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浓重，珠穆朗玛峰山岭间朦胧一片，只有顶峰还露出隐约的（    ）。王富洲、屈银化和贡布三人匍匐在地上，依靠着星光和反照的雪光辨认路途，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努力。

    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处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空中闪耀。珠穆朗玛峰的黑影在我们面前开始变得非常（     ）了。

    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但这时风也渐渐变小了，这对攀上顶峰十分有利。他们站在岩坡上沉默了片刻。王富洲首先开口说：“同志们，我们三个人现在担负着攻克主峰的任务。氧气没有了，继续前进虽然可能发生危险。但是我们能后退吗？”

屈银华和贡布用斩钉截铁的语气异口同声地回答：“继续前进！”

    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    ）而（     ）地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难而危险的历程。

　　现在，他们每前进一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很长的时间。由于高山严重缺氧，他们感到眼花、气喘、无力。他们的四肢更加沉重了，他们的行动更加迟缓了。甚至攀过一米高的岩石，也需要半个多小时。他们忍受着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地朝顶峰走去。

在越过东面一段雪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向右绕至北面的岩石坡继续向上

    攀登，终于登上了一个岩石和积雪交界的地方。举目四望，朦胧的夜色中，珠穆朗玛山区群峰的座座黑影，都匍匐在他们的脚下。现在，在他们三人的头上，只有闪闪发光的星斗，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攀登的山岩了。他们终于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北路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创举。

花边饺里的母爱

肖复兴

       ①小时候，包饺子是我家的一桩大事。那时候，家里生活拮据，吃饺子当然只能等到过年过节。平常的日子，破天荒包上一顿饺子，自然就成了全家的节日。

       ②一般，妈妈总要包两种馅的饺子，一种肉一种素。这时候，圆圆的盖帘上分两头码上不同馅的饺子，像是两军对弈，隔着楚河汉界。我和弟弟常捣乱，把饺子弄混，但妈妈不生气，用手指捅捅我和弟弟的脑瓜儿说：“来，妈教你们包花边饺!”我和弟好奇地看，妈妈将包了的饺子沿儿用手轻轻一捏，捏出一圈穗状的花边，煞是好看，像小姑娘头上戴了一圈花环。我们却不知道妈妈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儿，她把肉馅的饺子都捏上花边，让我和弟弟连吃惊带玩地吞进肚时，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③那些艰苦的岁月，妈妈的花边饺，给了我们难忘的记忆。但是，这些记忆，都是长到自己做了父亲的时候，才开始清晰起来，仿佛它一直沉睡着，必须我们用经历的代价才可以把它唤醒。

       ④自从我能写几本书之后，家里经济状况好转，饺子不再是什么圣餐。我想起码不能让妈妈在吃这方面再受委屈了。我曾拉妈妈到外面的餐馆开开洋荤，她连连摇头“妈老了，腿脚不利索了，懒得下楼啦!”我曾在菜市场买来新鲜的鱼肉或时令蔬菜，回到家里自己做，妈妈并不那么爱吃，只是尝几口便放下筷子。我便笑妈妈：”您呀，真是享不了福!”

       ⑤后来，我明白了，尽管世上食品名目繁多，人的胃口花样翻新，妈妈雷打不动只爱吃饺子。那是她老人家几十年一贯制历久常新的最佳食谱。我知道惟一的方法是常包饺子。

       ⑥那一年大年初二，全家又包饺子。我要给妈妈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这一天是她老人家的生日。我包了一个带糖馅的饺子，放进盖帘一圈圈饺子之种，然后对妈妈说：”今儿您要吃着这个带糖馅的饺子，您一准儿是大吉大利!”

        ⑦妈妈连连摇头笑着说：“这么一大堆饺子，我哪儿那么巧能有福气吃到？”说着，她亲自把饺子下进锅里。饺子如一尾尾小银鱼在翻滚的水花中上下翻腾，充满生趣。望着妈妈昏花的老眼，我看出来她是想吃到那个糖饺子呢!

       ⑧热腾腾的饺子盛上盘，端上桌，我往妈妈的碟中先拨上三个饺子。第二个饺子妈妈就咬着了糖馅，惊喜地叫了起来：“哟!我真的吃到了!”我说：“要不怎么说您有福气呢?”妈妈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⑨其实，妈妈的眼睛实在是太昏花了。她不知道我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用糖馅包了一个有记号的花边饺，那曾是她老人家教我包过的花边饺。花边饺里浸满浓浓的母爱，如今，我谨以花边饺讨得年迈母亲的快乐和开心。(有删改)

我的读书经验

冯友兰

    ①我7岁上学就读书，一直读了80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          ，         ，           ，          。

    ②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我们要学会选择。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他推荐好书。这个评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把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让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称为“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③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在关外指手画脚，那是不行的。当然，攻语言关，要先作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这类。

    ④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读书时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也未必能知道作书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离不开语言文字，但有些是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⑤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下，还要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人的主观认识。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体会和判断，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只到“得其意”还不行，要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和自己明白的那些客观道理，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就是自己的。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够现学现用，把书读活了。

    ⑥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使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使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选自《冯友兰读书与做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版，有删改）

    由于战马和皇家御马每天都被带到我的跟前，经过时间的考验它们已经不再胆怯，一直走到我的脚边也不会惊吓。我把手放在地下，骑手们就纵马从上面跃过去；其中有一名猎手是皇帝的狩猎队的，骑一匹高大的骏马从我穿着鞋子的脚面跳了过去。这确是惊人的一跳。

    一天，我有幸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国王大大开心了一回。我请求他吩咐人给我弄几根两英尺长的棍子来，像普通手杖一样粗细的就行。皇帝就命令他负责森林的官员前去照办。第二天清晨，六个伐木工人驾着六辆马车回来了，每辆车都由八匹马拉着。我从车上取下九根木棍并把它们牢牢地插在地上，摆成一个二点五平方英尺的四边形。然后，我又取四根木棍，横绑在四边形的四角，离地高约两英尺。接着我把手帕平铺在九根直立的木棍上并绑紧，四面绷紧就像鼓面一样。那四根横绑的木棍高出手帕约五英寸当作四边的栏杆。这活干完之后，我就请皇帝让一支由二十四人组成的精骑兵上这块平台来操演。皇帝同意了我的这一建议，我就用手将这些马一匹匹拿起来放到手帕上，马上骑着全副武装的军官，准备操练。他们一站整齐就马上分成两队，进行小规模的军事演习，一时钝箭齐发，刀剑出鞘，跑的跑，追的追，攻的攻，退的退，总之表现出了我从未见过的严明的军事纪律。由于四根横木的保护，他们没有从平台上跌下来。皇帝高兴至极，命令这个游戏几天内反复表演。竟然有一次他让我把他举到平台上去发号施令。他甚至费尽口舌说动皇后，让我把她连人带轿同时举到平台不到两码的高处，从那里她得以饱览操练的全景。也算我运气好，几次表演都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故发生。只有一次，一位队长骑的一匹性情暴烈的马用蹄子乱踢，在手帕上踹出了一个洞，马腿一滑，人仰马翻。但我马上就将人马都救起来了，一手遮住洞，一手像原先送他们上台时那样将人马放回到地上。失足马的左肩押扭伤了，骑手则什么事也没有。我尽量将手帕补好，不过我再也不相信这手帕有多坚牢，能经得起这种危险的游戏了。

战地琴声

李皓

①从丹东回来，我一直在想，一根细细的马尾，在废弃的罐头盒子上抽拉，到底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我甚至在梦里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在坑道里抱着这把胡琴，头上不断掠过敌军的飞机、飞机的轰鸣声淹没了胡琴奏出的乐曲。

②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是在国庆日的第二天，人很多。穿过形形色色的游客，我径直走向那把“两洲三国”胡琴。在昏暗的灯光下，在玻璃橱窗内，胡琴不动声色，发出幽幽的光芒。

③与胡琴并排挂在墙上的还有两件乐器，一件是小提琴，另外一件有人说是“三弦儿”有人说是“土琵琶”。这两件乐器都没有文字说明，“两洲三国”胡琴下面却有一个清晰的用手机一扫，出现如下文字：“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在战斗间隙开展各种娱乐活动，激烈的战斗过后，志愿军战士利用缴获的美军的罐头盒、朝鲜的木材和中国的马尾制作成这把胡琴。战士们给它起名叫‘两洲三国’胡琴。‘两洲’是亚洲和美洲，‘三国’是中国、朝鲜和美国。”

④志愿军战士们在远离祖国的战场上，在战斗间隙，该唱就唱，该跳就跳。他们，用把把自制的乐器、发出了战场上最柔美的声音，像廿霖，似养分，滋润着彼此的心灵。

⑤我想起了发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段往事。1951年秋末冬初一个寒冷的夜晚，志愿军12军31师的文工队队员们到银店洞师部为志愿军战士演出，回来时已是半夜。在归营的路上这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仍然兴奋地唱着、跳着、欢笑着，似乎忘了这是前线，这是战场师部所在地银店洞到文工队驻地苏谷山沟，中间有一段封锁线，敌人每隔几分钟就要向这打来排炮。路上经过一条浅河，大家正踩着石头通过。这时，敌人一排炮弹打来，一阵巨响实时天崩地裂，水石飞溅，烟雾弥漫，天昏地暗。文工队伤亡巨大，女队员戴儒品全身都被炸没了，只剩下了两条发辫……

⑥二爷，也就是我爸爸的二叔，他有个绰号：二瘸子。记得我小的时候，屯子里的人都在背后这么叫我二爷，但当面不敢叫，他们都知道我二爷的“驴脾气”。在生产队里，二爷一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就骂，谁也不敢吱声，就连队长也只能悄悄嘟哝：“又耍志愿军的威风……”

⑦二爷从解放战争战场打到朝鲜战场，后来腿部受伤提前回国复员回乡。爸爸告诉我二爷有个绝活：口技。二爷每次喝醉了，必定要讲几段朝鲜战场上的故事，绘声绘色，枪声炮声、飞机声，二爷都能惟妙惟肖地用口技表演出来，在场的人无不叫好。据说二爷病重时，依然枪声、炮声、飞机声“演奏”了一番，随即溘然离世。

⑧二爷没读过书，更不会什么乐器，但他有自己的娱乐方式，口技必然是战场赋予他的之长。我想，在冰冷的战壕里，他肯定不止一次给战友们表演自己的口技，给残酷的战斗生活带来了一丝欢乐的气息。

⑨爸爸、叔叔和我，分别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穿上海军、陆军、空军的军装，在军营里服满了兵役。爸爸、叔叔从军想来是受了二爷的影响，二爷又间接影响了我。我是1989年春天走进空军某雷达兵训练团的，当时的空军司令正是抗美援朝著名战斗英雄王海。

⑩仔细端详“两洲三国”胡琴，那个罐头盒子在拉弦处缠了一圈胶布，表面似有松香我仿佛看见在异国他乡的冰天雪地里，在短暂的战斗间隙，他们动情地演奏起祖国各地的民歌小调。看着看着，我觉得眼前的“两洲三国”胡琴已经不仅仅是乐器，它更是武器，它庄该与那些枪炮摆放在一起。

（《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3日，有删改）

我与父亲的八年冷战

①我从小在父亲的棍棒下长大。从十四岁那一年的某一天开始，父亲就再也没有打过我了。因为，那一次，父亲的一顿暴殴，让我手臂鲜血直流，我愤然离家出走了一天。第二天，我又累又饿，特想回家，就设计了一个巧合，故意让母亲找到了我。之后，我没有再跟父亲说过一句话，整整八年。

②记不清挨了多少打，反正，打过了还是老样子，想玩就玩，哥们一叫就结帮打架，被老师赶出教室就整天在街上混。这些事情总是很快就败露了，所以总挨打。有时也不打，父亲用要我吃肉这种独特的方式惩罚我。虽说那时吃肉的时候并不多，但我一吃肉就条件反射式的呕吐，因此父母怀疑我那超瘦肉型的身材与我长期只吃青菜有关。犯了事，要是家里有肉的话，父亲就跟我谈条件，用三块肉换一棍子，不许吐，我装作不同意，每吃一块就努力地扮演很痛苦的表情。父亲就说，那就一块肉换一棍子吧，我依然表情痛苦无奈地同意了。后来我吃肉已经不反胃了，甚至觉得还有几分可口，但仍然，装出很痛苦的表情，让父亲不挥舞棍棒也得到惩罚我的快感，让他以为达到了教育我，又补充了我的身体营养这一无比高明的目的。

③不跟父亲说话之后，他不再管我，也不打我，也不理我吃不吃肉。这时，我故意在吃饭时老挟肉吃，大口地嚼，吧唧吧唧的，装作吃得很香的样子，气他。我用眼角余光偷看他的反应，开始他很吃惊，接着就目无表情，专心吃他的饭。我知道他也在装，心里肯定气得要命。可是后来他却常常三更半夜出去，天大亮才回来，回来时手里提着一点肉，让母亲做汤给我喝了才上学——原来他大半夜都在食品站排队买肉。可我依然没跟他说话。

④我十五岁那年考的大学，没考上像样的学校，在家门口上的学，令他这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感到很丢人。我们之间依然在冷战。十九岁我大学毕业，工作了，虽说我们厂有三千多人，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大学生，但我还是混，整天打麻将下围棋，不思上进。父亲还是冷着脸，我们还是不说话。

⑤二十一岁，我混厌了，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事，于是就背英语单词考研。家里不声不响地多了几本大部头的英文词典。我知道是他所为，我想对他表示一下，却无从开始。考研一举成功，而且是北京的一家名校。父母都很高兴，母亲买了好酒做了好菜，父亲吃了喝了，我也吃了喝了，两人也不交谈，都只跟我妈说话，也都不说我考研的事。那天准备去火车站，母亲给我收拾的大包小包在地上搁着，父亲扛起就走，我只得一路小跑跟着。他上了公共汽车，我也跟着上，他买了我们两人的票，他下来，我也跟着下，依然没有一句话。我看看他扛着行李的高大背影，

⑥在月台上，父亲放下行李，头扭在一边，眼睛看着别处，挺专心的样子。我看着他，等他回头看我时，我就叫他爸，可他一直不回头。我发现他的两鬓居然斑白了——我不知道自己多久没有认真看过他一眼了。想想自己的忤逆，心里产生了一种壮烈的感觉，有一种咸腻的东西涌出眼角，我艰难地说了声，爸，您回去吧。父亲没有反应，没扭过头来。站台上人很多，很嘈杂，我怀疑父亲没有听见。我又说了句，爸，您回去吧。他扭过头，看着我，那是我们八年来第一次的对视。我分明地看到他眼眶湿了。他点点头，两颗泪珠掉在他那厚厚的镜片上。他伸手拍拍我肩膀，没说一句话，却站着不动。我们就这样站着，没有再说一句话，一直到我上车，他从车窗外给我递完行李，还站着。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滴，他的眼眶也一直湿着。火车开了，他还站着，一直到我看不见他。那次，他拍我的肩膀，是八年来我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⑦现在父亲已经七十岁，腿脚也不灵便了。但话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我回家时，我们父子俩有说不完的话，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家长里短，无所不谈。而我成长中的许多细枝末节，更是他津津乐道的事。那一天，他感慨地说，那时我老打你，真不对，简单粗暴，教育方法有问题。我说，是我不学好，打还是该的。要是黑子（我儿子小名）像我小时那样不长进，我会比你打得还凶。父亲笑笑，说，那他会恨你。我说，那不要紧，只要儿子学好，成才，就由他恨去吧。我母亲就在一边笑，很欣慰地。而六岁的黑子在一旁撅嘴，哼，打我？你敢！我到法院告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