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70万亿人民币。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我国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说，迅速发展的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和全球战略。它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将营造一个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也将为中国构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大格局。

    中国北疆与俄罗斯之间没有高山或海洋阻隔，因此，在以往的几百年里，我国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异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现阶段的中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亚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认为是“破碎地带”、“缓冲地带”。今天，中俄两国共同维系了中亚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具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及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我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对那里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大。但中亚五国对我国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并不大。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地缘关系的“稳定装置”。所以，如何加强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课题。

未来我国在印度洋将同时面对美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较快，2013年印度的GDP为我国的20.3%，但其全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工业生产设备陈旧，农村严重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这些方面，我国却具有较大的经济技术优势。然而，印度对我国的贸易存在大量顺差，我国的商品、资本和产业难于进入印度。中印之间未来的经济合作前景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印在国际多边事务中的密切合作。

    中华民族在以往上千年时间里，与中东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古代起源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达埃及的商贸走廊，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优质遗产，需要将其变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巨大财富。从上世纪后期，我国就同时发展、保持了与阿拉伯各国及以色列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近十多年来，我国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经贸往来迅速增加。我国进口原油的60%来源于中东阿拉伯国家。我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商品出口和投资，涉及到铁路、公路、电讯等基础设施、资源勘探开发、水利工程、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得当地人民和政府的赞扬。今后，通过经济走廊的建设，中阿经济合作可能大幅度增加。

非洲大陆资源丰富，但整体发展程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非洲各国在历史上曾是欧洲大国的殖民地，二战后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非洲一些国家曾经接受过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附带条件的援助，而中国对非洲的合作和援助从不附加条件。2013年，我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总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美元，分别是美国和欧盟对非投资和贸易总额的3倍及1.5倍。未来中国需将重点置于扩大对非洲的投资并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方面。

    拉丁美洲由于其特殊的开发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时间被作为美国的“后院”。二-战后，拉美的矿产资源、水土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好，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较高，已经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财富已有了长期的积累，拉美在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增长，其经济发展的潜力正在发挥出来。拉美的资源、经济结构等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与我国的政治关系普遍较好。发展经济合作、文化及人员交流的潜力巨大。拉美是“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十多年来，中国与欧盟的经济技术合作有了大幅度增加，这种合作对于中国工业发展及其技术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中国从欧盟的大规模进口成为欧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我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加强与欧盟特别是其中的法、德及一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大规模深度合作，在未来创造历史的某个时刻，有可能为我国带来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由前述可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创新未来世界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的重要理念和构架。“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如果能得到顺利实施，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也就能逐步实现了。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10月）

    自笛卡儿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困惑于二元论问题：精神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意识是大脑中一千亿个神经元共同工作的结果，是大脑的产物。大脑通过神经细胞的动作电位、神经递质与神经突触的变化改变神经细胞的活性，产生脑区之间的相互作用，于是便产生了意识。大脑的其他功能还包括通过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身体功能、运动行为、激素释放等。从解剖学角度看，意识是“额外的”脑组织工作的产物。这部分额外的脑组织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它们位于那些调节身体基本功能的脑组织之“上”。因此，小鼠、大象、鲸鱼的意识都比我们人类要少得多。

    大脑工作的结果是“主观的”的吗？不是。它们不过是由大脑特定脑区内神经细胞的神经递质释放和活性改变产生的结果。例如，眼睛视网膜内光感受器细胞——视锥细胞对不同波长的光起反应，“颜色”被编码于这些视锥细胞的电活动里，然后在大脑皮层进行解码。我们看到红色是因为大脑皮层内特定的神经细胞对红色波长的编码进行了解码。各种意识的活动基础都是神经细胞某种特定的功能改变或神经细胞与其他特定脑区的神经细胞进行交流，这些大脑活动就是我们的意识或定性的经验和体验。这些精神心理状态可以被反思内省，也可以用语言表述。而无论是反思内省还是语言的基础都是客观的（物质的）。现代神经科学技术甚至能使人们对本来具有神秘感的脑——意识（身——心）关系进行彻底的“祛魅”。人们可以通过客观的方法如电极、高效液相色谱（测定神经递质水平的一种方法）、分子检测技术、显微镜、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也可以通过行为学检测来测量大脑的工作。越来越精密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电生理技术、化学方法等已经开始解读大脑的意识活动。这些观察难道还不能说明意识是“客观的”吗？

    如果说大脑神经细胞活动即意识是一种“共性”，那么个体因具有独特的大脑而具有的独特意识就是“个性”。对于人格、性格等所谓“主观”现象，目前神经科学也可以提供较好的解释。物种、遗传背景、大脑早期发育环境的差异与后来的成长环境或经历共同作用，使每个人的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由于拥有不同的大脑，不同的个体甚至可以基于不同的意愿而采取相同的行动。这些意识差异既然都可以由大脑的不同结构和功能来解释，那么，我们为何要称它们是“主观的”呢？

    总之，当前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和意识都是物质性的，这意味着二元论的难题事实上并不成立，或者说应该回归于大脑一元论。大多数相信二元论的学者们在意识与物质之间划分出明显的界线，认为意识作为大脑的特性，与物理特性有根本的不同，比如它必然是“觉醒的”或“有意识的”。然而，大脑进行工作其实大多是“无意识的”，却能很好地完成许多在常人看来需要意识去完成的工作。这种无意识的大脑运作过程是大脑的一种客观属性。

中国人的姓与名

余昌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姓氏的国家，原始母系氏族社会就产生了姓氏。关永礼先生所著的《中国姓氏文化》一书中讲到，许多欧美国家名前姓后的姓氏构成方式，迟至中世纪才产生并传承下来。亚洲越南、朝鲜等国的姓氏在14世纪左右才普及兴盛，而且多由中国传入。日本则更晚，1876年才颁布《平民必称姓氏、名字义务令》，普遍推行姓氏制度，改变了此前只有贵族、武士、神职官员才享有姓氏的历史。

    而细致考究下来，“姓”的历史要比“氏”更古老。“姓”字是由“女”字和“生”字组成的，《说文解字》解释：“姓，人所生也。”远古的人类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姓就代表了一个人的母系血统，一个始祖母所生的后代即为同姓。中国的古姓中大多都有“女”字偏旁，如姬、姜、嬴、姒、妫、姚等，也正反映了“姓”和母系血统的密切关系。

    远古的人们把氏族繁衍的功劳归于某种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在周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姜嫄因踩了熊的脚印而生了后稷，因此周人以熊为图腾，并姓姬，甲骨文“姬”字的右半部，就是熊的脚印的象形。而在商人的传说中，他们的始祖母简狄因吞食了燕子蛋而生了契，所以商人就以鸟为图腾，并姓子，子就是卵或蛋的意思。

    如果说，“姓”是来自母系，那么“氏”就是来自男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繁衍，男性在生产和战争中的优势不断凸显，氏族群体中出现了强有力的男性首领，他们要对自己率领的群体用某种称号作出区分，这就是氏的来历。最初的“氏”，是这个氏族男性首领的称呼。

    战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动荡，许多贵族降为平民。原本只有卿大夫之家才有资格立氏，随着士和平民地位、权力的上升，他们也开始称氏。氏已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人们在交往中互相称名称氏，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氏只剩下了标记直系血统的作用，性质上没有了贵贱之别。汉代以后，通称为姓，自此姓氏彻底合一。

    现在人们所说的名字是指一个人的名，与古代所说的名字不同。古代的名与字分指，均为一个人的称号。名，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前的称呼，字则是他成年后步入社会时的称呼。

    中国的这种名、字双轨制早在周代就已经形成。古人的名，主要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古代婴儿出生满两个月就要命名。《礼记》中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这是因为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开始取字。女子十五岁结发加笄（束发的簪子），作为成年的标志，可以取字。一个人成年后，由长辈原先为其取的名已不便在社交场合中被人指名道姓地径直称呼，应另外换一个平辈或晚辈可以称呼的新名，否则被视为无礼。因此，以字相称，表示尊敬。

    字独立于名之外，又与名密切相关。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可以相互注释，字义相近。也有名与字互为补充，可以连义推想的，如岳飞字鹏举，“鹏举”取大鹏振翅高飞之意，与“飞”互为补充。还有以反义相对取字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熹”与“晦”字义相反。

    除了名、字以外，有些古人还有号。虽然春秋时期已有称号的现象，但宋代才是号的大普及时代。明清时期，士人取号之风特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被笔名、艺名取代。

（选自《北京日报》）

    在文明初起的时代，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星光熠熠，照亮了各处的夜空。一边天生仲尼，万古长夜将尽；一边柏拉图走出洞穴，迎接明媚的阳光。虽然两个大陆中间的广漠横无际涯，峻岭层峦叠嶂，但声声驼铃却串起了东西文明汇聚、世界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一卷卷绮丽的丝绸渲染了沿途壮美的风景。这条沟通中西、美丽而又沧桑的文明纽带就是丝绸之路。

    作为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实际通道，丝绸之路有着多条路线和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古代游牧民族的脚步，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已经开始，其路线被称为“草原之路”。这就是丝路的前身。草原之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经蒙古草原，越阿尔泰山脉进入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直达多瑙河流域。正是通过这条道路，当时为中国所独有的丝绸进入西方世界。到两汉时期，张骞受命西进通使西域，正式宣告了陆上丝路主干道的形成。及至唐代社会的繁荣，先进的文明，开放的文化，吸引了世界各国来华贸易，陆上丝路弦歌不绝，海上丝路也逐渐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鲜活的道路，它不仅加强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还加强了彼此间的思想文化交流。

    隋唐时期，中国与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使者不断，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多彩，不论是作为波斯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撒马尔罕壁画上手捧丝绢的唐朝使者，波斯、阿拉伯文献对中国物产、工艺传入的记录，以及大量瓷器、丝织品的考古发现，都说明了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事实上，古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论是丝绸、玉器、香料、陶瓷、珍禽等物质层面的物品，还是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儒家思想、道教等思想层面的结晶，都是通过这条东西交往的道路双方交流的。

    在丝绸之路汇聚的多种宗教文化既相互碰撞，又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思想观念以佛教的影响力最为巨大。中华王朝不论迎佛也好，辟佛也罢，都展现了佛教对代表中国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的新塑造。西域的于阗王国是丝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是商人驻足之处，也是西行东来的僧侣歇脚所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的佛寺，宝殿主尊是佛像，佛像两边上方都是千佛，而下方则往往描绘地方神祇，其外部特征有似祆教神祇。由此可以看出，丝路上的诸神之间并没有战争，而是安然地保佑着各自的信徒。

    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不同文化由于自我认知身份的差异而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但历史经验表明，在冲突之外，文明之间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流和竞争。公元751年，唐王朝与大食爆发战争，史称“怛罗斯之役”。这件小小的战事插曲迅速被和平交流取代，唐朝大量被俘工匠随大食军队西归，直接导致了以中国造纸术为代表的科技西传。随后，中亚撒马尔罕形成了一个造纸中心，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将造纸术从西亚传入欧洲，埃及人的纸草和羊皮纸开始退出舞台。可以说，怛罗斯之战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象征性。抛开军事上的胜败不论，中国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在怛罗斯之外的广阔空间里竞争并共生，对双方文化的发展都极具积极意义。文化多元、文明交往、和谐共存，这正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今天最可宝贵的财富。

（节选自《丝绸之路与中西文明交流》，有删改）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中国》一书中使用“丝绸之路”的词语。自此，这条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大道以这样一个美丽的名字，镌刻进历史的书卷中。早期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为方便沿途各国互通有无。到汉唐时达到鼎盛，无数商贾携带香料、药物等来到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远销海外。在唐朝中期以前，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首选，郑和下西洋后，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丝绸之路在推动物质交流丰富性的同时，带来了文化交流的多样性。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及西方的天文、历法、医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不论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玄奘，还是七下西洋的郑和，他们的故事都与丝路密不可分。

    作为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丝路文化依托于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产生了一系列文化交融的丰硕成果。首先，它本身就是文人墨客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慨，让人们对丝路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几千年来，那些行走于丝路上的各色人等及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都通过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各种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以骑毛驴的阿凡提为例，他机智、幽默，爱打抱不平的形象原型都可以在中亚、中东乃至东欧的文艺作品中找到。尽管在不同文化里他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和特征，故事也各有发展和特色，但其根源都来自于丝路。

依托于丝路而产生的不同文化的相遇与交流，又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家与大众的想象力和创新激情。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的山水底衬，酷似中国山水画中朦胧而有层次的泉石意境；英国山水画大家康斯保罗的杰作《绿野长桥》洒脱出尘，一如江南的旖旎风光；歌德的《中德季日即景》中浸染着他对孔子、老子哲理的向往和仰慕，这些哲理诗组成了中西文学在19世纪初的共鸣。

    各国文化在丝路交流碰撞后诞生了诸多艺术成果，其生命力有时甚至比在原生地还旺盛。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文化融合，并在灾融过程中对中原地区的音乐美术、工艺建筑等产生深远影响；而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欧洲后，受到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成为百科全书派中激烈的无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的有力武器。中西方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丝路使彼此的血液与基因交融起来，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摘编自李冰《丝路文化的历史传承》）

词在发展的初期，普遍被视为“小道”。不过，起源于民间的文体，到了文人手中，往往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因而几乎在词得到北宋文人比较普遍喜爱的同时，词坛就出现了尊体注之说。这一学说大致是在相反相成的两个层面展开的。

北宋前期，“花间”、南唐词风盛行，学之者多追求风格细腻柔婉，至柳永则趋于平俗浮靡，于是有苏轼对传统词风的改革。苏轼改革词风的方式是“以诗为词”，主要表现为对题材内容的拓展，对格调意蕴的重视等。这在主要以倚红偎翠为基本内容的传统中，显得非常另类，所以当时经常得到讽刺性的评价。

值得提出的是，苏轼的这一类创作有着非常鲜明的自觉意识。这表现在，首先，他要突破传统，自成一家。其次，他在文学创作上一贯具有争胜心态。对词坛上某些冲破“花间”、南唐词风的努力，他应该是曾经注意的。以我们对苏轼个性的了解，他肯定要在这方面继续力争超越前人。所以，苏轼实际上是在几个方面争胜，既有和传统词风的争，也有和体现士大夫意识的新兴词风的争，前者是破，后者则是进一步立。

就在苏轼提出词“自是一家”不久，李清照又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说法，同样进行了“尊体”的探讨。不过，和苏轼不同，李清照主要是从词的体性入手的。在其著名的《词论》中，这位女词人对北宋词坛作了全面梳理，在对所谓“俗词”大加声讨的同时，主要批评了忽视词的音乐性的做法。因为词自产生以来，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文学，到了李清照的时代，仍然主要是音乐文学。偏离了这一传统，或者使得这一传统变味，显然不能为词坛的多数人接受。

尽管苏轼和李清照的词论彼此带有一定的否定性，但不可否认，二者都有尊体的动机。前者是从意义的层面上，要把词向传统诗文的表达功能靠拢，从而否定“小道”之说；后者则从词的本来意义上，强调艺术的精工，从而保证这一文体的特殊性。看似相反，实则相成。

苏轼和李清照的尊体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画出了中国词史的轨迹，因而不断在后世得到回应。

（注）尊体：指词这种体裁被词作家所推崇，不再被视为“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