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诗亦哲方东美

    方东美，名珣（1899～1977），安徽省杰出的乡贤，台湾大学哲学系的名教授，我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大哲学家，闻名于世。

    方先生受到中国传统诗教的熏陶。“幼承庭训，深沐经史古典文化熏陶；加之，夙慧天成，秉彝非凡，三岁受诗经，过耳成诵，有神童誉，如以智然。”方先生对《诗经》素有研习。他读金陵大学哲学系时还怀着浓厚的兴趣选修了《诗经》一课，希冀能有所增益。但“开课不久，一天，教授在台上讲，台下有人低声说‘错了！’教授皱了一下眉，继续讲课；台下又有人说：‘错了！’教授生气了。大声问：‘谁说我讲错了，谁就来讲！’方先生站起来说：‘我们是学生，我们是来听课的。’教授气更大了：‘你既能说我讲错了，你就应该上来讲！’方先生从容出位，走上讲台，先向教授鞠躬，便将教授讲过的一段诗经，重新讲解，详征博引，既辞义明白，又趣味盎然，人人凝神静听，直到下课钟响了，方先生再向教授鞠躬而退。教授走出了教室，方先生得到全班如雷的掌声。”

    于是，方先生的国学根基深厚之名声，传遍全校，成为大家的共识。著名的教育家、校教务长刘伯明博士曾对文学院文史哲各系负责人明言：“你们要请国学老师，有两个学生——方东美、黄仲苏的关恐怕不容易过，最好先征询他们的意见。”

    方先生既精通英语和德语，又精通西方的诗。诗人张佛千回忆说道：方先生对西方的诗的“情理神韵”，“能以其大慧”，予以“深赏妙解”之。所以，他在自己的哲学专著里往往引用了很多西方的诗。特别是，他能“信、达、雅”地将西方的诗“译为中国五言诗，辞意兼美，置之古人佳作中，亦无逊色”。

    方先生不但热爱中国古典诗，会翻译西方诗，而且还乐意写中国古诗，他一生写了一千多首。但是，他却不轻易示人。“我除掉写一点哲学的著作以外，同时也还写了一点诗、一点词，但是这种东西平常不示人的。所谓诗同词，在中国就是印出来，也是非卖品……所以有许多人就把诗集词集叫做‘待焚稿’，是自己预备给烧掉的，这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真情的寄托。”所以，人们往往只知道方先生是一位哲学家，而不知道他同时又是一位诗人。他认为“中国很多哲学思想即充满诗意”。他还主张哲学与诗是会通的。“本来是兼综先知先觉、诗人、艺术家同圣人的资格，然后才构成完备的哲学家。”他坦言相告：“我自己的真情感，也许不在我的思想里面表现出来，而在我的诗词里面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方先生的诗受到极高评价：史学家黎东方教授谓其诗必传。古典学者兼文艺评论家钱钟书教授，1987 年访美经华盛顿时，对弟子陈一川叹曰：“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绝矣！”

    这些评价当然也是我们读方先生诗的最好的导读词。

    方先生的长子方天华，在方先生逝世后出版全集中的诗集——《坚白精舍诗集》的《后记》中，开头就追忆说道：“国内外学术界认识先父方东美教授的人士，都知道他是颇有成就的哲学家。不过对于他诗词造诣熟悉的人，不算很多。这是因为父亲借用诗词发挥自己私人的情绪观感，除了对于家人和少数知交，他不轻易出示作品。”我们上中学住在家中，“夜深梦醒，常听见父亲在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吟诗。他时常利用夜间的宁静，读书写作，要到清晨三四点才就寝。”但“他如有自己得意的诗词，就等不及向母亲和我们诵读。”

    方天华也回忆说道：“父亲的诗词大部分是在重庆八年抗战期间写作。那时我们全家住在沙坪坝嘉陵江畔中央大学教职员宿舍的栾家院。似乎生活愈苦，父亲研读愈勤，诗情愈浓，这大概也就是所谓重庆精神。”他实话实说，父亲所谓的“坚白精舍”，无非就是“我家的泥墙陋屋”。

    他还形象地描绘出他父亲吟诗的动人的情景：“嘉陵江对面磐溪的瀑声，江中石门的急涛声，岸边纤夫的歌唱声，常与相咏相应，极有情趣。”他最后道出了他父亲对诗之所以青睐的原因。

     “父亲在世常引歌德，说诗的功能在作生命之梦。”

（摘编自沈素珍《友情与诗情》）

相关链接

①方东美是二十世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他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是二十世纪将传统生命美学进行现代转型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位具有民族责任感和世界眼光的思想家，他一直在努力营造人类理想的生命存在样态。为着这个目的，他对中西文化以及人类生命中的各种价值形式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整合，使之一一含章定位，共同统会于普遍生

命这一理想生命本体当中。“统会”使得方东美的思想在整体上呈现出了旁通统贯、兼容并包、综合超越的特点，它能够从多面向、多角度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辐射，远远超越了学派之限。因此，学术界对他的新儒家、新道家的身份争论并不足以从整体上反映出他的思想面貌。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方东美抛弃了对具体的感性审美经验和艺术创作理法的分析，而是从全新的真善美价值定位切入，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人的理想化生存以及人类生命的自我超越。

（摘自李春娟《方东美生命美学研究》）

②方先生曾说自己“三岁读诗经，十二岁就读完了十三经”。这在当时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是可能做到的。他的国学程度有多好呢？他在《段锡朋先生纪念谈话》一文，说他念金陵大学哲学系时，入学考试的国文成绩特优，得以免修三年国文课。后来有两位教授担心中国文化在金陵大学受到忽视，就向校长建议，“以后凡是聘请中文教授，都要得到某某两个学生的同意”云云。方先生正是这“两个学生”之一。

（摘自傅佩荣《回忆恩师方东美先生》）

告别布鞋院士  难忘一颗初心

余建斌

    “布鞋院士”，68岁的李小文1月10日离世，消息来得很突然。

    尽管他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但他离去的当晚，网络社交平台上，对他的怀念还是铺天盖地，一如他在去年因光脚穿布鞋授课而走红，成为网友口中“不起眼却身具盖世神功的扫地僧”，和大众眼中“有个性、有才华、有风骨”的科学家。

    李小文的“走红”，在于他身上折射出的巨大反差。最初的反差，是他朴素、不拘小节的打扮，与大众心目中的院士形象相去甚远；随着他被挖掘出更多极富个人魅力的生活细节，一个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同时却又极为淡泊名利、执着科研的科学家形象，与人们印象中被浮躁风气浸染、公信力有所消解的科学圈形成了又一个反差。可以说，李小文个体的“出现”，实际上激荡起了社会群体潜意识的涟漪，乃至被认为有助于重塑科学界的榜样和信心。

    客观地讲，由于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一些杂音，科学家的形象多少被打了折扣，长大后做一名科学家也逐渐不是小孩子们脱口而出的梦想。尽管如此，普通公众还是会对真正的科学家肃然起敬，为难以理解的科学奥秘而着迷，对科学的向往和情结依然牢固。

    一大批包括李小文在内的科学家，一直是承载这种理想标杆的坚实基础。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9岁的于敏院士，曾隐姓埋名三十载，“两弹一星”元勋的称号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社会知名度，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92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植物学家吴征镒说，“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孙家栋院士则只给自己打了及格分……每一位做出大成就的科学家，从事的领域、个人的性格难说相似，但求真务实的态度往往相似。“布鞋院士”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不是科学家的朴素，而是科学家的专注。

    有人用“纯粹”来形容和赞美李小文，但对李小文自己来说，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更可能是习惯，是兴趣，是爱好。只是爱“酒里乾坤，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爱用“黄老邪”之名在博客上写写涂涂，在自己的科学天地与人小过几招。“布鞋院士”盛名之下，仍是一个喜欢光脚穿布鞋的“技术宅男”。他遵从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素心”，一颗初心，无关其他高大上的形容词。

    李小文的一名博友说，李小文多少有些魏晋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作出的贡献更可贵。

    就在几天前，1月7日，李小文以高票当选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由于他酷爱阅读金庸小说，颁奖词也颇具武侠风：“一点素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当时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想必是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的。

（选自201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新京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年3月2日生于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摘自《新京报》）②他有自己的一套金钱观，认为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几年前，李小文拿出李嘉诚基金会奖励自己的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以其长女命名的“李谦”奖助学金。对于这项奖助学金，李小文解释“自己有口酒喝，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没什么负担，就捐了”。（摘自《中国教育报》）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钟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 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 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 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 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 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 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 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 话杨绛》）

李尚师：修史•铸鉴•报国

邢兆远　李建斌

    1942年出生的李尚师，饱历世间沧桑。血与火，痛与苦，烧灼着他的心，更让他悟出一个理：个人与国运血脉相连，只有国家强大，百姓方可安居乐业；只有治国有方，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1985年，任中学教师的李尚师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当时山西师院的“晋国史研究室”缺少人手，本族叔叔李孟存教授邀他一起编写《晋国史》。而自幼就崇拜“报国修史”的李尚师，此时不禁热血沸腾，下决心步入“漫漫”的修史路，为国家尽一介草民之力。

    此后，李尚师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史料。一有时间就跑图书馆、书店、小地摊。李尚师自己拟定了修史计划，雷打不动。晨鸡啼鸣，他书房里的灯就亮了；夜阑人静，他依然秉笔疾书。在他的书桌上，除了一个旧茶杯，一个暖水壶，剩下就是成堆的稿纸和资料。

    给老父亲治病、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家中的柴米油盐，仅靠自己的工资已杯水车薪。每当此时，老母亲埋怨他不该写书，亲戚朋友也纷纷前来劝说。但是，李尚师心里有个“报国梦”，他咬牙坚持着。1995年，他被山西师大聘为“晋国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不久芮城县教育局特批他专业从事史学研究。

    李尚师寻觅散布各处的史书、逸书、石刻、铭文、古碑，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社会、历史、文化、科技、民俗等无不搜集。为了解决晋国有争议的地名，他曾不知多少次自费实地考察。

    为考察传说中的晋国大宗之都-----翼，李尚师曾住在翼城南梁农家，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翔山之下、浍河之滨，观其山如大鹏翱翔之状、察其遍地灰层、绳纹陶片遗存比比皆是，从而确定“翼”乃是南梁故城。

    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家喻户晓。

    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的大脑在梳理着一个个信息团，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理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唐国地域覆盖范围。

    探索此类疑难问题不在少数，在《晋国通史》中李尚师增列了诸多名人雅士名字和事迹，加以评述，写出242人的传记，并将国君、执政卿、卿、大夫、名流学者、九流人物表和军制变化以及出土铸（刻）铭文字器物列出专表29个，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缺陷。

    挑战与创新的激情燃烧着李尚师的心，他不断审视权威史书：《春秋》只有1.8万字，由于只记事件结果，不记事件的经过和背景，过于简略，用语隐晦；《史记》以文学笔法写史，有许多地方“失实”。他将《左传》与《春秋》《国语》等中的记载进行梳理、比较，将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互为印证，理清了主线脉络和史实。

    “修史不拘泥于前人，要兼容并蓄进行创新。”李尚师如是说。这部于2014年出版的长达150万字的巨著《晋国通史》，为国别通史，并且兼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志书的特点，被史学界称为“新型史学专著”。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被誉为“晋国的百科全书”。

    李尚师将自撰的“格超梅以上，品行竹之间”“写历史成败得失，评人物功过是非”的楹联，分别挂在门口和书房上。他说，修史者不能为权势所动，不被浮躁和喧嚣左右。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这位“宿儒”，身居山村，耐住清贫与寂寞，历时三十余载，以心与魂熔铸着长史。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宫长为评价李尚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下河东，无出其右。”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6日）

相关链接：①小学五、六年级时，家里有一部《汉书》，虽有些字我还不认识，可我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读完之后，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女三人炽烈的以史报国思想便刻在心里。（李江《〈晋国通史〉填补史学空白》）②李尚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百万字的手写书稿，装满整整一大箱子，仅写一遍、改一遍，再誊抄一遍，工作量可想而知，个中清苦甘甜，唯有自知，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李伯谦语）

停不下的艺术追溯——林风眠：中西巧调和

    今天的梅州，是广东东北部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然而，在距离梅州市区20公里外的西阳镇阁公岭村，却依稀能看到100多年前留下的痕迹。这栋略显破旧的宅院，就是林风眠出生的地方。

    在林风眠5岁时，家里把他送到了本族开设的立本学堂，读书认字，既是石匠又能画几笔的父亲还教他临摹《芥子园画谱》。在这种临摹中，林风眠接受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启蒙教育。

    1915年，15岁的林风眠踏进了梅州中学的大门，在这里，林风眠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位美术老师梁伯聪，正是这位梅州历史上最后一个能书善画的秀才，将林风眠引向了艺术的新天地。求学期间，亲朋从南洋带回的一些外文书籍，也让林风眠好奇不已。书中那些色彩丰富、形象逼真的西洋画插图，使得从小临摹惯了《芥子园画谱》的他，看到了另一个不同的艺术世界并心迷向往。

    4年后，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和林文铮一起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在国立高等艺术学院院长杨西斯的工作室，林风眠接受了西方现代艺术与思想的双重启蒙。对艺术的理解和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艺术不再是儿时临摹或少时喜爱的西洋画片，而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与思考。林风眠独特的绘画天赋使杨西斯惊叹不已，于是就推荐他到巴黎美院。1924年5月21日，第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在德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的莱茵宫开幕，他的作品引起轰动。此时的林风眠，在欧洲现代主义艺术和中国古典工艺美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中西调和的基本艺术面貌。

    约两年后，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不久，林风眠发表了《谈东西艺术之前途》一文。他以论述艺术是如何构成的、东西艺术根本之异同等问题为基础，正式提出了“调和东西艺术”的主张，力图在复兴东方艺术和调和东西艺术之间寻求新路。

    为了实现“中西融合”的艺术理想，林风眠可谓殚精竭虑。他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教育思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艺术名家李可染、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王朝闻、苏天赐等都是林风眠的学生。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请木匠出身的画家齐白石登上讲台，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并提出了“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提倡兼收并蓄，调和中西艺术，并身体力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高度个性化的抒情画风，为

    中国现代绘画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思路和风格典范。

    1927年5月11日，林风眠组织本校师生召开了一场在当时国内规模相当大的艺术展。由于

    部分作品抨击社会、直讽现实，激怒了奉系军阀，林风眠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离京南下，担任了由蔡元培亲手创建的杭州国立艺专第一任校长。执掌杭州国立艺专的十年，也是林风眠实践自己调和中西艺术理想的十年。这一期间，林风眠用象征手法创作了大型油画《人道》《悲哀》《死》《人类的痛苦》《渔村丰收》等作品，风格一如他“中西调和”的探索，造型简约，大笔触粗线条，色调强烈而凝重。

    后来林风眠移居到了上海，他就像个苦行僧一样，不问世事埋头作画，在清苦孤寂中继续着中西艺术调和的探索。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林风眠终于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的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孤独、忧郁和磨难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林风眠，但是，在他的笔下，却衍化出了寂静的山川，仿佛一片超现实的梦乡。

（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5月8日）

相关链接：①在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殿堂，林风眠不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他为塞尚、莫奈、马蒂斯等离经叛道的画家所倾倒，又在巴黎东方美术馆和陶瓷博物馆的彩陶、汉画砖、唐三彩、瓷器花纹上，发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奇特魅力。（《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②林风眠曾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求实在线·中国现代绘画史一代宗师——孤鸿林风眠》）③“林风眠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融汇了东西方的优点，能够创造一种崭新的、从未有过的艺术形式。他是一个独领风骚数百年的领袖型、旗手型的人物。”——中国美术学院 原校长 肖锋

“他奠定了中国现代绘画的基础，他之后的赵无极、吴冠中等人都是追随他的道路的。没有林风眠，中国绘画就缺少一个走向现代艺术的大师。”——美术理论家 邵大箴

爱国志士兵逢甲

    “春愁难遗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1896年，丘逢甲回到广东蕉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爱国诗篇《春愁》，其拳拳爱国心也成为今日两岸同胞共同的纪念。

    丘逢甲出生那年恰逢甲子年，其父认为是吉兆，故而命名为逢甲。丘逢甲自幼就志向高远，十分崇拜郑成功，以郑成功凛然的民族大义自许。郑成功这位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也是甲子年生，更使他从小就刻意向先贤学习，言行之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丘逢甲生性聪颖，十四岁时以《西江月》词牌填词一首：“兴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方雄。列兼经史满怀中，只觉大方适用。却布知时甘雨，愿乘破浪长风。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颂。”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不愿做官告假离职返台，开始从事教学，培育民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预见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并动员亲属入伍。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联合电奏清政府抗争，表明“万民誓不服倭”，要求废约抗战、保卫国土。但清廷回电称“台抗京危”，不予理睬。在台湾人民“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悲愤至极的一介书生丘逢甲力倡建立了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自主保台。丘逢甲倾尽家资，组织和率领数万义军，横刀跃刀与日寇浴血奋战。经过二十多个日夜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气壮山河的保台抗争失败。经部将劝说，丘逢甲不得不挥泪内渡，回到祖籍广东镇平县。

    回到大陆后，丘逢甲仍想着收复台湾，他写诗自勉道：“乾坤苍莽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要人。岂有桃源堪避世，不妨蔬水且安贫。天下闾辽阻愁呵壁，时局艰危痛厝薪。只恐南阳难隐卧，中原戎马待纶布。”

    丘逢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抗日保台失败后他更是切身体会到“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国难”。内渡回大陆后，他先后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1901年春，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为广东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1904年夏，丘逢甲在蕉岭县城桂岭书院创办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4年冬，在蕉岭东山、员山创办创兆学堂各一年。他通过自办、鼓励别人办、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地活动等形式，在嘉应、兴宁、长乐、平远、福建上杭和武平、江西寻乌等地办学，“劝办学校以百数”。

    丘逢甲大力推行新学，主张“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智育方面引进西学，积极改革教学方法，聘请一些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主张开放式教学，崇尚学术争鸣。鼓励学生自学、多思、善问，要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勤读报刊，关心国事。

    丘逢甲盛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号召粤籍巨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庇护被侦捕的革命志士；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丘逢甲被推举为赴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广东代表之一，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丘逢甲回大陆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土台湾，谋求祖国统一，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接编自《梅州日报》）

【相关链接】①丘逢甲平日最厌恶迷信、鸦片和赌博，在早年的诗词中一再提及，指为中国人的三大积弊，明白指出鸦片对国民的残害。而这些在当时被视为时尚，好此道者大有人在，尤其一些达官贵人将其视为时尚，而他独具慧眼视为毒害，这在当时可说是见解独到。（接编自《台湾周刊》）

②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才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后来的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朱执信、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等均受教于丘逢甲创办的学校，皆成为后来革命的中坚力量。（接编自搜狐军事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