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以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苏轼文艺中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反映。

    苏轼认为诗画要传神，而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木版年画

    木版年画并不完全等同于年画。广义的年画是一种岁时的绘画，而狭义的用木板印刷的年画则是一种年俗艺术。只有大众过年时对年画有一种不可或缺的需求，即民俗需求，木版年画这一画种才会真正地确立起来。

    木版年画的雏形有避邪的内容，也有祈福的含义。等到祈福的愿望成为年画的主题，并进入了风俗范畴，木版年画的题材就变得汪洋恣肆了。一切对生活的欲求与向往，比如生活富足、庄稼丰收、老人长寿等等，都展现在年画上。其中，金钱是民间年画中最常见的形象。杨家埠、武强和杨柳青的木版年画都有挂满金钱的摇钱树，但这并不能说是一种拜金主义，在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它只是生活幸福的理想化的符号罢了。就其本质而言，年画是理想主义的图画。特别是在送旧迎新的日子里，这些画面分外具有感染力和亲切感，给人们带来安慰、鼓励和希冀，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生命理想与生活情感。所以，年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精神价值。

    年画中另一层民俗内容是在张贴上。民俗是经过的约定俗成，最终成为一种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定与文化规范。年画的张贴时间、处所及其张贴的具体部位和内容都有严格规定。在规定的时间，把特定的年画贴在规定的位置上，是一种民俗行为。

    木版年画往往是在民间进行道德伦理规范、生活知识教育和文化艺术传播的重要工具。木版年画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戏曲等，反映社会生活之广阔，可谓无所不包。木版年画描绘过的戏曲多不胜数，不少在年画上绘声绘色出现过的剧目如今早已绝迹不存。至于那种无以数计的描写民俗风情的年画，带着不同地域与时代的气息，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人文信息，更是木版年画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画面都出自农民独特的视角。农民是木版年画的原创者，他们的画笔与刻刀直接反映着自己的爱憎、趣味、生活态度、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深刻地外化农民心灵的年画，大量深藏在年画的遗存中。然而，这些遗存却不为人知地散落在民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那些表现当时社会情景与重大事件的木版年画，体现出农民的政治敏感和思维视野，其价值不亚于大都市的时事画刊。它们一反传统，十分写实。

    年画是消费品，没人保存，也没人将其视为历史文化。即使到了20世纪年画走向消亡，仍不为世人重视与收藏。如今只要在民间发现一幅老画或一块古版，竟然大多仍是不曾见过的孤品！存世于中外的年画应该数以万计，在如此浩瀚的木版年画作品中，蕴藏着的是我国农业社会民间立体的影像、广角的生活与社会，还有过往不复的精神情感以及永恒的人文价值。

    如果非要分类不要的话，我们应该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归类为小说，而非科学；如果不分类，让历史停格在这两类书之中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承认，历史比较接近小说。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捏造事实，就像诗人或小说家那样。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些艺术家都是在编造事实，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创造一个世界。这个新世界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非截然不同—事实上，最好不是—而一个诗人也是人，透过人的感官进行自己的学习。他看事情跟我们没什么两样，虽然角度可能比较美好或有点不同；他的角色所用的语言也跟我们相同。

    当然，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是不会编造过去的。他认为自己对某些观念、事实或精准的陈述责无旁贷。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历史学家一定要编纂一些事情。他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会做出这些事。她可能有一套理论或哲学，像是上帝掌管人间的事物一样，编纂出适合他理论的历史。或者，他会放弃任何置身事外或置身其上的模式，强调他只是在如实报导所发生的事件。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

    不想采取这个或那个立场，就得假设人们不会故意为某个目的而做一件事，或者就算有目的，也难以察觉—换句话说，历史根本就没有模式可循。

    托尔斯泰对历史就有这样的理论，虽然，他只是个小说家；而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托尔斯泰认为，造成人类行为的原因太多，太复杂，而且动机又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

    因为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同，因为历史学家的理论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一个事件或时期的历史，就很有必要多看一些相关的论著。或许，对每个美国人来说，知道一些有关内战的历史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那场伟大又悲惨的冲突的余波中，我们生活在这件事所形成的世界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经由一个人的观点，单方面的诊断，或是某个现代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观察的话，是没法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打开一本新的美国内战史，看到作者写着：“公正客观的美国内战史—由南方的观点谈起”，那这位作者看起来是很认真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每一种历史的写作都必定是从某个观点出发的。为了追求真相，我们必须从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才行。

（摘编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山林是一个隐秘的宝库，为隐士们供给了衣食住等诸方面的所需，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但有时候，这并不足够。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里曾说：“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北宋时隐居龙山的孔旼，据称有田数百亩。还有一些隐士得到了官府的赏赐或官员赞助，也饶有资财。陈抟就屡次被皇帝接见，受到赏赐，他隐居的华山云台观也为官府修建。这些隐士，大抵可以过着超然世外的生活。但是大多隐士并没有这么幸运，特别是山林隐士，往往是清贫的，为了“讨生活”，他们还是需要从事一两种职业，以谋生计。

    农夫是隐士们最普遍的职业。躬耕，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劳动，被视为是符合隐士身份的。并且，隐士的躬耕，与求取什一之利的田舍翁不同，被赋予了一种修身的意义。在春耕秋收中，隐士们体会着自然的韵律在土地、植物和自身之上的响应，进而让身心达到与自然同步的境界。正如《高士传》中所言：“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从事躬耕的隐士代不乏人。上古有许由，春秋有老莱子。三国时的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也躬耕于南阳，静观天下之变。

    渔樵也是隐士从事的一种重要职业。不过，与自给自足的躬耕相比，渔樵因为要出售其剩余产品，不得不与人世发生联系。但一些决绝的渔樵者仍然坚持不在俗人前露面。如南朝人朱百年，以伐樵采箬为业，每次他将樵箬放在路边，自己走开，人们便自取樵箬，按价放钱。朱百年仍可隐藏自己的面目。而有一些渔樵者则选择性地出现，在人世留下雪泥鸿爪。屈原行吟泽畔时遇到的沧浪渔父，《庄子•渔父》中假托孔子所遇到的渔父便是这样的世外高人。渔父、樵夫来自隐士的世界，却对人世有着独特的见解，只言片语，拨醒梦中人。渐渐地，渔樵问答亦成为世外人看世内事的一种象征。除此之外，隐士还依托山林资源，从事其他职业，如安期生卖药，姜歧蓄养蜜蜂，范元琰种菜，傅山行医等，凡此种种，行于世间。

    尽管隐士也在谋生，却无贪欲，所谋乃是最本源的生存需要，而在谋生过程中，他们也绝不放弃隐士的自尊。因此，隐士一般是贫穷的，甚至是赤贫的。而这种赤贫成就了一种高尚，所谓“士不穷无以见义，不奇穷无以明操”。正因为隐士们安于贫穷，不困于功名利禄的樊笼，他们才绝少欲望，无需对繁华世界阿谀取媚，才可昂起高傲的头，立于山林之间。

（摘编自《住在云山深处：隐士的衣食住行及其他》）

    人们习惯称农历过年的那个一月为“正月”，这是为什么？一种说法认为“正岁之首月”，表示农历新年第一个月的意思。另一种说法认为“正”的本意蕴含着“正统”的意思。在古代，每年以哪一个月当第一个月，有时是随着朝代的更换而变化的。不同王朝更改了月份的次序，便把更改后的第一个月叫作“正月”。在帝王看来，既然他们占据了天下，居了正位，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也得跟着他们“正”过来。还有一种说法是因秦始皇姓嬴名政，他嫌“正”字的读音同他的名字同音犯了忌讳，就下令把“正月”读作“正（征）月”，一直沿用至今。

    《淮南子·时则训》记载，“孟春之月，招摇（即北斗星柄）指寅”。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初昏时所指的方位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亦称月建。这是说一年的第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斗柄指在寅位上，此月即为建寅之月，即正月。正月名谓的出现甚早。

    《诗经·小雅》有《正月》的诗篇：“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史传夏商周至秦汉各朝，正月的月份次序，各有一定的更改。战国秦汉年间对此尚有所谓“三正论”：认为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是夏商周三代轮流更改正朔。司马迁《史记·历书》还有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然而，诚如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言“这并不可信”。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建亥即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沿秦制，汉武帝时改用“太初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以后约两千年间，除王莽、唐武后等一度改为殷正、周正外，大多沿用夏正。由此可见，历史上大多王朝似乎没想到将正月和改朔“正统”绑在一起。而自汉以降，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以夏正为一年的开始，这恐怕也就是正月通常被人们视为岁首的原因。

    清黄生《字诂·正》中认为：“世传秦始皇讳政，故民间呼正月之正作征音，此说非也……古者因斗柄所指之方，以其月为岁首，盖准此以为标的，故曰正，犹言斗柄所指之月耳。”由于斗建为确定月份的标准，故斗建也称为正。唐王冰注“正，斗建也”，即为此意。另外，黄生也认为，正月之正本来就有平声的读法，并非由于避秦始皇的讳而改读平声。正月写作“征月”，可知正月之正早在秦始皇之前就读平声。

    如何准确解读“正月”呢？“正”在这里是“以此为正”的准则、标志。如此，“正月”即为一年刚开始时，年内所确立的标志性月份的意思。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人们就要借“时新”而除旧布新，以新的标准、新的气象塑造人生，由此而形成一系列新年前夕和正月风俗。正月实施除旧立新的方式，见证于文献的是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

（摘编自陈勤建《传统年节的文化密码》）

    几百年来，笔墨形成了范式。自宋而下，中国画笔墨有了越来越多的规定性。不少有才能的画家文化修养越高，个性越弱。到了人笔俱老的境界，早期的新鲜的生命感也没有了，与凡人的差别仅在于他是较高层次上的平庸，而像徐渭、虚谷、林风眠、傅抱石这样的巨子却突破了范式。他们从观念层次上拓宽了中国画的笔墨语言，仍然以笔为载体，以颜色而不仅是用墨色写意，照样创造出“气韵生动”的境界。

    笔与墨都是感情的记录，而且留下的是准确的轨迹。一竿修竹、一组怪石、山中烟云、四时花木都是画家表达内在精神的形式。

    笔墨是中国画所特有的概念。笔墨源于中国画的规定性。中国画必须要用毛笔来进行创作，如果用油画笔则不能称为中国画。中国画和毛笔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结晶。由于毛笔所特有的形制，因此由笔所表现的轨迹各不相同。用墨及水量的不同，可以表现出墨色的浓、淡、干、湿、燥、润等效果。因此中国画正是借毛笔的特性表现出了非常丰富的精神内涵。墨也是中国画中所特有的材料。而且由于墨掺水量的不同，可以变化出千百种墨色。另外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中国画材料——宣纸。它是用一些植物纤维按比例的多少并经过非常严格的手工程序制作出来的。因此不同纤维的纸有不同的墨色效果。也正因这些各具特色的独特材料构成了中国画规定性的“材料系统”。在材料系统中，由于笔、墨、纸中所含水份的不同，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笔墨话语”。不同的“笔墨话语”则有雅俗之分，高下之异，乃至人品、人格的差异皆可以从笔墨中得知。即如古人所讲的“学如其人，画如其人，文如其人”。

    笔墨不仅仅是技法，还是一种精神；技法是有限的，但精神是无限的；技法是可以创造的，但精神应该是继承的。

    艺术家首先要解决认识论问题。技术训练是有止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训练会有成效，所谓“人笔俱老”。但有人画了一辈子还是画匠，这大约是先天缺少感觉，或者是因为一辈子也没有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一部中国绘画发展史就是一部发展革新史。但每个时代只有少数人能超越传统，这是因为艺术的传承极易被束缚。来自社会的审美定势和个人的心理障碍是束缚艺术发展的原因。

    中国画以独特的笔墨传递画家的情绪，这需要艺术灵感。灵感是修养和求索的结果，是心灵的火花，是历山川、开眼界、爱读书、多巧思的结果。有空且画，无空且止。不管成功也好，失败也好，是过程就有意义。

    作画必先求意，强调先构思，然后再落笔，加入作者自身的主观情感，或疾或徐，或顿或挫，或枯或湿的笔迹、墨色，让我们在观赏时充分领味画中所描绘的物象所带给我们“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笔墨精神。

（摘编自程大利《谈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