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底的书香

白荣敏

    湖泊是造化的眉眼。那一汪清凌凌绿莹莹的湖水，使粗犷的大山增添一些柔媚。翠屏湖，让汉子一样的闽东山区县古田，有了诗性的润泽。

    翠屏湖是一个人工湖。我们造访的时节，还未进入汛期，发电用水使翠屏湖水位降低，露出了一溜溜黄色的土棱。新建的溪山书画院就在景区的入口处附近，看着崭新的建筑，我体味到当地政府和有识之士的用心，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旧溪山书院已没在湖底的某一处。

    我的目光投向了烟波浩淼的湖面，那碧澄澄的深处还依稀闪现着朱子的身影。

    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三月，年近古稀的朱熹遭受朝廷重臣韩侂胄及其奸党迫害，为避“伪学”和“党禁”之难，应古田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邀请，从闽北建阳来到了古田。宋宁宗庆元初年，南宋朝廷内部党同伐异的斗争不断升级。二年，韩侂胄发动了反对道学的斗争，称道学为“伪学”，进而列“逆党”名单59人，朱熹名列第五。朝廷对与“伪学”有牵连者，一片打压之声。原来与朱熹交游的朋友和跟随朱熹的门人，贬的贬，逃的逃，叛的叛，这种风云骤变的逆境，给朱熹带来沉重的打击。

贫病交加、仇怨相攻的朱熹行走在古田的土地上，大难随时都可能降临。一般人到了这样的境地，也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孤凄、绝望，还能有什么作为!但穿透817年的时光，我们看到，当年，那个年迈的身影在今日翠屏湖的湖底却脚步从容，目光坚定。他在溪山书院讲学，为书院前的欣木亭题诗：真欢水菽外，一笑和乐孺。诗句表达的显然是陶然自乐的达观情怀。

    如果仅仅是为了躲避灾祸，就不是朱子了。这位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杰出的教育家，其一生为学“穷理及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在古田期间，他以溪山书院和地处杉洋镇的蓝田书院为轴心，来往于古田境内的螺峰、谈书、魁龙等多个书院，巡视教务，设帐授徒，宣讲理学，培育后秀。这是一个性格倔强的老头，我行我素，顶风作案；又是一位宅心仁厚的长者，心无旁骛，一心教学。他在随时有暴风雨降临的暗夜里，把自身当作火把，点燃同行者的希望。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揣摩朱熹在人生最后这几年里的心态，寻找一个人如何在困厄中坚持行走、在绝望里坚持理想的答案。今天，站在翠屏湖畔，望着这群山环抱中的浩瀚湖水，我似乎有所明白，内心的强大源自于站位的高蹈、学问的高深，而这湖水一样柔软的坚强，也正是孕育着支撑生命前行的力量。据说，溪山书院的前身是古田县东北的双溪亭。宋淳化年间，构亭山上，曰双溪亭。自朱熹遣高足林用中至此地讲学，亭宇始得开拓。不久，朱熹为亭题匾曰“溪山第一”。溪山书院于明嘉靖年间圮于水，崇祯年间按原貌重建。上世纪50年代，政府修建古田溪水库，书院被淹没湖底。没于湖底的，当然还有整个古田县城。

    我无意于臧否56年前建设古田溪水电站的这个“壮举”，也许的确是当时条件下发展民生的需要；但我知道，对于古田人民，这溢满书香的湖底，依然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县城的建筑可以淹没，但是经过漫长时光培育起来的文化信仰、精神底蕴已和深深的湖水融为一体。

    古田安顿过朱熹晚年一段困厄的时光。朱熹在古田的门人，表现出了对理学的坚定信念和对朱熹的一片忠心，他们和朱熹患难与共，险夷不变其节，给朱熹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而朱子的过化，为古田培育了浓浓书香，庆元党禁解除之后，古田的士人学子靠着正宗师承，人才脱颖而出，单南宋时期就出了大约100名进士，从元、明至清，又出现了像张以宁、余正健、曾光斗这样的人物。

    时至今日，蓝田书院得以重修，朱熹的“蓝田书院”石刻被罩以玻璃进行保护，而且不时在书院内举办各类知识讲座和国学班；还有人动议从水库中的溪山书院旧址里抢救朱熹碑刻。从中我们看出，进入新世纪的古田，依然有人在缅怀朱子当年泽溉桑梓的功绩，思慕其高尚坚忍的品格，赓续这源远流长的文脉。

    这湖底的书香，已随着源源不断的电流，点亮了这片土地 。

材料一：

    作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官方配套活动之一，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论坛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提高监管效能，为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便利化创造条件的强大决心。论坛欢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在内的各国农业和食品企业抓住新的历史机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的农产品和食品。市场监管总局愿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各界同仁共同努力、携手共治，为保障人类食品健康与安全作出更大贡献，本次论坛正向世界传递这一强烈信号。

    中国政府顺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充分满足百姓消费发展需求，高度重视生态农业发展和食品安全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将通过改革创新，借鉴国际经验，健全最严谨的标准；创新监管方式，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完善基础制度，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落实监管责任，坚持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中外民众在经贸交流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和收获，是当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民间友好工作赢得广泛支持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论坛愿与国内外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企业加强合作，推介更多质量好、价格优的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进一步改善百姓生活品质、提升生活水平，让国内外民众共同分享贸易合作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成果。

（摘编自《张茅：通过改革创新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材料二：

说明：16.8对应口味，按顺时针依次对应。

（摘编自《中国健康报》）

材料三：

    食品安全治理属于世界性难题。若要有效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需要进行系统的创新。我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研究我国食品监管体制改革，一定不能忘记这一基本国情。纵观全球，独立监管、统一监管和专业监管，已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定式。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的需求不会仅仅满足于食品的安全保障，对食品的质量、营养、美味等将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曾说：“事业是理念和实践的生动统一。”在新时代背景下，各级政府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食品安全领域，广大企业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通过系统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全面提升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水平，还需要企业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因为文化是社会治理的灵魂。从全球的范围来看，食品安全治理文化创新属于食品安全治理创新体系中最为艰难、最具创造、最富智慧的创新。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艺术、法律、宗教、习俗以及其他社会现象，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是分层次的，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等形式。文化具有传承性、渗透性、持久性等特征。食品安全的治理使命、治理愿景、治理价值、治理战略等，是食品安全治理文化中最核心、最本质、最精髓的内容。

（摘编自《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治理改革探索》）

2005年之后“新水墨”概念开始在国内美术界广为流行，它以强调当代性和突出创新意味的强烈诉求，凸现出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和转型的迹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画领域可谓影响至深，“水墨热”正在成为一种惹人瞩目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画界围绕“水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或认为水墨画表现了对回归文人水墨传统的期盼；或认为水墨画以西学为依托，表现了对中国画现代性的执著追求；或认为“现代水墨”远离了传统水墨的表现形态，专注于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问题，而缺少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而实际上，“水墨画”的生成和发展，一直令人隐忧，并且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心理依赖无法割舍，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当代多元文化“新颖语言”的现代性渴求。

在我看来，当下的水墨画之所以用“新水墨”命名，是因为它创造性地打破了水墨画的学科界限，为传统水墨进入当代艺术领域提供了极大可能性，其中隐含了中国艺术家在跨文化视野中确认自己艺术方位的某种企图。同时，也昭示了“新水墨” 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传承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发展路径。不言而喻，当下“新水墨”现象的发生和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变革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它既是传统资源向现代资源过渡的文化征象，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更是全球化、多元化语境中中国画家的自觉选择和文化创新。纵观“水墨画”的变革之路，基本上是以“笔墨”为核心，其状态应概括为“在争议中前行，在探索中创新”。

    回溯历史，“水墨画”的概念古已有之，从古人对“墨分五彩”的认知到对“水晕墨章”笔墨效果的推崇，再到唐代王维对“水墨淡彩”画风的追求，水墨在古代文人眼中，墨即是色，色即是墨，是一种代表人生哲理、个人心性和情趣的视觉符号，它与“丹青”一词一起，常常被用来指代中国画这一领域的内容。然而，“水墨画”真正替代“中国画”词汇而进入大众审美视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却是在20世纪“85 新潮美术运动”之后，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水墨画”这一概念在突出材料功能方面深受人们青睐，诸如对新技术的应用，媒介、材料的混合，以及对新形式的探索，对新艺术领域的实验等等。因为这些原因，“水墨画”在从传统资源向现代观念的转变中，被重新定义，被看成中国前卫艺术的代名词而广泛流传。从此以后，水墨画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媒介和替代“中国画”的新名词而进入大众视野，它的出现，预示着水墨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对于近年来“新水墨”概念的出现，学术界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之所以选用“新水墨”这一名称，其实在本质上仍然坚持着中国的文化立场，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依然一脉传承。其“新”字的内涵，不仅是指时间，上的当代性，而且更加强调当代的文化思潮对中国艺术的积极影响。可以断定，“新水墨”概念的内核，直接指向“发展中最具创新意味的多元格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融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新水墨”的出现，把中国画带到了当代文化的语境中，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语言材料技法层面的变革，毋宁说是观念层面的革命性变化，因为“新水墨”已经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引导文化潮流，融入全球化格局中的国家文化形象。

    诚然，“新水墨”是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尽管它与传统笔墨和古典规范有着较大距离，尽管许多学者仍对水墨画的局限性表示异议，而且水墨画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瑕不掩瑜，进入21世纪以来，“新水墨”呈现出发展的态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所关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水墨画家在反思80年代“全盘西化”思想的基础上转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新水墨”开启了墨彩混合的新传统，受林风眠艺术的影响，一些画家在解构传统笔墨表现规范的前提上，引入大量色彩进入水墨画。还有一些画家更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充分利用冲、积、破、硬边拼贴、制造肌理等技巧，在“新水墨”画的表现方式上获得“突进性”的进展。

    受到当代艺术影响，“新水墨”越来越注重对观念的表达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表现，它已经跨越了架上艺术的边界，而向装置、影像甚至广告、卡通领域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抵抗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扁平化趋势，并与针对差异和本土的压制作斗争。在这个层面上，“新水墨”的出现的确具有不同凡响的开创性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水墨画的全面复兴和“中国画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

(选自《美术观察》2019年第5期，有删改)

中国建筑的“文法”

梁思成

一个民族的建筑有它自己的构造规则或组合方式，如同语言的“文法”。中国建筑就具有特殊的“文法”。

我们的祖先在选择了木料之后逐渐了解了木料的特长，创始了骨架结构初步方法——中国系统的“梁架”。这以后他们发现了木料性能上的弱点。当水平的梁枋将重量转移到垂直的立柱时，在交接的地方会产生极强的剪力，那里梁就容易折断。于是他们用许多斗形木块的“斗”和臂形短木的“拱”，将上面的梁枋托住，使它们的重量一层一层递减集中到柱头上来。梁柱间过渡部分的结构减少了剪力，消除了梁折断的危机。这是一种“文法”，而斗、拱、梁、枋、椽、檩、楹柱、棂窗等，就是主要的“语汇”了。

斗和拱组合而成的组合物，近代叫做“斗拱”。至迟在春秋时代，斗拱已很普遍地应用。它不仅可以承托梁枋，而且可以承托出檐，增加檐向外挑出的宽度。《孟子》里就有“榱题数尺”之句，意思说檐头出去之远。这种结构同时也成为梁间檐下极美的装饰。可能在唐以前，斗拱本身各部已有标准的比例尺度，但要到宋代，我们才确实知道斗拱结构各种标准的规定。全座建筑物中无数构成材料的比例尺度都以一个拱的宽度作度量单位，以它的倍数或分数来计算。宋时把每一构材的做法，把天然材料修整加工到什么程度的曲线，榫卯如何衔接等都规格化了，形成了类似“文法”的规矩。

中国建筑的“文法”还包括关于砖石、墙壁、门窗、油饰、屋瓦等方面，称做“石作做法”“小木作做法”“彩画作做法”和“瓦作做法”等。

屋顶属于“瓦作做法”。它是中国建筑中最显著、最重要、庄严无比、美丽无比的一部分。瓦坡的曲面，翼状翘起的檐角，檐前部的“飞椽”和承托出檐的斗拱，给予中国建筑以特殊风格和无可比拟的杰出姿态，这都是内中木构使然，因为坡的曲面和檐的曲线，都是由于结构中的“举架法”的逐渐垒进升高而成。盖顶的瓦，每一种都有它的任务，有一些是结构上必需的部分，略加处理便同时成为优美的瓦饰，如瓦脊、脊吻、重脊、脊兽等。

油饰本是为保护木材而用的。在这方面中国工匠充分地表现出创造性。他们使用各种颜色在梁枋上作妍丽繁复的彩绘，但主要的却用属于青绿系统的“冷色”而以金为点缀，所谓“青绿点金”。柱和门窗则只用纯色的朱红或黑色的漆料。这样，建筑物直接受光面同檐下阴影中彩绘斑斓的梁枋斗拱，更多了反衬的作用，加强了檐下的艺术效果。

至于建筑物之间的组合，即对于空间的处理，我们的祖先更是表现了无比的智慧。院落组织是中国建筑在平面上的特征，无论是住宅、官署、寺院、宫廷、商店、作坊，都是由若干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加以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络而成一院，或若干相连的院落。这种庭院事实上是将一部分户外空间组织到建筑范围以内。这样便适应了居住者对于阳光、空气、花木的自然要求，供给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使用，增加了建筑的活泼和功能。数千年来，无论贫富，在村镇或城市的房屋没有不是组成院落的。一样，在一个城市部署方面，我们祖国的空间处理同欧洲系统的不同，主要也是在这种庭院的应用上。

材料一：

《周易》认为，天地的根本功能是培育生命。天地的这种功能，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自然环境的功能。环境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环境指人居住的场所，这在地球上只占一小部分，这部分地方适合居住。而大部分地方不适合人居住，虽不适合人居，却与人有着密切关系，这些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蕴藏有丰富的供人生存与生活的资源。没有这些资源，人是无法在地球上生活的。所以，从广义来说，整个地球连同与地球有关系的宇宙均是人的环境。我们之所以称地球以及与地球相关的宇宙为人的环境，是因为它培育着人的生命。目前，在茫茫的宇宙中，我们还只发现地球这一个星球适合人居住。具有培育生命功能的天地，拥有两种重要的品格：

第一，生态的品格。《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生”的概念，包含生命与生态两个方面的内涵。《周易》虽然将人的生命置于首要位置，但没有忽视别物的生命，而且总是将人的生命与别物的生命联系起来。它强调的生，是万物的生，而不是人这一物的生。无妄卦《象传》云：“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朱熹解释此句，云：“天下雷行，震动发生，万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与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对时育物，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对时育物”，按照时令培育万物，强调“时”对育万物的重要性。所谓“因其所性，而不为私焉”，就是要求破除人类中心主义，即“不为私”，尊重他物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即尊重“其所性”。重视生命以及重视生态是中国天地概念的精髓。

第二，神性的品格。《周易》中的“天地”具有神性。观卦《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天”在这里就是指天地，《周易》中常有用“天”代替“天地”的情况，所以说“天之神道”就是说“天地之神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易》说的“神道”含义比较模糊，可以理解为神灵之道，也可以理解为神奇之道。《说卦传》云：“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显然，这里的神意在“妙”。妙，既是奇之至，也是美之极！概而言之，《周易》说天地具有神性，这神性指的是天地的不可知性、无限性、神秘性、神圣性。

说天地具有神性的品格，不管这神是否具有人格神的意义，其意图是明显的，那就是对天地要有一种敬畏感。《周易》强调天地具有神性的品格，促使我们更好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这不仅能让人类更好地从自然界获得更多更好的资源，而且能让人类更好地保护好建设好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家园。

（摘编自陈望衡《<周易>“天地”观念于环境美学的重要意义》）

材料二：

在宋代道学家们看来，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基本内容包括：

其一，面对自然界时，要有下对上、卑对尊的敬畏之心。张载指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二程、朱熹等人也认为，“万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为配而祭于明堂也”。宋代道学家把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运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在承认人类也是天地自然的产物即生态环境的产物的基础之上，肯定天地是孕育万物的“父母”。

其二，在依赖自然界时，要有“顺其自然”的平和愿望。宋代道学家们的环境意识告诉我们，人类要想依赖自然界正常地生存，就必须顺其自然，遵循自然界变化的客观规律。离开了这一点，人类的活动就会失度，故“人能顺其自然之理，乃为智也”。二程认为，“天地之道，至顺而已矣”，“观天地运化，阴阳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颓然乎顺，浩然乎归”。

一般认为，道学是以传统儒学为主体，吸收、糅合了佛、道二家思想而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其中，由于佛、道二家比儒家更主张顺应天道，更热爱自然，更关注生态环境，因此，其哲学思想中表现出更浓厚的自然主义的倾向和更具有进步意义的环境意识。

其三，在利用自然界时，要有保护自然环境的合理措施。在思考如何利用自然界、如何利用自然界的生物资源时，宋代道学家们认为，“天只是以生为道”，“天地之大德日生”，“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既然如此，就应“使万物无一失所者”，这既是“天理”，也是道德要求。因此，他们主张“本天道为用”“范围天用”，即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天地与人，合而成德”，“尽人道而合天德”。

其四，在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时，不要以自然界的主人自居，要把人看作与自然万物平等的一员，承认自然界的生物享有与人类相似的权利和价值。二程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在他们看来，一切人与物都是天地父母所生的，人是天地间自然万物中平等的一员，在天地面前人与人都是同胞兄弟，人同物都是同伴朋友。

（摘编自张全明《论宋代道学家的环境意识：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