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睡狮”考辨

智效民

    把中国比为“东方睡狮”，好像出自拿破仑之口。最初听到这个说法，还以为他的意思是说，睡狮一旦苏醒，其作用和影响可了不得。没想到后来读《汪穰卿笔记》，才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

    《汪穰卿笔记》是汪康年的笔札汇编。汪康年早年入张之洞幕，后来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并先后创办过《时务报》《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等刊物，是晚清以来的著名报人和社会活动家。在该书卷八“琴瑟寄庐类稿”中，有“睡狮”条曰：西人说中国是东方睡狮，我多次打听是什么意思，对方总是笑而不答。后来碰到一位驯兽师，才明白其中含义。驯兽师说，过去的驯狮办法，是让母狗哺育幼狮，让其在成长中具备狗性，以免伤人。后来发现这办法不灵，就改用涂抹鸦片的牛肉来喂它们。这样一来，狮子在上台表演时，表面上还能张牙舞爪，大声嗥叫，实际上却少气无力，昏昏欲睡，就好像是在梦里说胡话似的，不会危及人的安全。于是，人们便把这种“殆将长睡，永无醒时”的畜生，称之为“睡狮”。看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原本还可以给国人带来一点安慰和希望的“东方睡狮”之喻，竟然是这个意思！

    说到鸦片，只要是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问：为什么这种东西会在中国泛滥成灾？其中除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外，是否还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对此，蒋廷黻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早已指出：外来祸患固然重要，但内政修明才是决定性因素。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已经是个法制有名无实、民生痛苦万分、“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的社会，所以才无法阻止鸦片的泛滥，才错过了一次“大胆接受西洋近代文化……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的机会。另外，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论及清军的状况时也说，这支军队不仅有吃空额、克扣兵饷等陋规，还要把目光转向社会，寻找发财机会。其中，浙江武官出售兵缺、广东绿营开赌收费、福建水师将战船租赁出去进行走私等现象尤为严重。于是，整个社会就像作者所感慨的那样：“当权力与金钱一样上市流通之后，即刻产生威力无比的社会腐蚀剂，当军队将财神像奉为战旗时，腐败已不可逆转。”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毒化着社会空气，腐蚀着人的灵魂。

    这让我想到关于拿破仑的另一则轶事。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说过：“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府及社会所默认的……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他还说：“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务周到而忠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朋友很爱钱，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一开始，我还不大明白“伟大的国家”与“五百法郎”有什么关系，参照所谓睡狮之喻，我才发现“伟大的国家”云云，不过是一种反讽，那意思是说：“尽管他的国家将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但是只要给他五百法郎，他就会出卖自己的人格，变成你的奴才。”难怪那位驯兽师在解释睡狮的含义时，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贵国之大，犹狮子庞然也，受毒之深，奚止于鸦片耶？”看来，如果说鸦片是一种人体腐蚀剂的话，那么，贪污腐败则是一种社会腐蚀剂。驯兽师所谓“奚止于鸦片耶”的疑问，显然与这种社会腐蚀剂有关。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汪康年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说：“欲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以求与西人相角，亦惟曰复民权、崇公理而已。”如今，距离汪氏所处的时代又过去100多年了，他所谓“复民权、崇公理”的愿望，不断地有人提出，又不断地归于失败。大约十几年前，龙应台在比较了汪氏之语和李慎之的论述之后，曾有如下感慨：如果总是重复前人的痛苦，重复前人的努力，整个民族智慧就消耗在这一代又一代的重复中。说到这里，她也忍不住地说：“温习中国近代史，翻过一篇又一篇文章，不免生气：为什么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满嘴黑毛绿血，才明白蜘蛛不好吃？”

（选自《齐鲁晚报》，2015年3月4日）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

    “车奴”“卡奴”……“奴”字头新词，几成文化现象；“裸婚”“裸活”……“裸”字头新词，展现另一个向度。从“奴”到“裸”，两级之间的过山车，启示我们思考：如何走出“心为物役”，告别“消费异化”？

    消费是现代社会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然而，如果把一切都消费化，搞消费崇拜，唯消费是从，甚至用物质填满心灵，就必然生出一种“庸俗的消费主义”。

    流风所布，消费就背离了“满足生存和发展所需”的本真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琳琅满目的商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成为触发购买欲的引擎，个别人甚至要卖肾购新“苹果”。其实，拥有再多，也永远渴望货架上的下一个。超前、攀比、奢侈、炫耀的消费，让生活被消费裹挟，不仅无法在物质得失面前从容淡定，甚至会走上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对于个人而言，如何消费是一种自主选择，但如果庸俗的消费主义成为生活方式、群体选择甚至社会风尚，那就值得警惕。

    庸俗的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手袋并非用来装东西，而是用来装腔调；手表也不仅用来显示时间，更是用来显示身份。在一些人眼里，对物质的消费和占有，成为能力的唯一标志、成功的最高象征、社会地位的集中体现、精神生活的不二依托。庸俗消费主义的狂欢，让人们沉浸在享乐主义的盛宴。从物质到精神，无物不可消费，无处不可出售，买卖关系成为存在方式，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哲学。

    社会如若被这样庸俗的消费主义所席卷，在“消费优先”“物质至上”的步步紧逼之下，理想、信仰、道德难免步步退却。于是，有人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把情感当了筹码；有人上网炫耀“干爹牌”豪车，以尊严下了赌注；有人把职位官阶明码标价出售，用信念做了交易……蝇营狗苟成为“成功的正道”，不劳而获成为“幸福的捷径”，消费主义的流行病，极易导致荣辱观念颠倒、是非观念迷失，社会风尚也因此遭到侵蚀。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我们或许可以走进更丰盈的人生。大学生司占杰放弃优渥生活条件帮助麻风病患者融入社会，冲出等价交换的牢笼，收获的是充实、快乐与感动这些无法用数字计算的财富。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社会或许可以走进更深沉的文明。“理性经济人”不再是对人性唯一的预设，物质财富也不再是对成功唯一的判定，多元的标准、多样的观念、多维的思考，消费行为才能远离“异化”的危机。

    告别庸俗的消费主义，不是为了缅怀“理想主义的贫穷”，限制人们享受物质的快乐，重新回到“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窘迫时代。而是要警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但不能沦入物欲的陷阱；经济社会发展，更不能陷进物质的泥淖。这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心态涵养，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回归。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摘编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

周飞亚

    《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统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

    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

    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日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更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是重视。

    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程度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因而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

    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宗旨，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

    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敞襟宽袍，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雍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 第24 版，有删改）

丑行不“丑”

    我国戏剧中的“丑行”或者“丑角”，其相貌或许丑陋些，但表现的人物类型非常广泛，有忠厚老实的，也有尖刁促狭的类型。其容貌最显著的特点是白鼻梁，由此区别于俊扮的生、旦行当。

    诚然，容貌丑陋比较适合表现心术不正的类型人物。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有相貌平平而业绩非凡者，所以也有厚道本分的丑角。如《豆汁计》中的心地善良的好人金松、《盗甲》中的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时迁、《九龙杯》中的杨香武等。

    多数的丑角是表现容貌与品行都不好的人物形象。丑陋的类型人物之中有的属于值得表彰的好人，也有基本属于好人，但有某些缺点或缺陷的人物，如《卖马》中的王老好、《甘露寺》中的乔福等。也有纯粹是幽默调笑的角色，如《回龙阁》中的马达、江海，《小上坟》中的刘禄景等。从外貌到内心都是不好的反面人物，是丑角中塑造最多的类型人物。如《乌盆记》中阴险凶残的小人赵大，《审头刺汤》中卖主求荣的汤勒、《活捉》中的风流淫棍张文远、《野猪林》中狗仗人势的恶少高衙内等等。

    按社会阶层来分，丑行可以从最高的帝王到社会最底层的贩夫走卒、旗、锣、伞、报等零碎角儿。《赵氏孤儿》中的晋灵公，《淮河营》中的侯爷栾布，《选元戎》中的大将程咬金，其他诸如官员、解差、江湖术士、太监、师爷、酒保、家丁、脚夫、轿夫、店家、船夫、车夫、龟头等零碎，丑行几乎无所不包。所以丑行是戏曲中表现面最为广泛的行当，需要积累全方位的社会生活理念才能从容胜任。

    我国的戏曲是一种唯美的艺术形态。美始终是其一贯追求的目标。但是，美与丑是对立统一的，美的表现也必须以丑进行衬托。所以丑行在戏曲领域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在我国戏剧发展史上，丑行的表演艺术具有深远的历史传统。从古老的《踏摇娘》中就已经具备丑行的表演，参军戏基本上就是丑角戏。元曲与明清传奇中丑行占有相当比重，昆曲基本是由“三小”（生、旦、丑）角色组成。昆丑、川丑以及高甲丑等各剧种的丑角表演艺术，是我国戏曲传统中的宝贵财富。

    戏剧表演中不可没有丑态的表演部分——形象的丑陋（包括动作的丑态）与心灵的丑恶（包括各种不文明的行为）。例如：斩首、自刎、上吊、僵尸、裸露、醉酒、疯癫等等。

    诙谐幽默是丑角的表演特色，多在剧中往往起调节气氛的作用。丑行为维持舞台整体美的形象，在表演中切忌一个“脏”字。老艺术家们的台上表演，十分生动、风趣，但又非常严肃。他们决不以肮脏的语言或不堪入目的动作，来取悦于观众，骗取廉价的笑声或掌声。这与如今某些走红的“小品”演员不同，戏曲的丑角，决不可仿效那些哗众取宠的低级趣味来污染戏曲舞台，而应保持“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纯洁性。

（节选自《中国京剧》2012年第七期，有删改）

    经济学家们常常以“荷兰病”来警示经济和发展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过分依赖的危险性。

    荷兰是上世纪50年代因发现海岸线蕴藏巨量天然气，而迅速成为以出口天然气为主的国家，其他工业逐步萎缩。资源带来的财富使荷兰国内创新的动力萎缩，国内的其他部门失去国际竞争力。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在我国，煤炭资源省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煤炭产量，除了增加煤炭的输出，还将与煤炭相关的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及深加工、大型坑口发电厂等作为鼓励发展的产业，享受含税用户优惠电价和各种税费减免，结果就是以煤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而市场本身也会强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因此，煤炭资源省份可能过分依赖煤炭产业而降低其综合抗风险能力。当煤炭资源枯竭时，其经济将陷入困境，这就是通常比喻的“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煤炭资源输出并不一定就有“荷兰病”，问题的关键是产业结构单一。此外，“荷兰病”多发生于小国，这也证实了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是一个大国，“荷兰病”即使有，也只能是局部问题，煤炭资源省份患病了，还会有中央政府帮助。当然，这不等于煤炭资源省份不用为此担心。

    事实上，如果煤炭资源省份现在不未雨绸缪，他们的麻烦会远远超过“荷兰病”可能带来的问题。由于近年煤价上涨和煤炭需求快速增长，这些省份煤炭扩展的财力充足，加上东部发达地区对高耗能产业在环保、资源等方面的限制，资金纷纷向这些煤炭资源省份转移，增量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与煤炭相关、高能耗、也是高污染的行业。这使当地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进一步受到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我们比较熟悉地把忽视资源成本和环境污染理解为不可持续发展，是不计成本的发展。因为，如果加上资源成本和环境治理费用、人的健康和医疗费用，10%的GDP增长是要大打折扣的，严重的则有可能是经济的负增长。当然，矿业可以给当地的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好处，但是矿业活动对环境有潜在的危害，如造成水土流失，使农业人口失去生计，而这些人往往都是穷人。另外，煤炭资源输出所带来的财富往往大多外流。

    有两点必须强调，首先，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资源型省份的经济转型不可能由市场自发推动。其二，煤炭资源省份不能在煤炭资源枯竭的时候才开始寻找发展持续产业，而应该在煤炭兴盛时期就着手产业的多元化，思考在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