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也叫用事，是指人们在行文中引用（或借用）前人的言论和事迹等表达想要表达的意思。用典作为一种文学修辞，如刘勰所说的“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其功能主要是使文辞更为含蓄和典雅。

    中国古代用典修辞早就有之。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出现了“互文性”的说法，它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文本不可能完全是自己的创造，一定是从别的文章中引用了、化用了某些成分；或是明写，或是化在自己的文章中。其实这个说法与中国古代的用典的意思差不多。用典变成了“互文性”，传统的文学修辞法变为现代的文学修辞法。

    那么，用典与社会文化有何联系呢？

    首先，用典这种文学修辞方法与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正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不断生成导致了用典这种文学修辞。社会精神文化的最初的生成可能是从民间到上层的，下层的百姓在劳动的实践中，由于有感受、有需要，形成了最初的歌谣。历史已经证明，下层劳动者创作的歌谣，必然会被上层的士人看中，于是拿过去加工，成为诗歌或其他作品。这种情况一代又一代这样持续下来。而士人从下层劳动者那里“拿过来”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用典”了，他们可能增加或减少一些字句，改变一些字句，或者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这过程从广义上说，就是用典。中国士人加工、改造、整理过的最早的诗歌（如《诗三百》），不断被后人“引用”或“化用”，创作成新的诗歌作品，这就更是“用典”了。因此“用典”是精神文化生成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可以说，社会精神文化的生成过程使“用典”成为一种文学修辞，“用典”是社会精神文化生成的产物。

    其次，再从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是后一代的文化总是从前一代、前几代的文化里面继承一些成分。这继承中，必然要引用前代若干具体的资料，以说明新的文化意义，这就是典型的“用典”了。若用刘勰的话来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通变”两个字，“变”是根据现实状况提出新主张、写出新篇章，这是对古之变；“通”就是要学习古典，熟悉古典，吸收古典，使“变”建立在“通”的基础上。那么在这“通变”中，“用典”也就自然成为创造中重要的环节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各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情况不同，士人崇尚的风气不同，这又区别出“用典”的多少、好坏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会出现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把“用典”推到极端，提出“夺胎换骨”和“字字有来处”的主张呢？这就与宋代士人推崇的风气有关。他们更看重书本，而看轻了生活，或者说从现实逃向书本领域。黄庭坚生活的时代，现实社会问题堆积如山，如与北方民族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内部纷争不断，而他们觉得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他们逃向书本是他们与现实矛盾无法协调的产物。这样，黄庭坚看重的是杜甫和韩愈的诗“字字有来处”。

以上所述，说明了文学修辞中的用典的种种情况，其最深根源仍然在社会文化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文化的状况孤立地来理解文学修辞中的种种问题。 （摘编自童庆炳《社会文化对文学修辞的影响》）

    当下文学理论在反思能力、创新能力和对话能力上存在缺失。蛄果，文学理论没有被创作界重视，创作界认为文学理论不但没有提升其写作水平和认知水平，反而误读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种概念扎堆、生硬搬套西方批评理论的。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活动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文学的基本原理、范和判断标准等相关知识。这些知识总是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因而文学理论说到底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实践的产物。所以先有人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再有后来关于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理论，正如先有《诗经》后有《诗品》，古今中外无不知此。所以文学作的实践活动是文学理论的活水源头，是原点。

    那么，现在文学理论为何敢抛弃源头，甚至患上理论自大症，完全摆脱文学作实践而自我扩张？其根本在于理论有一种自我生成的特性。一个概念可以派生出其他相关概念，一种范赙也可顺势推导出其他相似的范，比如从“意困”源生出“动机”，再顺势推出“移情”或者“童年记忆”等等。如此一来，理论的自我繁殖就容易使文学理论脱离文学创作实，在扩张中凌虚高路，最终导致文学理论与现实的文学倒作活动之间不发生直接的对话关系。这正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悖离状态，也是文学理论难以创新的深度原因。

    无论哪种文学理论，它们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们是永恒的真理，而在于它们能够解释某个历史文化时期的文学作品，引导某一时代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思考以及实琙。以为理论的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城、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作品，其实是理论的迷途。

    这种理论的自大状态必须政变。怎么改变？首先，回到文学钠作、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所建构的文学现场，也就是使文学理论再次回到源头，使理论重新历史化、事件化、语境化，在文学创作实中捕提的文学经验，获取新的知识，建构新的范和理论。文爭理论如果只在中西文论中左冲右突，是没有出路的。脱离文学的创作实，理论就失去了活水源头，就无法摆脱创断瓶颈和发最困境，就只能愈加贫乏而疆化。

    其次，传统文学理论不少已经落后于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落后于与网介结盟的新文学。当今已然是一个全球开放多元实践的文学时代。这个文学时代有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只用一种文学理论，就无法有效完成对文学事件或文学现象的精准阐释。只有跨学科多知识的综合性理论才能有效阐释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现在的文学创作、文学事件和文学现象，往往是多元的、错综复杂的文化语境的产物，只有动员和调集跨学科的理论资源才有可能与文学实践建构有效的对话关系，进而从事积极的文学阐释和比較研究。所以，当下的文学理论应当是一种大文学理论，是跨学科的、多元交叉的知识集合体，是文艺学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众学科多元互动的合性理论。这对我们的总体视野和知识背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向荣《在文艺现场提炼文艺理论》，有删改）

    中华文明复兴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而传承、创新和引领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要义。

    复兴的前提是传承，但传承不等于复古。东西方文明兴衰的规律表明，文明复兴的过程必然是文明再造的过程，文明唯有再造，方可复兴。文明的再造是对传统文明扬弃更新的过程，既是对传统文明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升华，又须摆脱传统文明糟粕成分的禁锢和束缚。人类历史上，成功的文明复兴都是优化或革新传统文明而结出的甜美果实。中华文明的复兴也不例外。所谓“梦回唐朝”，为再现昔日荣光而回归强大的封建帝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没有优秀文明传统的复现也不是复兴。一种文明的复兴不能变成对当下强势文明的简单模仿。舍弃自身文明的优秀传统，复制外来文明，只能让自己成为其他文明的附庸而丧失复兴的可能。虽然理论上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但实践中却极易陷入这一泥潭而不自知。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改良者不仅以西方文明为圭臬，而且卷入西方主导的思维模式中，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一味以当下的优势文明作为模板追赶，而不加以批判性反思和超越，根本无法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因此，中华文明复兴也意味着挣脱西方文明的羁绊，重建中华文明自信。在新时代条件下，对西方文明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

    文明的复兴是复现与新兴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缺少任何一方都不能构成复兴。但相比之下，后者是文明复兴更为本质的方面。没有文明的自我创新，中华民族就不能浴火重生。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以文明的创新作为基本内涵的。无论是对传统文明的再造，还是对西方文明的扬弃，指向的都是文明的创新，都是在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基础上建构新的文明。

    中华文明复兴，不只是经济总量这种硬实力的复兴，也不只是硬实力加软实力的复兴，甚至也不只是文明名次跃居榜首，而更在于创造出较之现今主导文明更益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更为优越和高级的新型文明。只有牢固持守并切实践履这一核心理念，华夏文明在当代的复兴才是高标准的。反过来说，缺失这种核心取向的文明复兴只能是虚假的复兴。中华民族有能力也有条件超越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局限，构建更新的文明形态，展现出当代与未来中华文明博大的格局。

    逐步创生新的文明后，积极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新元素，对人类文明给予具有历史高度的引领，同样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应有之义。100年前，罗素曾说过：“如果中国在国力足以自卫时，放弃征服异族，把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学与艺术，开创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文明，那么，中国对世界尽了最恰当的义务，给了人类全新的希望。”这些话仍然给人启迪。走向复兴的中华文明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处的得失，而应将自己的复兴同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使自我发展和人类进步相互促进。

（摘编自郭湛、刘志洪《中华文明复兴的核心取向》）

材料一：

形象地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座城池，外有皮肤、粘膜这样的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内有免疫细胞这样的警察巡逻，站岗，而警察手里的武器、信号弹等就是由免疫细胞所分泌的免疫因子。

当细菌、病毒这样的不法分子偷进城后，就会被巡逻的警察发现并消灭，同时它们还会记录这个不法分子的特征，全城张贴通令，以保证相同的敌人再次来犯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其消灭。

接种疫苗的过程就像是我们人为地塞几个不法分子（当然不是年轻力壮、破坏力十足的那些）进城，让警察抓住、认识、消灭它们，从而帮助我们的机体建立针对某种疾病的长期的防御力，从而实现主动免疫。

（摘编自钟柯《疫苗究竟是如何帮助我们抵抗病毒的》）

材料二：

减毒活疫苗是一种毒性减弱的活病原体，它不会致病，但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去对抗下一次感染。减活疫苗不仅接近于病毒的自然感染，产生的免疫保护效果较好，而且通常只需要单次免疫即可。不过，作为疫苗的活病毒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接种人便又有被感染的可能了。

为了提升疫苗的安全性，科学家又发明了灭活疫苗。灭活疫苗需要用加热或化学方法将病毒灭活，使其不再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不再能复活。不过，灭活疫苗免疫保护时间比减活疫苗要短得多，不仅需要进行多次免疫，而且采用甲醛或福尔马林等化学法灭活病毒时，也可能出现灭活不完全的情况，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通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等疫苗进行强制免疫以来，世界各国已将脊髓灰质炎、麻疹、乙型脑炎、水痘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一些国家也利用疫苗免疫等手段根除了部分传染病。

由于疫苗有着可快速生产、工艺日臻成熟的优势，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曾在传染病防治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有一些类似的不足之处，即这些疫苗杂质含量较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对免疫系统虚弱的人保护效果一般。另外，传统疫苗一般只能对付一种传染病，因此人类又相继研发了包括亚单位疫苗、重组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在内的重组疫苗。

（摘编自柯普哲《抗疫“利器”：疫苗》）

材料三：

世界卫生组织学的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将“疫苗接种犹豫”定义为在疫苗接种服务可及的情况下拒绝或延迟接种疫苗。为使疫苗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尤其是保护无法接种疫苗的弱势群体（如过敏体质、免网疫缺陷的群体），疫苗接种率需要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疫苗接种犹豫”会导致疫苗接种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暴发和流行，对国家免疫规划，甚至全球疾病负担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疫苗接种犹豫”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其中包括信心，即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如对卫生服务体系、从事疫苗接种服务专业人员的可靠性及能力的信任。疫苗安全事件会严重影响人们对疫苗接种的信心。研究发现，2016年山东非法经营疫苗事件发生后，32.4%的家长出现“疫苗接种犹豫”。自满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即人们对疾病的风险认知较低。如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相当一部分人在能够获得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情况下，却仍然选择拒绝接种，原因是这些人认为甲型H1N1并不会构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方便也是影响“疫苗接种犹豫”的重要因素之一，预防接种服务的质量以及能否在某个时间、地点，以一种可负担得起、方便和舒适的方式提供服务都会影响疫苗接种决策。

（摘编自张佩雯等《疫苗犹豫现状与免疫规划中的健康教育策略》）

材料一：王阳明以“读书学圣贤”为人生“第一等事”，强调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圣贤，成就道德意义上的理想人格。他将读书之境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记得”，二是“晓得”，三是“明得”。他主张读书不是为了“记得”，也不仅仅是“晓得”，最重要的是通过读书来“明得自家本体”。

“记得”是指以记诵辞章为目的的读书。时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总是熟读经史并反复背诵，在考试中熟练地引经据典，以此显示自己在读书上所花的工夫。有人天赋异禀，读书能够过目不忘，成为“行走的书柜”，但更多的人需通过寒窗苦读、反复记诵，才能亲近经典。王阳明弟子中就有人苦于读书“不记得”，向他请教记诵之法。向王阳明请教记诵之法，大概是问错了对象，因为他从根本上就反对记诵式读书。在王阳明看来，儒家的圣学之所以逐渐式微，正是因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大行于世，引得天下读书人尽入“百戏之场”，以读书作文来粉饰自我、取悦当世，导致儒门正学被人淡忘，更导致世风日下。人们以为记诵经典、训诂经典乃至引经据典就是“尊经”“通经”，实际上这是对经典的割裂毁弃。经典中所记载的万事万理，是人之良知的文字化，如果不能够与自家良知相印证，纵记得千言万语，也不能于自己德性证成增添分毫。

“晓得”是指以理解经典文义为目的的读书。与“记得”相比较，“晓得”是更高的读书之境。“读书百遍而义自见”，读书明义意味着理解经典文字背后的蕴涵，由此来理解圣贤著书立说的本意所在。换言之，通晓文义是探求本意的前提。王阳明对学生讲“四书”“五经”常常作出新解，即是希望学生晓得文辞背后的意涵所指，即真正领会经典的意义。在讨论“经史关系”时，王阳明说：“‘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诫……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明白了“五经”的“明善恶、示训诫”之意，也就是“晓得”“五经”的苦心孤诣处。王阳明曾对“五经”本义做了概括式的陈述，认为“五经”的本义在于展现人之本心。“晓得”不是拘泥于文句，更不是记诵文句，而是要读懂著述者所阐发的根本道理。

“明得”是指与自己本心互相发明、明确心之本体并能落实于事的读书体验。在王阳明看来，读书不是为了记诵，领会和理解也只是读书的“第二义”。那么读书的“第一义”是什么呢?他认为，读书实际上是内在良知与经典文献相互印证的过程，读书是为了帮助人明白自家的良知本体，因此证明良知本体之所在并着实按照良知行事才是读书的第一义。王阳明认为，读书是以外在的文字来激发良知的觉醒，“读书以开其知觉”。良知一觉，才是真正“明得”。就读书一事而言，“明得”指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到良知，在良知上用功能够彻底“晓得”经典之义，融会经典之义，讲求与自我意识的相互验证；另一方面则是致良知，真正超越经典文本的文义而将道德工夫用到实处，其目的是解决人生的困惑与问题。读书的“明得”之境，在于通过“读书”来激发良知的自觉，进而以经典文献验证良知之觉，并在处理伦常事务中落实良知之觉，这就是真正的“明得”，也才是“知行合一”。进而言之，在读书的过程中，“记得”“晓得”都服从于“明得”；一旦“明得”，则“记得”“晓得”无须刻意计较。

王阳明将道德自觉与道德践履置于文字记诵、文义理解之先，这对人们在读书活动中超越文本局限，从而挺立自我意识并以解决实在问题为指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摘编自朱承《记得、晓得与明得：王阳明论读书三境》)

材料二：朱熹认为，读书做学问即“致知力行”。他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这一解释比孔子的“学而时习之”更接近于“学习”的本义。在朱熹看来，学习既包括“求知求能”，也包括“力行”。他认为：“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

在读书做学问的具体方法上，朱熹提出读书须立志自主。朱熹认为，“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事”。朱熹所说的“立志”，就是要树立做尧舜或圣贤的目标。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朱熹认为立志对于读书来说意义重大，“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朱熹重视读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认为读书是自己的事情，别人不能包办代替：“读书是自家读书，为学是自家为学，不干别人一线事，别人助自家不得。”这种对自主学习、主动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倡导，符合教学规律，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同时，朱熹倡导读书要虚心。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近见学者，多是卒然穿凿，便为定论；或即信所传闻，不复稽考，所以日诵圣贤之书，而不识圣贤之意，其所诵说，只是据自家见识杜撰成耳，如此岂复有长进?”朱熹所说的“虚心”，有“不先立论”和“专心致志”两层意思。“不先立论”指不预设立场，认真体会书中原意。“专心致志”指不被杂念干扰，一心一意读书。他说：“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摘编自马有《朱熹论读书》)

材料一：

逻辑，是有效思维的判断标准。要进行有效的思维训练，必须讲逻辑。语文教学该如何讲逻辑？重要的是要让逻辑思维训练和学习任务紧密结合，向教学过程自然渗透。

文本解读常常需要在语境中推断词义，这种方法运用得好，既是语言文字的积累和运用，又是逻辑推理的示范或训练。如《史记·刺客列传》中写荆轲竭力劝说燕太子丹允许他取樊於期的人头献给秦王时，有这样一句话：“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

句中的“乃”翻译为“就”还是“才”？翻译为“才”在语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不甚合理：“才”表示必要条件，即没有樊於期的人头就肯定杀不了秦王，但有了樊於期的人头也未必杀得了秦王；“就”表示充分条件（有了前面的条件就一定有后面的结果），即有了樊於期的人头就一定杀得了秦王（当然，这也意味着要杀秦王可能未必要取樊於期的人头）。荆轲面对“不忍”的太子，一定要勾画出杀秦王高度可能的愿景才行，从这一点来看，翻译成“就”要比“才”合理。在文本解读中抓住几例像这样的逻辑推理和学生探讨，不仅能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还会有助于他们养成好的阅读习惯和心态。

一段话在字面的意思之外可能还隐藏着重要信息，想要捕捉到这些信息，往往需要细致的逻辑推理。例如：

“（四叔）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祝福》）

根据这段话，可以推理出关于“我”和四叔的重要信息。首先，“我”是新党或支持新党的人；其次，四叔不仅守旧而且消息闭塞。根据“所骂的还是康有为”的“还”字，可推知康有为等人在当时已算不得新党了。这点在《祝福》开头的第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便可得到印证，有新历才谈得上“旧历”，而启用新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后，四叔骂新党骂的却还是康有为，足见其消息闭塞。

另外，逻辑对于写作也是有意义的。中学生写作时大多选择写议论文。在证明某个观点时，可指导学生想象一个“虚拟论敌”。这位“论敌”可能会针对论点举出反例或从论点推出错误，也可能会质疑论据及隐含前提的可靠性，抑或指出论证中存在的逻辑问题。面对这些，我们需要再进一步考虑怎样使自己的论证免于受到攻击或能抵御攻击。

例如，让学生构思“兼听则明”的论文提纲，可以先让他们找出反例，再让他们限定前提、构建框架。反例可以有“三人市虎”“父子骑驴”，表明听得越多越糊涂；《邹忌讽齐王纳谏》中齐王仅仅听“宫妇左右”“朝廷之臣”“四境之内”的评价还不能形成正确认知，可李世民有时只听魏征一个人的建议就够了。学生可在充分思考以上反例的基础上指出论证关键——“兼听”在“多”，更在“异”（听到不同观点），并由此限定前提——听者要有胸怀，善辨别，从而总结出“兼听则明”的原则——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逻辑，说到底是对有效思维规则的概括，学生努力遵守逻辑来思考，就仿佛在聆听高于自己的声音，心灵会逐步走向作品的核心，甚至拓展出未曾有过的境界，生成未曾有过的观点。

（摘编自徐飞《讲逻辑，把语文思维教育落到实处》）

材料二：

无数生动的例证足以说明，如果不具备起码的逻辑知识，人就容易被谬误和诡辩所糊弄，就不能清晰、有条理地思考和说理，就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先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例1：如果我想出国工作，我就必须学好外语；我不想出国工作，所以，我不必学好外语。

这个推理是不正确的，因为“想出国工作”只是“必须学好外语”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随着中国搞市场经济，有许多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有许多外国人来中国工作或经商，即使有些人不出国，也有很多机会与外国人打交道或做生意，因此，若可能的话，仍有必要学好某门外语。

例2：你不能证明你没有患癌症，因此，你患了癌症。我这里有治疗癌症的特效药，你赶快掏钱买吧。你的命都快要没了，捂着那些钱有什么用？

例2犯有“诉诸无知”的错误，即错误的前提：断定一件事物是正确的，只需因为它未被证明是错误；或断定一件事物是错误的，只需因为它未被证明是正确。这是骗子的逻辑，是不正确的推理，就像下面这个不正确的推理一样：“你不能证明你没有犯案，因此，这件罪案就是你干的。”司法上有“无罪推定”原则：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个人犯罪，否则那个人就是无罪的。

下面看著名的“美诺悖论^【法】”：

①或者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或者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

②如果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必要的。

③如果你不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研究是不可能的。

④所以，研究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仅从字面看，①②③三个前提似乎都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①中“你知道你要研究的东西”这个推定是有歧义的：

（A）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

（B）你知道你要研究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在（A）的意义上，③是真的，但②却是假的；在（B）的意义上，②是真的，但③却是假的。故②③两个前提不在同一种意义上为真。从一对真的前提，即（2B）和（3A），却推不出任何结论，因为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摘编自陈波《中学生应该学点逻辑》）

【注】美诺悖论：古希腊一位富家子弟美诺在与苏格拉底对话中提出的一个论证，记载于《柏拉图对话集·美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