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一个合适的诗词读本

钟锦

    ①我的老师叶嘉莹先生选编了一本《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出版后反响极好，出版社很快又推出一个“讲诵版”，并且附有二维码，扫描后可以听到先生自己的吟诵和讲解。这些讲诵有人在微信圈里转，我顺手点开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一首，一听之下即为叫绝。急忙买回，用了两天时间通读一遍。这一读，引起了我对“给孩子”的思考。

    ②“孩子”的年龄段最好先确定一下。宽泛些说，十八岁以下都算孩子，能够读诗总得到六七岁吧。六七岁前的孩子，其实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认识一个朋友，据说四岁就能背诵《长恨歌》，但现在记忆的诗词并不多，理解尤其不深入。而从六七岁到十八岁，起码有两个阶段，就以小学毕业的十二岁为界，前后的领悟能力实在是截然不同的。假如“给孩子”是给六七岁到十二岁的孩子，这个选择尤其应该慎重。

    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记忆力虽佳，领悟力却未成熟。除了罕见的天才，很少有可能真正领会那些精妙深微的诗词作品。叶先生自己就曾写下她读诗时的真实感受：“我想人的心灵大概也和肉体一样，是可以因摩擦日久而生胝起茧的。第一次摩擦接触的感觉，该是最鲜明生动而富有刺激性的，但是可惜我第一次读这些作品时，竟幼稚得没有感受的能力。等到我有了感受的能力，我的心灵对这些作品却已因摩擦日久而生茧了。如果家长并不只是想让孩子知道一些诗词，而是希望孩子能够从诗词中有所得，必须选择好给孩子的读物。

    ④选择不能只看名气。要说名气，《唐诗三百首》自然远远大过叶先生的选本。但那实在不是一个给孩子的好选本。《唐诗三百首》基本是从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中选出的，沈氏眼界极高，尽管编者孙洙尽了最大的努力选择众口流传的名篇，但对孩子来说，很多还是显得过于沉重了。那些寓意深刻的作品，不仅不能使他们理解，甚至会直接扼杀他们对诗词的兴趣。给孩子的诗词，应该考虑那个年龄段的孩子的领悟力，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然而，自《唐诗三百首》流行以来，如此朴素的道理似乎都被大家遗忘了。大家首先考虑的反倒是，____________________。

    ⑤我想，先生的这个选本在出版后反响极好，也许不经意间唤醒了家长对这个朴素道理的注意。她在《给孩子的古诗词》的序言里明确指出：“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要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从具体选目来看，不少算不上名篇的东西都入选了。比如杨万里，选的和李白、杜甫一样多，都是17首。先生特别说明：“像这样的诗没有什么深意可讲，就是将眼前的景物写得生动活泼，适合小孩子读，所以本书选了很多首杨万里的诗。”过于精妙深微的不便选择，是否就该刻意选些通俗，甚至庸俗的？所以给孩子选择诗词真的不容易。倘使孩子从小习惯了低俗的审美情趣，也许又使得他们终生不悟高致。孙洙编选《唐诗三百首》，本有其高远的一面，就是为了避免低俗，而要取代之前的《千家诗》。可惜矫枉过正，陷入失误的另外一端。先生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出于她天赋良好的鉴赏力，其选择丝毫不曾低俗。

    ⑥这个选本也许是当前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了，然而，我觉得仍可以再改进。先生的高龄使她疏忽了选本的真正定位：究竟是给孩子一个进入中国诗词的读本，还是给孩子一个了解中国诗词的读本。前者必须小心翼翼，防止任何可能损害孩子兴趣和能力的因素，以使他们逐渐将诗词内化进自己的生命。后者却只需要将基本适合孩子接受力的名篇，逐次向他们推送。叶先生无疑想提供前者，却向后者让了步。 因此，理想中最佳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仍需痛下狠手，对更多的名篇进一步删汰。当然，我们不该再苛求一位已经为诗词教育奉献了一生的高龄学者，更该做的，是沿着她指出的道路继续前行。

（节选自2017年2月7日《文汇报·笔会》。）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洁

在音乐学院，孙长宁看见一间门上写有“招生委员会”字样的房间，便推门进去。

“喂，孩子，请你出去，这是考场！”

孙长宁舔着由于几天来的疲劳、没有睡眠、不正常的饮食而变得干裂的嘴唇，十分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也是来参加考试的！”

“你来晚了，复试都要结束了！”

桌子后面的监考老师骚动起来，主考傅涛教授向擅自闯进考场的孙长宁严厉地瞪视着。

人们的淡漠使孙长宁那敏感的自尊心感到了极大的难堪，他真想退出这个使他的脊背冒汗的房间。

为什么还要赖在这里呢？走就是了，很简单，只要转过身去，扬起脑袋，拉开房门。他想起梁老师在弥留的时刻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不能走！必须把梁老师没有说完的话，没有做完的事，一生一世地、永不松懈地继续下去。他叉开两腿，比以前更牢地钉在那里。

他那低垂着的、羞涩的眼睛抬起来了——那是一双像秋日的晴空一样明澄的眼睛——坚决而迅速地说起来：“老师们！还是请你们听一听吧，哪怕是只听一个曲子！”

傅涛教授不由得细细地打量着这个固执而古怪的孩子。孩子手里那个装长笛的盒子不知为什么引起了教授的注意。盒盖左上角的护皮脱落了……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盒子似的。

“老师，让他演奏一下吧！”七位考生一齐为他力争。

就是这七个人，已经是难分高低上下，让教师们一个也含不得丢下啊！一股热乎乎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师的心！教师们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

孙长宁脱下了那件几个昼夜也未曾离身的大皮袄，摘下了大皮帽子。一缕柔软的、卷曲的额发立刻垂落到平平地展开着的眉毛上，带着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局促，孙长宁开始了演奏。

不一会儿，孙长宁自己就被乐曲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感动了。他不再记得这是考场，仿佛他重又对着那无涯无际的森林在吹；对着山脚下那像童话中的小木屋在吹，小屋顶上积着厚厚的雪，从凝结着冰花的小窗里透出了温暖的灯光。那儿，是他亲爱的故乡……

当明亮、质朴、优美的像散文诗似的旋律流泻出来的时候，教授被深深地感动了。从敞开的心扉里，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在这个考场上出现的人，一个优美而高尚的灵魂。那人和这少年一同在倾诉着对光明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不知为什么，他对这少年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歉疚。他是从哪里受到了这样严格而正规的训练呢？他的表现手法严谨而细腻。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引起了教授的联想。他又想起了那个好像在哪见过似的装长笛的盒子。

孙长宁轻轻地收住了音响。

傅涛教授却早已忘记了自己应尽的一个主考教师的责任，仿佛在参加一个精彩的音乐会似的，神情恍惚地说：“再演奏一个吧！”

孙长宁更自如地一个乐曲又一个乐曲地演奏下去。此时此刻，除了那片在春风里快乐地摇曳着嫩绿枝条的、朴实无华的白桦林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没有一个人愿意扰乱这些旋律在大家心里形成的感觉——干净的、纯洁的、向上的感觉。

那七个考生突然热烈地喊起来：“老师，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名！”

孙长宁觉得好像一下子被人从深谷推上了山巅。

“告诉我，这是谁写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的老师！”

“他现在在哪儿？”

“他……他在森林里！”

“在森林里？！”那飘飘渺渺、若有若无的呼唤一下子变成了鲜明而生动的形象，站在教授的眼前。难道真的是他？难道这个少年是他的学生？

孙长宁慢慢地把长笛放在教授面前的桌子上，又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叠乐谱，含泪说道：“这是老师留下的！”

在乐谱的封面上，教授看到了工整而熟悉的笔迹，端正地写着：“梁启明！”

啊！果然是他！教授想到那位最知己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抚摸着长笛和乐谱。这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勤于事业、忠于理想的人留在世上的全部东西了。是全部吗？啊，远远不是，他抬起一双泪眼，宽慰地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少年，拉过他的手，把少年人那热泪纵横的脸贴近自己的心田。不，生命并没有在那片白桦林中结束，往事也没有成为陈迹，这就是他的生命的继续。

夜晚，当孙长宁躺进教授那松软的、散发着肥皂的清新气味的被窝里的时候，从浅绿色的窗帘的缝隙里，他又看见……

陈年的腐叶在他的脚下沙沙地响着；风儿在树叶间飒飒地吹着；蝴蝶飞着，甲虫和蜂子嘤嘤地哼着；啄木鸟笃笃地波着。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叫了一声，又停了下来，从森林的深处传来了另一只鸟儿微弱的啼鸣，好像是在回答这只鸟儿的呼唤。远处，时不时地响着伐木工人放倒树木的呼声：“顺山倒——”“横山倒——”。这声音像河水里的波浪似的荡漾开去。突然，一种奇怪的声音传入耳际——它既不像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像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不像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像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像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像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它是童话里的那支魔笛吗？在一片已经伐倒了不少树木的林间空地上，和爸爸住在一个帐篷里的从北京来的梁老师在吹着一根长长的、闪闪发亮的东西。

朦胧中，梁老师弥留之际的话萦绕耳际：“总有一天，春天会来，花会盛开，鸟会啼鸣。等到那一天，你到北京去。那里，一定会有人帮助你继续完成……”

（有删改）

生长在历史中的青藤

①我此来绍兴，是寻访青藤书屋，凭吊受尽人世间垢辱、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明代文学艺术大师徐渭的。

②走进书屋大门，迎面是一个小小的冷清的园子。园子尽头是一间后人重建的前后两室的老式瓦房。前室正中悬挂着明末大画家陈洪绶题写的“青藤书屋”匾额和徐渭画像，南窗上方有徐渭手书“一尘不到”匾。

③眼前的书屋与徐渭自己所画的“青藤书屋图”已大相径庭。徐渭的画上，是几间排列不规则的草屋，正如他在画上所题，“几间东倒西歪屋”。徐渭的晚年直至去世都是在那几间草屋中度过的。尽管书屋为后人重建，但确是在青藤书屋的故址上，这是毋须怀疑的。书屋旁的小天井里，那十尺见方、徐渭所称“天池”的小水池还在，天池正中竖有一方形石柱，上刻“砥柱中流”四字，也是徐渭手笔。靠墙，青砖砌成的花坛上，那一棵郁郁葱葱的青藤虽为后人补植，但在那同样的位置，徐渭手植的一棵青藤也确实蓊郁过。倔强孤傲长于顽石之中而终年葱绿的青藤正是徐渭的精神象征，而“此地通泉，深不可测，水旱不涸，若有神导”的天池，不正暗寓着徐渭永不枯竭的才情？无怪乎他以“青藤”“天地”作为自己的别号了。

④我在这徐渭狂啸过、痛哭过的青藤书屋里久久地低徊默想，一阵阵寒意透进骨髓。这位旷世奇才，诗、文、书、画俱佳的艺术大家，并非恃才傲物的狂狷之士，仅从他的《镜湖竹枝词》即可看出，他是热爱世俗生活的啊！可世俗生活却怎么也容不下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刚刚成年时就给他预设了种种打击——直到他去世。徐渭少年时便才华显露，可却连续八次乡试未中。他当过幕宾，参加过抗倭斗争并立了功，参加过反奸相严嵩的斗争，曾六次坐牢。他一生穷困潦倒，晚年靠卖书画度日。为了生存，数千卷心爱的藏书也变卖一空，最后在贫困交加中离开了人世。

⑤这便是天才的命运吗？但他绝不向命运低头，绝不向世俗低头，即使在贫困之中，也不接见来拜访他的达官贵人，更不给他们写字作画，而宁愿将其字画，“闲抛闲掷野藤中”。

⑥我想，设若命运改变一下徐渭的品格，他的人生又将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假如他不那么张扬个性，以他的才华，在科举考试中会一路顺利，那也就成了几品大员，锦衣玉食、宝马香车少得了吗？即使科举不中，随和一些，隐忍一些，找关系，托门子，拿自己的作品当礼送，在哪家权贵门下做个清客，总是可能的吧，也可衣食无忧，免遭冻馁啊！

⑦当我踱进展室，看见《黄甲图》和《墨葡萄图》时，立即否定了自己荒唐的设想。徐渭笔下的汪洋恣肆，乃是一个天才画家内心深度焦虑的宣泄。正是这种宣泄，构成了他艺术的精魂。他是那样的孤高，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卓尔不群，那样的反叛正统。要这样的艺术天才、反传统的斗士去迎合世风、摧眉折腰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真的放弃坚守，出卖自己，他还能做这水墨淋漓、恣肆放纵的画吗？还会有强心铁骨、才横笔豪的书法吗？还会有血气奔涌悲声如诉的诗文吗？不，不会有了。那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称道的徐渭了。往深里想，命运也是公正的。在他那神秘之手的一再敲打下，徐渭落魄、困顿、遭受诟辱，在贫病中死去；但同是这敲打，又造就了徐渭独特的、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品格。

⑧命运之手敲打过古人，也敲打着今人，还将敲打未来之人。我们都是命运之手的受众，区别只在于受者的态度和取舍。司马迁接受了宫刑，选择了《史记》；屈原接受了放逐，选择了《九歌》《天问》；秋瑾放弃了阔太太生活，选择了舍生取义……

⑨我是来凭吊徐渭的，本以为能在凭吊之后走笔行文，痛斥龌龊的世俗，给徐渭以真挚的悲悯，不想倒是徐渭先生悲悯了我。尽管我未遭冻馁，但我有属于我自己的哪怕一小片精神领地吗？有徐渭那种“深山无人收，颗颗明珠走”的坚信自己是明珠的自信吗？

⑩我站在书屋前，久久地、久久地凝视着眼前的青藤。这株在人们心目中存活了400多年的青藤啊，它曾经蒙尘，曾经遭垢，曾经枯萎，便它却从不曾死亡。时间的推移，只会使它愈益葱茏。而且，不管今后世事如何变迁，它也会永远葱茏下去。——这株青藤已生长在人类的历史中了。

烟火漫卷

迟子建

文本一：

刘建国驾驶着“爱心护送”车从道里出发，去南岗的一家医院接翁子安时，是清明节的前一天。

翁子安是一周前来哈尔滨入院的，他这病来得急，脱离危险也快。他提前办好相关手续，给刘建国打个电话，以老朋友的口吻说：“嗨，我又来了，明天接我出院吧，时间不变。”

刘建国第一次接到翁子安的电话，是三年前的阴历二月初二。也许是被医院门前泛着蓝光的路灯给映照的，翁子安给刘建国的第一印象，显得阴郁。他四十上下，背一个黑白色双肩包，中等个，瘦削，浓眉，发丝波痕似的微卷，轮廓分明，气质不俗。翁子安羚羊似的奔向车子，熟练地打开后厢门，轻盈地跃上车，说：“往太阳岛开。”之后他放下双肩包，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取出一本书读起来。

车过松花江桥时，与江面上自由的风，大面积遭逢。翁子安放下书，聆听风声。待到风声骤然衰落。他知道江桥已过，吩咐刘建国：“往绥化开。”

刘建国那时感觉自己像是遭绑架了，任由驱遣。而他并不反感，翁子安与他的寻找对象年龄相仿，属于这个年龄段的陌生男性，总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当然，因为多年没有寻到因自己而丢失的朋友的孩子，这个年龄段不断变幻，从婴幼儿到少年，再到成年，一路跟着他在寻人空间静悄悄地成长，而刘建国也奔七十了。

他们到达绥化时，曙色微露。翁子安让他停车，说要打点肚子。他们进了一家早点铺，吃了猪头肉、豆腐脑和葱油饼，之后又一起进理发店剃头。饭钱翁子安率先结了，所以刘建国抢着结了两人的理发费。刘建国的头发白了多半，而翁子安微卷的头发是漆黑的。他们剪下来的发丝混合在一起，先于他们而握了手。

他们再上路时，翁子安突然问：“过了七十岁，您就不能开这车了吧？”

刘建国摸了摸自己的头，说：“我看上去很老了么？”

翁子安说：“别人讲您的故事，我知道您的大概年龄了。但您看着真不像，要是把头发染黑，多说五十岁吧。还有，您看上去酷帅酷帅的！”

刘建国苦笑一声，反问一句：“酷帅？”

翁子安点点头，说：“要是需要，我可以帮您改档案。您要是改年龄，是为了能开车去找孩子，这个高尚！”

就是这番话，让刘建国对翁子安有了好感。他说虽然自己是翁子安的长辈了，但不习惯别人以“您”称呼他，请翁子安像别人一样，叫他刘师傅或是刘建国。

翁子安很快作出选择，以兄弟的口吻说：“遵命，刘建国。”

他们不约而同向对方伸出了手。翁子安的手很凉，刘建国也就多握了一刻，把他的手焙热。

他们再次上路，翁子安给出的目的地是北安。车最终到北安的一家汽修厂停下，翁子安跟刘建国结算路费，给了他双程费用，让汽修厂的师傅，搬出一台半新的摩托车，抬到“爱心护送”车上，说是空车回去浪费汽油，这台摩托车顶一个人的费用。翁子安塞给刘建国一张写有一个人电话的纸条，说这台摩托车是送他的，进城后打电话问一下送货的具体位置。

刘建国回到哈尔滨后给接货人打电话，才知道他是翁子安新结识的病友，一个泥瓦匠，常年干装修贴瓷砖，累伤了腰。他可能无意中说自己骑一辆破旧的电瓶车，奔波在城市，所以翁子安才送他一台性能好的摩托车。

翁子安以后再来哈尔滨急救，无论出院是回嫩江、富锦还是尚志，刘建国返城时，他总是让刘建国捎点东西，付双程车费，不让刘建国空跑回去。有时捎的是物——工艺品或土特产，有时捎的则是人——通常是搭顺风车去哈尔滨看病的。

这次刘建国接到翁子安，感觉清冷路灯下的他，就像一根冰冷的铅笔，更加的瘦削，也更加沉默。刘建国没问他是在哪儿发的病，只问他这次去哪儿。

翁子安说：“过阳明滩大桥，先到松北去。”

刘建国点了点头。

翁子安上了车，依然是调亮蓬灯，躺在担架上捧起一本书。刘建国发现翁子安在读书上是个杂食动物，有时读哲学书，有时读医学和植物学的书。刘建国忍不住问他，这次带的什么书？他淡淡回道：“桥梁建筑。”

刘建国心想，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

文本二：

2019年岁末，长篇初稿终于如愿完成了。记得写完最后一行字时，是午后三点多。抬眼望向窗外，天色灰蒙蒙的。我穿上羽绒服，去了小说中写到的群力外滩公园。十二月的哈尔滨，太阳落得很早。何况天阴着，落日是没得看了。公园不见行人，一派荒凉。候鸟迁徙了，但留鸟仍在，寻常的麻雀在光秃秃的树间飞起落下。它们小小个头，却不惧风吹雪打，该有着怎样强大的心脏啊。

我沿着外滩公园猩红的塑胶跑道，朝阳明滩大桥方向走去。

这条由一家商业银行铺设的公益跑道，全长近四公里。最初铺设完工后，短短两三年时间，跑道多处破损，前年不得不铲掉重铺。如今的塑胶跑道早已修复，它早以全新的面貌，更韧性的肌理，承载着人们的脚步。去冬雪大，跑道边缘处有被风刮过来的雪，像是给火焰般的跑道镶嵌的一道白流苏。

还记得去年十一月中旬，长篇写到四分之三时，我从大连参加完东北学术会议，乘坐高铁列车回哈尔滨。

透过车窗望着茫茫夜，第一次感觉黑暗是滚滚而来的。一个人的内心得多强大，才能抵抗这世上自然的黑暗和我不断见证的人性黑暗啊。列车经过一个小城时，不知什么人在放烟火，冲天而起的斑斓光束，把一个萧瑟的小城点亮了。但车速太快，烟火很快被甩在身后，前方依然是绵延的黑暗。这种从绽放就宣告结束的美好，摄人心魄。所以回到哈尔滨后，我给小说中的一个历经创痛的主人公，放了这样一场烟火。

（有删改）

【注】文本一为迟子建长篇新作《烟火漫卷》的节选，文本二是迟子建《烟火漫卷》后记。

材料一：

党参5g、黄芪5g、麦冬3g、红枣10g……这段时间，服用中药茶饮“火出圈”，成为风靡网络的“时尚养生方式”。可以现熬现喝，甚至还能根据个人体质调配药材，实惠、方便又好喝的中药茶饮吸引了不少年轻人，令广大网友感叹“原来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房”。

在奶茶、咖啡等饮品研发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各种花式新品令广大消费者应接不暇，得到的褒贬也不一。这种情况下，早就拥有极高国民度的中药茶饮又何以迅速“突出重围”?

事实上，这恰恰反映出大众心底对国内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关注与认可。从客观角度讲，相较于市面上许多商业化产品可能含有的添加剂及食品安全风险，中药茶饮具备药理学原理，材料安全透明，让人喝着放心，更能赢得消费者青睐。从现实反馈看，许多人品尝中药茶饮后纷纷表示其“风味独特”“价格美丽”“健康养生”，完全凭实力打败市面上各种甜腻饮品，更“点亮”了传统配方的“当代优势”。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药茶饮之所以不必费心营销就能持续热卖，一定程度上还源于年轻群体对中医药文化的热情呼应和积极推广。如今，有更多年轻人愿意亲近中医药文化。面对底蕴深厚的中医药传统文化，他们更乐于主动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培养自身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向往和美好旨趣。无论是开方抓药还是记录感想，其实都是他们主动亲近、学习、理解、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式，其效果价值往往更胜于传统形式的科普与说教。

在更大意义上讲，此次中药茶饮的火热，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展现自身时代活力与价值的案例。这同样启发我们，要想更好地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传统文化，不妨让其更主动贴近当代人的工作生活，用中医药的文化魅力和真材实料吸引大众关注、感悟其中内涵。在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医借助网络，在社交平台上成为“网红”，以专业知识开展科普、讲述养生之道，收获各年龄段的粉丝。

中药茶饮供不应求、掀起社交媒体热潮的事实更有力说明，这届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把优秀传统文化“宠成时代顶流”。相信在广大公众的普遍热情、包容与探索中，中医药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更好地展现自身底蕴，凭实力“出圈”，激发更大的时代魅力与光彩。

(摘编自陈之珙《年轻人中意中药饮方，优秀传统文化时尚不减》)

材料二：

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诺贝尔奖，令公众重新审视土生土长的中医药。尽管青蒿素是我国药品管理法实施后批准注册的第一个新药，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为数不多的创新药，但由于历史原因，青蒿素的知识产权被跨国药企占有。幸运的是，诺贝尔奖承认了屠呦呦的首创性，40多年后，这项拯救上百万生命的成果，才被盖上了“中国印”。

屠呦呦在青蒿素的研究上遍查典籍、多方分析。直到有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原来青蒿汁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是绞汁而非煎服。屠呦呦意识到温度可能是提取的关键，实验结果验证了科研设想，制备出的黄花蒿提取物具有明显的抗疟效果，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为100%。经历了13年的艰苦奋战，在屠呦呦科研团队数百名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在海南疟疾区试用青蒿素胶囊并取得了明显的疗效，终于打开了开发新抗疟药物的大门。

尽管屠呦呦称，阅读了2000多本中医古籍才找到青蒿素的提取办法，但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寻找创新药，这种“笨”办法仍不啻为一条捷径。西方传统筛选新药方法如同大海捞针，一些发达国家因而凭借技术优势，大力发掘世界各地的传统药物。如果我们捧着金饭碗，却既不愿花笨功夫，也缺乏新手段，拿不出几个像样的一类新药，还得花高价进口原研药，这实在让人汗颜。

近年来，我国中药秘方大量流失，商标在国外屡遭抢注。“洋中药”纷纷在我国境内抢注中药专利，中医药竟成了国外企业的摇钱树。然而，中国创新的成果，不能总寄望由国际性的学术荣誉来认可；中国创新的资源，也不应常用“秘不示人”来保护。屠呦呦获诺贝尔奖，青蒿素进入大众视野，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以有效措施，开发和保护中医药这一宝库?

中医药属于国人的原创知识，可惜的是，因为保护不当，成了“无主公地”，被疯狂攫取无偿开发。另一方面，流传于民间的中医偏方受相关政策的制约，应用空间越来越小；一些验方秘不外传，也只能老死山林、悄然泯灭。中医药的开发利用，不只是加盖“防盗水印”，撑开法律“保护伞”，让中医药姓“中”，为人类健康造福，刻不容缓。

(摘编自《如何为中医药盖上“中国印”》)

材料一：

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血缘的意思是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亲属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的确多由于生育而少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生育是社会持续所必需的，任何社会都一样，所不同的是说有些社会用生育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来规定各人的社会地位，有些社会却并不如此。社会的稳定是指它结构的静止，填入结构中各个地位的个人是不能静止的，他们是要死的，不能永久停留在那里。血缘社会就是想用生育去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到现在固然很少社会能完全抛弃血缘继替，但是社会结构如果发生变动，完全依血缘去继替也属不可能。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个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但是人毕竟不是植物，还是要流动的。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个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地和工作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个社群就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是，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个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选摘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与地缘》）

材料二：

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渐渐地被解构、重塑抑或稀释，进而演化成为陌生人社会。然而，我国乡村社会形态的变迁并不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简单的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在“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乡村社会形态——笔者称之为“虚拟型熟人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大量中青壮年为了寻求生计，逐步涌向城市社会。学术界大多认为这一现象证明乡村社会走向衰败，并作出“乡村社会没有未来”的学术判断。但在互联网实践与乡村社会交融发展的今天，工作和生活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村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在线上平台实现虚拟交流，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留守村民与打工村民的“数字关联”。村庄治理主体可以把乡村公共议题发布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同时空下的本村村民便可以就议题展开对话、讨论与协商后作出决定。

互联网实践不但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也为强化公共舆论约束机制带来新的契机。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里，村民之间互动而形成的乡村社会舆论是村民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数字时代，即使大量青壮年村民常年不在乡村社会生活，公共舆论同样能够基于互联网实践来约束村民之间的交往行为，给破坏乡村道德舆论的村民带来沉重的道德压力。

互联网实践把基于血缘、地缘而组建的乡村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复制到数字平台上，为传统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精神注入动力，呈现熟人社会运行逻辑的新形态。比如，个别村民在城市打拼多年，结识了不同的企业老板或工友，有机会获得老板或工友会在微信群等数字平台里发布一些用工信息，为留守在乡村的村民找工作提供渠道。此外，由于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乡村社会中婚丧嫁娶事宜大多数都会在村微信群通知，虽说打工村民不能到场，但是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来表达对“办大事”村民的祝贺。这种交往方式虽说少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亲密性接触，但却维持村民之间的互帮互助精神。

互联网实践还赋予传统熟人社会中的乡村记忆以新的展现形式，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瞬间切换，重构熟人社会的乡村记忆因子。比如，乡村社会可以在数字平台上举办具有地方特色民俗活动使得乡村记忆在“线下”和“线上”双向建构。打工村民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赋权对特色民俗互动进行重构，并与村庄建立起新的联络机制，使得乡村记忆的传承得以继续。在乡村记忆演绎的过程中，村民能够平等地参与、观赏及评论乡村的特色民俗活动，也有助于形成乡村记忆的共同意识，进而强化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

（选摘自郭明《虚拟型熟人社会：一个新乡村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