园》出版，已是热到洛阳纸贵了。叶圣陶评述《说园》“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有人称它为“诗词界的《人间词话》”。他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豫园东部、龙华塔、宁波天一阁等，设计建造云南楠园等大量园林建筑。

    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其散文有晚明风格、诗词清丽可诵、书画秀润清逸，还擅昆剧。正是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他把中国古园林艺术的诗情画意诠释得淋漓尽致。

    “梦也苏州，醒也苏州”，陈从周热爱故乡园林，把她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在《苏州园林》中写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足见其江南园林情结。因此对园林、古建筑的保护，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1958年，他向苏州市政府呼吁抢救网师园；坚决反对拆苏州城墙用墙砖砌小高炉，疾呼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文物。于是，他被作为当时在北京正受批判的梁思成的中国营造社的外围分子加以批判。自此，他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在困境中，他仍专注于古园林事业的研究，穷十年之功，完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梓室余墨》。这是他园林小品之集大成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从周联络叶圣陶等八位社会名流提议修复晚清学者俞樾的故居曲园。其后应苏州政府之请审核行将开放的“苏州古典园林艺术陈列室”，他顺便考察了艺圃、拙政园等景点，发表《苏州园林今何在？》一文，批评苏州园林商业化的世俗之风破坏了园林之美，促使有关方面及时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清理，使苏州园林大有改观，1999年苏州古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8年，应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邀请，主持了中国第一个整体园林出口项目，以苏州网师园的园中园——殿春为蓝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庭院——“明轩”，移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作为教师，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德；想做事业，惟勤是途。他对报考的研究生，都要加试“百科知识”一门课。学生们对听他的课，又爱又怕。怕他会提出许多“刁钻”的要求。如记笔记要用毛笔，写字要用繁体，而且还要竖写等。尽管如此严苛，学生们仍爱听他的课。上大课，阶梯教室总是“爆棚”。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在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中深入浅出地“传道”，让学生们在轻松的谈笑中获得知识，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升华艺术境界。他倡导文理互通，提倡多读书，读与专业相关、甚而是专业以外的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为让学生融通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出奇招，把昆曲引进课堂，还自掏腰包请学生去听昆曲，体味古园林建筑与昆曲在艺术趣味上的亲缘关系。学生们在缅怀先生时都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上课的生动情景。”

    陈从周提倡做学问要讲究世系和传承。有人认为这样会导致门户之见。他却认为，讲世系则有凝聚力和鞭策力，可以逼学生用功，掌握自己派系的精髓，不使失传。由文史到国画，再到古建筑园林，他都问学前辈，就教名师，如陈植、梁思成等先生，一路自修不辍。他不是学建筑的科班出身，本学文学，后因兴趣而改行，故业内有人非议他的学问不正宗。但实践证明，陈从周独辟蹊径，把诗词、美术、音乐、戏剧和建筑园林糅在一起，以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品质，开辟了建筑和园林研究的新境界；他也由梓室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被称为“中国园林第一人”、“中国园林之父”。

（摘编自张昌华《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评价陈从周：“兄治园林，皆能融会贯通，化而为一，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是为大家，是为人师。”陈从周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造园重视借景，造园与为学又何独不然。”（摘自《光明日报》2014-09-01《满眼溪山独去时》）②陈从周擅丹青，在松、梅、菊、竹中，尤喜绘竹。他的画竹小品或孤枝独干，或竹叶一蓬，题字则为“清风之竹”、“清风过后一帘青”等等。下钤的闲章是“有竹为家”。典出郑板桥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③陈从周先生的同代或之后，有着许许多多古建筑史家、园林学家。他们钩沉史料、测绘勘察，会墨线绘图，抑或计算机上网，可能还会胡诌几句海德格尔、胡塞尔。但却少有人像他这样挚爱自己的故园。（摘自《拾贝岛民的日记》）④陈从周不是像同代或之后一般的匠人那样简单地进行技术继承，也不会生吞活剥机械照搬西方迎合时尚，而是把对苏州园林和中国古园林的研究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的归属。（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

马克·吐温的幽默

    马克·吐温，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是美国的幽默大师，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马克·吐温是一位划时代的作家，他终结了新英格兰作家对美国文坛的统治，使美国文学真正摆脱了附庸地位。虽然他的财富不多，却无损他的高超幽默、机智与名气。当然，马克·吐温也说过：“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经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和花絮，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坚持30年。”海伦·凯勒曾言：“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

    马克·吐温的笔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魅力，能驾驭巧妙的语言，把粗俗的市井生活变得意味隽永，耐人咀嚼。他在成名作《卡县名蛙》中展示了他透彻的洞察力，让人想到中国老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卡县名蛙》是一篇赌徒轶事，作品中小斗狗和跳蛙分别与当年美国两大党头面人物同名。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艺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待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卡县名蛙》)

    在《卡县名蛙》这样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吐温对人类性格的一种轻松乐观的职业兴趣。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心理从希望走向幻灭，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马克·吐温的作品变得沉重起来，笔触犀利无比。

    ……

    马克·吐温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其中决不缺乏一个智者的同情心。对于《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中那对良心未泯的老者，《三万元遗产》中那对“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夫妻，我们笑过之后，感到的是悲悯，而不是鄙视。在读者看来，马克·吐温的美国味道很足，幽默、滑稽、诙谐，夸张得要命，可又蛮真实的，有时还带点刺儿，因而男女老少都喜欢读。

    然而在美国，马克·吐温似乎有两个。

    马克·吐温是西部作家，他的创作素材都是在西部获得的。但美国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东部，西部作家的命运操在东部批评家手里。在东部批评家眼里，幽默家无异于滑稽演员，专长插科打诨，不能与当时的名家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等人并提。他们的文学趣味是斯文传统，斯文传统的绅士批评家怎么能赞成把流浪儿、黑奴当作主人公？行骗、宿怨、格斗怎能成为文学题材？赌咒、发誓、骂人话算什么文学语言？东部批评家可以欣赏马克·吐温的幽默才能，却不承认他有什么严肃的创作目的。

    转机出现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重要作品出版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黑奴孩子吉姆和白人孩子哈克在逃往“自由洲”途中所遇到的种种“意外”，描绘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贫困和凄凉，严厉地谴责了种族压迫的罪恶行径，劝告和教育美国人民，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黑人。马克·吐温通过创作实践认识到幽默的作用，并且懂得怎样在理论上保卫自己。他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作为有影响的批评家，豪威尔斯指出，马克·吐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在于“笑话里含严肃的意味，这是他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完整地了解美国现实；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林肯。

一个悲情的殉道者：马克斯•普朗克

董理

    1858年4月，普朗克出生在德国基尔城的一家书香门第。普朗克从小有音乐天赋，他准备攻读音乐，但数学家米勒的启发引起了普朗克对数理的兴趣。从米勒那儿，普朗克学到了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想去大学进修物理学时，米勒却劝他放弃物理学，因为这门学科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我并不期望发现新大陆，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的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普朗克这样说。

    普朗克对物理学的执着造就了这位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为人类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大门。他曾说：“外部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绝对存在，而探索这种绝对存在所适用的规律，我认为就是最崇高的科学研究任务。”一个青年能置著名数学家之劝于不顾，说明了普朗克当时对科学的热爱。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讲说：“在科学的庙堂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有许多人只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另外还有许多人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除去这两类人，那么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他是一名物理学最虔诚的信徒。

    如果说19世纪的物理学大厦出自牛顿等人之手，那么震颤整个以经典物理学为根基的大厦始于普朗克对黑体辐射的研究。黑体辐射的问题在于长波段和短波段，不同的波段都采取近似值的方式分别用不同的公式表达，并没有人能一起推出符合整个波段的公式。作为一名热力学家，普朗克最大的信念之一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希望借助传统热力学知识，通过一次一次实验解决黑体辐射问题时，万金油般的能量守恒定律没能帮助他通向成功。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统计学观点。他引入量子，也就是一份份的能量，推出了符合全波段的公式。在当时，科学家都相信能量是连续可变的，怎么可能是一份的量子呢？这无疑令整座物理学大厦都开始动摇。哪怕是亲自得出这一公式的普朗克，也难以相信这一结论。普朗克迷茫了，作为经典物理学的忠实信徒，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量子假说是物理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为现代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尽管普朗克面对自己提出的量子假说时而彷徨时而迷茫，但作为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却不失崇高的科学品质和精神。普朗克信奉科学，却并非迷信科学，就在提出量子假说之后，他甚至预言了未来将会出现量子力学。在刚刚提出量子假说后，普朗克对他6岁的孩子解释其中的意义时，说道：“今天，我做出了一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一样重要！”然而，受过严格经典物理学训练的普朗克对他所提出的量子假说对经典物理学理论造成的“破坏”，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从而限制了他进一步超越经典物理学理论的界限。

    普朗克虽然在量子假说的提出上表现保守，却有独到的科学眼光和前瞻性。1905年6月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当时在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真正理解相对论，而物理学界支持相对论的第一位权威人士就是普朗克。普朗克还给予爱因斯坦其他方面的帮助和爱护。1913年夏，普朗克身赴伯尔尼聘请爱因斯坦到柏林成为科学院院士。没有德高望重的普朗克的支持和宣传，爱因斯坦和他创立的相对论不会那样快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确立其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地位。

    一战开始，德国学者们发表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罪恶战争辩解，普朗克赫然在列。一战结束，德国败降，普朗克等众多学者公开为《告文明世界宣言》道歉。不满十年，纳粹法西斯席卷德国，德国学者集体失忆，忘却前朝旧事再次紧跟“元首”。当爱因斯坦挺身反击纳粹时，许多科学家居然微词他“过激”。或许是普朗克盲目的爱国情怀，致使他作为德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却没有发出正确的声音。正如德国物理学家埃瓦德所言：“普朗克是个悲情角色……”

    即使如此，普朗克为人类科学所做的贡献却不容置疑。1958年4月25日，在庆祝普朗克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说：“以前许多领域都给人们以一种非常混乱的感觉，但在普朗克一生的工作领域里，却表现出来一种单纯和莹澈的光明。”

（选自《科学家》2014年第10期）

相关链接：普朗克经历了德国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面对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曾为他的同事向希特勒求情，希特勒勃然大怒。后来，普朗克个人遭到厄运，长子和两个女儿死于战争，次子被纳粹处死。他的住宅被炸毁，丰富的藏书和成果也毁于一炬。

（《量子物理学精神之父：马克斯•普朗克》）

侯伯宇：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

    1930年9月11日，侯伯宇生于天津。从少年时起，侯伯宇就在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下，立志“科学救国，作出更好的武器”。

    建国前夕，侯伯宇放弃了台湾大学的学业和出国的机会，辗转回到北京。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他，毅然投笔从戎，报名参加志愿军，并将父亲给他的四年学费、生活费1000美元全部捐出。1953年，新中国“一五”计划工业建设急需懂外语又有数理基础的人，侯伯宇放弃了回清华继续深造的机会，赴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当了一名俄语翻译。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他积极响应，考取了西北大学物理系。1973年，侯伯宇主动投身西部建设，并最终在西北大学扎根，一干就是37年。其间，国内外很多高校和科研单位以优厚的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他都一一谢绝。他说：“西部更需要我，这里的学生更需要我。”

    侯伯宇一生致力于理论物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研究成果，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后期，侯伯宇致力于群论在物理学中应用的研究，解决了苏联国际权威未能证明的重要公理和量子化学权威未能提出的重要公式。1983年，侯伯宇与美国学者合作推导出一系列非定域守恒流的结果，运用对偶变换找到了给出所有无穷多个守恒流生成元的办法。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称为“侯氏理论”，是当时世界上以中国人姓氏命名的20项现代科技成果之一，被誉为“中国的骄傲”。

    侯伯宇一生成果卓著，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名气很大，但他却从不接受新闻媒体对他的采访和宣传。有一次，他的学生在帮助他整理申报科学院院士材料时，发现他居然舍弃了发表在影响非常大的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反而收录了一些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非常不解。他解释说，有些论文，虽然发表的期刊档次很高，但实际上的学术价值却不及另一些论文，我要选择那些更具生命力的文章。

    上世纪80年代，侯伯宇一手创办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在教学过程中，侯伯宇十分重视教学研究，努力寻找有利于学生接受的教学法，非常注重创新和提高课程起点，把授课内容与研究课题密切结合，把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讲授国际上正在发展的最新、最先进的内容。他认为“学生必须对本学科的全局有通盘的了解，这样才能判断学科生长点，选择能带动学科的课题”。

    侯伯宇注重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经常邀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到物理所来为学生上专业课，千方百计送学生到国内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访学进修。在他的努力下，西北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1985年获批为全国首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很多诺贝尔得主和国际著名物理学家相继前来访问，建立交流合作关系，为学生作报告、开讲座，实现人才培养的创新性和国际化的很好结合，培养的学生具有国际意识，有能力参与国际交流和国际前沿研究。

    30多年来，侯伯宇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生，许多人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现代物理前沿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如今，多数学生的研究都处于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水平，其中李卫、顾樵的研究成果被学术界冠名“侯——李变换”和“顾效应”。中国科学院院士戴元本说：“侯伯宇为我国理论物理队伍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特别是对于得到广泛认可的我国理论物理‘西北军’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西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1950年，20岁的侯伯宇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先后三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侯伯宇，在50岁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报》）②“我誓要以创新湮灭顽疾之苦痛，以创新来消灭死。誓以我有生之年，在国际竞相攀登科研高峰中顽强登顶，以作为最后的礼物。”（《侯伯宇自传》）③在学界，大家都知道侯伯宇有两“怪”：一是出去开学术会议，无论国内国外，从不参加游玩，总是抓紧时间在宾馆看文献；二是不当官、不退休，晚年依然坚持在科研第一线。

（《中国青年报》）

散尽千金济英才

﹣﹣追忆邵逸夫先生

    1月7日中午，站在写有“逸夫楼”三个字的大楼前，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晨阳希望学校校长乐平海心中感慨万千：“多亏了邵逸夫先生捐建的教学楼，经受住了芦山强烈地震的考验。”这一天，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在香港逝世，享年107岁。

“逸夫楼”见证慈善一生

    虽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邵逸夫的长相与生平，但或多或少都听过或见过“逸夫小学”、“逸夫楼”等由他捐助的设施，这些见证了邵逸夫慈善为怀的一生。

    苏州大学姜礼尚教授曾与邵逸夫先生有一面之缘。时任苏州大学校长的姜礼尚教授回忆说，1992年自己随受捐赠学校代表团前往香港参加捐赠仪式，和邵逸夫有了一面之缘。“邵逸夫先生虽然做了这么多慈善，也有很高的社会威望，但为人十分低调。”姜礼尚说，但邵逸夫先生的亲和力很强，在晚宴上主动与代表团代表们合影。

    邵逸夫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内地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据教育部消息，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先生通过邵逸夫基金，与教育部合作，连年向内地教育捐赠巨款建设教育教学设施，迄今赠款金额近47.5亿元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邵逸夫奖”媲美诺贝尔奖

    邵夫先生长期支持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教育科研发展，也关注人类科学进步，创举之一是设立了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该奖项成立于2002年，设有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以及数学科学三大奖项，单项奖金高达100万美元，足以媲美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邵逸夫奖”自2004年起已颁奖10次。有人拿了“邵逸夫奖”之后就拿了诺贝尔奖。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原所长陈省身先生于2004获得首届“邵逸夫数学奖”。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中国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与高校合办艺员培训中心

    上世纪90年代初，邵逸夫先生向当时的国家教委提出，希望在内地选择一所大学创办电演员艺训班，吸收内地人才，进行培训后进入香港无线电视（TVB）工作两年。这一设想得到国家教委的支持，最终将合作点定在了邵逸夫先生曾经捐赠过的华南理工大学。

    据参与该项合作的鄢秋萍老师回忆，艺员培训中心面向内地招生，由香港无线电视提供资金支持，在华南理工大学校内授课，双方邀请艺术专家对学员进行授课与培训，经过培训的艺术人才以及电视技术人员可以进入TVB工作。一直到1996年共举办了近10期培训班，培养出邵兵等一大批演艺人才。

逸夫先生一路走好

    邵逸夫逝世的消息传到邵先生在故乡浙江多次捐助过的浙江大学，许多师生和校友纷纷用微博、微信等方式表示哀悼和敬意。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韦路说：“邵逸夫的名字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向邵老致敬！”

    淮阴师范学院宣传部部长朱延华翻出了一份20年前的校报，上面在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我校“逸夫图书馆”落成》，编辑是朱延华。朱延华说：“‘逸夫图书馆’建成，从校长到学生精神都为之一振，这将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东南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李小男表示，斯人已逝，福泽后人，东南大学师生将永远感念这位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慈善家。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吴景泰教授说：“2007年，我亲自参与了逸夫基金投资我校300万元港币的项目，航师生会永远铭记这个名字。”

    同济大学档案馆馆长朱大章说：“近20年来，‘逸夫楼’一直是同济利用率最高的建筑之一。”网友“啖月忽律”说：“我在‘逸夫楼’里扯过皮，拿过奖，看过毕业典礼，读过书。愿老人家走好！”

    “我们会永远感谢邵先生捐资助教的千秋功业，勤勉求是，严谨治学，为国为民，前行不辍。”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副秘书长顾玉林说。

大荒见葱茏

    路大荒是蒲松龄的同乡。他7岁入邻家私塾，拜在蒲松龄后裔蒲国政门下，后又转投名儒王东生。这两位老师都对蒲松龄存有极深的敬仰之心，蒲国政多讲《聊斋》渊源，王东生则藏有许多蒲松龄的手稿。少年路大荒浸润在这样的环境之中，不自觉间就奠定了他一生的追求方向。

    青年时期，路大荒便立志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只要获悉哪里有聊斋文稿，他必定积极谋求。为了搜集到遗稿，他常常奔波于淄川城乡，远访章丘、济南，求亲问友，辗转反复。他节衣缩食，不惜重金购买蒲松龄手稿，因此家中拥有的蒲氏著作越来越多。这其中，以蒲松龄手抄的《祭文》最为珍贵。路大荒初见此书，不由欣喜若狂，立即将所有积蓄取出购买。后来他在文章中回忆道：“然在闻号令角声之中，资斧告罄之时，尚恋之一书，人间尚有我之痴耶乎？然能聊慰自痴，何顾后人之讪笑也！”一九三六年，由路大荒注释、编辑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和《聊斋全集》（四册）先后在日本和国内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37年12月，济南、淄川相继沦陷。路大荒南下杭州学习航空技术，后又返乡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日军得知路大荒藏有大量珍贵的蒲氏书稿，欲行抢夺。事先得到消息的路大荒背起手稿躲进了深山。日军一怒之下，放火烧掉了他家的房屋，并在淄川城四处张贴捉拿他的告示。路大荒辗转来到济南，隐居在大明湖边的秋柳园街。秋柳园街比邻曲水亭街，他安寄于此，乐在访书。1938年的一天，他在曲水亭街上的聚古斋书肆发现了一套《聊斋文集》（六册），大喜过望，但因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只好设法将书借回家中，连夜在灯下抄录。治学拓荒，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正是这种几十年不改初衷的执着毅力，成就了路大荒“网罗三百载，集聊斋之大成”的美名。

    新中国成立了，先生欣喜万分。政府十分注重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和保护工作，这更加激发了路大荒的研究热情。1953年，山东省整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成立，路大荒担任副主任。他亲自带领研究人员，或深入淄川在乡间广泛征集蒲松龄的著作版本、手稿、佚文和遗物，修葺整理蒲氏故居；或远赴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地，查询点滴资料，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62年，在中外众多专家学者的多年支持下，一部更大规模的《蒲松龄集》终于问世。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蒲松龄集》，凝聚了路大荒的毕生心血，总共收集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奠定了路大荒“聊斋学”研究第一人的学术地位。学界认为，《蒲松龄集》是聊斋学的基石，在聊斋学发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喜爱蒲松龄小说的人，饰演聊斋剧目的人，还有“聊斋学”研究的后来者，都十分感念路大荒，正是由于他艰苦卓绝地收集、研究、整理蒲松龄的著作，读者得以捧卷饱赏，学者得以利用钻研。与此同时，路大荒把最心爱的《聊斋文集手稿》一并捐献给了国家，其后又出版了《蒲松龄年谱》和《聊斋俚曲选》等著作，在《东岳论坛》上发表了“聊斋遗文”12篇，实现了他的“聊斋学”人生。

    路大荒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在聊斋学以外的诸多领域也有很深造诣。如绘画，曾赢得张大千、黄宾虹、陈半丁等名家的赞许。尽管博学，但他始终清醒地知道，该深挖哪口井。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深知真正厚实博大的学问，必然要经过极大的努力才可获得。为此，他读书、治学、从艺从不敢懈怠，无论是默存自守，还是荣名加身，他都宠辱不惊，专心于学术。在他人生的最后五年，由于患有脑中风后遗症，身体活动受限，经常卧床，但仍然不忘“聊斋学”研究。他曾让孙女打开事先藏好的《蒲松龄集》，告诉她某页某段还有些必须修正的问题要记下来，并叮嘱她，此书以后如能再版，一定要把这些问题改过来。学问做到完全忘我的境界，令读书人叹服。

    路大荒是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纯正的人文学者，他的身上闪烁着令我们亲近的精神气质和思想光芒。

（摘编自徐忠志《大荒见葱茏》、陈明超《“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等）

【相关链接】爷爷青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混战。当时邓恩铭的叔父邓国瑾是淄川县长，他劝告爷爷说：“人生行为如黄河流水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西流，若受制约可流入大海，希望你对事业有所抉择，好自为之。”爷爷深有感悟，从此潜心于聊斋文集诗稿的搜集研究中去。

（路应和《怀念我的爷爷路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