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①以前我们的文化是以大为特征、以大来标榜的。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广场、大厦……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等等。可以说，对于“大”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问题的症结所在。与此同时，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和“小”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

    ②在这样一个时代，“微”已成为时代文化关键词。微博、微信、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时代。

    ③站在这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性转型的高度看，“微文化”透露出转型的信息。“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也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更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转型。在微时代，权利更加分散，微技术使得真正的“草根”更加便捷地参与社会。微时代的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体贴入微。“微时代的文化”众声喧哗，张扬个性，它是一种平民文化、草根文化，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由于低门槛和便捷性所带来的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自主性。此外，它还打破了传统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互动和对话，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公共空间。微文化也是一种充满青春朝气的生动活泼的文化。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产和传播方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微文化已经成为青年的天堂，青年成为微文化的主力军。

    ④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并使谣言的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造成了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整合、大规模的社会共识的达成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⑤所有由“微”带来的这一切，都为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他们面临新的挑战。只有充分认识微时代微文化的特征，充分肯定它们的积极意义，同时充分警惕其消极后果，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加有效，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才能与时俱进。

（摘编自陶东风《微文化需大关注》）

    中国早期绘画，主要建立在“应物象形”“象人”“象物”“图形”这些观念上。中国绘画最早的传统是写实、写形、象人、象物。中国画具有写形、象形之历史传统，虽然文人画重写意简笔，但仍有写实工笔的意蕴存在于中国画的形式和精神之中，否则，中国画会拒绝西式素描、明暗造型等手法，而西方之古典写实方法在中国也会水土不服。无论是徐悲鸿、蒋兆和等人的教学与创作体系，还是周昌谷、方增先等人的新浙派人物画，都较为成功地将西方写实因素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推动中国画的现当代革新。如果中国画本身没有工笔写实的历史传统和白描、色彩晕染等方法，这种结合就没有基础，这种革新也就不会成功。

    中国美学精神又有言志表情的传统。先秦至汉魏美学，将诗歌、音乐和书法都看成是心灵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汉魏六朝绘画美学虽然主形和重形，但是心志论和情感论美学精神对于绘画仍有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传神观照”，以及南朝宗炳的“畅神”和谢赫的“气韵生动”等观念中。顾恺之、宗炳、谢赫都是著名画家，他们在强调写形、象形的同时，还注意到写形状物的精神表达，即更高的精神与心志内容的要求，就是要以形“写神”“传神”，还要“畅神”，借以达到最高的美学标准“气韵生动”。

    对“意”的表达也是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意存笔先，画尽意雀”。苏轼进一步发展了士大夫画观即文人画观，强调以画达意，以诗适情。而到元代倪瓒，更鲜明地提出“聊以写胸中逸气”。此外在创作中，唐代王维提出水墨为最上，五代董源、巨然，到宋代文同、苏轼、米芾，再到元四家、吴门四家、清四王，水墨写意成为主要表现方法，写意自然成为中国画最重要的本质特点。

    中国画家和理论家辩证把握了主体与客体二者的关系，既强调写形，也强调传神；既强调写实，也强调表意。用南朝姚最《续画品》中的话叫“心师造化”。由于中国文人水墨画具有写意特征，所以在20世纪初，当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被引入到中国时，林风眠等人开辟中西结合的另一道路，即将中国写意笔墨同立体主义、表现主义等相结合，创造现代形态的新的中国画。中国画的本性中所具有的象物写形及水墨写意的双面特征，既辩证地解决了创作中的主客体精神哲学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画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中国画具有较大的包容性。20世纪初以来，在中西文化交流之中，中国画既能够吸纳西方古典写实和素描的表现方法，创造新的水墨人物画，又能够融合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语言特征，创造新的现代艺术。

（摘编自陈池瑜《中国画的本质：写形兼写意》）

    ①我们在研究群体的基本特点时曾说，它几乎完全受着无意识动机的支配。它的行为主要不是受大脑，而是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就这点而言，群体异乎寻常地类似原始人。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完美，但不经过大脑，而是受刺激因素的影响。群体受各种外在刺激因素的支配，反映着它们无穷的变化，服从自己所受到的冲动。作用于群体的这些刺激因素同样作用于群体中的个体，这些个体也会随之产生反应。而单独个体的大脑则会向他指示，接受冲动的摆布是不可取的。所以，单独个体具有主宰自己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该项能力。

    ②群体兴奋的来源不同，他们表现出的冲动行为也不同：有时显得极为血腥残暴，有时又极为慷慨和壮烈。由于这些冲动来势汹汹，因此，不管是个人利益还是性命攸关的利益，都不足以控制他们，鉴于群体接受的刺激因素多种多样，其表现形式也较为多变，遵循这些刺激因素的个体也会很不稳定。这就解释了群体为何可以从最血腥的狂热痴迷状态转瞬间转变为极具英雄气概。正因为如此，群体既可以成为遭人唾弃的刽子手，也可以成为慷慨赴义的勇士。也只有群体，才能义无反顾地为了心中的信念而不惜血洒战场。群体的这种易变性使他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他们手里时尤其如此。此外，群体虽然狂热渴望某种东西，但不会渴望得太久。它们的思想不能持久，他们的愿望也同样。

    ③群体也像野蛮人一样，在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容不下什么障碍，由于人多势众，他们觉得自己力大无比，所以就更是这样。处于群体中的个体，完全不认为会“不可能”或“做不到”：若是孤身一人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言行，绝不可能去焚烧宫殿或是洗劫商店。即便有了这样的想法，也会立刻遏制住这种蛊惑。因为，他是有思想的，内心会有负罪感。但是，群体则不然。当个体加入群体的瞬间，个体感受到了来自群体的强大力量，他变得不可一世，甚至有了杀人掠货的想法，恨不得马上付诸行动，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④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产生一切情感的不变来源，它也总是对群体的特点产生影响。比如：拉丁族群体和英国群体就有十分显著的差别。25年前，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之于众，就足以触犯众怒，结果是立刻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战争（1980年的普法战争）。几年后，关于谅山战役（一次无足轻重的战争）兵败的电文再次引起人们的怒火，由此导致政府立刻垮台。就在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遭受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却只在英国引起了轻微的情绪，甚至连国防大臣都未被解职。

（选自勒庞《乌合之众》，有改动）

    书法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下产生的特殊艺术，是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三代夏商周秦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非常重视天和人的关系，把天和人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时产生的几种学说非常显著的具有这个特点，比如阴阳五行说、灾异说、分野说。这些学说成为了早期中国学术的基本指导思想，深刻的影响着当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对后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观念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说明当时这种注重天人关系的实际表现，比如孔子作《春秋》，其中很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天命和人事之间关系的，他用很隐晦而曲折的写法劝诫人们行人事时要知天命、重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鼓吹天命观，就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把政权的合法性也和天的受命联系起来，后来两千多年来的皇帝在这一点上就几乎没有改动的加以继承了；而司马迁写《史记》，也说他的写作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寓人事于天命的天命观，有很大的盲目性和迷信色彩。但是无可否认，它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尤其是此后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培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初期发展得非常完备的天人感应论的基础上的。

    在这种非常浓厚的重视天命的文化观念的长期作用下，很自然的，人们的视野就会投向广阔、神秘而深邃的自然。因为自然，就是天地和人最接近最现实的部分。从而天人关系，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转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值得指出的是，这里说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和现在流行的人与自然的提法有概念上的不同。它沿袭了天人感应的一贯精神，主要是在于人和自然精神交流这个意义上的，而现在的提法则更注重人和自然实际间相处的关系，还有物质使用方面的关系。）。而对这种人和自然精神交流的思考，也很早就开始了。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可见在方法论上，孔子已经把人的思想性情和自然界的山水联系在了一起，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把人的性情在自然界中找到了相应的意象象征，从人而为仁，想到这种仁就像山一样的宽厚；从人而有智，想到这种智就像水一样的灵动。这实在是孔子思想光芒里最闪耀的火花之一！类似的说法多见于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行事的精神必须和天保持一致，向天学习。虽然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但是都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而强调一点，那就是人的精神追求甚至行为方式都应该和自然找到共通点和契合点。这种人和自然的思维方式是从天命论演变过来的，但又是对天命论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将对后来的中国文人，尤其是对本文的主题书法艺术产生多么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小壹同学在网站上查阅“批判性思维”相关资料时，读到了布鲁克菲尔德这本《批判性思维教与学》，下面是该书的部分图书目录、试读内容以及读者评论。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图书目录（部分）

试读内容

大多数学生都认为，小组学习是最有趣的学习方式，这一说法出现在大部分问卷中。约80%的学生声称，小组学习中那些切中要害的问题让他们受益最深。似乎当同伴指出来的时候，学生更能发现假设和新的角度。他们生动地描述了被同伴提问一些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时的情形，从同伴对自己观点的反馈和提出的不同角度当中，他们学到了很多。不论是从它的预测性还是反复出现的频率来看，这一发现都值得引起注意。一节又一节，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学生不断地告诉我，正是通过小组学习中的同伴交流，才让有时十分抽象的批判性思维有了血肉，更容易让人理解。

考虑到通过深度自省来认识自己的动机、假设和世界观有多难，若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学习，也就不那么让人吃惊了。认识假设是一项困难又矛盾的任务，没有几个人能靠自己未完成，不论我们以为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准确，都难免是在用自己的思维框架来认识自己的思维！这就像一条狗试图咬住自己的尾巴，抑或一个人试图在壁镜里看到自己的后脑勺。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囚徒，被困在自己的认知框架中，被我们的思维左右看。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左右着我们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反过来肯定这些假设是正确的，最后形成一个自我肯定的循环。要辨别我们的假设，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自我及自己的行为，根深蒂固的假设对我们的影响太深，很难通过自我意识认识清楚。

然而，借助朋友和同事未认清自己的假设，也存在一个问题：你找到的镜子常有着跟你相同的假设。这时，同他们交流只会形成一个封闭环，不断肯定同样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就像我们倾向于读一些跟我们意见一致或我们觉得亲切的作者所写的书一样，我们也倾向于找一些跟我们态度一致或熟悉我们的态度的同伴，人们极少有意通过一些跟我们意见相左甚至动摇我们既有信念的书籍、会话或做法，来进行反思。因此，作为老师，在设计小组学习活动时，要确保你设计的活动能提供一些让学生感到吃惊的信息、问题或思考角度。

系统地找出假设常被人们有意地避免，以免带来什么后果。没有人想知道自己相信了那么久的观念竟然是歪曲的、错误的，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共享的过程，尤其是当看到别人在寻找假设和新角度时也是痛苦万分的时候，一切就容易接受得多了。学生大体上认为，被同伴提问或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比由老师提出来得更舒服。这背后有两个原因：首先，同伴更可能用接近学生经验的用语和例子来提出问题或指出新角度，所以，用学生熟悉的语言提出的问题和角度更容易被接受和准确理解。作为一名60多岁的老教师，对我来说，用学生容易接受的例子和语言越来越难。要是60岁的我和18岁的学生有着一样的生活方式，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喜欢一样的音乐，使用一样的社交媒体，反倒让人觉得吃惊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权力分配不同，并不是说权力分配在学生之间不重要，恰恰相反，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在学生小组中也一样重要。学生之所以和试图掌控整个小组的组员合作，要么是因为他对话题感兴趣，要么是因为他是个自大狂，乐于倾听与自己一致的观点。换作是一个老师告诉你要质疑自己的假设，或者你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角度，再或者你忽视了某条信息的重要性，这比听一个最自大、自吹自擂的同学说这些更可怕。

最后，我想强调一下细心组织小组学习活动的重要性。我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社会学习的时候，有一个限定条件。据学生反映，最有效的学习活动是那些一开始就把基本准则说清楚、理解清楚，把焦点放在批判上的活动。社会学习绝非闲谈或者散漫的对话，而是让学生认真地相互倾听，相互提问，揭开假设，提供新的思考角度或想法。

能实现上述目标的社会学习，有两种组织形式：情景分析和批判会话。这两者都运用了同样的批判性思考方式——寻找假设、考虑如何检验假设，最后找到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两者都受益于参与者给出的不同答案和建议，但两种练习的强度明显不同，后一项强度更大的练习有着严格的基本准则，确保同伴在给出批判性反馈的同时，不会随意评判别人。

读者评论

作者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位倡导批判性思维的教育者的个人经历。他的洞见和诚恳的讲述是宝贵的、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