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艺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传向欧洲并在欧洲发展壮大。在当时，对于这种简单的“乱涂乱画”作品并没有人过多的去关注和探讨。到今天，涂鸦艺术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种时尚潮流，从一种自发的、简单而随意的现象演变成为一种文化。尽管近年来国内有一些对于街头涂鸦扩展到视觉领域的零散论述，但基本上局限于对涂鸦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的揣摩，并没有能够深入系统地对城市涂鸦艺术的精神特质和其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以及街头涂鸦在城市环境中未来的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

    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涂鸦这一独特的“艺术”。我们时常能看到它的踪迹，但涂鸦艺术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艺术形式，比如：雕塑、壁画。涂鸦艺术有着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方法：以城市环境中的墙壁、地铁车厢、树洞甚至垃圾桶等为画板，有着夸张的造型和艳丽的色彩，表达创作者对现今社会的看法和立场，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向往。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环境。

    在城市环境中，商业街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包括店铺、广场、步行街等，其环境中的色彩比较靓丽，饱和度和明度都比较高。涂鸦创作者追求自我和个性，所以他们对那些商业环境中摆放的许多套路式的印刷广告很反感，经常会去“破坏”这些常规的商业广告形式，以大红大紫、怪异的手法来引起行人的注意，成为城市环境色彩中很生动的点缀。

    工业区是现代化城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曾经，工业用地占据城市环境的大部分，但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许多工业区搬迁至城郊，于是老工业用地被废弃，变得陈旧，墙体暴露，杂草丛生，这些地方通常成为涂鸦者的聚集地。因为不受拘束，在这里可以更好地将精力放在涂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破旧冷清的环境恰好烘托了涂鸦艺术作为街头艺术原始和冷酷的感觉，在这些地方能看见许多精致且赋有创意的作品。

    在现代城市中有许多老旧街区，年代久远，在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作用下变得脏乱差。用涂鸦作品覆盖墙面，那些原本被风化腐蚀的污渍都被涂鸦作品覆盖或成为涂鸦的附属品。比如，一个破旧的墙面就如一张陈旧的画纸，在上面画上图案后，原先斑斑点点的小颗粒、小细节可能会成为画面的肌理，为画面做出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因此，街头涂鸦对建筑本身的缺陷有覆盖、弥补、改善的作用。

    涂鸦艺术与城市环境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是影响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当然，涂鸦艺术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和规划，才能充分发挥它对城市环境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典建筑从很早便开始确立理性精神的建筑艺术总体特征。西方古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俗中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桥，分工细致。具体到建筑内部，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而是平易的，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选材上不以阴冷的石头为主，而多用暖和的木质。另外，中国古典建筑工于整体布局，讲究严格对称，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色。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在局部组成中，则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如万里长城，虽然它的每段体制是类同的，像一条巨龙横亘于大地，但每一段又仿佛一条独立的龙在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整个长城如同无数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再者，中国古典建筑历来重视以亲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的园林建筑。皇室不必说，民间诸如“吸江亭”“面花轩”的名目比比皆是，但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实际上，它们只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罢了。

（选自李泽厚《中国古典建筑的理性精神》，有删改）

娱乐时代的文学选择

    尽管有人无视他们的存在，有人轻视他们的作品，但却无法忽略这群“80后”作家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前不久，一份由近十万名网民投票选出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名单上，既有李白、苏轼这样的古代文学大家，也有鲁迅、老舍这样的近现代著名作家，更有韩寒、郭敬明等受到年轻人追捧的青春文学写手。

    毫无疑问，网络让文学加速进入了娱乐时代。几年时间里，网络文学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学“神话”。从描写青涩爱情的青春小说，到描写困惑和挣扎的成长小说，一阵阵风潮来而复去。到2007年，以惊险、刺激见长的“盗墓小说”大行其道。系列小说《鬼吹灯》至今已出版了多本，销量惊人。某著名导演有意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希望能打造成中国版的《夺宝奇兵》。

    网络小说的走红让网络成为更多“80后”展示才华、表达自我的载体。网络的平民化气质使文学更具娱乐性。在网络上，这些年轻作家或网络写手如明星一般，可以拥有百万计、千万计的点击量。不仅是他们的文学创作，哪怕只是生活记录和个人言论，发表在博客上都可能演变成公众话题。

    网络给“80后”提供了舞台，更成就了许多平民写手的文学梦想。没有题材和体裁的限制，没有文字和内容的要求，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发表于网络上。于是以“一文成名”者并不鲜见，一些作品或以精彩的故事，或以鲜明的特色吸引了网民的注意力，也赢得了出版商的青睐。网络上的原创作品，也成了出版商挖掘畅销书的“金矿”。

    网络成就了文学的繁盛，同时也预示了传统文学的失落。书店里，纯文学书籍已经成为“配角”，摆在最显眼位置的，大都是经营管理类图书和时下热门的“说史”图书。而在畅销书柜台上，知名作家的作品也被讲述都市情感的通俗小说、网络小说包围。

    文学类书籍在书店里受了冷落，却不代表读书的人少了。网络和通信行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有了电脑和手机，不但新闻、文学作品可以及时阅读到，连电影、电视节目都可以随时看到。不少人觉得传统的纸质阅读不方便、购书成本高，而通过网络“点播”自己心仪的书籍则要方便快捷得多。

    许多专业作家认为，现在传统文学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是，真正的好作品太少了。一些作家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因此写出的作品不好看。一些知名作家出现了“明星化”“贵族化”的倾向，一两部作品成名之后，急功近利之心渐起，身为作家应该担负的社会责任感却越来越少。有人戏称，现在一些作家，整日忙着做嘉宾当评委，剪剪彩题题词，越来越像明星；而明星则出书写成名故事、人生经历，越来越像作家。出名要靠炒作、出书要靠运作，现在的文学界似乎越来越有娱乐界的味道。

    娱乐时代并不是文学的洪水猛兽，年轻人的写作解构了过去狭隘的文学价值观，但是，正如时下一些娱乐晚会越来越不受欢迎，而学术讲坛类节目大放异彩一样，受众的口味和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因此青年作家在解构传统的同时也要建构更有责任的文化价值观。

（选自《瞭望》新闻周刊，有删改）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责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候，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①从《中国诗词大会》到《中国成语大会》，从《唐诗风云会》到《最爱是中华》，近来，多档主打传统文化的电视节目热播，引发社会关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传统文化的向往之情，更让舆论惊呼传统文化正在勃兴。

    ②为什么似乎在一夜之间，传统文化节目就火起来了？其实，这些节目并不是最近开播的，不少都播出一些年头了。传统文化节目的产品供给，可以说一直都在持续。这些年，播放平台的一些文化内容输出，极大地拉低了社会需求的下限。电视剧里，抗战雷剧、谈情说爱的戏码、婆媳育儿剧、古装玄幻剧，已经开始让大家厌倦了，大家希望看到有文化积累和沉淀的精品剧目。综艺节目要么音乐选秀扎堆，要么明星真人秀扎堆，真正有文化内涵的节目也是少之又少。

    ③被乌七八糟的事物包围太久，观众势必会自发地生出一种反动。套用文青的话就是，谁的内心没有诗和远方？这种需求没有被满足，成为一种强制储蓄，一直在寻找突破口。

    ④另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我国重视并大力推广传统文化的复兴工作，宣布将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中小幼课堂和教材更是其中重点。

    ⑤在看惯了网红脸、听多了鸡汤话的当下，与其让播放平台被烂节目占据，不如用充满诗香的节目占据。这些传统文化节目的坚持，终于等来了社会需求的转向，终于等来了更多人的关注。

    ⑥需要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有传播基础的部分，也就是说有可能广为传播的部分，莫过于古诗词。其实，传统文化的重镇在子学，在经学，在小学，但是门槛太高。而唐诗宋词，我们从小就背，接受面广。所以，传统文化节目的落脚点几乎无一不是如此，这也是从传播规律出发考虑的。学数学要从一加一开始学起，学英语要从ABC开始。古诗词的鉴赏，有助于形成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兴趣。在此基础上，才有向深处探寻传统文化的动力。

    ⑦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几年前，《百家讲坛》让传统文化红火了一阵子，但接下来就恢复平寂了。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知识，还是没人看。这次古诗词节目带火的传统文化热潮，能否持续？能否带动更多人去翻阅我们的文化经典？还是会成为新闻热点事件一样，没两天就被人们抛诸脑后？这是需要继续观察和讨论的。

（摘编自慕松《传统文化为何成当代热需品》）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4%），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世界占比增加到40%。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坏性建设”的方式，企图再现美国绝对主导的历史。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