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  传承农耕文化起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经过评审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首“二十四节气歌”在有文化的老一辈人那里可能是烂熟于心，在不少年轻人或小孩子那里，可能却相当陌生。事实上，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的先祖根据地球在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变化而制定的补充历法，用来反映季节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它是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遗产。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是传承保护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一步。

    （光明网·时评频道）

    材料二：

    让二十四节气回归日常生活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它对当代生活究竟价值何在？人们对此却有不同的声音。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黄河流域，通过观察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而制定。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指南，二十四节气为全国各地所采用，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然而，也有不少人从生活中发现，中国幅员辽阔。如果在远离中原的岭南地区，完全按照二十四节气所言指导农事，可能会出现“冬行夏令”的尴尬。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二十四节气的地域性虽然确实存在，但它总结了太阳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变化规律，这对于农耕生产依旧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据了解，各地的人们也会根据身边自然的具体变化，生产出符合当地气候条件的二十四节气表述，由此诞生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丰富的本地化知识。

    另一方面，随着气候条件的改变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的发展，二十四节气的农事指导功能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虽然历史上会出现一些极端气候，但直到现在，全国农业生产仍然在二十四节气的框架内运作。"江苏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硏究所所长王才林解释道。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认为，尽管气候条件不断变迁，二十四节气对于城市人来说也不再具备生产方面的指导意义，“但它既唤起我们的回忆，并且时刻提醒我们大自然是按照自身的节奏在循环变化。”他表示，二十四节气能够提醒人类尊重自然和亲近自然。

    （摘编自《南方日报》）

    材料三：

    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文化意义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对气候、天气的预测与利用的水平越来越高，二十四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确实有所减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千年，但是二十四节气在延续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很小，现在的农田作物耕种基本上没有脱离原来的节气规律。在中国许多农村地区，二十四节气仍旧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指导广大农民安排农事活动的重要依据。

    二十四节气的影响显然已不仅仅限于农事耕作，它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比如很多地方的百姓会按照“小雪腌菜，大雪腌肉”的说法来准备自己的生活物资，清明吃青团、立秋吃西瓜的风俗也依旧流行。尤其是到了冬至时节，到底是应该吃饺子还是吃汤圆，南北方的网友几乎每年都要为此“论战”一次，彼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好不热闹。而正是在这样的“论战”中，传统文化反而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网友对这种“论战”的参与热情，也正是二十四节气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深远影响力的证明。

    二十四节气充分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兵团日报》）

材料一：

作为一家代表首都文化、中华饮食历史的品牌企业，不得不说全聚德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不过，如果研究近十年来这家公司的成长数据，就能发现产品单一的全聚德公司自2012年达到19.43亿元的营业收入顶峰之后，此后的2013年—2015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9.02亿元、18.46亿元、18.53亿元，2016年—2018年仍在18亿元徘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全聚德的销售额增长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家上市公司难有未来。

（摘编自《海底捞的成长与全聚德的困惑》，《凤凰网》2018年5月27日）

材料二：

    2018年12月15日晚，江苏广电总台曝光了北京同仁堂蜂蜜的生产商将大量过期、临期的蜂蜜回收的问题。先不管这个问题属不属实，后续如何发展，仅从中华老字号企业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大部分的老字号品牌企业确实存在市场危机。商务部数据显示，已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总计1128家，但其中仅10%蓬勃发展，不少企业的经营面临着一定的困境。产品创新动力不足、组织架构陈旧、人力资本匮乏成为阻碍老字号发展的前三大障碍。

（摘编自《百年老字号纷纷遭遇市场危机》，《前瞻网》2018年12月19日）

中华老字号企业经营模式分布

材料三：

    1月22日，由新华社瞭望智库和《财经国家周刊》联合举办的“振兴中华老字号路径探索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工信部、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的与会专家及企业代表围绕老字号品牌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振兴策略、助推非遗的传承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上，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总经理孙鹏说：“如果不传承，我们可能就没有了老字号的根和魂。如果不创新，就没有了竞争力和生命力。”正是基于此，2016年底，稻香村与网红中的“老干部”故宫淘宝团队开始尝试合作。2017年春节，双方推出了主打故宫元素的一款点心，取名叫“极好的·点心”，在品牌和文化的共同加持下，限量生产的5000盒上线48小时内便宣告售罄。此后“老老”联手的步伐便愈加稳健，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相关产品陆续推出。

    这不是个例。大白兔和美加净的跨界联手也掀起了一阵风潮，“看上去很好吃”的大白兔糖造型润唇膏销售火爆。而更进一步的，是跨越国界的碰撞，比如五芳斋与迪士尼的合作，其联手推出的迪士尼经典动漫卡通系列礼盒粽子销售额轻松破了亿元大关。

    有意思的是，对“老”+“老”更为买账的，却是年轻人。根据淘宝刚刚发布的《非遗老字号成长报告》，2018年淘宝消费者人均购买非遗、老字号商品超过两件，其中80，90后消费者占比超过七成。

    而另一个关键词则是——“平台化”，这与年轻人当下最为主流的消费方式有关，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正在为大有可为的传统文化消费提供舞台，却不仅仅止于此，平台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纯“平台”功能，他们可以提供的和诉求的，是更多。以淘宝极有家为例，从老字号商家的挖掘到赋能培育孵化，原创匠人的商家同比增长在60%，一些源远流长的茶道和香道文化行业，同比成交增幅都达到了40%以上。

    这是一个老字号焕发新生机的时代，这是一个老字号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

（摘编自《电商平台加持老字号“基因改造”未来还有多少种可能性？》《中国金融信息网》2019年1月26日）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亿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摘编自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材料一：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

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和互相影响则质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

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

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摘自毛泽东《矛盾论》）

材料二：

古代哲学往往把宇宙观局限于世界的起源或者世界的本质问题上，很少深入世界存在的状况问题上。亚里士多德设想，构成物质的元素有四种，即火、水、气、土，还有一个难以感知的“以太”物质，这五个元素是所有物质形态之本原。亚里士多德也讲“运动”，不过是基于宇宙观下的次级范畴来论述的。老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万物产生于“道”，至于“道”的运动，遵循“有”“无”转化的规律，“有”“无”转化之外，没有另一种发展态势。换言之，万物之源才是宇宙观。

黑格尔的宇宙观与“运动”不可割舍，他认为，万物彼生此灭，却有一个规律，否则逻辑乱套，“绝对理念”是具体物质生成的“先验”。但是，如果“绝对理念”是静止不动的，就没有新的东西出来，“矛盾体”是构成新概念和事物的动力，“绝对理念”是发展的。黑格尔宇宙论的实质是“绝对精神”产生物质世界，宇宙之中的“精神”的运动外化为物质的运动，“运动”仍是宇宙观的次级层面的范畴。所以在旧哲学中，通常把关于存在及其规律的学说当作本体论，把关于认识形式及其规律的学说当作认识论，发展观还没有归于宇宙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旧哲学，它对物质概念的解释有所不同，它的物质观是辩证的物质观，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故对物质的解释已经融合和扩展到物质的转化与多样性上。马克思在多种场景阐述物质，如自然物、实践、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等，像实践、生产方式、矛盾、原子、真空等都可以被认为是物质现象，这个宇宙在物质的基础上全部统一起来了。恩格斯对物质的解释已经与运动关联起来，认为物质和运动具有统一不可分割的属性。列宁对物质定义的解释，已经把物质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结合起来：“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物质的解释，已经把本体论、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起来，但仍然没有明确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就是两种宇宙观。

毛泽东概括的“两种宇宙观”，与历史上局限于本体论的两类宇宙观不同，毛泽东提出的“两种宇宙观”，是把宇宙观扩展到了方法论和实践层面，从而深化了这样一种认识；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人们实践领域的基本问题，从方法论层面、从实践领域观察世界，可以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看作“两种宇宙观”。

（摘编自蒋显荣《<矛盾论>对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原创性贡献》）

材料一：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 “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早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但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英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杂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就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疏少，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 “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 “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强到信任。这信任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材料二：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烈“乡土”味的国家，每一个个休，不需要纵向上溯得太远，也不需要横向扩展得太开，你就能够发现自己与乡村之间的息息关联。 “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底色，也成了绝大多数人安放心灵的精神家园。进入21世纪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出现了巨变，可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概括来看，这种巨变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治理之变。2006年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而且还大规模地向农村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目前国家财政每年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规模超过万亿。取消农业税和国家向农村大规模输入资源，极大地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之前基于税费收取所形成的乡村治理体制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是村庄基础站构之变。进入新世纪前后，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之前相对封闭且稳定的村庄边界大开，村庄社会结构迅速改变。村庄社会结构的改变起于一百多年前的现代化，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动了经济、制度和观念等现代性巨变。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诸多基础性结构，如宗族等地缘与血缘共同休及村庄内生秩序机制和地方性规范随之解体。

第三个层面是价值之变。传统中国农民有着强烈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观念， “生儿子、娶媳妇、抱孙子”成为农民人生“三步曲”。到了20世纪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农民的生育观念都已改变，传宗接代的观念大为淡化。一旦“传宗接代”这个千年以来一直支撑农民人生意义的价值失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会出现变化。

发生在世纪之交的以上三层巨变都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后果。现代化不只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的组织方式与思维观念对传统的替代。乡村社会基本秩序由之前的内生为主变成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组成部分，外生秩序逐渐代替了内生秩序。

(摘编自贺雪峰《我们所看到的乡土中国》)

材料三：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就需要在农村、农业、农民上多下“绣花功夫”，依靠“新”助推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振兴就是要以农村经济为基础，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城市和农村在吸引人的力度上，显然城市更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环境好，要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让农村也羡起来，这就需要完善乡村的“包装”，去美化乡村，打造“新农村”，才能够让乡村更具有魅力，更具有吸引力。

要推动乡村的发展，就需要牢牢抓住“农业”这个关键，而要让农业成为有吸引力的产业，就需要让农业的发展与市场换轨，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新农业，通过不断做优做强做精特色优势产业，加大土地流转的刀度，增强农业发展的科技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种养殖大户、家庭农场主、农业企业骨干和由城里打工返乡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农民看到只有不断地自我革新，不断地自我进步，才能够掌握时代的主动权，成为乡村振兴发展的“主角”，这就需要加强对农民的培育，通过政府主导、立足产业、多方参与、注重实效的原则，打造一支新型的职业农民队伍，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支撑。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蓝图已经绘就，要更好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依靠“新”的思维，新的改变，去推动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摘编自陈红《乡村振兴要靠“新.”》，中新网2019年12月2日)

材料一：

①在《论语》里孔子被描写成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缘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种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孩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②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摘编自冯友兰《孔子：第一位教师》）

材料二：

①“述”的内涵非常丰富。《说文解字》将“述”解释为“循”；在现代汉语中，“述”可以理解为“叙述”“陈述”“讲述”“论述”或“阐述”等。

②在《中庸》中，儒家德行“孝”的定义和“述”是相关的。《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如果我们将“孝”的这种解释和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一章中的自我描述联系起来，那么“述”的深层含义便跃然纸上了，也就是，“述”表达了“孝”的德行。

③孔子践履“孝”这种德行的对象是天。《论语·八佾》讲到，“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道德追寻的是天的使命。对于孔子而言，他的工作就是传天道，兴天道。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他不想再说话，但是他的弟子子贡说：“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回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孔子述的是天道，天是最终的创造者；第二、孔子认为自己是天道的述者，子贡则将自己看作孔子思想的述者。孔子践履德行的活动表达了对天的“孝”，而子贡践履德行的活动则表达了对孔子的“孝”。

④因此，孔子将他对经典的传承比作一个孝子做的事情。儿子对父亲最大的孝是对父亲的志向、事业、梦想的继承、实现和发扬光大。同样，孔子述的天道也是对天的孝。对于孔子而言，他的智力活动是恢复天道，这就是对天尽孝。在孔子那里，“孝”的含义涉及延续文化传统和历史传承的义务。

⑤孔子不是唯一把哲学活动与“孝”联结起来的人。孔子对“孝”的理解与柏拉图的早期作品《游叙弗伦》中对“孝”的定义殊途同归。苏格拉底的诘问对象游叙弗伦得出“孝”是公正的一部分，“孝”是人类对上帝的侍奉。苏格拉底认为自己的哲学活动就是对神灵的侍奉，自己的问答法就是对神灵的侍奉。基于对上帝侍奉的论证，苏格拉底提供的答案就是进行哲学活动是对上帝真正的“孝”。对于哲学活动与孝的密切联系，亚里士多德也有所表述。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孝”要求更加尊重真理而不是尊重你的朋友。他认为“孝”的对象是真理，而不是上帝。践行“孝”这一德行活动是追求哲学的严肃义务，因为追寻哲学是为了探寻真理。

⑥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哲学活动和“孝”联结起来，但是每个人对“孝”的理解不同，这也反映了他们研究哲学的方法不同。苏格拉底通过诘问的方式审查人的信念，亚里士多德更多的是通过对前人理论的考察、批判发现真理，孔子则认为从事“孝”的活动就是对天道的传承。

（摘编自余纪元著，金小燕、韩燕丽译《“述而不作”何以成就孔子？》）

材料三：

①“述而不作”的信条影响深远，达两千年之久，成为风气。自孔子以后，儒家教育多遵从这一原则，以传授、注解经典为己任。要从事这一学问，必须熟记经文才能言而有据。因而，熟记经典成为学生的基本功。

②孔子教育弟子是为了让他们从政，用子夏的话说是“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隋唐以后，科举盛行，官方明确规定了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为官一途。学校成为向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科举使用八股文体，专以四书五经命题，以儒家经典考学生，答案阐释以经典为准，不允许有超出范围的见解。

③可以说，孔子“述而不作”的信条，使他在教学中有偏重继承、轻视创新的倾向；伦理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结合，造成学生对教师的依赖，这使人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减少或部分失去了探索未知的兴趣。这使得传统教育以教师解释、学生背诵为基本方式，因循以往，缺乏创新精神。

（摘编自李杨《“述而不作”与传统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