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 地

袁有江

老人披一件脏兮兮、蓝白相间的校服，站在雨棚下盯着他。老人脚边放着一个瘪下去的尿素袋子。稍远处有个小化粪池。

临近家门时，他发现走错了路，在离前面村庄百米左右的地方。窄窄的水泥路，突然齐崭崭地断了。没腿肚子的麦苗，隔断了归途。

他沿着麦地间的小径，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老人走去。

大叔你好，在忙着给麦子撒肥料吧?

乖乖，我看你那车怕是过不来了。这边路没修通。

这块小麦是你家的吧?长得真好。大叔是好把式啊。

听口音，你就是我们这的人吧?刚从外地回来?

后天清明了。很久没回来，我不知道这路不通。

你是哪庄上的?

袁家湾的。

哦，那就在我们庄后头。老人掖了掖披在身上的衣服问，清明回来上坟?

是啊。大叔，我记得以前这庄上有条跑客车的石子路，还在吗?他朝庄上望去。一条灰白的路梢，隐没在不远处一栋平房的后面。

在倒是在，就是被拉沙车轧坏了，烂得不像样。

应该也还能过车吧?他目测着路的宽度。大叔，我急着要赶回家吃饭。想从你家麦地借过行不?轧掉的麦子，我补你钱。

车开不过来吧?麦子深，地又潮，会陷在里面。老人看看麦地，你只有倒回去了。

大叔，我的是越野车，底盘能升高的。要是陷在里面，我自己负责。

要是陷在里面，这块地就祸害了。

弄坏的麦子我全赔。好不好?

老人看看麦子，又看看他，一脸的为难。

你不能倒回去从那边路走吗?

路窄，也怕遇到车。估计倒回去就下午了。就算您老帮个忙，钱我先给你。反正你种麦子也是为了卖钱嘛。

老人目测着车到他跟前的距离，走到麦地边，抓了一把泥土，在手心里碾磨着。你看，土都是湿的。车会陷在里面的。

①稀薄的雾纱渐渐散去，阳光普照下来。娘该在家等急了，本来说好回家赶午饭的。兄弟姐妹们今天都来家里，专等着和他一起吃午饭。他正想着，娘的电话就打来了。娘说一桌人都在等他开饭。他跟娘说，我马上就到。

接完电话，他看着老人说，大叔，损坏你多少麦子我赔多少。他掏出钱包，数了一千元钱往老人手里塞。老人像对着一个烫手的山芋，迟迟不伸手。他将钱硬塞进老人的口袋。

大叔你穿校服啊?

小孙女的。老人尴尬地笑笑，丢了可惜，挡挡寒。

大叔，你的孩子们清明没回来?

呵呵，等我死了，他们就回来给我上坟喽。

您小孩都在外干大事，忙着呢。他捏着车钥匙，开始心急火燎起来。

大叔，您就行个好吧。我娘打电话催我了。

唉，你去开吧。老人摸摸口袋里的一沓钱，想着孙女一学期的生活费够了。他又看看那些水绿葱嫩的麦苗说，你尽量走直点，不要轧掉多了。

他启动车子，升高底盘。眼前的麦地，让他突然有种莫名的兴奋。自打买了这辆越野车，他还从来没越过野地。他打到四驱模式，一档，将轰鸣着的路虎开进了麦地。厚重宽大的轮胎。摧枯拉朽地压倒麦苗。车后现出两条轨道般的辙。

他穿越麦地时，老人赤着脚也下了麦地，跟在他车旁边，不停地冲他喊，慢一点，轻一点。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好像在呵斥一头闯进麦地的野猪。

总算过来了。他停下车，拿出一包烟，想送给老人。

老人出神地看他刚刚压过的车辙，突然喊住他，你不能走!轧掉太多了。

②老人快步走进麦地，蹲在车辙前。他颤抖着青筋暴突的手，从泥土里扶起一根压扁的麦苗。接着又扶起另一根……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像是在扶起一个个刚被车撞到的娃娃。

大叔，我们不是事先说好的吗?他递过烟。

老人没接他的烟，自顾自地咕隆着，不兴这样祸害庄稼的，你赔我麦子……老人干瘪的眼窝里，慢慢蓄满了泪水。他扶着几根压扁的麦苗，半晌不语。

要不然，我再多给你点钱。反正你种麦子是要卖钱的。

老人终于哆嗦着站起来说，我伺候了一冬一春的麦子，糟蹋了。真心疼啊。老人抹了一把鼻涕，干笑着说，是我答应的。不怪你。你回家吧。都怪我自己。我真混。

清明节的下午。细雨迷蒙。一位披着雨衣的老人，循着车辙，找到了他家门口。他出门一看，正是前天轧过他麦地的老人。老人是来还他钱的。老人说，那些麦子，我一棵棵扶过。一大半都能在这场雨里活过来。小孙女的生活费儿子寄来了。这钱我不能收你的。老人说完。将一沓包在塑料纸里的钱，小心翼翼地递到他的手心，转身走了出去。

錾磨师傅（有删节）

耿立

    在这黄壤的平原深处生活的人，早晨或黄昏时候，谁没见过背着錾子褡裢的石匠，从村外如草绳的路上走来，苍老，深邃。

    就有一天清晨，驴子在磨道一踏，一踏，一踏，四只蹄子仿佛要走碎那寂寞。有了褡裢的叮当轻轻地操了异地的方言在说：该洗磨了，让驴子也歇歇蹄脚。父亲一边用高粱杪子扫帚扫磨盘上的碎颗粒，一边应承：吁！驴儿就住了踢踏，一副谦和的模样，眼睛被布蒙着。

    这是一个平原里的人都熟悉的石匠，一年总有几回从村庄走过。他走过来，把褡裢从肩头一甩，锤子錾子互相碰响。父亲与石匠就在驴子前的空地上，各自提下裤裆，蹲下，互相递上纸烟，霞光的斑斓里有了剪影般的影子，映在磨道边的屋墙上。辣辣的烟雾弥漫着，很浓。

    天到半下午，太阳的光减了力量，在阴凉里就有点冷。錾子和锤子单调的闷音叮叮当当响。磨盘上，錾子沿着原先的槽子，一点一点地拱。石匠师傅全然不在意我的存在，哼起歌子来：

    “怀揣着雪刃刀，怀揣着雪刃刀，行一步，啊呀哭，哭号陶，急走羊肠去路遥，天，天哪！且喜得明星下照，一霎时云迷雾罩。”

    节拍沉郁慷慨，虽然是在师傅的嗓子眼里，但呼出的气却有一种破笼而出的挣扎，在叮当的錾子里穿行。

    在师傅的眼窝里，我看出了水珠，汪汪的，本是干涸的松皱的眼袋忽的明亮。

    我问唱的什么？他放下锤子。“《夜奔》。”

    “《夜奔》是什么？”

    “就是夜里走路到梁山。逼得夜里走路。”

    梁山，在我们平原的边缘上。但为何成为“夜奔”，我还是不明白。①师傅说，大了，有了识见，就会明白。

    我问师傅见过山吗？他笑了，说他就从很远的深山里，在农闲的时候到平原来，凭着手艺叮叮当当地挣钱。在我的眼睛里，师傅是见过世面的人，很神秘，那一錾一錾的有节奏的声音，也像是魔力和韵调。

    平原外的一切是什么模样？师傅问我想跟他走吗。

    “想！”

    “为什么呢？”

    “天天吃煎饼。”

    师傅放下錾，把锤子放到磨盘上，“孩子，你还小。”他摸着我的头顶说。

    “大山不好吗？”

    这一问，好像捅到了师傅的苦处。他摇摇头， “②你还小，哪里都有作难的时候啊，大了，等你见到山，经历了，就明白了。”我感到师傅的话极深奥，就想他许是不愿意带我去看山看水磨。

    我有点想哭，就缠着他，让他等着我，等我长大了，到山里去找他，师傅乐了。

    父亲看我如此的样子，就说拜石匠做师傅，将来能拿动锤子錾子，可以背着褡裢的年纪，就跟着师傅到平原外走动。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叩了头。父亲打了酒，杀了一只鸡，配上从地里摘下的还有黄花的黄瓜。

    第二天师傅走了，我和父亲送他到村外的土路。一个光光的脑壳，一个褡裢，一把錾子叮当着远了。

    这以后的日子，师傅在霜降的时候，都会来我们的村子。

    每次师傅来的时候，总不会空手，带一些平原不常见的物件，煎饼、山核桃、榛子……他从褡裢里掏出那些东西的时候，总会说“我的小徒弟”。我发现师傅十分地珍爱师徒关系，在学屋里，我曾比较老师和师傅，觉得老师不会给我带来平原外的神奇，而师傅说，等我大一点，他就会给我打一把錾子和锤子，和他到平原外走一走。

    有一年，到了霜降，师傅没来，到了寒露，师傅还没来，村子里的几家磨都钝了，变得喑哑。贴近年关的时候，我在村外看到了一个背褡裢的人，他告诉我师傅死了，在一家的磨道里，拿着錾子，忽然一放锤子，一口气没上来，走了。

    我听了，伤心地哭了起来，平原外牵念我的人走了，我对平原外的牵念也减了许多。我常想，也许，收我做徒弟，他本身是不当真的，但他对一个平原孩子的爱却是十分珍重的。也许师傅有许多的苦楚，我想到他第一次不自制地在一个平原深处的孩子面前唱起《夜奔》。后来，我在空余时，喜欢起篆刻，工具也置备齐全。我有一个愿望，哪天就刻一方肖像印章，内容是林冲在雪夜，斜背着长枪，枪端处，挑着的是酒葫芦，也是天黑得紧，雪也下得紧……

日子

陈忠实

    两架罗筛，用木制三脚架撑住，斜立在掏挖出湿漉漉的沙石的大坑里。男人一把镢头一把铁锨，女人也使用一把镢头一把铁锨；男人有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和一根扁担，女人也配备着两只铁丝编成的铁笼和一根扁担。

    镢头用来刨挖沉积的沙子。

    铁锹用来铲起刨挖松散的沙子，抛掷到罗网上。石头从罗网的正面哗啦啦响着滚落下来，细沙则透过罗网隔离到罗网的北面。

    铁丝编织的铁笼是用来装石头的。

    扁担是用来挑担装着石头的铁笼的。

    罗网成为男人和女人劳动成果的关键。

    男人女人都重复这这种劳动。他们重复着的劳动已经十六七年了。

    我回到乡下的第一天，走到滋水河边发现了河对面的这一对夫妇。就我目力所及，上游和下游的沙滩上，支着罗网埋头这种劳作的再没有第二个人了。

    早春中午的太阳已见热力，晒得人脸上烫烫的，却很舒服。

    “你该到城里找个营生干，”我说，“你是高中生，该当……”

    “找过。也干过。干不成。”男人说。

    “一家干不成，再换一家嘛！”我说。

    “换过不下五家主儿，还是干不成。”女人说。

    “工作不舍适？没找到合适的？”我问。

    “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喝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他说。

    “那是个硬熊。想挣人家钱，还不受人家白眼。”她说。

    “不是硬熊软熊的事。出力挣钱又不是吃舍饭。”他说。

    “凭这话，老陈就能听出来你是个硬熊，”女人说，“他爷是个硬熊。他爸是个硬熊。他还是个不会拐弯的硬熊——种系的事。”

    “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说。

    “弓硬断弦。人硬了……没好下场。”她说。

    “这话倒对。俺爷被土匪绑在明柱上，一刀一刀割。割一刀问一声，直到割死也不说银圆在哪面墙缝里藏着。俺爸被斗了三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眨眼睡觉直到昏死，还是不承认‘反党’……我不算硬。”

    “你已经硬到只能挖石头咧！你再硬就没活路了。硬熊——”

    他很坦率又不无迷津地悄声对我说，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偏偏注意女人的腰，一定要娶一个腰好的媳妇，脸蛋嘛倒在其次，能看过去就行了。

    他大声慨叹着，不无讨好女人的意思：“我女人年轻的时候，全县就数她腰好，农村太苦太累，再好的腰都给糟践了。”

    男人把堆积在罗网下的石子铲进茏里，用扁担挑起来，走上沙坑的斜坡，木质扁担吱呀吱呀响着，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堆上。折返身回来，再装挑。女人对我说：“他见了你话就多了。他跟我在这儿，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

    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河崖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

    应办了几件公务，再回到滋水河的时候，小麦已经吐穗了。．．．

    我有点急迫地赶回乡下老家来，就是想感受小麦吐穗扬花这个季节的气象。

    女人正挥动铁锨朝罗网上抛掷着沙石。男人呢？

    “那位硬熊呢？”“没来。”

    我问：“咋咧？出什么事了？”

    她停住手中的铁锨，重重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女儿考试没考好。”

    “就为这事？”我也舒了一口气，“这回没考好，下回再争取考好嘛！”

    她苦笑一下：“这回考试是分班考试，考好可进重点班，分到普通班里就没希望咧。”

    “这娃娃也是……平时学得挺好的，考试分数也总排前头。偏偏到分班的节骨眼上，一考就考……”

    “他听了就浑身都软了，在炕上躺了三天了。”

    “直到昨日晚上，他才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捞石头做啥！我还捞这石头做啥……”

    “你不是说他是个硬熊吗？这么一点挫折就软塌下来了？”我说。

    “他高考考大学差一点点分数没上成，指望娃能……”

    “他来了！天哪！他自个儿来了——”

    我听见女人的抖声，也看见她随着颤颤的抖声涌出的眼泪。

    我瞬即看见他正向这边的沙梁走。

    他的肩头背着罗网，扛着镢头铁锨，另一只肩头挑着担子，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吊在扁担的铁钧上。

    他对我淡淡地笑笑。

    他开始支撑罗网。

    “天都快黑咧．你还来做啥？”她说。

    “挖一担算一担嘛。”他说。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大不了给女儿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尊严死

聂鑫森

    一辆白色的小车，驶出了湘楚大学的校门。深秋上午的太阳光薄而淡，透出一阵阵的凉意。从这里到江南医院，要穿过繁华的闹市，加上红绿灯、堵车，满打满算要一个小时。

    开车的是程奋，坐在后座的是郑波。

    程奋在校办公室当主任，四十八岁，头圆、腹凸、体胖。郑波比他大两岁，是中文系的教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主攻古代文字学，师从程奋的父亲程笃，读硕读博，再当助手，一眨眼过去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久久不说话，在去向医院的这一路上静得只听见车轮摩擦水泥路发出的沙沙声。

    古稀之年的程笃肝癌晚期，四个月前住进了江南医院的肿瘤科重症监护室。郑波在上课、开会之余，一个人去得很勤。重症监护室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探看的，因为里面的空气消了毒。门上只有一个玻璃镶嵌的小孔，郑波隔一阵就会把眼睛贴上去，打量躺在病床上的程笃：一头银发，满脸愁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鼻子的两孔插着氧气管和胃管，胳膊上插着输液的套管，下面还插着输尿管。

    每当这个时候，郑波就会喟然长叹。这种“生命支持系统”，无非是让先生毫无质量地活在限定的时间里，死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先生平日曾多次对他说：“人活着，要有尊严。人死去，也要有尊严。”这种比“死别”更残忍的“生离”，身上插着管子，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像吞币机一样耗费钱财，“工业化”地死去，先生一定是极不愿意的。可惜师母因病已去世多年，可惜程奋夫妇和儿子都太忙，来得少，来了也总是匆匆的。

    郑波读本科时，程笃第一次上“文字学”的课，自我介绍说：“我姓程名笃，字顿迟，你们可知道这名和字，来自何书？”郑波站起来说：“来自《说文解字》，笃者，‘马行顿迟’。”程笃眼睛一亮，大声说：“你读书多，记性好，孺子可教！”尔后，郑波本科毕业，再读程笃的硕士和博士，因成绩突出，发表多篇论文，也就留校教书，并当了先生的助手。

    在郑波看来，程笃于他是亦师亦父，而程笃也视郑波亦友亦子，不但学问上对郑波谆谆引导，生活上也极为关心。郑波的妻子，就是先生和师母介绍相识并喜结连理的。先生最大的遗憾，是儿子程奋读了硕士以后，改行去搞行政，而且干得津津有味。他对郑波说：“在知识界，第一等做学问，第二等教书，第三等做官。程奋没有定力，只能如此了。”

    正在开车的程奋，鸣了一声笛，问道：“郑波兄，睡着了？”

     “没有。我在想先生，他太痛苦了。”

     “是呵……是呵。早几天大夫找我面谈过一次。”

    郑波装作一无所知，问：“谈什么呢？”

     “他说……老人肯定没有希望了，家属是否可以考虑停止治疗。我问怎么个停止治疗法？他说，由家属签了字，再在医生指导下拔掉输氧管。” “你怎么说？”

     “我明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避免医患纠纷，一切都是家属自愿的。但……我不同意！”

     “是只要先生活着，你就可以照领他的工资？”

     “绝对不是，那是人性丧尽！我、妻子、儿子，担不起这大不孝的名声，领导、长辈、同事、学生会怎么看我们？今后还怎么做人做事？”

     “你担心将来副校长提拔不上？担心儿子将来不好找对象？就不担心老爷子这么受罪！唉！”

     “郑波兄，我猜想大夫也和你谈过了，你是做学问的，没什么顾忌，能不能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郑波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说：“程奋弟，我知道你想说又不好开口，大夫和我谈话后，想得我坐卧不宁，最后才想明白，为了先生尊严地逝去，由我来代程奋小声说：“谢谢……谢谢……”

……

    程笃安然辞世，然后是火化、开追悼会、入土。

    不断地有人向程奋和郑波，询问程笃最后的死因。

    由郑波签字的医院、家属共拟的协议书复印件，程奋时刻揣在口袋里，有人问即掏出来说：“一切都由郑师兄做主，我听他的。”

    郑波则从容如昔，有人来和气地询问或愤怒地责问，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平静地说：“是我签的字，是我拔的管子。”

风景

贾平凹

    我说的风景是在我家那一方小小的窗上。我常坐在窗前，无聊地向外张望。数年前，天上的星子很稠，后来渐渐归稀，待到高大的建筑撵过来，建筑上的窗便装扮了我的风景，我的窗也或装扮了人家的风景吧？这么想着，很有些卞之琳先生的诗味，我就将头偏过去，久久地看建筑物下的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见有一个老头，好高的个子，细细瘦瘦，从地埂的这边走到地埂的那边，再从地埂的那边走到地埂的这边，来回均一百一十步，一步也不差的，就像一把活动着的人尺。

    “老伯，在练功吗？”一天，我终于走出屋去，想找他说个解闷儿的话。

    “气功。”

    “噢，人老了要健身的。这是哪家气功？”

    “生气的功！”

    他站住了，虎虎地拿眼睛瞪我。这是一双有着血丝的眼睛。瞪我久了，他便松下劲来，一扑沓僵坐在了地上。我认出这是一位农夫，有一双硬壳的手，虽然穿了一件呢子中山短装，但没有紧扣子，里边的衬领很油腻。我知道这里的农村已陆续划归城市，土地被征用，村子里不时噼噼啪啪鸣放鞭炮，农民获得一笔巨款，又焕然一新作了市民，那些年轻人兴高采烈。我就投其所好，说：

    “听说你们都可住高楼了？”

    “人是雀儿吗？”

    “你们好幸运，没文凭也‘农转非’了！”

    “有地气吗？”

    “住小土屋有地气，却会得关节炎。”

    “亲戚来了就不患水土病吗？”

    “都吃自来水了，闹不了肚子的。”

    “开电梯还行？”

    “让你去厂里开电梯？那是好工作啊！”

    “好，上去下来上上去下下来上上上去下下下来。”

    “这操什么心？”

    “小时候，夏天在院子里乘凉，爹睡在席左边，娘睡在席右边，我睡在中间，为的是怕狼叼了去。天一黑，常看见田埂上有狗，叫‘哟哟哟’，它就来了，看见一条大尾巴扫帚一样扫在地上，便猛叫一声：‘狼！’狼就吓跑了，我也吓得回家害了一场病。现在倒想见一见狼哩。”

    “动物园不是有吗？”

    老头是不慈祥的，话难投机，我便觉无聊了。又回坐到我的窗前，想所谓的两代人的鸿沟，想所谓的观念陈旧，想所谓的农民意识，觉得这老头可笑，他该是我作品中的一个什么典型。再不愿看到他人尺似的走动。老家伙，他哪里会明白这个世界越来越小的道理呢？

    一天，窗外突然有狗叫声，很凄惨。我朝外望去，那人尺还在那里丈量着，而空地的那头，一群年轻人在杀一条狗。多半是为着一张完整的皮，狗被绳索勒住，但每勒一次，一放到地上就又活了，一个就说：‚狗是土命，吊起来勒，不要放到地上。‛果然狗彻底死了。我瞧见年轻人大呼小叫，而人尺再没有丈量了，呆立了许久，就走掉了。

    这一走，老头就再没有出现。

    两年过去了，我的窗外再没了那块生长着五谷的空地，我的风景愈发平淡。但在这个城市里新出现了一位说独角戏的绝好的演员，他在台上台下，出言都极幽默，反话正说，正话反说，你永远无法摸清他的真实性。我看过他的演出，有人告诉我说，他就是两年前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是那个人尺的儿子。演出后，我向他打听他爹。

    “你爹好吧？”

    “瞧我腿肿吗？辛苦呀，昨晚端端靠着床板立了一夜。”

    “好久未见他老人家了。”

    “太累了，累昏迷了，一夜都没苏醒。”

    “他去开电梯了吗？”

    “今早起来，端个刷牙缸子，哇哇直吐啊！走到厕所，看见啥不想吃啥啊！”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日

（选自《人民日报》）

藏青色西服

季明

    工地离住处，有很长一段路程，老磨他们需要坐公交车回去。

    傍晚，收工之后，老磨他们满身都是泥灰和臭汗。他们一屁股瘫坐在地上，一方面是喘息片刻，另一方面呢，老磨他们是在等大傻。

    大傻，真名叫于大厦，喊来喊去，老磨他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于大傻。大傻跟老磨他们不一样，每次收了工，立即冲洗干净，然后从带来的包里，取出一套西服，换上，再把脏工作服，裹上塑料袋，塞进那个包里。

    那西服，是藏青色的，大傻来到这个城市打工，刚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就上街买了这套西服。等大傻换洗完毕，大家一块儿往回走。这景象有些独特：一群脏了吧唧的民工队伍里，走着一位身穿干净而笔挺西服的人，很是不协调，同时，也让大傻显得很另类，很不合群。

    回去的时候，正值晚高峰，公交车上异常拥挤，但只要老磨他们一上来，人群立马闪开条道，让他们过去。毕竟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衣服，与泥灰和汗水亲密接触。这个时候，车上绝对没有空座位，但老磨自有办法，他来到一个座位旁，站住，随着车的晃动，身体与坐着的乘客，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在泥灰和汗味的骚扰下，终于，那位皱着眉头、捂着鼻子的乘客，忍无可忍，狠狠瞪了老磨一眼，起身离开，老磨赶紧一屁股拍到座位上去。

    这时候，一身西服的大傻，则静静地融合在人群中，用不屑的目光看着老磨，他最讨厌的，就是老磨这个拙劣的表演。

    节假日不干活时，老磨他们喜欢逛逛街，穿着也很随意，有的干脆就穿着皱巴巴的工作服。大傻则不同，必须换上西服，才出门。这样一来，大傻就很醒目，在一行人中，很有些众星捧月的样子。这令老磨他们非常不舒服，就与大傻拉开了距离。

    一次，老磨斜着眼睛，说，大傻，穷烧个啥哩？瞧把你能的，穿上西服你还是农民工，变不成城里人！

    大傻不服气，说，穿干净点不好吗？农民工就应该是脏兮兮、臭烘烘的形象吗？那是犯贱！

    大傻又说，挤公交时，你看人家那厌烦的目光，我都替你脸红。

    这话，噎得老磨直翻白眼，一愣一愣的。于是，老磨他们就决定，必须收拾一下大傻。

    这天，收了工，冲洗完毕，大傻却发现那个装着西服的包不见了。大傻急了，遍地翻找，可横竖找不到。

    老磨他们坐在地上，喝水抽烟，冷眼看着大傻忙活，偷偷地笑。

    过了许久，满头大汗的大傻，仍然四处寻找那个包。

    老磨喊，大傻，别找了，再不回，天就黑啦。

    又有人喊，大傻，你那西服，长翅膀飞啦。

    大傻不听，依然在工地上跑来跑去，执着地寻找。

    老磨他们说，真是个大傻熊！就撇下大傻，先走了。

    当老磨他们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大傻已躺在了手术台上。在寻找西服时，楼顶一截钢筋倏地掉下来，从大傻的左肩膀插进去，从腰部穿透出来……

    老磨他们怔怔地守在手术室外，彻底傻了。

    过了很久，大傻才被推出来，仍处在昏迷之中。老磨哭了，冲上前去，喊，大傻，不穿那西服，你他娘的能死啊？！

    第二天，老磨他们来到工地，从一堆水泥里，挖出那个装着西服的包。它，已经变成了个水泥疙瘩，半晌，他们都没说话。

    许多天，老磨他们都像丢了魂儿，蔫着脸，闷头干活，那件藏青色的西服，总是在眼前晃动、晃动……

    一个月后，大傻出院了，但需要回家继续休养。那天，老磨他们专程上街，精心挑选，给大傻买了套藏青色的西服，送了过去。

    大傻走后，老磨他们每人也都买了套西服，藏青色的，像大傻一样，收工后，冲洗干净，换上西服，再去挤公交车。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乘客们的目光，很平和，丝毫没有了厌恶、敌意和距离，能同这个城市的人们亲密地挤在一起，坐一程车，这感觉，真不赖！

    于是，老磨就给大傻打电话，他说，于大厦，现在咋样？养好了赶紧回来吧，我们等着你！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