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是综合型的表演艺术，通过歌唱、念白、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人生内容，它把单纯的时间性艺术如诗歌，音乐，与单纯的空间性艺术如绘画、雕塑，以及初级综合性艺术如歌舞、表演等，通过演员的演出而有机统在一起，形成自己复杂的艺术综合体。这些原本独立的艺术手段在进入戏曲的综合体之后，都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根据一定的节奏和韵律统一于舞台，而不再是其本身。

    戏由对于音乐和诗的倚重是突出的，它把诗的节奏和音乐的旋律化为自身的韵律，使之成为统领戏剧的魂灵，同时通过舞蹈化的舞台动作未呈现它，其中的曲词由诗歌的直抒胸臆改为代言体，抒发内心情感的主体由作者改换成剧中人，于是曲词择怀就受到剧中人物的身份、修养、心理和环境的限定，不能由作者随心所欲，音乐则随着人物心情和命运的变化而发生旋律改换，不再遵从自在韵律。舞蹈的作用被放大，人物动作都被纳入了非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因与生活动作产生距离而体现出美感。至于戏曲的化妆美、服饰美、道县美，也是由戏曲舞台手段的综合性所决定。可以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随意驱遣歌唱、舞蹈、念诵、表演等手段辅助行动，而不受现实生活情景的限制。

    戏曲既然通过综合化的舞台手段来表现生活，它就是一种“表现性”的艺术，它的表现生活就不是写实性而是写意性的，马鞭一摇就是在路上走马，船桨一晃则是在江里行船，快步跑圆场则是人在急速行路一一戏曲表演与生活动作就拉开了距离。使用脸谱也是戏曲的特征，它进一步把现实推向幕后，渲染象征的氛围，使戏剧指向写意。人们见到关羽的枣红重脸，就感觉到他的忠肝义胆：见到曹操的碎纹白脸，就感知了他的奸诈多疑。

    戏曲依靠叙述性手段与带有强烈装饰性的表演动作，得以对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变形处理，因而获得了舞台手法的写意自由，这种美学原则在通过艺术手段表现对象时，就会追求“不似之似”“吉外之旨”“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提倡内在精神的传达而非外貌的逼真。中国人的艺术观念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及其所体现境界的理解，状摹对象追求神似，而不去注意艺术与对象之间的距离，

    戏曲手段既然是写意化的、不以状摹外物而以表现和抒发人物内心情感为主要特征，它就成为包蕴着浓郁抒情性的艺术样式。戏曲重在随时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它的表演强调用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手段，把人物行动的内心依据或外界刺激人物内心所激起的反应直接揭示出来，不仅写人物做什么，如何做，而且写人物想什么、如何想，这奠定了戏曲抒情性的基调。尽管戏剧展现人生的本质属性要求它成为叙事艺术，戏曲舞台也确实具备相应的叙事功能，但既叙事又抒情，叙事中有抒情，以抒情来叙事，构成了戏曲表现方法的辩证统一。

（选自《文艺报》，有删节）

    文化自信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具有超生物性、超自然性、超现实性的文化生命机能,是人类社会实践在个体生命内部建构的高级文化结构,也是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文化创造性的具体表现。

    从大的方面看,中国学人最关注的一直是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客观环境,并由此形成了“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客观语境。但在某种意义上,“物质在前,精神在后”的思维定势在当下不仅相当流行,而且已成为影响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深层病症,很多虚假的学术问题与错误判断正是由此而生。

    就中国文化发展的现状而言,在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外部环境解决以后,主体方面的素质与能力正在变得更加重要。而对文化发展主体因素与语境的忽视与无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当代文化思考和建设出现过多混乱与闹剧的根源。要想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发展问题,首先要做的是进行“从客观到主体”的语境调整。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同时也需要主体必须具有一定的特殊结构或达到相当的发展水平。

    对于文化自信这种文化生命机能也是如此。自近现代以来,人们普遍将中国文化自信的衰落归结为物质条件或社会制度等“硬件”方面的问题,这是形成文化发展客观语境或经济决定论的重要原因。而从主体语境开始则意味着,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条件,才能理解或完成中华文化自信的当代建构。由此可知,主体语境构成了文化自信的研究、阐释与现实重建的深层理论框架。

    在主体语境中,文化自信的消长取决于其作为文化生命机能的性质与存在方式。在逻辑分析上,主体可细分出知识、伦理与审美三种文化生命机能。但正如康德说审美机能在人类身上“总是很薄弱的”,真正影响主体文化生命的建构与实践的是知识与伦理机能。知识与伦理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内在条件,也是文化自信发生和消长最重要的主体基础。

    在考察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流变时,不难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在面临国家、种族与文化兴亡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很容易通过文化认同和召唤生发出排山倒海般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在历史上是屡试不爽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巨大的主体力量与激情又不够坚实或不能长久持有,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很容易被腐蚀或自我糜烂掉。

    由此可知,尽管影响文化自信的原因很多,但缺乏一个坚实可靠的理性主体基础,无疑是中华文化自信不能长久或容易腐烂变质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士林《中华文化自信的主体考量与阐释》）

让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

    “撒尿的小男孩”，虽然只是布鲁塞尔一件小得不起眼的雕塑，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外来游客的必到之处。这件城市雕塑，不仅承载了布鲁塞尔市民对这座城市的无数想象和传奇演绎，更寄托了他们对城市的祝福和希望。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则是这个容器中的主要元素。城市雕塑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用自身独特的艺术语言，讲述着跟这个城市有关的一切，与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千千万万种勾连。正如“开荒牛”之于深圳、“反弹琵琶伎乐天”之于敦煌、李大钊像之于昌黎，好的雕塑往往还能完成对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再诠释与再书写，似一个点睛之笔点亮城市的文化星空。

    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城市空间规划和打造被提至更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公共艺术”概念这一舶来品在中国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对城市空间的认识和理解。但近来逐渐凸显的城市雕塑过多过滥之势，却不能不让人心生忧虑。

    有的城市一味追求高或大的城市雕塑，想要在数字上把文章做到极致，但却忽略了城市艺术最为根本的公共性和艺术性，可谓是本末倒置。有的城市则一味求“新”求“异”，却使得城市雕塑与城市的气质不符。还有的城市，对公共雕塑的创作和管理还停留在装点、美化的初级层面，甚至盲目复制、大肆抄袭，让城市艺术失去了与周边环境与人互动的可能。

    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为公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在几乎同步的城市建设中避免掉进“千城一面”的窠臼，则对城市公共艺术的发展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让公共艺术融入城市，需要城市的建设者们少一些拍脑袋的所谓“创意”，尊重城市的发展规律和艺术规律，将公共艺术置于“大规划”中进行统筹安排。而对于艺术创作者们来说，如何在力与美的呈现中实现公共艺术与城市建设的内在呼应，则是永恒的命题。

    城市的高度，不仅取决于摩天大楼勾勒出的天际线。让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为城市文化代言，被艺术滋养着的城市，才更厚实也更有活力。

    ①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

    ②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之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习近平同志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遇，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实现人工智能普适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③人工智能有着改变社会的巨大潜力。放眼当下，人工智能正有力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有效增强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但也要看到，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对大量数据进行抽象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传统人工智能这一运行模式也带来一些问题：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拓展；数据驱动模型擅于预测识别，但其过程难以理解；策略学习手段能对未知空间进行探索，但其依赖于搜索策略。可见，如何有效发挥数据驱动人工智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难点问题。

    ④在这一背景下，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和热点。脑科学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趣的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作记忆”。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理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可以预见，通过脑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神经机制的系统解析，“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进行参照、模拟和逆向工程，将会形成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⑤人工智能涉及范围极广，需要多方参与、共同努力。对于我国来说，尤其需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要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为目标，以既有资源禀赋和研发优势为主攻方向，以“双一流”交叉学科建设和跨学科人才梯队培养为抓手，实现未来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原始突破，进而利用类脑智能技术推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第二，要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不少国家高度重视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贯彻落实这一发展规划，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很高要求。

    ⑥以类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是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从全球治理到社会生活，从国家发展到家庭建设，都将因这一领域的创新而发生重大变革。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只有与情感、伦理等人类最朴素的需求相结合，才能迸发出真正符合人性的创新点。只有这样的创新才是正向的创新，只有这样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摘编自许宁生《让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文化有继承性、延续性，代代传承，积久而成传统。文化又有时代性，随时代变迁而更新发展。所以文化的发展是变和不变的统一，传承延续和更新发展的统一。文化发展中不变的是它的根本特质、精神、核心价值，变的是其根本特质、精神、核心价值在不同时代环境条件下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前者是本，后者是末。所以，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是要传承延续，创新发展。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通过创新发展而延续。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指的是文化发展中不变的那一方面。也就是其根本特质、精神和核心价值。它贯穿于民族发展的始终。作为民族的根与魂是不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一旦遭到破坏，民族的生命也就终结。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意味着它是我们立足的根本、生命的灵魂。而不只是某种可资借鉴、应用的资源。它的意义在于是根，是魂，而不是在用。近百年的革命斗争，近70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以至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植根于中华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离不开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这个根与魂。

    文化发展中不变的是本，变的是末。二者又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文化的传承延续不是简单地保守已有的一切，更不是回到过去。传承延续必须与时代同步创新发展。传统的精神、思想、核心价值，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不变的根与魂，要通过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发展。这就是我们说的对传统文化要作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举例来说，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是民族精神，或者说是民族魂的重要内容。它贯穿古今，是支撑我们民族历经磨难而能克服困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力量。而它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又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爱国主义传统的延续传承，本身就是变和不变统一的过程。不变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传承延续和发展。

    记得在我的学生时代，曾经有过对岳飞的批判。说他抗金的行为不能称为爱国主义，不应赞扬而应批判。理由是他抗金忠于的是宋代的封建王朝，忠于的是徽钦二宗两个封建皇帝。所以岳飞只是封建王朝的奴才，不能称为爱国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样看问题，就是没有认清变与不变的相互联结，不懂得不变的精神正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传承。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其根本在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核心价值观和精忠报国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历史始终而形成爱国主义传统。但其具体的内容和表现，总是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有不同。

    所以，不变的根和魂就存在于变化着的具体时代内容和形式之中，通过不断变化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延续传承。变化的是它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是它的根和魂。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正是为了不变的根和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和传承。分不清变和不变的本末，不懂得它们之间的联结，因为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而否定和抛弃不变的根和魂，就如倒洗澡水时把小孩子一起倒掉。因此，不可不慎。

(节选自钱逊《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法国作家雨果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然而此语只适用于欧洲，对于中国而言并不贴切。中国传统建筑以土、木为主要材料，很少使用石材。木材在耐久性方面远逊于石材，所以中西两大文明的建筑给今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从古希腊神庙到巴洛克教堂，以石构为主的欧洲建筑遗产蔚为壮观；相比之下，从先秦到明清，以木构为主的中国建筑遗产似乎乏善可陈。因此，自19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只存在于纸(文献)上，或干脆说实物等同于零局这种偏颇的看法曾得到很多中国学者的呼应，继而汇成一股妄自菲薄的洪流。迄今为止，中国石结构建筑的低调表现，仍令很多学者感到困惑。为什么直到明清，在加工条件完备、同时也不无需求的情况下，石材在中国始终未能大规模使用？梁思成曾经给出了一个大致不错的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然而中国人为什么“不着意于原物长存”，这依然是个问题。要接近最终答案，还需要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首先要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缺乏石材。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存在着适合作建筑材料的优良石材，其中最主要的是大理石。大理石原指产于云南大理的白底黑纹的石灰岩，剖面类似水墨山水画，古代常用来制作画屏或镶嵌画，后来泛指一切有花纹的石灰岩，连西方建筑和雕塑常用的白色石灰石也被称作大理石。大理石质感柔美，格调高雅，花色繁多，是建筑、装饰的理想材料，也是雕刻艺术的传统材料。我国大理石矿产资源品种众多，总储量位居世界前列。初步查明国产大理石品种近400个，其中按花色分类主要有如下几种：纯白的有北京房山汉白玉、安徽怀宁白大理石、云南苍山白大理石等，纯黑的有广西桂林桂林黑、河南安阳墨豫黑、山东苍山墨玉、湖南邵阳黑大理石等，红色的有安徽灵璧红皖螺、四川南江南江红、河北涞水涞水红和阜平阜平红等，绿色的有辽宁丹东丹东绿、山东莱阳莱阳绿和安徽怀宁碧波等，彩色的则有云南的春花、秋花、水墨花以及浙江衢州的雪夜梅花等等。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中国古代，适用的木材并非随处都可轻易取得。唐代杜牧《阿房宫赋》中说：“蜀山兀，阿房出。”秦代修建阿房宫，木材就是从四川运到陕西的。随着木材的不断砍伐，优良的大木也日渐稀少，后世华北主要地区很难找到可用之材，以至于要从长江流域搬运大量木材到北方。可见，古代建筑营造并非严格遵循“就地取材”的经济原则。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建筑材料的长途运输是很不经济的。只有当木材的使用超越物质层面，进而成为一种执着的文化选择乃至建筑观念中的要素时，人们才会如此不惜人力、物力地寻找大木建造房子。

这种选择与华夏民族古老的价值观息息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宗教观念较为淡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神权凌驾一切的时代。因此我们的祖先有关建筑的基本思考，是从“人本”观念出发的。建筑既然服务于人，其理性和适度的使用就十分重要。从材料的性质上看，木材显然比石材要容易加工得多，用木材建造房屋效率更高、耗时更少。既然如此，花费大力气去建造石头房屋就没有多大必要。《礼记·檀弓上》记载，宋国司马桓魋命人为自己制造石棺，加工三年尚未完成，这充分说明石材加工之不易。他的这种行为，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和咒骂，说他这样奢侈浪费，还不如死了快点腐烂为好。可见对于务实的中国人来说，费大力气建造石头建筑是奢侈的表现，无法被崇尚节俭的主流价值观接受。但在西方古代社会，建筑既然服务于“神”，自当与神一样永恒，因此木材不耐久的特性无法满足西方人对建筑永恒纪念性的追求，坚固而不易腐蚀的石材才能得到他们的青睐。

中国传统哲学也未曾认真看待“永恒”这一命题，儒、释、道三家学说大体上都认为“万物无常”，真正永恒的只有变化。这种“常变”和“循环”的观念，使得木材不耐久的特性成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并非严重的问题。建筑服务的主体是人，而人处在不断的繁衍更替之中。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对建筑有不同的需求，建筑也应该新陈代谢，没有必要永恒不变。建筑物破旧了，后代自会修缮，倒塌了，后代自会重建，这是一个不断循环、推？，陈出新的自然过程。我们实在不必考虑过于久远的未来，能更好、更便利地满足当时人的需求更为重要。一条常见的禅宗偈语，准确地表达了一个固有的中国观念：“佛法因缘生，缘灭法亦灭。”人生短暂，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的。所以，陵墓建筑在功能上提出了耐久的需求，在意象上更与永恒相关，这里便成了中国石材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之一。此外在耐久性要求较高的建筑部件，如铺地、台基、柱础中也曾大量使用石材。由此可知，中国传统建筑在材料选择上是十分理性的。

(摘编自方拥《中国传统建筑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