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

冯友兰

    人们开始读中国哲学著作时，第一个印象也许是，这些言论和文章都很简短，没有联系。打开《论语》，你会看到每章只有寥寥数语，而且上下章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打开《老子》，你会看到全书只约有五千字，不长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可是从中却能见到老子哲学的全体。习惯于精密推理和详细论证的学生，要了解这些中国哲学到底在说什么，简直感到茫然。他会倾向于认为，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没有内部联系吧。如果当真如此，那还有什么中国哲学。因为没有联系的思想是不值得名为哲学的。

    可以这么说：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是由于这些言论、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学著作。照中国的传统，研究哲学不是一种职业。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所以过去没有职业哲学家，非职业哲学家也就不必有正式的哲学著作。在中国，没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正式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多得多。若想研究这些人的哲学，只有看他们的语录或写给学生、朋友的信。这些信写于他一生的各个时期，语录也不只是一人所记，所以它们不相联系，甚至互相矛盾，这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说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联系，还不能解释它们为什么简短。有些哲学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还是有系统的推理和论证。但是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它们还是不够明晰。这是由于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老子》全书都是名言隽语，《庄子》各篇大都充满比喻例证。这是很明显的。但是，甚至在上面提到的孟子、荀子著作，与西方哲学著作相比，还是有过多的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名言隽语一定很简短，比喻例证一定无联系。

    因而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就不够明晰。它们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当然，明晰与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种表达，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种表达，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诗意。正因为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不很明晰，所以它们所暗示的几乎是无穷的。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览无遗，是一切中国艺术的理想，诗歌、绘画以及其他无不如此。拿诗来说，诗人想要传达的往往不是诗中直接说了的，而是诗中没有说的。照中国的传统，好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聪明的读者能读出诗的言外之意，能读出书的“行间”之意。中国艺术这样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里。

    中国艺术的理想，不是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家认为，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暗示才耐人寻味。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新书。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在治国理念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儒家经典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此为目的，为政者必须是深谙儒家伦理道德且身体力行者。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换言之，任用大量儒家知识分子是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前提和保证。在立国前后忙于征战的阶段，辽、夏、金所任用的儒学人才是通过扣留使者、招降纳叛、主动投靠等方式获得的。为满足对儒学人才的大量需求，在政权稳固之后，也只有仿效中原王朝推行科举制度了。金朝在其第二任皇帝太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了。《金史》记载：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儒家知识分子在金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辽朝和西夏也都实行了科举制度。

    深受儒学熏陶的官吏们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者，而最高统治者皇帝，是治国理念的决策者。辽朝“为政以德”的例子很多。在建立辽朝之前，契丹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类似奴隶制的部落联盟。与此相应，直到辽代初期还在实行严刑峻法，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到了辽代中期，随着吸收汉文化的深入，景宗和圣宗针对辽初的“重法”，开始主张“慎刑”“宽法律”。例如，原来契丹习惯法允许主人对奴隶随意处置。统和二十四年辽圣宗下令：“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重熙元年辽兴宗又下令：“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有利于改善奴隶的待遇，是辽代法律汉化的结果。在西夏，其法律的儒化倾向也很类似。

    金朝皇帝大都儒学修养较高，其中贯彻儒家治国理念最为突出者，当属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世宗主张“为政以德”“宽仁”治国。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世宗皇帝批复说，“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叮咛告诫，岂可遽加极刑”，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以减死论”。他还曾下诏给有司：“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提高死刑的量刑标准以示对人命的看重。但是，世宗也并非一味“宽仁”。他还曾说过：“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又说：“帝王之政，故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朕常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因此，金世宗主张的是治国执法宽猛相济，而这正符合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为了贯彻儒家的“礼治”主张，金朝在法律上也很注意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而世宗皇帝以刘祐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由坚持依法判刘祐死罪。这显然是出于对儒家伦理的维护。鉴于熙宗、海陵王都是死于政变，世宗也很注意宣扬儒家的忠孝观念。他多次告诫皇太子及亲王等：“人之行，莫大于孝悌”。世宗还下令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节选自李玉君《儒学与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

舌尖上的中秋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最重要的节日。作为民间大节，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十分丰富，包括拜月、赏月等。圆月与人间的团圆、丰收联系了起来，赋予了节日美满、喜庆的气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秋节的食俗也是多种多样，各地的中秋美食令人无限神往。

    农历八月十五这天，人们一大早就开始为晚上的祭月做准备，洒扫庭院，备办各种供品。民间童谣唱道： “八月十五月儿圆，西瓜月饼供神前。”月饼与瓜果是中秋祭月的主要供品。月饼是不可或缺的，除了一般的月饼，民间还用一种大的团圆饼以祭月。中秋节时正逢大量鲜果上市，人们便以之献月，如石榴、梨、枣、栗子、柿子、胡桃等，鲜藕和红菱是江南一带常见的供品，两广地区则多用芋头、橘柚拜月。

    祭月的瓜果供品还被赋予吉祥寓意，传达着人们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望。上海人家要供四色鲜果，多为菱、藕、石榴、柿子等，寓意“前留后嗣”，还有煮熟的毛豆荚、芋艿，称为“毛一千，余一万”，以讨吉利。在江苏连云港，讲究的人家必备八大件：取意团圆的西瓜、取其多子的石榴、寓意事事如意的柿子、寓意长寿的花生（因花生又称长生果）、寓意早立子的枣和栗子，以及谓之“螃蟹爬月”的螃蟹，还有一块特大的“团圆饼”（也称光饼）。供品中不能有梨，因谐音“离”而不吉利。北京上供的鲜果有苹果、石榴、晚桃、青柿子、葡萄等，讲究的人家要将柿子和苹果成对供上，取谐音“事事平安”；桃与石榴相对，取“桃献千年寿，榴开百子图”之意；枣和鲜栗子可撒于苹果、柿子之间，寓意“早早平安”“利市”。除瓜果、月饼外，在广西崇善，人们要买猪肉、鸡鸭、米粉以供神；在浙江常州的供品中还有染成红色的鸡蛋。

    月饼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节日食品，因其形圆似月，故而得名，也称“团圆饼”或“月团”。月饼既是中秋祭月的供品，又是每家必吃的应节食品，还是节日馈赠中不可或缺的礼品。圆圆的月饼象征着天上的满月，寓意着人间的团圆，寄托着人们追求团圆美满的美好心愿。

    除了月饼，吃团圆饭也是中秋节必不可少的。中秋夜，全家团圆，共聚一堂，举行家宴，吃团圆饭、喝团圆酒。

    旧时北京中秋节的主食一般为烙饼，因烙饼是圆的，形如圆月，象征团圆；菜品随时令和家境而定，富足之家尽享佳肴珍馐，贫苦之家至少也要割几斤肉，炒几个菜，买两包月饼，打两瓶酒，把这个大节过得像个样子。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兄弟中有外出未归者，餐桌上也要给他摆置碗筷，以示对游子的思念与祝福。

    中秋节这天，早餐和午餐一般也要加以改善。在山东济南，早餐吃米饭，中午吃水饺；胶东地区中午蒸饽饽、包子。江苏地区的人要自做糖饼或烂面烧饼，当作早晚充饥的食物；广西地区则多吃米粉。 “八月十五桂花香”，桂花正当开放，中秋佳节也便有喝桂花酒的习俗。节日这天，卖桂花酒的店铺生意特别好。太湖之滨的苏州光福镇盛产桂花，当地有一种名为“桂花聚”的小宴会，邀集亲朋欢饮，席上都是用桂花做成的各式点心，如桂花猪油年糕、桂花酒酿汤圆、桂花栗子糖藕、桂花糖芋艿等，芬芳浓郁，沁人心脾。

    此外，各地还有一些特殊的中秋饮食习俗。在广东增城，人们习惯在中秋之夜剥蕉、分柚、掰芋、嚼螺，皆对月剖弃外皮，名为“剥疵癞”，认为可去除疥癞；在广东始兴，妇女对月剖柚，谓食之目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为了纪念教人们编织草鞋的张古老，人们每年中秋节以田螺拜祭张古老，拜后大家一同吮食田螺，据说可使眼睛更明亮。四川合川过中秋节，各家多不茹荤，故称之“素节”。在贵州兴仁，小儿女于月光中炊食，谓之“煮月亮饭”。皓月当空，美食在前，举杯祝愿，幸福团圆。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

葛兆光

    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与一般思想，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天”仍然是判断与理解的基本依据。仿效“天”的构造，模拟“天”的运行，遵循“天”的规则，就可以获得思想与行为的合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凡是仿效“天”的，就能够拥有“天”的神秘与权威，于是，这种“天”的意义，在祭祀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支配力量，在占卜仪式中转化为神秘的对应关系。不仅是一般民众，就连天子与贵族也相信合理依据和权力基础来自于“天”，秦汉时代皇宫的建筑要仿效天的结构，汉代的墓室顶部要绘上天的星象，祭祀的场所更要仿造一个与天体一致的结构。

    “天”所显示的自然法则更加明确地被一些基本的数字概念所表述，而这些概念又被具体化为一些可以操作的技术，于是“天”与“人”之间就被联系起来。首先是“一”。在秦汉时代，它既是宇宙的中心、唯一的本原、至上的神祇，又是天下一统、君主权威、理性法则、知识基础和一切的终极依据。其次是“二”。“二”即阴阳，既可以指日月、天地，也可以指君臣、上下，以及从阴阳引申出来的冷暖、湿燥、尊卑、贵贱。再次是“五”。在《吕氏春秋》中，思想家曾为“五”并列出种种匹配的事物和现象。这说明人们普遍相信“五行”可以归纳和整理宇宙间的一切，使宇宙整齐有序。相反，如果五行、五色、五声、五味、五方、五脏、五祀等等发生紊乱，人们就要用技术将其调整过来，否则人就会生病，社会就会混乱，宇宙就会无序。比如朝代的变更，要顺序地吻合五德的排行；人们的服饰，要顺序地吻合五色的轮次。这种数字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整合和论证过程，在秦汉时代终于以系统的形式固定下来。

    沟通天地人神的权力仍然被少数术士所掌握。大多数人相信，他们由于有某些特殊的禀赋与训练，拥有与神秘世界对话的能力，人们需要通过他们与天、与神灵、与祖先交流。

    当时人们关心的中心问题有以下几类。一是生命。铜镜铭文这样的考古资料透露了秦汉时代人们的生活观念，看来当时的人们相信人是可以不死的，不过也相信人之永恒极其困难。如果说铜镜铭文、帛画、画像石中的神仙内容及秦汉方士的求仙寻药炼金活动，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期望和想象，那么很明显，他们也努力地探索过人体的奥秘与医疗技术，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等，就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患。正是在这种期望和想象、焦虑和忧患中，人们逐渐形成了生死观念。二是幸福。在秦汉的一般思想世界中，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作为人生幸福的内容，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对幸福的期望往往被普遍的神仙信仰具体化和世俗化，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越被生理上的自由和超越（永生）所取代，“富贵”与子孙“繁衍”成了更现实的追求，铜镜铭文中那么多的“富贵”和“宜子孙”的字样就是明证。三是国家。当诸侯国家日益消亡或削弱，各种文化区域日趋混融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时候，人们开始彼此认同。“天下”一词在当时是一个较纯粹的政治概念，当人们逐渐有了更广泛的地理知识之后，人们认识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域只是天下的一部分，于是又常常使用“海内”一词。“海内”一词在当时成了中国人的文化疆域的代名词，凡是生活在海内的人，凡是有共同语言、习俗、观念与服饰的海内人，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已经在人们心目中确立了。

（本文有删改）

    魏晋南朝人品评人物，非常重视人物风度的清俊爽朗之美。《世说·容止》载：“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又载：“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这里赞誉人物的风神姿貌，用了“爽朗清举”“俊爽”等词语，大致都是清俊爽朗的意思。当时玄学盛行，上层人士往往把超脱尘俗、神游物外当作雅人雅事，他们认为清俊爽朗的风度是一个人在思想、感情、性格方面超脱尘俗的标志。《世说》等书关于风姿、风神的记载都是针对人物的外部风貌说的，文学批评风骨论中的“风”是针对思想感情呈现为作品的外部风貌说的，二者特色都是“清”。可见文学批评中“风”的概念是从人物品评借用而来的，而且借义同原义仍相吻合。

    至于品评人物的所谓“骨”，是指骨相、骨法而言的。《赏誉》载：“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轻诋》载：“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注引《说林》曰：“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垒块”原意指众石错落突兀，这里借指人的骨骼挺拔。陈玄伯骨骼挺拔，故王羲之评为“有正骨”。韩康伯肥胖臃肿，有似肉鸭，骨骼为血肉所掩，故被人评为“无风骨”。肥胖使人体好像无骨，借用到文学批评方面，则肥辞使文无骨，故《风骨》说：“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

    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六朝画论中的风骨论。人物画评论中关于风骨的概念，是直接从当时人物品评的言论中得来的。顾恺之《论画》一文中多次运用“神”“骨”等词品评古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序》认为画有六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气韵生动即指风，骨法用笔即指骨。谢赫把气韵生动、骨法用笔放在六法第一、第二位，可见他对风骨的重视程度。画论中风、神、气韵等词，都指人物的神情风貌在画中表现的生动性而言；骨、笔迹、骨法用笔等词语，则指人物的骨相形貌在画中是否被勾勒得遒劲有力而言。人物品评、画论中风骨连称，除二者都很重要外，还由于二者的关系颇为密切。

    文学批评中的风骨论和画论中的风骨论的关系比起和人物品评的关系更为接近，因为文论、画论二者都是文艺理论。画论中的风骨论产生时代较文论中的风骨论要早，文论中的风骨论，或许主要是从画论移植而来的，从画论中的风骨论发展到文论中的风骨论，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画论中首先强调气韵生动，借用到文论，刘勰也强调“风”在作品艺术表现中的首要地位，他在《风骨》中说“诗总六义，风冠其首”。其二，画论中也很强调骨法用笔，移用到文学创作上，骨法用笔犹如端直劲健的语言。在绘画上，骨法用笔和随类赋采在步骤上有先后之分，即先勾勒轮廓，再施色彩；在写作上，端直劲健的语言和美丽的辞藻在运用上却是不可能划分为先后两个步骤的。

    从人物品评到画论再到文论，三者的评论对对象虽有不同，但风骨概念的基本特征却没有改变，“风”均指清俊爽朗的风貌，“骨”均指端直劲健的骨骼。

（节选自王运熙《从<文心雕龙·风骨>谈到建安风骨》）

今年暑期，游戏科学公司推出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出圈。为了了解游戏中孙悟空形象的诞生过程，小明决定对此进行一番学习和探究。

从《西游记》到《黑神话：悟空》：孙悟空的游戏形象变迁与跨媒介叙事

曹书乐 刘宣伯

①《西游记》是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神魔小说。吴承恩所塑造的孙悟空，性格丰满、充实，堪称中国古代小说“第一神魔”。2024年8月20日，游戏科学公司推出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上市不到4天，游戏就突破了1000万套全球销量，同时在全球最大游戏平台Steam上的同时在线人数突破230万，创下了单机游戏的记录，位列该平台有史以来所有游戏中的第2位，展现出“悟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态势。

②孙悟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型案例，如何在游戏中完成跨媒介叙事，在当下语境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创造性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③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尚未形成具有自主设计和生产能力的游戏软件产业。彼时游戏玩家接触到的主要是从美国、日本进口的家用游戏机和街机游戏。而孙悟空作为在东亚地区具有极高知名度的文化角色，已经被日本游戏厂商纳入电子游戏创作中。1984年，日本游戏公司Capkom制作了街机游戏《孙孙》，是能够被查到的最早使用孙悟空形象的电子游戏。游戏的开场动画中，一个怪物掠走了马、僧人和河童，留下了两个可以被玩家操纵的主角，分别是猴子和猪。游戏的结局则是主角打败怪物、前往佛寺，并从佛祖那里取得了经书。《孙孙》里的角色虽然不叫“wukong”，但它包含了西游故事中孙悟空形象的主要特征：猿猴身形、头顶紧箍、手拿铁棒以及保护师父西行取经。但游戏的密林场景设计、以动物为主的怪物设计，都和《西游记》故事有较大差距。

④20世纪90年代，电子游戏在生产技术和产业规模上都经历了新的突破。台湾地区小天才公司1994年推出的横版卷轴过关游戏《西天取经》标志着对西游故事和形象的“中国式诠释”。在该作品中，孙悟空很像《大闹天宫》和央视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形象，游戏中的怪物和地图设计也更符合《西游记》的原著设定。

⑤进入新世纪以来，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普及，电子游戏有了新的运行介质。游戏产业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网游的崛起与繁荣。与此同时，基于Flash技术制作的网页小游戏标志着游戏制作的“平民化”，来自“草根”社群的爱好者同样也加入游戏开发中。

⑥网易于2002年推出的《大话西游》便是代表，《大话西游》的世界观设计取自以《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神魔小说，构筑了一个人、仙、鬼、魔共存的乱世，而玩家则是被选中的、能让世界恢复平衡的“取经人”。因为玩家是游戏的主角，在多人同时在线玩的网游中，孙悟空就只能作为非玩家角色出现。

⑦大厂商制作的大型网游往往需要构建庞大的世界观和有剧情的故事；而独立制作者开发的Flash游戏则将有限的精力放在了游戏的核心玩法层面。Flash技术的限制，使得大多数西游Flash游戏都以2D画面表现，最简单的做法便是采用卡通形象，甚至直接根据此前游戏中出现过的经典孙悟空形象进行微调。例如格斗类《孙悟空大战变形金刚》中的孙悟空就和经典街机游戏《西游释厄传》中的形象基本一致。

⑧大量不同风格的孙悟空绘制，使得“孙悟空”造型的丰富度得到极大提升，触达了大量青少年群体，也使孙悟空越来越跳出“神魔小说”框架，成为“泛用”的符号，有了和不同文化内涵交互碰撞的可能。

⑨紧箍、铁棒、毛茸茸的脑袋和灵活的身姿，“中国式”孙悟空的形象越来越在游戏中获得强调。但从主机和街机游戏中的冒险主角，到网游中的NPC，再到手游中的群英之一，孙悟空却越来越不具有叙事的核心性和形象的丰富性。他的存在或许能提升年轻玩家对于悟空的好感，推动年轻玩家对西游故事乃至中国传统神魔文化的探索；换言之，这些游戏做到了传统文化在游戏的“符号境”的表达，但无法深入“知识境”，甚至很难触及“观念境”。

⑩这或许是为什么耗时7年开发的国产3A游戏作品《黑神话：悟空》一上线就引爆玩家好评的原因。因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专注于猴形人身的主角“天命人”，并在前沿游戏科技的支持下，将形象塑造、动作打斗设计、环境场景设计和故事编剧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黑神话：悟空》不仅具有比肩国际一流3A游戏的制作质量，也对传统西游故事给予足够的尊重，能瞬间唤起玩家留在心底的记忆，更是融入大量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处处有惊喜，处处撩拨着玩家的求知欲。看过玩过之后，该游戏也留下了品味思考的余地，让玩家能品出一些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一些中国人熟悉的信仰与哲学。

⑪孙悟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形象，正在依时而动，在游戏科技创新中展现出强大的创作潜力，在跨媒介叙事中呈现蓬勃的生命力和传播力。“金猴奋起千钧棒”，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第一神魔”，正在新时代里焕发新的生机和魅力，衍生出激励当代人的文化精神，并驾着筋斗云飞向天下诸国，有望成为世界文明喜爱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