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官员致仕，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也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年龄即七十岁，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比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方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付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立成一个知所进退的楷模，所有待遇不变，还赏赐绢帛千段，皇帝的御马两匹，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中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于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还有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727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因为朝廷需要，致仕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757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的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任命他为侍中(门下省长官)。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所在地支付。到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待遇有提高，即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参加朝廷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加重视的规则。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一环，健康与稳定的制度设计是重要的。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半禄半料是制度，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代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  ②[牒]中国古代官府来往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

草木

韩少功

    ①佛教慈悲一切有眼睛的生命，故没有“人”而只有“有情”的概念，把人与动物并置这一概念之内，一视同仁。这一来，只有植物降了等级，冷落在慈悲光圈之外，于是牛羊大嚼青草从来不被看作屠杀，工匠砍削竹木从来不被看作酷刑。

    ②佛祖如果多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其实可知草木虽无心肝，却也有神经活动和精神反应，甚至还有心理记忆和面部表情——至少比网络上的电子虚拟宠物要“有情”得多。比如我家的葡萄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脾气大得很，心眼小得很。有一天，一树葡萄叶突然只剩下光光的主杆，叶子全部脱落在地任人碾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了好一会，才记起来前一天给它修剪过三四片叶子，意在清除一些带虫眼的破叶，以便它更为靓丽清新。肯定是我这一剪子惹恼了它，让它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来个英勇地以死抗争。你小子剪什么剪？老娘躲不起，但死得起，不活了！

    ③不仅是这一株，其它葡萄也不好惹，决不容我随意造次。又一次，我见另一株葡萄被风雨吹得歪歪斜斜，好心让它转了个身子，以便攀上新搭的棚架。我的手脚已经轻得不能再轻，态度已经和善得不能再和善，但还是再次逼出了惊天动地的自杀案，又是一次绿叶呼啦啦尽落，剩下光杆一根。直到两个多月后，自杀者出足了气，逞足了威风，枯杆上才绽出一芽新绿，算是气色缓和心回意转。

    ④相比之下，姿质平平的梓树就淳厚得多。工匠们建房施工时，把一棵碍事的小梓树剁了，又在树根旁挖灶熬浆料，算是刀刑火刑无不用其极，足足让小树死了十几遍。不料工匠离开半年之后，这树蔸无怨无悔，从焦土里抽枝发叶，顽强地活了过来，为主人很快撑起了一片绿荫。在中国的文字里，木匠原名“梓匠”，故乡又名“桑梓”，可见这种树在历史上颇有年头。这与它的不屈不挠和任劳任怨一定不无关系。我只是觉得这种树稍稍有点蠢，比如初秋之际，寒暖不定，它们似乎是被气候信号搞糊涂了，不知眼下是什么季节，就又落叶又发芽的，如同连哭带笑，又加棉袄又摇扇，蠢得有点丢人现眼。

    ⑤秋天来了！我忍不住冲着它们喝斥。

    ⑥它们似乎听不懂，新芽还是冲着落叶往外窜。

    ⑦草木的心性其实各各不一：牵牛花对光亮最敏感，每天早上速开速谢，只在朝霞泼地的那一刻爆出蓝花一串，相当于植物的鸡鸣，或者是色彩的早操。桂花最守团队纪律，金色或银白的花粒，说有就全树都有，说无就全树都无，变化只在瞬间，似有共同行动的准确时机和及时联系的局域网络，谁都不得自由主义地擅自进退。比较而言，只有月季花最为娇生惯养。它们享受了最肥沃的土壤，最敞亮的受阳区位，最频繁的喷药杀虫，但还是爱长不长，倦容满面，暮气沉沉。硬要长的话，突然窜出一根长枝，挂上一两朵孤零零的花，就把你给打发掉。

    ⑧当一棵树开花的时候，谁说它就不是在微笑呢？当一片红叶飘落在地的时候，谁说它不是一口哀怨的咯血？当瓜叶枯黄甚至枯黑的时候，谁说这不是它们在咳嗽或者呻吟？有一些黄色的或紫色的小野花突然在院墙里满地开放，如同一些吵吵闹闹的来客。它们在随后的一两年里突然不见踪影，不知去了哪里，满园静寂无声。我只能把这事看作是客人的愤然而去和含怒绝交——但我在何事上得罪了它们？

    ⑨再说我们同时栽下的一些桔树吧。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对它们同样地挖坑同样地修剪同样地追肥，但靠路边的三棵长得很快，眼看就要开花挂果，其它几株却无精打采，单薄瘦弱，长来长去还是侏儒，甚至叶子一片片在蜷缩。有一位农妇曾对我说：“你要对它们多讲讲话么。你尤其不能分亲疏厚薄，要一碗水端平么——你对它们没好脸色，它们就活得更没有劲头了。”

    ⑩我对这个建议半信半疑：几棵树苗也能看得懂脸色？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其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文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根本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发现、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北平陷落

老舍

    天很热，而全国的人心都凉了，北平陷落！

    李四爷立在槐荫下，声音凄惨地对大家说：“预备下一块白布吧！万一非挂旗不可，到时候用胭脂涂个红球就行！”说完话，他蹲在了地上，呆呆的看着一条绿槐虫儿。

    拉车的小崔，赤着背出来进去的乱晃。今天没法出车，而家里没有一粒米。晃了几次，他凑到李老夫妇的跟前：“四奶奶！您还得行行好哇！”李四爷没有抬头，还看着地上的绿虫儿。李四妈，不像平日那么哇啦哇啦的，用低微的声音回答：“待一会儿，我给你送二斤杂合面儿去！”“那敢情好！我这儿谢谢四奶奶啦！”小崔的声音也不很高。剃头匠孙七今天铺子都没开市，他在家中喝了两盅闷酒，脸红扑扑的走出来。借着点酒力，他想发发牢骚：“我恨日本鬼子！我等着，他们敢进咱们的小羊圈，我教他们知道我孙七的厉害！”六号没有人出来。小文夫妇照例现在该吊嗓子，可是没敢出声。刘师傅在屋里用力地擦自己的一把单刀。

    头上已没有了飞机，城外已没有了炮声，一切静寂。只有响晴的天上似乎有一点什么波动，随人的脉搏轻跳，跳出一些金的星，白的光。亡国的晴寂！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像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文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像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像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他很用功，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可惜他没机会，或财力，去到外国求深造。当下过雪后，他一定去上北海，爬到小白塔上，去看西山的雪峰。那白而远的山峰把他的思想引到极远极远的地方去。赶到不得已得由塔上下来，他的心便由高山与野海收回来，而想到他对家庭与学校的责任。他没法卸去自己的人世间的责任而跑到理想的世界里去。于是，他顺手儿在路上给祖父与小顺儿买些点心，像个贤孙慈父那样婆婆妈妈的！好吧，既不能远走高飞，便回家招老小一笑吧！他的无可如何的笑纹又摆在他冻红了的脸上。

    今天，瑞宣失去了平日的沉静，也不想去掩饰。出了屋门，他仰头看看天，天是那么晴朗美丽，他知道自己还是在北平的青天底下。一低头，仿佛是被强烈的阳光闪的，眼前黑了一小会儿——天还是那么晴蓝，而北平已不是中国人的了！他赶紧走回屋里去。今天，北平亡了，该怎么办？他能甩手一走吗？不能！不能！可是，不走便须在敌人脚底下作亡国奴，他不能受！不能受！

    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

    老二还在屋中收听广播——日本人的广播。

    老三在院中把脚跳起多高：“老二，你要不把它关上，我就用石头砸碎了它！”

    瑞宣一声没出的把老三拉到自己的屋中来。

    哥儿俩对愣了好大半天，都想说话，而不知从何处说起。

    屋里，院中，到处，都没有声响。天是那么晴，阳光是那么亮，可是整个的大城——九门紧闭——像晴光下的古墓！忽然的，远处有些声音，像从山上往下轱辘石头。

    “敌人的坦克车，在街上示威！”老三的嘴角上有点为阻拦嘴唇颤动的惨笑。

    老大又听了听。“对！坦克车！辆数很多！哼！”他咬住了嘴唇。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地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我得走！大哥！不能在这里作亡国奴！”

    “啊？”瑞宣的心还跟着坦克的声音往前走。

    “我得走！”瑞全重了一句。

    “走？上哪儿？”

    坦克的声音稍微小了一点。

    “上哪儿都好，就是不能在太阳旗下活着！”

    “我怎么走？难道叫这一家老小都……”

    “太可惜了！你看，大哥，数一数，咱们国内像你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些本事的人，可有多少？”

    “我没办法！”老大又叹了口气，“只好你去尽忠，我来尽孝了！”

    瑞全小声地说：“大哥！你要是这样，教我怎好走开呢？”

    瑞宣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噎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选自《四世同堂》，有删改）

    漾濞槭——一种云南大理漾濞县的特有物种，最初被发现时全世界仅存4株，经过10多年的保护，如今已经繁育出数万株。漾濞槭物种是怎样繁殖壮大、摆脱濒危境地的呢?孙卫邦介绍，漾濞槭的濒危和人类活动对其生境^①的影响有关，也和其自身特性有关。漾濞槭本身花期短，单性花(雌花和雄花)和两性花同株。人类活动又导致其植株减少，现存植株之间距离远，授粉有效性不高，结实率低。即使授粉成功结岀种子，种子落地后，由于适宜种子萌发的生境遭到破坏，萌发也不容易。

    挽救处在濒危状况的漾濞槭，必须突破授粉和种子萌发两大关口。

    最初，科研人员曾指导张国树尝试嫁接但未成功。无奈之下，张国树想了个土办法:到了漾濞槭花期，他将一棵树上开花的枝条砍下，绑在了另外一棵树上，没想到竟然授粉成功了秋季，他收获了一批漾濞槭种子。

    孙卫邦收到种子后，他的团队攻克了漾濞槭种子育苗的关键技术，通过人工技术处理让种子萌发，隔年2月，终于用张国树寄来的两三千粒种子培育出了1600株漾濞槭幼苗。这些幼苗有的种在了昆明植物园，有的回迁到苍山西坡上张国树家附近漾濞楲的原生境中。

    经过遗传学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张国树寄给孙卫邦的种子均来自同一植株，但花粉还有来自这5棵树以外的其他植株。据此判断，应该还存在其他尚未被发现的漾濞槭植株。2014年，孙卫邦的学生陶丽丹开展了漾濞械的系统调查与种群生态学研究，最终发现，漾濞槭共有12个分布点、577株。

    2016年，研究人员又采集了一批漾濞槭种子，并于2017年培育岀5万祩漾濞槭苗木。前后繁育的5.1万余株漾濞槭苗木中，昆明植物园专类园保育了50余株，苗圃保存了约3.8万株供下一期回归自然试验工作。此外还分别在大理云龙自奔山林场和红河州芷村林场迁地保育各4000株，在漾濞槭原生境回归了4600余株。现在，2009年在昆明植物园种下的第一批漾濞槭已经能够开花，产生成熟的种子。

    为了保护漾濞槭，2016年以来，研究人员平均每年去漾濞县4次，开展调查、采种、回归种子实验、开花观察等工作。此外，每年还要不定期去两个漾濞槭重建居群进行幼苗生长监测等工作。

（节选自《漾濞械重生记》，《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有删改）

【注释】①生境: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

材料一：

我们的社会结构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

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同心圆波纹的性质，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儒家最考究的“人伦”，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而后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

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群己界线从来也是不清不楚的，国也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所以，可以着手的只有己，克己就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德性。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推出来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删改）

材料二：

重新审视费孝通水波纹比喻之后的解释，我们不难发现费孝通心目中的“差序格局”是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既包括横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远近亲疏的“差”，也包含纵向的等级化的“序”。依我看，这个讲究尊卑上下的差序格局靠四个基本机制来维系。

第一，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来维系尊卑大小的差别，而这种不平衡不对称又经由一系列伦理规范而加以合法化。在这个机制下，位在上者比位在下者享有更多的权利，也因此而可以对位在下者施行权力；而位在下者则对位在上者负有更多的义务，特别是服从或听话的义务，同时在权利和权力两方面则处于劣势。例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四伦都体现着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对称不平衡的特点。而当朋友关系发展到结义兄弟时，上尊下卑的不对称机制便会通过“兄弟”一伦的规范而发挥作用。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后的关系模式以及梁山泊众好汉之间的等级差别便是这方面的例子。

第二，通过对资源的控制来维系尊卑大小的差别。以家庭生活为例，家长通过“家产共有”的方式而使其他成员依附于自己。根据同一逻辑，在帝国时期，皇帝可以随意剥夺其臣民的私有财产，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第三，通过非正式的礼俗和正式的法律来惩罚敢于向尊卑上下差序提出挑战的社会成员，并因此而进一步巩固建立在差等之上的秩序。前者如位于下者不可以对位在上者直呼其名；后者如《大清律》规定，杀夫罪要重于杀妻罪，伤害兄长之罪重于伤害幼弟之罪，而辱骂父母的逆子甚至可以判处绞刑。这里，罪行和惩罚之轻重取决于罪犯与受害者之间的等级关系。以下犯上，自然要罪加一等，因为在私人生活中的犯上往往会埋下在公共生活中作乱的种子。这便是孔子说的：“其为人也孝师，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第四，通过某种制度化的社会流动渠道使许多人得以逐渐或突然提升自己的社会位留，从而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尊严。这种流动机制在改变个人位置的同时强化了尊卑上下的等级结构本身，因为每一个历尽艰辛爬到上层的人都自然会尽力维护尊卑之差等，以便自己可以充分享受苦尽甜来的满足。这在私人生活中便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的变本加厉：在科举制度中是“十年寒窗苦，终为人上人”式的踌躇满志；在官场上则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迫不及待。

（摘编自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材料三：

当社会急剧转型、农村迅猛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乡土中国》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明白了“传统”的这一层面的意义，我们便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上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用不同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的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但是局限于乡土社会的层面，在此书中的“差序格局”仅主要适用于亲属关系及其投影的地缘关系。这一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黄光国在其书《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将人际关系分成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则分别适用着不同的交际法则——公平法则、人情法则以及需求法则，以此来分析中国人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及其思考过程。这种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是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并延续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的一种很好的例证。

（摘编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