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

李智福

    ①庄子与孟子同是战国中期人，同为思想巨擘，他们对“物之齐否”持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庄子提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的观点，孟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命题。形式上，“万物一齐”与“物之不齐”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二者歧见之大，归本于哲人对世道人生不同的关怀方式和迥异的观照态度。

    ②庄子不是将万物强定为一尊，而是以承认“万物之不齐”为前提的，这种“齐”意味着承认一切存在皆有合法性、合理性。章太炎说：“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正是此意。庄子因“不齐”而走向的“齐”，是一种平等的眼光和宽容的胸怀，对差异的包容，对弱势群体、 少数群体、独异个体的尊重，这与《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近似。同时，当他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天地万物时，齐万物，一生死，生命也从高下区分的利益焦灼中悬解了出来。另外，庄子认为“齐物”的初始图景是人类未开化时的“至德之世”，那个时候，“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对“至德之世”的呼唤渗透着浓浓的诗人之乡愁意识和哲人之批判精神，警醒着人类不可妄自尊大，时时需要反省。

    ③孟子没有像庄子那样悉心去论证“物之齐否”，而是用一句常识之语“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对提倡“君臣并耕”的农家学派展开批评。当时，农家学派之许行从楚国到滕国传道，宋国的陈相、陈辛兄弟闻风而来，尽弃前学，从师许行。陈相将许行之学转告孟子，孟子深不以为然，乃从社会分化、商品交换、劳心与劳力分工等角度论证了这种“君民同耕”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荒唐的。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④孟子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恰恰是反对对天下万物整齐划一，比而同之。天下之物的价值本应有大小多少之分，因此不可以“同价”贾之，如若以“同价”来买不同之物，必然会造成良莠不齐，以次充好。若这种“比而同之”的思想上升至社会政治领域就必然会造成天下大乱。在孟子看来，正常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由“劳心者”与“劳力者”两个阶层组成的社会。“劳心者”从事治理、组织和教化之事，是“食税者”，古代圣贤如后稷、尧、禹等都属于这类人；“劳力者”从事生产劳动，包括耕作、做工和经商，他们要“上税”，为“劳心者”提供衣食之资。可见，孟子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一常识之语目的在于证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⑤庄子持“万物一齐”，孟子持“物之不齐”，二者不可同，不能同，不必同，亦无高下之分。在那个战乱频仍、世道窳败的战国之世，他们发现的是不同的症结，因此对“君臣佐使”的调配，亦大不同。唯其不同，才证明了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二人在中国思想史上实现了互诤互补。以孟子对人性之善的信念补庄子的自然天性论，以免人性的沉沦、堕落和虚无；以庄子“万物一齐”之自在的、诗意的、艺术的觉悟精神补孟子哲学所许诺人生之过于沉重的负担、责任和义务，以避免人生的异化、僵化、道学化。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07月27日第16版，有删改）

    《太史公书》问世至今已两千多年，随着这部巨著的流传，项羽自杀于乌江似是无疑的了。其实，这是历史上的讹误。项羽真正的殉难地不是乌江而是东城，即今安徽定远东南（距乌江约三百里）。

    《史记·项羽本纪》论赞中就曾点明，项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只不过一般人不去注意这点罢了。《汉书·灌婴传》也记载：“项籍败垓下去，婴将车骑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那么，司马迁何以在《史记》中有“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一段生动的描述呢？

    这段描述仅为民间传闻，理由有三。一，项王垓下被围时已兵疲食尽，“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又“汉军围之数重”。当时，项羽已“自度不得脱”，又何以能忽而来到三百里之外的乌江呢?再说，项羽垓下之败，其势是急转直下的，纵乌江亭长有救籍之心，又何以会料事如神，预先舣船以待？二，《史记·项羽本纪》通篇叙事谨严而缜密，尤其是对战事的描述，双方渡江涉河、斩关夺隘时的地理形势，都能于回旋曲折之中，给人以条理分明、江山如望之感。东城之后却为何三百里沙场竟无所交代，情节亦淡然松弛了呢?司马迁只说“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巧借一“欲”字将流传在乌江的一段民间佳话与东城真实的血战情节缝缀弥合了。这就是江淮一带的专家、学者多年来频频质疑并做出种种臆度误解的根源所在。三，项羽崛起于吴中，“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在南征北战中，吴中子弟以及江东父老与项羽是建立了感情的。因而，在他死后即传说起“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的佳话。司马迁曾游历过此地，自然有充分的机会采撷到这些民间传闻，以完善这个英雄形象，也实在是十分自然的。

    其实，项羽“身死东城”，从来有史迹为证。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定远县志》载：“虞姬墓即嗟虞墩，县南六十里近东城。”阴陵、东城两地，《定远县志》记载则更为明确：“阴陵城，县西北六十里，莫邪山南，周围二里。……羽溃围南驰，汉骑将灌婴追羽过淮，羽过阴陵迷失道即此。”“东城，县东南五十里。项羽至阴陵迷失道，汉追及之，羽复引而至东城即此。”

    项羽殉难前在定远县境内留下的遗址遗迹，除阴陵、东城，至今仍存十余处。从霸王寨（项王迷路处）到刘会桥（为汉军追及处），从下马铺到嗟虞墩，构成了项王在这块土地上与汉军周旋的一条完整路线。

（原文题目为《项羽究竟死于何地》）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两年后，武王去世，周公摄政。周公分析了殷代列王的为政之道，得出了殷亡于“失德”的结论。鉴于此，他提出了施行“德政”的政治纲领。而要保证“德政”的实施，首先是要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其次是要为统治者制订一套系统的行为规范。二者可以统称为“礼”。这是一场比武王克商意义还要重大的革命。

    风俗的转换要比政权的转换困难得多，也复杂得多。如何移风易俗？儒家认为，应该“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既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精神，如此方可使人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因此，《周礼》中的大司徒官政之法有几条很重要的原则：一是“辨五地之物生”，全国的土地可以大体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其物产及居民的体质特征也各不相同，这是为政者首先要分辨的；二是“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辩明上述五类地区，目的在于摸清各自的风俗，然后才可以藉此而施以“十二教”礼仪；三是“以本俗六安万民”，要沿袭当地原有的宫室、族葬、衣服等六类旧俗，使人民安于其居。以此为基础，再在乡、州、党、族、闾、比等每一级行政区内设置库、序等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在人的身上不可避免地会残留着动物的习性。人类要进步，就必须自觉地剔除违背文明的动物习性，这就需要礼。《礼记•曲礼》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从这一点出发，就要求人们将带有动物性的风俗向文明时代的礼靠拢。比如到西周时，尽管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但原始时代以女子为中心、婚姻关系不稳固的对偶婚的残余依然存在。为了移易这类陋俗，儒家制定了婚礼，规定了婚配的手续和仪式，并对双方的血缘关系作了严格的限定。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的道理，将“不娶同姓”作为礼规定下来。

    儒家在如何建设周代社会的问题上，没有按照殷代的模式，再“克隆”出一个王朝，而是要创造出一个人本主义的社会。为了实现平稳过渡，他们一方面刻意保留各地的基本风俗，如房屋的形制、食物的种类、衣服的样式等；另一方面则通过推行各种形式的礼，来移风易俗，走近文明。从周代开始，礼乐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并绵延两千余年。当海外的遣唐使、留学生到达长安时，最令他们钦羡的，是先进的礼乐制度、衣冠文物。他们将它引入本国，加以仿效，希望“进于中国”。

    《礼记》云：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摘编自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狗是怎样成为人类朋友的

    在与人类的关系上，没有哪种动物能比狗更亲密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狗一般都比较温顺。但仅仅温顺不足以说明人类为什么喜欢把狗养在家中。羊也很温顺，但是很少有人把它们当宠物喂养。

    美国哈佛大学的布赖恩·黑尔认为，狗对人的社会暗示极其敏感，这使得它们能和谐地融入人类社会。大猩猩的智力通常被认为仅次于人类，黑尔博士因此决定通过实验比较一下狗和大猩猩的各种能力，以此验证自己的观点。

    他在受试的动物面前摆放两只倒扣的杯子，接着把杯子藏到屏壁后面，在其中一只杯子的下面放了一小块食物，然后把屏壁拿走，受试动物必须选择看哪只杯子的下面放有食物。如果实验者不给任何暗示，这两种动物正确发现食物的比例都是50%，与预期的一样。但是，如果实验者以某种方式暗示哪只杯子下面有食物，狗每次都正确地找到那只杯子，而大猩猩不论重复多少次这种试验，都无法明白人的暗示。

    黑尔博士对此感到满意，因为这至少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下一个逻辑问题，即狗对暗示的敏感能力是如何形成的，他提出了三种假说：

    第一，这种技能是从狗的祖先狼身上遗传下来的。不过实验又证明，在发现食物藏在哪只杯子下面这一点上，狼的能力并不比大猩猩强。第二，这种社会敏感性是狗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学来的。黑尔博士选择那些在狗房里长大且与人类接触极少的狗和爱狗族家里养大的狗进行同样的试验，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别。第三，这种对人类暗示的敏感性是后来形成的遗传特性，这种特性是为了使狗进入新的生活环境，与人类共同生活。

    在新几内亚岛生活着一种名叫“唱狗”的狗，因为这种狗不会吠叫，只会像人唱歌一样地嚎叫。唱狗的身材与普通的狗一样，而不像狼的身材，这表明它们被驯化过。但是新几内亚的唱狗现在完全是野生的，历史资料证明它们处于这种状态已经长达几千年了。黑尔博士推断，这么长的时间足以使这种动物淘汰掉对它们不再有价值的特性。

    黑尔博士的这种推断得到了证实。即使那些从小被人驯养的唱狗，也同狼和大猩猩一样无法明白人类的暗示。因此可以下这样的结论：长期的野生环境从唱狗身上夺去了原先赋予它们祖先的能力——像理解同类那样准确理解人类的意图。

（节选自《自然与人》2005年11月12号）

渐行渐远的村庄

黄 辉

①    一个人的夜晚，我的思绪常常从村庄开始。

    ②茅草、镰刀、乌鸦和月亮，一叶瓦，半块砖，数缕轻薄的寒烟，几棵擎天的大树，那里栖满了我心灵的诗意。多年之后，当我在某一个城市的冬天的黄昏里独倚栏杆眺望西北故乡的方向，我的睫毛被从故乡赶来的雪花打湿。我看见在高楼之间漫天的雪花间飞翔着孤独的鸟，它已找不到归程和穴巢，它将在这样一个充满寒冷的浓黑的夜晚里死去吗?在那生命将尽的一刻它能梦到母亲雪白且温暖的胸膛吗?

    ③我想起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栖居在我家低矮的草房里的一群纯洁的鸽子。它们在我和父亲用木材点燃的温暖的火炉旁欢快地歌唱，它们落在我和父亲的肩头，落在我的小妹妹伸开的小手掌上，没有寒冷和孤独，只有温暖和幸福。父亲打开那一坛母亲为他酿制的高粱老酒，醇香浓郁的酒味把我们熏醉，把雪白的鸽子熏醉，把我们的草房熏醉，把整个村庄的冬夜熏醉了。而门外正飘着大雪。父亲从墙角抱了一抱干草推开门走进马厩，我看见橘黄的灯光随着他的身影远去，跟着他拐进马棚，那儿隐约传来父亲和那一匹温驯的老马的窃窃私语。父亲开门的那一刻我看见大雪瞬间把他覆盖，把我们温暖的草屋覆盖，白鸽子睁大滴溜溜的圆眼睛看着像飞花般飘落的雪片，想入非非。

    ④那是一群冬天里幸福的鸟。栖居在村庄里的鸟都是幸福的鸟，即便是一群乌鸦。它们一起在冬天晃眼的阳光下飞起飞落，舞蹈，鸣叫和欢宴；傍晚，当夜幕下沉，它们又一起喊叫着归巢。它们没有迷失和孤独。村边的那一片树林，夜色已经来到，鸟们已经归巢，四周充满了如水的静谧和安详。在树林的上方，有星星和月亮。

    ⑤空气开始逐渐地冷下来，虫子们也停止了鸣叫，只剩下泥土和树木的呼吸渐渐清晰，只剩下隐私和秘密充满柔情。树林旁的错落的房舍在银灰色的月辉下隐约可见。高高的屋脊上蹲着一两只眼光雪亮的猫头鹰，而檐下石台上满布青苔的小石洼里储满了上一场下的未干的雨水，白天里有鸡和鸟噘着小嘴来喝，到夜晚就都盛满了一枚枚晃动的水晶般的月亮。

    ⑥我的心灵已承受不起这样的村庄上空的月亮。

    ⑦它是诗人心中纯洁的纤尘不染的蓝月亮，它只能在诗歌里出现，只能在多年前的村庄夜晚的上方出现，只能在我的梦里和我的小妹的呓语中出现，它属于童年和梦，属于心灵和灵魂。

    ⑧史蒂文斯说：“月亮就折叠到大衣里了。”这让我想像在一个有月亮的村庄的夜晚，月辉是那么皎洁，我们在晚饭后信步到村边的树林旁散步，我们的孩子睡在家里，出来时，她告诉我们要把月亮带给她，然后，等我们回家，一轮月亮就折叠在我的大衣里抖落在她的小手里了。这样的孩子是幸福的。她可以看到乡村最纯洁和最完美的月亮，她有一颗童稚的心。

    ⑨当我背叛了村庄走进华灯闪烁的城市，在晚饭后漫步在人流熙攘的广场上，我牵着孩子的小手想在城市的上空指给她看哪是星星哪是月亮时，我失败了，我们的视力被刺眼的霓虹灯遮挡。我们的周围不再拥有寂静和月华，充满耳朵的是流行的噪音和声嘶力竭的喊唱。我知道也许我的这种言说带有某种矫情的成分，因为我现在已无法离开城市，但我的心灵承受的是背叛的煎熬和对那一轮出现在村边树林蓝月亮的无穷无尽的思念。

    ⑩我知道，当我在广场上能时时看到白色的大理石雕塑和五颜六色喷泉的时候，那一枚属于村庄的蓝月亮已渐行渐远。

    ⑪可怜的孩子!你不能认识月亮，还能认识什么?

    ⑫我累了，疲惫已极。那一间童年村庄的低矮草房已成为我精神的天堂。

    ⑬我在那一个春天出走，母亲赶着她洁白的羊群把我送到村口；然后，我离开羊肠小道，走向城市的方向，母亲转身赶着她的羊群走进草原。她知道有一天她的儿子还会回到她的身边吗？村庄。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为何年龄愈大我愈对它魂牵梦绕？其实，许多个夜晚我都不敢触摸这样一个烫手的词语，它是我的灵魂和根。我的根扎在村庄里，扎在乡野的有一搭无一搭的狗吠声里，扎在长满鸟群和月亮的天空、长满树木的大地上。

材料一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0）先后对“粮食安全”作过三次定义，分别是1974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1983年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以及1996年的“让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充足的、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粮食安全的早期定义仅限于供给层面，主要强调国家和全球的粮食供给。但研究发现，由于粮食没有得到合理分配，以及在获取食物上存在物质、经济或社会文化方面的种种障碍，导致国家或全球充足的粮食供给本身并不能保证家庭的粮食安全，这使得1983年的定义将重点转向家庭和个人获取食物的问题，对粮食安全的政策关切逐步将收入、支出、市场和价格因素纳入考虑。第三次定义进一步拓展了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内涵上将食物的卫生和健康标准以及营养平衡纳入考虑，外延上则引入人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

由于许多国家数据收集系统不完整，加之政策背景差异，进行全球粮食安全评价面临较大的挑战。目前，数值模拟、试验方法和统计模型是国际上粮食安全评价常用的三种基本方法。

（摘编自《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4期有删改）

材料二

我国是世界上仅有的5%能够实现粮食自给的国家之一，但国外风险已跨越有形壁垒深入影响我国粮食产业发展。表现为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国内市场受到挤压，粮食“三量齐增”（高产量、高进口、高库存）现象依然存在，饲料及国内畜牧业受国际大豆市场价格传导影响大，外资粮企已逐渐竞争布局我国粮油市场等。为此，我国“粮食自给”战略不是尽量减少全球联系带来的风险，放弃国际化，而应主动出击，在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下，立足全球视野，积极参与全球粮食规则制定。加强国际农业合作，建立可靠的国外粮食供应链，最大化利用国外粮食资源，把握国外市场主动权，为规避各类风险超前谋划布局，如此方能更好地实现“粮食自给”安全战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应再单纯强调产量增长，而应该转向更多地强调粮食质量能否满足消费者对于营养健康的高质量粮食品种的需求，保障居民对个性化、多元化、绿色化食物消费的需求。

（摘编自《改革》2020年第9期，有删改）

材料三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旨在加快建立法治化长效机制，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以法治方式对浪费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储存和流通以及消费各环节，需要从每一个环节发力。粮食减损降耗和制止粮食浪费成为重要着力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志雄认为，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将成为我国提升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以及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契机。

厉行节约是一场“持久战”，要形成长效机制，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遏制粮食浪费。当前，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此次专题调研要与粮食安全保障法立法结合起来，推动将节粮减损政策措施转化为法律规范，强化杜绝粮食浪费的刚性约束和法治保障。”

（摘编自2020年9月23日的《新华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