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8年1月2日，支付宝发布2017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去年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比为82%。

    据统计，2017年，全国超过30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先后支持支付宝；2亿多市民通过支付宝城市服务“窗口”共办理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100多种服务；4000多万户小商家利用二维码贴纸实现收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城镇市场空间广阔。县城的移动支付用户占比为19.6%；省会城市占比为19.0%；农村地区占比为17.0%。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1月3日报道）

材料二：2014—2020年中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及同比增长走势

材料三：

    所谓的条码支付，是指银行或支付机构应用条码技术，实现收款人、付款人之间货币资金转移的业务活动。

    出门打车，掏出手机扫一扫车上的二维码，轻松支付车费；下馆子吃饭，手机上的二维码被收银员扫码枪扫了后，立马埋单走人……扫码支付手段，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近年来条码支付业务快速发展，在小额、使民支付领域显现出门槛低、使用便捷的优势，市场份额持续增长，成为移动支付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同时，条码支付的技术实现方式和业务风险相对传统银行卡支付具有其特殊性，部分市场机构在业务开展中也存在扰乱公平竞争秩序、支付风险防范不到位等问题。

    为鼓励并规范金融创新，促进条码支付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印发了《条码支付业务规范（试行）》，并配套印发《条码支付安全技术规范（试行）》《条码支付受理终端技术规范（试行）》，自2018年4月1日起实施。

（摘编自中对网2017年12月28日报道）

材料四：

    据介绍，我们进行扫码支付时，手机或者商户的收银机每次生成的条码都是不同的，对于这种动态条码支付，人民银行规定，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其中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可以自主约定每天的累计交易限额；采用两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但其中不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5000元；采用一种有效方式进行验证的，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应超过1000元。

    而对静态条码支付，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商户贴在墙上或者打印好的二维码支付，无论采取什么交易验证方式，同一个客户单日累计交易金额都不能超过500元。若个人客户需更多条码支付额度，可采用包括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的方式对交易进行验证。

    在不少移动支付用户看来，国家出台针对二维码支付的相关管理规范，在对日常使用影响降到最低的情况下大大提升了移动支付的安全性，无疑是一件从用户角度出发的“大好事”。

（摘编自《南方日报》2018年1月4日报道）

诗心，需要被激活

——访《中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康震、蒙曼

2月7日，央视文化类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在人们如潮的关注中落幕。睽违一年，诗词大会似一股清流，火爆春节荧屏。

记者：有网友给节目留言：“东坡饮酒、秦观夜话；稼轩论剑、清照煮茶。高冷的文化节目让电视节目有筋骨、有诗意、有温度。”曾经以为，诗词已远离，没想到，它一直与我们相伴。

康震：“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如果你在3000平方米的演播现场，会感到更震撼。节目第二季与第一季相比，加入了《诗经》、毛泽东诗词等内容，设置了“飞花令”这一环节，使比赛更激烈，更具观赏性。

诗词大会的热播，让我们看到古典诗词非但没有在历史的演进中湮没，反而拥有更多潜在拥趸。中国古典诗词始终扮演着记录历史、记录情感的重要角色，我们曾一度忽略它，但它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读诗、品诗帮助我们这些忙碌的当代人寻找穿越古代经典的准确定位，在上下几千年的传统坐标中，找到属于每个人的精神归宿。

诗词大会让我们重新看到了文字之美、音律之美、意境之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具有无可限量的审美潜力，你有多少情感要表达，有多少思想要表现，我们的语言文字就有多少美学潜质供你发掘，这就是经典历千年而不衰的原因。

蒙曼：中国人的诗心一直都在，需要被激活。有了去年节目的预热，今年的火爆，我觉得理所应当。

诗心不死，诗情犹在。“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明丽的色彩，顿挫的节奏，温暖的情怀，这就是诗词的美。当我们享受着美，享受着来自《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浸润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走近诗词深处，与一个个诗人对话，在诗词意境中，感受着辞藻之美，心境之美，唤醒心底最温暖的记忆，应当成为现代人可以亲近的生活方式。

记者：“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通过诗词大会，我们认识了一位位最普通的诗词热爱者：农民白茹云、快递员曹中希、乡村医生、支教教师……不分年龄，不分职业，在舞台上，讲述他们的诗意人生。和选手接触的过程中，你们有怎样的感受？

蒙曼：节目之所以叫《中国诗词大会》，说明答题、夺冠并不是主要的，追求的是以诗会友的精神传统，是诗意盎然的生活情趣。

第一场出现的小学教师刘泽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刘老师是农村孩子，家境不好，小时候家中仅有的一本书是毛主席的诗词集，这就成了他的文学启蒙书，也让他爱上了诗词这种文学形式。高中毕业后，刘老师没有考上大学，就到建筑工地打工养家。但他是个特殊的农民工，每天早晨比别人早起两个小时，背诵唐诗宋词。从背诵到创作，刘老师的才华被县里领导发现，要给他安排一个秘书之类的职位。但刘老师坚持要做一名小学教师，带着孩子们继续读诗。在困境中，他不曾忘记自己的精神追求，同时还努力点燃别人的精神追求。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诗意人生。

记者：“为什么要背诗？我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博爱而敏感的心灵，能有诗的情绪，感动于花开花落，落泪于天边一丝流云。”叶嘉莹先生曾经这样说。但在紧张的生活之中，人们常常抱怨没有时间看书，没有时间诵诗；而孩子们在课堂中却因学习压力，无休止地背诵、答题，失去了感知诗词之美的耐性。浸润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在当下如何被唤醒？

蒙曼：每个人和诗结缘的情况都不一样。我小时候因为读唐诗故事喜欢上中国诗词，我喜欢把诗文和它背后的时代结合起来思考，所以我现在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也可以经由更多的方式亲近传统文化，还可以和更多的同好交流。我们的诗词大会是一个例子，前两年“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引发几十万跟帖也是一个例子。

诗歌，不长。在这个快速前进的社会，利用零星时间读诗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余暇的片刻，你拿起一篇五言绝句，仅仅二十个字，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不同的情境，让你沉静下来，感受你和古人之间生命状态的沟通，体悟那份触动和暖意。

所以，我理解的诗教，不是简单的背诗，而是体悟诗中的美，因此产生爱惜美的欲望，这就是善。由美育导向德育，从一个敏感的人成长为一个善良的人，诗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

康震：古典诗词是中国人最经典的情感表达方式，最具中国特色。说是古典，其实并不古，因为诗词形式在信息时代并不过时，无论是微信微博，还是各大网站，都可以看到古典诗词的元素，它已经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古典之古常常为今日之大用，这个大用就是涵养民族气质，孕育民族品格，培育民族精神，展现民族风貌。人们需要经典，也需要对经典的阐释。经历了上千年的时空转换，后来者很难凭借现代汉语穿越时空感受古典美的全部魅力。这就需要经典的阐释者拨开重重迷雾，为我们展现经典丛林的深层景观。这是一个普及、传播的过程。需要政府、社区、学校、家庭、民间共同推动，形成合力，使中国诗词教育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

（选自《光明日报》记者：靳晓燕）

材料一：

    芯片，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芯片组，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芯片组合。它们相互依赖，组合在一起能发挥更多作用，比如，计算机里的中央处理器（CPU）及手机中的射频、基带和通信基站里的模数转换器（ADC）等，就是由多个芯片组合在一起的更大的集成电路。而集成电路是非常精密的仪器，其单位为纳米。一纳米为十万分之一毫米。这就对设计、制造工艺都有非常严格、高标准的要求。一颗芯片的制造工艺也非常复杂，一条生产线大约涉及50多个行业、2000—5000道工序。其中，光刻是制造和设计芯片的纽带，目前光刻机领域的龙头老大是荷兰的ASMI，已经占据了高达80%的市场份额，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最先进的EUV光刻机全球仅ASMI能够生产，售价都超过1亿美元。

自1993年1月以来，英特尔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个人计算机所用的CPU处理器中，英特尔就占据了八成分额。人们耳熟能详的奔腾、赛扬、酷睿等处理器都来自英特尔。目前，英特尔的年营收率仍然在继续增长——无论是从PC，数据中心服务器，还是物联网芯片。而在手机芯片中，高通是另一大巨头，目前国内除了华为、三星等手机厂商外，其余安卓手机厂商采用的全部都是高通处理器。除了购买芯片的费用外，高通还向每台手机收取专利费用，有100多家手机厂商都与高通签订了购买专利的协议。海关总署公开信息显示，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从2015年起已连续三年超过原油，且二者进口差额每年都在950亿美元以上。其中，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量高达3770亿块，同比增长10.1%；进口额为2601亿美元，同比增长14.6%。而同期中国的原油进口总额仅约为1500亿美元，中国在半导体芯片进口上的花费已经接近原油的两倍。

摘编自《一颗“芯”是如何炼成的》（《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23日）

材料二：

2016年3月，美国政府以中兴通讯及其三家关联公司违反美国相关出口禁令为由将中国最大的通讯公司之一的中兴通讯列入出口限制名单，限制美国供应商向中兴出口包括芯片在内的美国产品。2017年3月，中兴通讯与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中兴通讯同意支付约8.9亿美元的罚金。同时，美国商务部针对中兴的3亿美元罚金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被暂缓执行。此后，中兴被从美国出口限制名单中移除，中兴与美国供应商的业务恢复正常。

    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又发布声明说，由于中兴通讯公司违反与美国政府去年达成的和解协议，将对该公司执行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这意味着7年内美国企业不能向中兴提供产品。5月9日，中兴通讯宣布受美国制裁影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2018年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也表示，美国政府尚未与中国政府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但他表示，对中兴执行禁令也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益。特朗普预想可能会要求中兴支付高达13亿美元的罚款，并且更换管理层，成立新董事会，并采取“非常、非常严格的安全规定”，还预想中兴未来将从美国采购很大比例的部件和设备。

（摘编自《美国尚未与中国就中兴事宜达成任何协议》（新华网2018年5月23日）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因为不掌握某些领城的核心技术，我们有时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甚至被卡脖子、牵鼻子没有安全和主动权可言。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我们“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摘编自中商产业研究院等发布的资料）

材料一：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遍布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更活在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乡土、我们的语言、我们的风习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深刻体会古老文化的生命力，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与古代世界和当今世界的重要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中华文明彰显积极性，体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个人要以天为榜样，对人生抱有积极的态度。中华文明还彰显实践性，体现为注重经世致用。孔子在古代被视为“圣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子努力以自己的品格和言行改变社会风气，希望“天下归仁”。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不同文化崇尚的东西存在差异，有的尚文、有的尚武、有的尚德、有的尚一、有的尚化。不同的崇尚决定了不同文化的发展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自己崇尚的东西。如《周易》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庄子的“与时俱化”等名言，就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化”的推崇。尚化让中华民族能够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积极包容和学习不同的事物，并且不惧变化、勇于变革，从而让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一是君子的人文精神。君子多指受过良好教育、道德比较高尚的人，被认为是完美人格的典范。二是中庸的辩证精神。中庸的“中”指的是准确、不偏不倚，“庸”指的是平常、正常。三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神话中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传说，历史中的赵氏孤儿、卧薪尝胆等故事，都体现了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艰苦奋斗、百死不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还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

今天，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要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贡献强大文化力量。

(摘编自王蒙《让我们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材料二：

中国是流动性社会，历史上多民族在跨区域流动中繁衍生息、友好互动，在多民族频繁接触和密切往来的互嵌居住格局下，传统文化得以转化创新。统合与分化更迭中，历代中央政权注重以儒家文化治国理政，“儒家学说自汉代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经过不断完善，到宋代又经历了新的改造，而且日益具有生活伦理规范的意义和社会教化的功能。”其倡导儒家宣扬的“天下一家”“仁政爱民”“忠孝为本”“血亲人伦”“崇德尚义”等伦理观念，适应“大一统”需要，在社会动荡和战乱纷争中，有效消弭民族冲突和地方割据。历代统治者以尊孔崇儒确证身份，祭祀孔子、修建孔庙、设儒学、行科举。在民族地区，主要通过迁入这一地区的汉族人传播、中央王朝委任官员推行思想教化、地方开办官学教育等方式，传播儒家思想，促进文化互渗。

多民族聚居区云南建水孔庙的兴建，是儒家文化流入民族地区，实现文化融合与文化共享的典型。据《重修指林禅寺碑记》记载，云南“隔越中夏万有余里，而临安尤极要荒之外，密迩交广，南向望元江、车里、八百诸夷”，因距离中原较远，管辖难度大，所以采取“罢宣慰司置府以理其民，立卫以总其兵，文武并用而威德兼施，并建儒医阴阳诸学，俾志学游艺者有所归就”的措施对当地进行教化和管辖。儒学以教育和教化方式，给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内化于当地民众庙学、洞经、祭祀等日常生活和社会建设中，成为促进各民族共同生活的重要文化基础。

人群流动下儒家文化影响力在中原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民间戏曲———迪庆维西大词戏中亦有体现。大词戏以儒家“忠孝节义”价值理念为底色，在传播过程中借鉴纳西族和汉族的山歌小调，以及藏族、傈族和纳西族等舞蹈动作，展现出地方多民族文化的互融共通特质，有《精忠岳传》《日连寻母》《岳母刺字》《平天下》等剧目。在青海士族文化中，受明代军屯和移民影响，以庆祝丰收为目的的纳顿节也有儒家忠义思想的身影。如纳顿节俗三国军傩戏《五将》《三将》《关王》，在关羽、刘备、张飞、曹操和吕布的战斗叙事中，歌颂关羽的英勇和忠义，展现儒家文化与士族文化的和谐共融。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和生存条件相契合。儒学的运用和传播体现了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与交融，在与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多民族对民众享有相同文化的认同，自觉将其作为形塑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理念，并转化为共同生活的具体实践，进而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对巩固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林继富、闫静《基因赓续与价值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一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可谓登高一呼，山鸣谷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张扬申说，自不待言。“君子”一词，在《孟子》中出现82次、在《荀子》中出现了304次，其推波助澜，可谓不遗余力。与儒家学派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说“君子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等，都是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判然有别，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和称许。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君子人格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其中广为人知的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这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描绘，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概括。

由孔子孕育培养、诸子百家呵护成长的君子人格，在此后中华文化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景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代典籍中星罗棋布，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仪及家教家训中，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缘于“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礼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诗经》）的观念。

君子概念历久而弥新，至今仍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当今社会尽管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不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于被人看作君子，而决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人群，包括社会底层老百姓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像血液一样涌动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等等，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君子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是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材料二  如果说圣徒、绅士、骑士、牛仔是西方文化人格的表征，那么中华文化人格则体现为“君子”。君子文化，无疑是联系中国人的血脉之根，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权力式微。君子不再纯粹作为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以道德修养的践行者被儒家所推崇，并赋予新的人文内涵，一举成为济世的高标。由此，君子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新君子群体”产生。新君子群体通过推广“六经”，强调仁爱精神，播下了人文思想的种子。君子形象成为文学家们最为迷恋的书写对象。从《诗经》起，中国文学塑造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的君子形象。有岳飞、关羽等忠烈君子，有赵云等勇毅君子，等等。

当然，君子毕竟是楷模、典范和高标，做个君子自然不可能没有门槛。因此，君子文化对于君子的外在和内在都有质的规定。就外在而言，君子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有标配。如“毋侧听，毋噭应，毋淫视，毋怠荒”。当然，对于君子的内在要求更为恢弘、深远。修身养性是低配，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终极目标。欲实现这样的高标，主要依凭才学。不仅需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还得富有文人雅趣。当君子内外兼修，自然就剔除了权势阶层的倨傲，增加了温良恭俭让等人文内涵，从而成为一种美好的文化精神流淌在中华大地上。哪里有君子的身影，哪里就播撒了君子文化的种子。

君子文化是中华文化最具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基因。一些人因为与世俗生活完全同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半人”。完成了君子人格塑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人”。或者说，不少人不过是一次性活着，只有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才可能让精神传承，才可能不朽。做个君子，不但预示了人生的方向，而且确立了最具终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追求。既是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又是中华文化人格的品牌标识。

弘扬君子人格的正能量，是传播中华优秀君子文化的必由之路。培养新一代有操守、有担当、有襟怀、有胆识、有雅趣的新君子，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悲悯情怀、生命意识和人文素养。传承君子文化的优良基因，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同时，应该正视君子文化的瑕疵，君子一度被矮化为“文弱书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显然是对君子的误解。君子不等于文弱，君子文化不等于腐儒文化，不等于失去了血性和勇武。当下，君子文化的式微，源于精致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大行其道，以及现代性焦虑和人文精神信仰的断裂。事实上，当下是推行君子文化最好的时代，因为大众受教育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提高。

——（摘编自张国龙、凌丽君《中华民族的精魂：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

材料一：

1925年，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 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简言之，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之间的互证。王国维的《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卜辞证明《史记》记述殷商世系的可信度，是运用二重证据法的典范。

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与当时的学术情势有关。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批评传统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由此引发古史大讨论，一度形成声势浩大的“疑古派”。顾颉刚借用西方从神话史诗到信史的模式考察中国上古史，认为古史是后人不断构造出来的。这些意见有西方“科学”背景，对中国古史研究造成很大冲击，导致中国文化不可信的观念盛行。有鉴于此，王国维希望从二重证据法的微观考证中衍生出宏观论题：古史是可证而可信的。王氏的理想是要利用以二重证据法证明的古史，重建学界对古史系统及中华文明的信仰。

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方法。但学界中也有异议。李幼蒸对王国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的论断提出批评： “如按‘不能证伪，即应视为真实’原则，则可为任何虚假话语的制作大开方便之门。”

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其实王氏此话是有个人的偏向的。他提出二重证据法，是为了“古史新证”，用证古抗衡疑古。王氏的“否定”是指“抹杀”，他曾说：  “经典所记上古之事，今日虽有未得二重证明者，固未可以完全抹杀也。”王氏的意思是：不能证伪，则不能被疑古派否定或抹杀。因为疑古派对于古书古史的态度多是存疑、否定或认为晚作，抹杀了很多。王氏的理想是相信“容有可证明之日”。

(摘编自李锐《“二重证据法”界定及规则探析》)

材料二：

顾颉刚的层累说强调古史中包含后人的虚构、想象甚至是编造。王国维也意识到传世文献关于古史的记载不可一概而论，他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不过，相较于层累说关注对“非信史”的“破”和“疑”，王氏则强调在“破”和“疑”的基础上，还应有对信史的“立”和“信”：既要清理古史记载中的缘饰附会之成分，还要证明其确实性之原型。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取未经后人篡改、相对可信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比较，去伪存真，这便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既可证明，也可辨伪，具有“疑”与“信”、“破”与“立”两方面的功用。不过，出于对当时学界疑古风气的拨正，王国维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主要局限在“证明”或“立”与“信”上，而对补正或证伪则基本没有涉及或重视不够。

从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来看，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已大太超越王国维的时代，既被用来释古、证明，也被用来疑古、辨伪。首先，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指向一致时，前者作为证据证明后者。出土文献一般没有经过后人的改动，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面貌，同时又有相对确定的考古年代，故其作为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其次，当传世文献存在错讹、附会或后人篡改的情况时，出土文献证明其有伪或不可靠，王国维称之为“纠正”，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中不乏此例。更多的是第三种情况，传世文献的记载有缺失、遗漏，出土文献对其作出补充。

人们往往认为二重证据法与疑古是对立的，疑古派的最终“破产”是大量考古发现与二重证据法应用的结果。但结合近年的出土文献研究情况，我们不应将二重证据法与疑古、辨伪对立，而应将其发展为具有更广阔应用范围和指导意义的理论方法。

(摘编自梁涛《二重证据法：疑古与释古之间——以近年出土文献研究为例》)

材料三：

西山尚志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者没有设想出土文献的记载可能有“伪”。这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是文本，均包含着撰述者的主观性和建构性，未必是完全客观的历史实录。如甲骨文的商王世系是当时的官方历史陈述，是商王室建构的自我发展、走向辉煌的历史，是否具有神话附会的部分？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之间是一种早期文本和晚期文本之间的关系。杜勇说：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一样，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如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鉴别的。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如果认为凡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都高于传世文献，可以照单全收，或者遇到史事与传世文献相异或矛盾之处，即以出土文献为依归，这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因此，即使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流传千年的文献记载一致，也不等于是历史真相的再现，只是说明后世文本流传有序，较好保存了原初文本的面貌。也许我们将早期文本与晚期文本都视为史家建构的历史叙述文本才更合理。

(摘编自徐良高《由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关系再审视看二里头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